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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利天: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体系

 

 

 

  当今时代,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国际间资本竞争成为最根本的主题。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世界经济和贸易出现了新的困境和格局。对此,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是理解我们今天政治生活的“圣经”,资本批判的政治哲学是理解当代政治的钥匙,是不可超越的,仍然占据科学的制高点。

当今时代,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体系需要哲学、历史、现实等多重维度的理论梳理。一方面要厘清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资源。

 

西方哲学视域中的哲学与政治

 

  作为哲学术语,“政治哲学”在西方很早就存在了。然而,作为一个学科,其规范性还远没有达到伦理学、法哲学的程度。那么,在西方哲学的视域中,哲学和政治究竟是什么关系?“政治哲学”应该处于一个怎样的理论位置?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首先,从哲学史上看,政治理解总是哲学的一个先定前提,或者说政治是哲学的先验框架。对任何一种哲学来说,政治总是一个先验的存在。当然,这个先验可能是历史的、具体的。按照法国学者韦尔南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中的分析,希腊理性精神根源于雅典民主制的人的自我理解对宇宙的投射。希腊公民作为平等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投射到对宇宙的理解,形成了几何学式的世界观。通俗地说,公民之间只有是点、线、面这样一种欧几里德式的关系,才能对宇宙做出欧几里德式的理性理解。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胡塞尔,都把希腊理性精神作为整个西方文化特有的东西。看来,它有可能就源于希腊特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换言之,不是说在希腊突然就出现了一个纯粹理论的理想、一个理性精神的普遍性,它的产生有一个先验政治的前提,即雅典民主制的政治理解。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韦尔南说,希腊人发明的不是一个作为“唯一的、普遍的范畴”的“理性”,而是一种政治的理性,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个意义上的政治的理性”。

  其次,为什么政治理解总是哲学的一个先定前提呢?我想引证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的两个定义。第一,政治就是“社会进行的权威性的价值分配”,这是他所理解的政治的实质。通俗地说,人类文明的一切领域都创造价值,只有政治是分配价值的价值,而且是权威性的分配,每个人都必须服从,这正是政治的魅力。用列宁的定义,就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第二,政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权力。那么,什么是政治权力? 伊斯顿引证卡特林的看法,“保证使另一个人的意愿适应一个人自己的意愿,是政治行为的要素”。你听我的,我要改变你的意志,服从我的意志,这就是权力。那么,靠什么改变别人的意志?很简单,因为掌控着他人所需要的资源,说到底还是价值分配。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政治权力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微观权力的运作,它广泛地存在于家庭、学校、任何组织和人群之中。这也是当代哲学关注微观权力的原因。上述政治的概念使我们能够理解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从而也显示出它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条件对哲学的强大的规范作用。“苏格拉底之死”已表明哲学总是政治的。哲学一经产生,即对政治有强大的制衡和规范作用。所以,黑格尔曾说,哲学家们不要抱怨人们对哲学的政治批评,因为哲学总会有特定的政治效果。

最后,西方政治哲学之所以叫政治哲学,而不是政治学或政治科学,原因在于它本身具有一个超验的、形上维度。换句话说,它总是在一个思辨的、形而上学的视域中,表达着对政治真理的信念。理性主义,不管是绝对的理性主义还是建构的理性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根本特质。具体来说,西方政治哲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概念的分析和理性的论证,其中既有罗尔斯式的思辨论证,也有巴迪欧对政治真理的理解,都保持着对真理的信念和追求。正是基于希腊理性主义基础,西方政治哲学围绕权力分配在思辨性话语中求索真理。

 

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教化政治的思想资源

 

  与西方政治哲学的思辨话语相比,中国政治哲学传统对于政治的理解则是更加经验性、对策性、全面性和智慧性的。从中西思想史对比的角度看,当代的政治哲学研究要自觉发掘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资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构建提供可能的理论参考。

  按照我的理解,作为一个东方大国,中国的政治模式可能是历史的“正常”,而希腊雅典移民城邦的民主制则是历史的“反常”。因为,希腊城邦政治是多种偶然的历史机缘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才有希腊理性精神。近代以来,作为欧洲文化的根基,这种希腊理性精神能够迅速扩展到全世界,也意味着它在东方社会具有同样的内在根据。在这个意义上,人都是人,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没有什么原则区别,可能只有在特殊的政治路径和文化演进中才表现出一种显性差别。就中国政治哲学思想而言,大家现在引证比较多的是《礼记》里的“小康社会”“大同社会”“天下为公”,孟子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理想,是非常宝贵的思想资源。另外,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思想也多少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丝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气息。因此,发掘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资源首先就要深入把握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实质。本质上看,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乃是一种精英政治。对此,福山也有类似看法。这种精英政治说到底是一种“德性政治”“文化政治”,“道德文章”是数代中国政治精英的追求和标志。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的根本理念是教化,即靠文化的优势去感召、教化国民,从而形成一个共同体,即通过教化来实现共同体的团结。这与当代的功能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旨趣。借用孔子的说法就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也就是说,在过去,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是基于文德,即哪个国家的文德更好,自然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而一个国家的强盛首先就是人多,即孔子说的“庶矣”,然后才能富之、教之。在这个意义上,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在隋唐科举考试之后,文化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基本机制。它同时也是一个分层机制。正是依于人们对文化的占有带来了相应的社会分层,地方乡绅的社会地位依赖于其文化上的权威。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全球版的“战国”时代,世界性的人才争夺特别是对高端人才的争夺异常激烈。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仍需“修文德以来之”的自信和胸怀。

“道德文章”的文化权威也能带来高效的社会治理。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写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滕子京为何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杰出的政绩?当年的地方官在没有政党、没有乡村基层政权且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靠什么实现了卓越的社会治理?很有可能,这主要靠的是一种“文化的执行力”。滕子京的优势是他所具有的文化权威,能够得到地方士绅的积极支持,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执行力。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可能和我们有相似的经历。在《欧洲现代史》中,美国学者修斯曾提到,一战前后欧洲的军官和外交官还大多是贵族出身,他们在外交场合往往只是通过一个文学意象、文学隐喻,相互之间就能够心领神会。这意味着,直到20世纪初,欧洲也和我们一样经历着相似的“文化国家”的命运。可能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现代政治哲学、现代政治治理模式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这就是从人文知识到科学知识、从教化政治向功能政治的转变。正是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才涌现出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些新的课题。

 

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要点

 

  20165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这是我们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和自信所在。

  第一,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制高点仍然是不可超越的。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资本统治的时代,只有通过马克思的资本分析才能深入把握当今时代的本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学者德勒兹说他和迦塔里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今时代,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国际间资本竞争成为最根本的主题。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撕去了“普世价值”温情脉脉的面纱,表现出赤裸裸的美国优先、赤裸裸的单边主义,世界经济和贸易出现了新的困境和格局。对此,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是理解我们今天政治生活的“圣经”,资本批判的政治哲学是理解当代政治的钥匙,是不可超越的,仍然占据科学的制高点。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是理解当代生命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作为马克思的“两个发现”之一,唯物史观在欧洲激进左翼思想中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承。至少从福柯开始的“生命政治”哲学,实质上是把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具体化为诸多先验的社会形式和个体生命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生命政治。不管是监狱、医院、警察,还是权威话语,都作为每代人所面对的既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的惩戒和规范存在。后来德勒兹甚至认为我们已经从“惩罚社会”进入一个“控制社会”,无论是硬性的还是软性的规范,都是对人的身体和生命的控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仍然是理解当代生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是“解放政治”合理化的理论前提。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道义的制高点。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理解当代政治生活的“圣经”,从而占据了科学的制高点。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因为以探索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为目标,也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古今中外,可能没有任何一种哲学,像马克思哲学那样,彻底地为无产阶级和底层百姓的解放做理论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它肯定占据着正义和道义的制高点。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不仅能使我们在理性和逻辑上深深信服,而且深层地触及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及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情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论》应该是无产阶级底层劳动人民和具有社会良知知识分子的希望之声、解放之声,也可以说是正义之声,是开辟了人类文明新纪元的文明之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627

网络编辑:保罗

 

 

 

 

发布时间:2019-11-12 17: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