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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强:反思西方数字资本与数字生活

  数字经济是伴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当数字技术开始在整个社会中构建起新环境和新生活方式的时候,人类就进入了一个数字经济的时代。数字经济所具有的强大的整合力和渗透力,不仅使得不同的产业领域开始融合,而且模糊了传统意义上生产与生活之间的边界。作为一种超越于工业经济的更为强大的经济力量,一方面,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和享受;另一方面,则必须看到数字经济并不能天然地隔绝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可以看到资本的逻辑同样异化了数字技术,造成了更大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因此,要在数字经济时代进一步批判与制约资本主义,并以一种反思的姿态来超越资本主义,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数字经济时代得以出场的必然性与现实场域。换言之,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指导,才能够让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效结合。

  面对汹涌而来的数字经济,尤其是面对西方数字经济的浪潮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应对?毕竟,从其经典文本《资本论》及其手稿来看,这一理论的背景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而其理论立场则是典型的现实批判。然而当代西方数字经济虽然成为超越工业经济的新经济与财富增长点并因而备受推崇,但是同样需要警惕的是资本力量的深入,即资本主义依然能够裹挟数字经济的发展,进而形成一种数字资本,并进行积累与自我增殖。因此,西方数字经济在资本的力量下会导致“数字资本主义”的产生。数字经济意味着海量数据在被互联网平台收集、运算、分析之后,一经资本介入,就会显示出自我增殖的巨大力量。也就是说,数据背后承载的各种价值在现实中被商品化之后,很容易转化为某种形式的资本,进而随着数字经济向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以期实现其自我增殖的最大化。

  而西方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定律——梅特卡夫法则,则成为对于资本的最大诱惑。这一法则是指,网络价值以用户数量的指数速度增长,网络的价值等于其节点数的平方。网络上联网的计算机越多,每台电脑的价值就越大,并成指数关系增长。换言之,西方的数字经济所依赖的是更多的用户参与、更庞大的使用群体。数字经济下的许多产品不会因为被使用而贬值,相反,它的价值就体现于能够有更多的用户和更快速的流通,这些特点无疑会极大地刺激起资本的兴趣。于是,西方的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更为强调速度(传播效率)和深度(生活细节)的经济,会让资本的逻辑更为迅速地在现实中展开。正像有学者指出的,数字资本主义“把一切个体甚至最偏远的个体都卷入到数字文明中来了”。这就充分说明,在数字经济下,数字资本主义已然成为一种现实。这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因为只要资本逻辑依然发挥作用,这一理论就会如影随形地发挥作用;进而,资本的影响越深刻,其批判也就会愈加深入,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性所决定的。

  如果说资本主义裹挟数字经济而形成的数字资本主义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效性的话,那么,资本的逻辑经由数字经济对“生活世界”细节的渗透,则进一步打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另一维度,即对于数字资本下“生活世界”的反思和批判。这是因为,西方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一种新的产业或生产模式,也是对于日常生活的新的结构化模式。数字经济使得生产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内在于生活,甚至内在于生命和身体之中,由此诞生了一种数字化的生活。那么,一旦资本的力量贯穿于数字经济之中,这种数字化的生活恰恰体现出了资本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更深宰制。

  如果说在传统经济形态中,人们需要将自己的身体活动转化为某种形式的劳动才能被资本的逻辑所裹挟的话,那么在数字经济中,人们的任何活动(包括生命活动本身)都有可能被转化为资本,因为人们的这些活动都在日常生活中被数字化了。在数字经济中,人们在享受着便捷与快速的同时,对于异化的体验也更为深刻。显然,当数字与资本结合之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开始变得“透明”,资本可以进一步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去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人们从生活到身体全面被这种数字资本所架构,乃至形成新的数字异化形态,如“虚体”“数字劳动”等,由此便打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活维度。

  在相应的马克思经典文本中,无论是《资本论》及其手稿,还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揭示出了资本的异化力量对于人类生活的渗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总是倾向于将人类的活动抽象化为某种符号,这种抽象性使得那种多元丰富的生活意义和实践意义被剥离,只剩下某种单向度的价值。在工业经济时代,其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将人们的所有活动及其意义,都抽象为对货币符号——金钱的获取中。在当代的数字经济中,这种抽象的力量变得更为隐蔽,即将人类的整个生活数字化并抽象为数据。如果说在工业经济中,资本的抽象力量主要集中于对劳动的抽象,那么,一旦数字经济被资本主义裹挟,这种力量就会体现为将人们的身心捆绑于抽象的数据之上。由于数字化模糊了生产和生活的界限,人们丧失了逃逸出这种力量的能力。毕竟,在数字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人们很难主动拒绝对自身生活的数字化。人们甚至会认为,只有进入了数字化当中,才能实现自我的社会化,成为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因此,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要更为深刻地进入人们的生活细节,乃至对人们的身体本质和生命本真的深度观照,才能够帮助人们在享受数字经济的同时不至于陷入资本的抽象统治中,而使得这种经济形态更多地成为人类生活的福祉,而不是对人类更进一步的异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定语;不存在脱离社会政治的,纯而又纯的经济问题。因此,面对数字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要发挥其独有的理论优势,并面对这一现实展开新的理论场域和发展方向。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能够有效批判和预防资本主义对于数字经济的裹挟,防止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同时,亦能够凸显在社会主义背景下,数字经济所产生的巨大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推动力,从而,也进一步发展和充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理论内涵和理论效力。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21

发布时间:2022-01-06 14: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