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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正东: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的分裂及其不合理性
青年恩格斯的劳资关系思想及其评价

 

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什么?这其实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对青年恩格斯来说也是如此。应该说,恩格斯的社会历史观发展到什么程度,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就会推进到什么程度。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从生产过程中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剥削的角度来解读这一问题的。当然,我们不能要求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也要达到这样的理解水平。不过,客观地说,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左派学界,能够看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裂,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像英国的约翰·布雷1、威廉·汤普逊、法国的蒲鲁东等人都曾看出这一点。但与这些人不同的是,青年恩格斯主要从生产过程的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而其他人则更多的是从分配关系或交换关系的角度来展开论述的。解读视角的独特性给恩格斯提供了很大的理论生长空间,尽管此时他还无法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上来加以剖析。准确地把握青年恩格斯在《大纲》中的劳资关系思想,既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了解他此时私有制批判理论的发展水平,也可以使我们深刻把握他此后向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路径。

一、同时期其他理论家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解读

我们知道,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默认资本与劳动的分裂之事实的,这一来是因为增进资本积累的理论目标促使他们必须这么做,二来是因为他们想证明劳资之间的贫富分化并非由于资本家的原因,即资本家的所得并非劳动者的所失。而在当时的西欧左派理论界,德国哲学家(以莫泽斯·赫斯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为代表)因专注于个人与类的矛盾而未能对劳资分裂问题展开具体的研究。譬如,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中只是从类生活之异化的角度来阐述货币:

不是想通过自身为类而生活,而是想通过类仅仅为自身而生活的个体,在实践上也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颠倒的世界。因此,在我们的小商人世界,个体在实践上是生活的目的,类只是生活的手段,正如在基督教天国,个人在理论上是生活的目的,类只是生活的手段一样。在这里,类生活既不是在个体身上,也不是通过个体表现出来;在这里,也同在天国一样,类生活被置于个体之外,被贬低为个体的手段。在这里,类生活就是货币。[1]144-145

赫斯虽然也谈到了无产者与资本家,但并没有把阐述的重点放在两者的对立关系上,而强调上述两者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之表现形式。当然,绝不仅仅是我们无产者,而且我们资本家都是这种喝自己的血、吃自己的肉的不幸者。我们大家都不能自由地实现我们的生活,不能进行创造,或者说不能彼此为别人进行活动——我们大家都只能啃吃自己的生命,只能互相吞噬,如果我们不愿意饿死的话。”[1]145好一个我们资本家”!如果把赫斯的这种解读思路置放在现实社会矛盾的批判视域中,那么,其哲学共产主义思路的抽象性便清晰地显现出来。

德国理论界当然也有像威廉·魏特林这样的革命家,他在《自由与和谐的保证》一书中的确谈到劳动者在劳动产品的分配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2]138,但他同样也未能把这一论题置放在劳资对立的解读构架中来分析。相比而言,法国的蒲鲁东对劳资分裂的话题要阐述得多一些。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他对这一点的分析还是很具体的。

劳动者的工资很少超过他日常的消费量,并且不能保证他第二天的工资,与此同时,资本家将来的独立和安全却能在劳动者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上得到保证。可是,这种再生产的酵母——这种生命的永恒的萌芽,这种生产资金和生产手段的准备——构成资本家对生产者欠下的从未偿还的债务;正是这种诈骗性的抵赖行为,造成劳动者的赤贫、有闲者的奢侈和地位的不平等。人们很妥当地所说的人剥削人,主要就是指这一点。[3]140

只可惜,蒲鲁东仅用诈骗性的抵赖行为来解读劳资之间的这种分裂,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即使他提出过所有权确是一切现存事物的基石,但它又是一切应该存在的事物的绊脚石”[3]10等有意思的观点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太专注于法权层面的所有权问题了,而对制度层面的所有制问题却始终关注不多。应该说,在这方面,英国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布雷、汤普逊等人的研究成果是值得注意的。他们不仅提出了劳资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或分配关系,而且还试图从资本的独特内涵、资本与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真实关系等角度入手,来推进对劳资不平等交换问题的解读。譬如,布雷在《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中指出:

从资本与劳动二者之间的关系来说,在一个国家里边,资本或已经积累的产品愈多,则生产愈形便利,而且对于产生一定效果的劳动亦愈减少。当然这是很明确的。这样大不列颠的人民现在既然有了极大的资本积累——他们的房屋,机器,船舶,运河,和铁路——能够在一星期之内生产出来的物品,比起他们的一千年前的远祖,在半世纪内所生产的还要多得多。……这样看来,这里很明显的,凡是有利于资本的,也必有利于劳动——凡是资本的增加,势必减轻劳动的辛苦——因此凡是资本的损失,亦必成为劳动的损失。[4]63

布雷是从这种生产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一致性的角度来展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的,因为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显然没能看到劳动与资本的这种一致性,他们把资本与劳动视为两个不同的阶级了,并且还试图证明资本家的所得并非劳动者的所失。而现存的社会制度则是直接导致劳资一致性的丧失即资本与劳动成为两种分离的、对抗的势力的直接原因。客观地说,布雷的确没有正确区分资本与积累产品之间的不同,更没有正确认识资本的社会属性,但他从生产过程的角度所展开的这种解读思路,在当时学界普遍流行交换关系或分配关系的解读视角的氛围中,的确是有鲜明的独特性的,并且,应该说,也有较好的思想上升空间。

汤普逊虽然只专注于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但他的长处是对资本概念的内涵作了较为深入的解读。他没有像亚当·斯密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那样,把资本等同于积累的劳动,更没有像布雷那样把资本直接理解为积累的产品,而是从基于交换的谋利手段的角度来阐释资本的内涵,并把它与劳资对立的必然性联系了起来:

资本的最准确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那一部分能够作为谋利手段的劳动产品,不管它是不是具有耐久性。这就是把劳动产品一部分划分出来作为资本的真正条件。……资本家凭借着没有保障和强力来统治,把许多劳动者来年的消费资料、生产所必须使用的工具和机器和他们必须居住的房屋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很好地利用它们,用它们尽可能便宜地来购买劳动者们的劳动力和未来的劳动产品。[5]93-94

汤普逊虽然没有达到从社会历史属性的角度来揭示出资本概念的深层本质内涵,但他无疑已经对资本的社会属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示,而且还涉及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交换。考虑到他提出这种观点的时间是1822,那么,我们的确应该对他的理论成就报以充分的尊重与肯定。

青年恩格斯在写作《大纲》前后,对上述理论家及其著作都有提及,因此,可以认为恩格斯是在了解上述理论家的观点的基础上来写作所的。此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青年恩格斯对布雷、汤普逊等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似乎特别重视,他在《大纲》中就曾两次提及他们[6]446,462。我们在解读《大纲》时对这一点要加以注意。

二、私有制造成了资本和劳动的分裂

青年恩格斯在《大纲》中从一般生产过程的角度对资本和劳动的分裂问题展开了阐述。他指出: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其次,我们从经济学家自己的阐述中也可以看到,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劳动的材料;可见,资本和劳动的短暂分开,立刻又在两者的统一中消失了;但是,经济学家还是把资本和劳动分开,还是坚持这两者的分裂,他只在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这个定义中承认它们两者的统一。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6]456-457

恩格斯在写作《大纲》前谈到约·瓦茨等英国社会主义者时曾说过:“这些讲演者有非常出色的推理方法:一切都从经验和可证实的或直观的事实出发,但同时又富有原则性的阐发,以致要想在他们选定的立足点上和他们斗争,就很困难了。”[6]432我以为,此时的青年恩格斯在私有制批判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上的方法,跟上述在这种经验事实加上原则性阐发的方法是很相近的。实际上,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诞生之前,这种基于人性原则所展开的对私有制经验事实之批判的方法,代表了唯物主义方法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必经阶段。事实上,恩格斯在《大纲》中也是这样做的。从经验性的一般生产过程出发,他的确只能看到资本和劳动的物的属性而看不到其社会历史属性,即他无法把资本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自我增殖的货币,无法把劳动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在这种解读视域中,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与作为劳动过程的劳动是相互依存的,譬如,有了机器、铁路、船舶等资本的帮助,劳动者的劳动也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前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像约翰·布雷这样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持有与此相类似的观点。此时的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的。

恩格斯接着说我们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阐述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观点,这是因为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确也承认劳动是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政治经济学越发展,——这种发展,就基本原则来说,在李嘉图的著作里表现得最突出,——就越是把劳动说成是价值的唯一要素和使用价值的唯一创造者,把生产力的发展说成是实际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而把劳动生产力的尽可能快的发展说成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实际上,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7]232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也有资本是劳动的结果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基质和材料的观点的原因。在讲完这一点后,恩格斯又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承认上述这一观点,但仍然把资本和劳动分开,只是在资本是积累的劳动的定义中承认两者的统一。这在斯密、李嘉图等人的观点中的确也是有反映的。马克思对这一点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劳动越是被理解为交换价值的唯一源泉和使用价值的积极源泉,‘资本也就越是被同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大卫·李嘉图(在他之后,托伦斯、马尔萨斯、贝利等人更是这样)看做是生产的调节者、财富的源泉和生产的目的;而劳动也就越是被他们看做是雇佣劳动,这种雇佣劳动的承担者和实际工具必然是赤贫者……”[7]232但这里的问题是:斯密、李嘉图等人在资本和劳动关系问题上这种看似矛盾的观点是有原因的,而此时的青年恩格斯尚未把握住这种原因。其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劳资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只是说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本质,或者说,只是说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异化本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体的、历史的表现形式,理解成了生产过程一般的、永恒的形式,因此,他们是无法理解上述这种矛盾本质的。

但是,如果只是从经验性的一般生产过程的角度入手来谈论这一问题,即使是青年恩格斯也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这种矛盾本质。此处比较吊诡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确是需要通过一般劳动过程来实现的,或者说,一般劳动过程是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和实现形式,但问题的关键是仅从一般劳动过程的角度无法把握住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内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理解这种吊诡性,因而无法正确理解资本的物的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为什么政治经济学家不能够把这些物质要素作为劳动过程单纯要素的物质存在同那种与这些物质要素结合在一起的、使这些物质要素变成资本的社会属性区分开来。他所以不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生产资料通过它作为劳动的单纯生活资料的物质属性来为之服务的同一劳动过程,实际上把同一生产资料转化为劳动的单纯吸收手段。[8]487

他们不能把握资本的物的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所付出的代价是:或者直接把资本的使用价值形式即生产资料说成是资本本身,或者把社会属性维度的资本的一些元素形式如商品和货币说成是资本本身。当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在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这一定义中才承认资本与劳动的统一时,他实际上触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确看到了积累劳动与直接劳动、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交换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起点,“所以古典经济学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把整个生产过程说成是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过程,从而把与活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仅仅说成是对象化劳动,即借助于活劳动来自我增殖的价值”[6]457。但另一方面,它又无法理解积累劳动与直接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它无法把流通领域中这两者之间的交换,与生产过程中前者对后者的吸收区分开来。这就导致它不可能真正理解资本和劳动的统一,实际上这种统一应该体现在基于内在矛盾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只能在资本是积累的劳动的定义中来理解这种统一性的原因。

当然,应该承认,青年恩格斯此时无意中触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矛盾的,因为他实际上还不具备真正剖析这种内在矛盾性的理论能力。要想真正理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必须具备唯物史观的哲学方法,必须从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来把握这两者的准确内涵。此时的恩格斯显然还做不到这一点。他只是从一般私有制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角度来理解资本和劳动的分裂关系,虽然他的确把握住了这种分裂与劳动本身的分裂之间的关系。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6]457应该看到,就社会批判理论的视域而言,如果针对的只是一般的私有制,那么,它只可能是一种法权意义上的私有制概念,它关注的只可能是劳动产品是否与劳动者相分离、资本是否与生产过程相分离。而如果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既然批判理论的视域已经从一般私有制提升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层面,那么,批判者就一定已经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整个私有制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历史性特征。这当然是跟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成熟直接相关的。既然这样,资本主义私有制便不再只是一个法权上的概念,而是推进到了社会历史概念的层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重要的便不再只是指出私有制造成了资本和劳动的分裂,或者指出劳动分裂的具体内容,而是要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现实生产过程入手,详细地说明资本和劳动的分裂包含了哪些丰富的内容,或者说包含了哪些内在的社会历史矛盾性。从这一解读视角来看,青年恩格斯此时对资本与劳动分裂的私有制基础的挖掘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青年恩格斯此时对劳资关系的解读有一个重要的长处,那就是基于生产过程的理论层面。应该说,当时的其他理论家都没有这么清晰的生产过程的解读视域。约翰·布雷应该是这些理论家中最接近于具有生产过程的解读思路的,但他也只是在应有的维度上凸显了生产的重要性,而当解读思路转入现有的理论层面时便马上转向了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了。

虽然资本与劳动是密切联系起来的,并且是互相依赖的,并且二者总是为得一个共同目的而合作的,那一个目的应该就是生产,不应该是将一个人提得高高的,将另一个人压得低低的。在联系到某一些人或阶级的时候,资本与劳动就不能利益一致了——他们永远是对立的——因为资本家的利益常常是劳动人民的损失;并且劳动人民的穷困与劳役的必然后果,就是资本家的富有和安闲。[4]64

布雷显然没有把生产过程的解读思路推进到底。其实,他的阐述重点并非生产过程,而是基于人性的权利平等原则。具体来说,就是劳资之间的分配平等原则。他之所以谈到生产过程,只是希望证明在一般生产过程的层面上资本与劳动是相互促进和相互结合的,而不是相互对抗的。布雷其实并不真想研究物质生产过程本身。这就是他无法把生产过程的阐述思路贯彻到底的原因。说实话,这也不能怪布雷,因为在当时的批判理论界,其实很少有人真正想从阐述生产过程出发。

但青年恩格斯就不同了,他是明确地从生产过程的角度来解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他不仅在一般生产过程的维度上指出了作为劳动资料及劳动产品的资本与劳动本身的相互统一性(这一点在布雷那里也能找到),而且还指出了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过程导致了资本和劳动的分裂(这一点是布雷等人所做不到的)。对青年恩格斯来说,不管是资本和劳动的分裂,还是劳动本身或资本本身的分裂,都是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而不是发生在交换过程中。他从劳动本身的分裂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与劳动的分裂,这就为他紧紧抓住生产过程的线索来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正如资本已经从劳动分开一样,现在劳动又再度分裂了;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它与劳动分开,并且通常又由竞争决定,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尺度来确定劳动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6]458恩格斯此处的阐释逻辑应该是很清楚的:在一般的经验性生产过程层面上,劳动与资本(劳动产品、劳动资料等)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是很清楚的,而且往往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随着资本的增加,生产过程所需的劳动就会减少。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过程中,劳动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固定、不清楚的,它是需要通过竞争来确定的,因而,它只能以工资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与劳动本身构成对立关系。恩格斯此时尽管还不能阐发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过程更为丰富的内涵,但他的确已经基于生产过程的线索来阐释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与资本的分裂关系。

对资本本身的分裂,恩格斯也是站在生产过程的层面上来加以阐释的。这种分开完成之后,资本又分为原有资本和利润,即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增长额,虽然实践本身立刻又将这种利润加到资本上,并把它和资本投入周转中。”[6]457在他看来,在经验性的生产过程层面上,资本作为劳动产品或劳动资料,应该是具有相对固定位置的,它不可能在生产过程中获得自我增殖。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过程中,这种不可能性即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增长居然真的出现了。恩格斯认为,这是资本本身分裂的结果,即分裂成了原有资本和利润。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资本分裂的阐释紧贴着生产过程的层面来展开。尽管我承认,此时的恩格斯还不能对产生资本分裂的私有制生产过程说出更多的内容,但他所坚持的这种从一般性生产过程与私有制生产过程的双重维度入手来阐释劳资分裂关系的思路,在面向唯物史观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是有很大的理论生长空间的。当他能够发问如下问题:为什么以一般生产过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过程,具有并非一般生产过程所能概括而是体现了资本内在矛盾运动过程的深层内容?这一发问势必会引导他越出单一的物的生产的维度,进入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双重维度上来思考生产过程的丰富内容。应该说,这是产生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资本和劳动的分裂是不可能的

青年恩格斯承认,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和劳动的分裂正在日益加剧并且必定会不断地加剧。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分裂归根到底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种分开与我们考察过的土地同资本和劳动分开一样,归根结底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在某种产品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各占多少分量。这三个量是不可通约的。土地出产原材料,但这里并非没有资本和劳动;资本以土地和劳动为前提,而劳动至少以土地,在大多数场合还以资本为前提。这三者的作用截然不同,无法用任何第四种共同的尺度来衡量。[6]457

恩格斯此时从我们无法确定土地、资本和劳动在某个产品中各占多少分量的角度,来阐释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之不可能性。这种阐释虽然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高度来看似乎显得过于简单,但如果从当时理论界的情况来看,它已经是最贴近现实经济生活的阐释线索了,因为像约翰·布雷等人还根本不可能想出这样的阐释角度。布雷只是从天意的角度来说明劳资分配平等的应当性,“人类本应是生活在只有一种情况的社会里边的,亦即是与人共有共享的,这是上苍的旨意,用不着什么辩论来证明的”[4]22。即使是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青年马克思,也只是从“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6]297的角度来阐述劳资对立即私有财产异化之扬弃的。而此时的青年恩格斯,虽然也提到了纯粹的人道”[6]448等概念,但他显然并没有把阐释的重心完全放在这些概念上,而是致力于从这些概念所表达的内容出发,来剖析现实经济过程中所存在的矛盾或对立。虽然由于其解读方法(即从纯粹的人道入手的方法)的局限性,他在对劳资分裂问题的解读路径及解读深度等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我们应当看到的是,这种从现实经济过程出发来阐述私有制社会矛盾性的思路,对于向唯物史观的发展来说,是具有很大的理论生长空间的。

当然,我们同时的确也应该看到,这种阐释思路还是不完善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成熟时期的观点,资本与劳动的分裂以及这两者之间交换关系的达成,在本质上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

但是这种自由的工人——从而货币所有者和劳动能力所有者之间,资本和劳动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产物,结果,是许多经济变革的总结,是以其他社会生产关系的灭亡和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因此,资本关系的形成从一开始就表示,资本关系只有在社会的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才能出现。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历史上一定的经济关系,表现为属于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的一定的历史时期的关系。[9]42

既然资本和劳动的分裂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所导致的,那么,对这种分裂之不可能性的证明当然也应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角度来入手。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事实上就是这样做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表现为劳动的价值不是由劳动产品的价值量所决定的,而是由雇佣工人再生产其自身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工人的劳动能力已经卖给了资本家。也就是说,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劳动的价值是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把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说成是工人向资本家出卖自己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时,严肃地指出:“他的工资多少,不决定于他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倒是他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决定于他的工资量。工人实际上取得产品价值中的一个份额。但是,他所取得的那个份额决定于劳动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价值反过来决定于他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7]99-100应该说,只要把劳资关系不是当作简单的经济数量关系,而是当作社会历史过程中一种特定的内在矛盾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但如果在解读方法论上达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那就很容易站在经济数量关系的层面上,从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的角度,来理解劳动的价值、资本的利润、土地的收益等。而一旦停留在这样的理论层面上,那就只可能从竞争的角度来理解上述三个要素在产品中所占份额的确定因素了。

青年恩格斯此时也是在纠结于是否能确定土地、资本和劳动在产品中各自所占的份额。他当然不是像穆勒一样试图通过把雇佣劳动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说成是两个普通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换。穆勒这样做是为了掩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而青年恩格斯此时这么做,只是因为他目前还无法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性的角度来准确地理解劳动价值论的丰富内容,因而也无法科学地建构劳资关系的批判理论。他暂时还只是站在经验性的一般生产过程的层面上来展开自己的理论思路。我们知道,站在这样的理论层面上,事实上是很难解释劳动、资本、土地在产品中到底占有什么样的分量或份额的。正因为如此,青年恩格斯只能从这三种要素的作用截然不同而且是不可通约的角度,来说明我们无法确定它们在产品中所占的分量,并进而说明私有制条件下把资本和劳动分开是根本不可能的。

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点时,实际上是说我们找不到一种与纯粹的人道要求相一致的、必然的衡量尺度,而不是说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种尺度。因为他同时也说:“如果在当前的条件下,将收入在这三种要素之间进行分配,那就没有它们固有的尺度,而只有由一个完全异己的、对它们来说是偶然的尺度即竞争或者强者狡诈的权利来解决。地租包含着竞争;资本的利润只有由竞争决定,至于工资的情况怎样,我们立刻就会看到。”[6]457-458我们知道,如果只从独立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的角度来考虑,那么,竞争的确只是一种偶然的尺度,而且的确也会体现出强者狡诈的权力。但如果能够从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加以考虑,那么,作为偶然尺度的竞争其实只是竞争的表面现象,而其本质内容则不是偶然的,它恰恰是被现实生产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譬如,资本主义条件下竞争的内容及性质,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雇佣工人在分配关系中的地位及所能取得的份额,只可能是由他再生产其自身所需要的劳动量所决定的,而不可能被竞争关系中出现的偶然结果所决定。青年恩格斯此时在思考把资本和劳动统一在一起的那种生产过程时,由于尚缺乏具体的社会历史性的阐释线索,因而,他还无法把握住竞争关系的上述本质内涵。这就是他把竞争当作偶然的尺度的原因。

既然如此,青年恩格斯就不可能从具体的竞争关系的本质内涵层面来解读资本和劳动分裂的解决路径问题了。于是,他便只能回到经验性的一般生产过程的层面上,来展开对资本和劳动分裂的解决路径问题的思考。如果我们撇开私有制,那么所有这些反常的分裂就不会存在。利息和利润的差别也会消失;资本如果没有劳动、没有运动就是虚无。利润把自己的意义归结为资本在决定生产费用时置于天平上的砝码,它仍是资本所固有的部分,正如资本本身将回到它与劳动的最初统一体一样。”[6]458青年恩格斯此处虽然没有提及他在《大纲》其他地方曾提到的自由的人性”[6]444等支撑性概念,但他显然是把其解读思路置于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的。否则,他就无法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在某种产品中资本和劳动各占多少分量,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的分裂是不可能的,并因而得出私有制必须被消灭的结果。

我以为,此时的青年恩格斯在私有制批判的总体思路上的确是人本主义的,但他与赫斯、青年马克思等青年黑格尔派学者的不同是:他并不把阐述的重点放在对现有劳动过程的异化特性以及应有劳动过程的符合人性的理想化特性的阐述上,而是致力于对异化的劳动过程的具体内容的阐释,譬如,他在此处强调的由于无法确定在某种产品中资本和劳动各占多少分量,因而可以证明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开(即异化)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青年恩格斯的阐述重点不在于基于人性的维度而指出劳动过程的异化特性,而在于深入剖析异化劳动过程的具体内涵。尽管他在这种具体剖析上还不能推进得太深,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赫斯等人的人本主义阐释思路是强人本主义的话,那么,青年恩格斯此处的阐释思路只是一种弱人本主义思路。他的问题只在于仅仅从简单分配关系的角度来解读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分裂的不可能性。他此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水平还不能支撑他认清资本和劳动在交换或分配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与这两者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前者剥削后者的剩余价值的关系之间的不同。一旦他转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层面来思考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他就有可能发现这两者之间分裂关系的社会历史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决定性。这不仅会让他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发现资本和劳动分裂的深刻内容,而且也能让他深化认识资本和劳动之分配关系的本质内涵。这当然要依赖于他在哲学方法论上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莫泽斯·赫斯.赫斯精粹[M].邓习议,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威廉·魏特林.自由与和谐的保证[M].孙则明,.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3]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M].孙署冰,.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4] []约翰·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M].袁贤能,.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 []威廉·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M].何慕李,.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注释

1作者名字通常译为布雷”,有时也译为勃雷”,此处保留原译名,特此说明。下同。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1

 

发布时间:2020-06-30 10: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