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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熙国、王绯璠:对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与发展的一点看法
——以《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为中心

 

 

  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转变”与发展过程的研究中,关于马克思何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国内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一次转变”与“两次转变”两种说法。一次转变论认为,马克思在1843年末就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质变,此后都是在此质变基础上的量变。两次转变论认为,马克思在1843年末只完成了第一次转变,所达到的程度仅是哲学上的费尔巴哈式人本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以及政治上的哲学共产主义;直到1845-1846,才完成了向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二次转变。作为马克思早期发表的重要文本和一次转变论所认同的唯一的思想质变节点,《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成为了两次转变论指斥“不成熟性”与“非科学性”的焦点。本文围绕这两篇文章,在现有的一次转变论与两次转变论的阐释框架之外,试图以马克思的“始终如一”的总目标与其在不同阶段所要完成的不同的历史任务作为两个基本视点,重新考察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理论内涵与思想方法究竟发生了何种意义上的“转变”,又在何种意义上坚守着本初。

  一、走出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两个误区

  思想史研究一方面要把握住思想家较为稳定的核心特征与精神实质,另一方面又要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解释其思想演进过程。具体到马克思思想研究来说,则要把握住两个核心点。其一,马克思实现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总目标是“始终如一”的,这是其思想在早年、中年和晚年能够保持相对统一和稳定的一面;其二,马克思具有革命家与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其思想发展是紧贴着时代的社会实践进程的,这是其发展性的一面。循此思路考察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恐怕需要先走出两个误区。

  误区之一:以相对成熟时期的“文本表述”作为审查早期著作的基本依据。

  有学者以中后期文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成熟的参照系,确定市民社会的成熟定义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然后摘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涉及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三段论述,认为其无一呈现成熟定义中“物质生活”意义。最后列举《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私人逐利活动解释市民社会的核心特征的种种证据,如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由此断定历史唯物主义最初形成于《德法年鉴》时期而非《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1]

  但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的根本标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如果在这一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或存在模糊性认识,基于“文本表述”而形成的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分期与节点”的结论和认识,就变得很不可靠。阿尔都塞与麦克莱伦使用同样的方法,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阿尔都塞根据马克思在1841-1844年间的很多著作中默默重复或转述了费尔巴哈的文字,由此就断定马克思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2]52麦克莱伦则相反,他根据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关于宗教批判的大量比喻是移植于鲍威尔的,由此便得出了鲍威尔对马克思的影响甚于费尔巴哈的结论。[3]77-84

  即便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自己的论述为论据,由于诠释者对这些论据理解的不同、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理解的差异,也会导致对马克思思想分期和节点划分产生截然不同的认识。同样以恩格斯的论述文本为依据,一次转变论摘取其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的一段论述,作为将马克思思想转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质变点安放于《德法年鉴》的证据[4]247-248;而两次转变论则摘取其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回忆材料,断定费尔巴哈曾对马克思有决定性影响。[4]313类似地,一次转变论引证列宁《卡尔·马克思》中对马克思早年思想史的论断,[5]两次转变论则认为列宁在没有读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文本的情况下做出的判断一定存在偏差。[6]

  相对成熟时期的“文本表述”,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旨趣和根本特征来说,无疑是有益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透过“文本表述”达于马克思的“思想本质”。因此,在以相对成熟时期的“文本表述”为基本依据审查早期著作之前,必须明确一个问题: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一个愈发完善和丰富的过程。然而,推进、完善和丰富并不意味着本质属性的改变。思想家后出的文本对前面的文本通常是一种超越。但超越有两种,一种是推翻了前面的观点和看法,另一种是丰富发展和完善了前面的基本思想和观点。马克思属于后者。

  误区之二:以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术语的使用和著作“引述”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存在一个“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阶段的依据。

  两次转变论形成之初,便是以此为判定原则,根据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分析宗教与政治的现实问题时照搬了一些具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色彩的术语,因而判定此时的马克思的方法论与思想层次尚停留在“费尔巴哈阶段”。[7]12但是,借用他人的术语或引用他人的论述,并不意味着引用者在根本旨趣和立场观点上同被引用者相一致。例如我引用孔子的语录,并不意味着我就是儒家思想的崇奉者;我使用了孔子的方法也不意味着,我在根本思想上同孔子一致。思想家在阐述自己思想和建构自己体系的时候,往往会引述“六经”,但“六经”往往是用来“注我”的,作为一个创造性思想家的马克思尤其如此。

  走出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上述两个误区的根本和关键就在于把对思想史的理解和研究安顿在社会历史实践的进程之中。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认识之源。思想史不会离开人类的社会实践的进程独立地发展,它的变化和发展一定是附着在社会历史实践的变化和发展之上的。[8]30马克思的思想生成史是马克思不断探索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道路的现实路径和思想方法的历史,而不是马克思的文本陆续被黑格尔、鲍威尔、费尔巴哈、赫斯、卢格等人的文本浇灌而成的历史。因此,文本研究的重心既在文本之中,更在文本之外的社会历史实践与作家的政治革命实践之中。在研究马克思思想时,我们首先应该关注每一时期的文本究竟要解决什么现实问题。解读康德、黑格尔这样终身在大学中从事纯粹理论活动的职业哲学家时,尚且不能拘泥于文本,而须考察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意识形态环境。对于以一生大半时间参与政治革命实践的马克思来说,则须充分考虑到其实践活动对理论活动产生的指向性影响。

  马克思永远首先是一名战士,然后才是学者。“卡尔·马克思是那些罕见的天才之一,他们不论在科学或社会活动方面都是数一数二的。马克思把这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除非我们同时把他当作科学家和社会主义的战士,我们就永远不能了解他……同时他又认为,如果一个有学问的人不愿意自己堕落,就绝不应该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应该整年整月地把自己关在书斋或实验室里,像一条藏在乳酪里的蛆虫一样,逃避生活,逃避同时代人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9]68诚然,一次转变论与两次转变论并未放弃作家实践活动这一重要维度,只是未将该维度贯彻到系列文本的具体阐释中。从1837年至1843年末,马克思先后身处普鲁士大学、革命报刊、法国巴黎3个工作环境。作家颠沛流离的实践际遇为其开辟了一个个新环境,环境的变更又改变着作家的实践对象和实践活动的性质,改变着作家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面对的问题更新了,此前用来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就相对“陈旧”了,新问题与旧方法的矛盾便推动着作家探索新的方法。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政论论文,再到《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的一系列早期文本呈现出这一阶段性变动与发展过程。

  不论是问题任务,还是思想方法,这些都是在马克思成长过程中不断变革和发展的东西。但是,马克思能够成其为马克思还需要一个不变的内核,它使前两者的变革发展成为可能,那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总目标”。从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立志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到《博士论文》以成为“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普罗米修斯自勉;从《莱茵报》政论文为劳苦人民的权益而“向德国制度开火”,到《德法年鉴》诉诸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类解放”学说,马克思的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类解放的总目标从未改变。正是这一坚强内核,使马克思终生投身政治革命实践,无视威逼利诱,义无反顾地颠沛流离于不同环境之间,在不同环境内始终自强不息地思考和回答时代问题、探究和完成时代任务。因此,我们说历史上只有一个“目标始终如一”的马克思,就是因为他的实现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总目标”,一生从未改变。但是,在他所处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上又面临着不同的具体任务,这是时代给马克思出的试卷。为了回答这份试卷,解决时代的问题,完成时代的任务,马克思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由此便形成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文本的具体内容。

  二、实践活动的阶段性变革与思想方法的历史演进

  从1837年到1843年末,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总目标的坚强支撑下,马克思先后更换了3个工作环境(柏林大学、革命报刊、法国巴黎),其政治革命实践经历了3个时期(博士俱乐部时期、莱茵报时期、德法年鉴时期)。从大学时代开始,马克思就展露出以实践为旨归的治学路径。在潜心书本的同时,已经通过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接触开启了与其学术生涯并行始终的政治实践生涯。青年黑格尔派以黑格尔学说中颇具革命性的理论工具,试图以自我意识哲学突破普鲁士的反动宗教,表达了新兴德意志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其所创立的博士俱乐部,既在柏林这个普鲁士王权与保守势力中心开辟了进步思想的基地,又为马克思——当时还是一名由中产家庭供读于柏林大学的青年学生——提供了可能接触的较为激进的实践环境。而在马克思加入博士俱乐部之初,俱乐部成员普遍年长于马克思的事实也证明了马克思在介入政治实践方面异于常人的“早熟”。

  但相较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英法两国来说,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充分,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因而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基本限于温和启蒙运动的范围。毋庸讳言,在博士俱乐部时期,马克思所投身的实践环境、实践活动的对象与性质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较深。在思想方法层面上,马克思亦受黑格尔、鲍威尔启发较多。这表现在《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的选取与行文表达的风格上。论文选取了古希腊哲学中的“自我意识哲学”——伊壁鸠鲁哲学——作为研究对象,须知伊壁鸠鲁哲学曾被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拿来隐蔽地武装自己,[10]35-36而诉诸伊壁鸠鲁派的“自由”与“哲学”的思想资源继续向普鲁士反动宗教开火的做法,也延续了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的宗教批判思想,且论文使用的诸多术语与表述习惯颇具黑格尔色彩。然而,脱开这些表象之后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受其启发之余,也对之进行了反思与超越。反思与超越之所以可能,就在于马克思有着比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派更为进步和卓越的目标。诚然,马克思的“总目标”在《博士论文》之中尚未明确表述为“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但却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着自身:高度评价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揭示出蕴含于其中的人的主体性的确立、自我精神的解放、心灵恐惧与焦虑的消除的象征意味,使人摆脱自身的压迫,从而实现思想解放;提出“定在的自由”与“哲学的世界化”,使人摆脱社会的压迫,从而实现政治解放;从“感性”“对象性”出发,从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出发,使人摆脱自然的压迫,从而实现经济解放。因而,《博士论文》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温和启蒙主义的问题意识,但又以思想、政治、经济三维解放的萌芽方式融入了寻求人类的解放、自由、幸福的总目标,从而超越了单纯的温和启蒙性质。

  实践高度决定着理论高度。由于尚未直接触及普鲁士政治现实与社会物质利益问题,《博士论文》与其后莱茵报时期将“批判的武器”上升到“武器的批判”的一系列政论文相比自有其历史局限性,这就是黑格尔学说的保守性、妥协性没有得到展示,论文的现实诉求也与青年黑格尔派存在部分、暂时的一致性。然而,一旦马克思的实践对象直接对准了普鲁士的现实政治与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马克思与代表着柏林小资产阶级意志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便从“和而不同”立即转为“分道扬镳”与“全面批判”。马克思对普鲁士“意识形态襁褓”的彻底突破、乃至进行全面自由的思想创造便势在必行了。

  随着保守宗教势力重新上台,鲍威尔被逐出讲坛,马克思因二人的亲密关系以及《博士论文》的激进态度而受到牵连,被迫从大学转向报刊谋生。(实际上,马克思放弃任教之路也不完全是被迫的,他本有机会以向波恩大学的神学教授们低头为代价获得教职,但他的总目标不允许他这样做。)比起大学讲坛来说,由科伦资产阶级股东掌握的《莱茵报》给了马克思更加自由的一方实践天地。马克思的身份由青年学生与未来的大学教授一跃成为激进文章的供稿人与革命报刊的主编,实践对象亦从古希腊哲学转向普鲁士现实政治,后者则涉及到真真切切的物质利益问题与劳动人民的生死存亡。要打击极端反动与保守的地主阶级,就必须投身到与书报检查令、林木盗窃法的真刀真枪的现实斗争当中。这种现实斗争使得马克思的实践活动与思想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当然,马克思在普鲁士特权阶层面前为底层劳动人民发声的政治实践的性质绝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狭隘格局所能概括的,而是早已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限度)。与此同时,彻底反思与全面清算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派的需要愈发紧迫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襁褓”以马克思为中介,踩在了普鲁士的火热的现实大地上。而莱茵报时期的一系列政论文,便是马克思在二者之间挣扎、求索、突破的艰难历程的记录。新问题与老方法之间的矛盾,不断推动着马克思迸发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火花。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论断散见于《莱茵报》政论文之中,仅举三处。[11]155161176报纸被查封后,被迫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的马克思对这些积累了一年之久的困惑、经验与论断进行了集中清理,最终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形成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这是实践的莱茵报时期与理论的克罗茨纳赫时期的共孕结晶。

  由于马克思激进且不妥协的态度,普鲁士政府最终决心查封《莱茵报》。像当初不肯向神学教授们低头而选择到报刊工作一样,站在十字路口的马克思再次拒绝了来自以高等法院枢密顾问埃塞尔为代表的普鲁士政府的收买,选择了一条到境外继续创办刊物的艰险之路。[12]31当时有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巴黎三个备选地点。尽管相比较吸引年轻的马克思夫妇的斯特拉斯堡和具备更多出版自由的布鲁塞尔来说,有着限制出版自由的保证金制度与反动的九月法令的巴黎并不是最佳选择,但出于更加接近德国生活以及借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资源来解决单靠德国自己解决不了的民主革命问题的主观设想,马克思最后还是选择了巴黎。从那段时间的通信可以看出,直到马克思动身搬往巴黎的前几天,占据他头脑的仍然是立足于实现普鲁士底层劳动人民福祉的民主革命问题,邀请费尔巴哈给《德法年鉴》创刊号所写的文章仍然是用来批判谢林哲学与普鲁士政治的。[13]438-446

  然而,事情的客观发展完全超出了主观设想,诉诸德法联盟以推动普鲁士政治宗教改革的神话被法国巴黎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的现实点醒了。[2]69心念普鲁士人民民主革命的马克思纵身一跃,跳进了火热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心,从而面临着实践活动、问题意识与思想方法的全面革新。马克思来到巴黎后,迅速通过与他相邻而居的长年流亡巴黎的德国社会主义作家莫伊勒建立了与当地工人秘密团体的联系,结识了路易勃朗、海涅等一批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步作家。[9]249254在法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与10万巴黎的德国工人的影响下,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日益合流的现实中,马克思首次发现了“现代无产阶级”的概念,而这在以前是他所不甚熟悉的。从184310月底移居巴黎到18442月《德法年鉴》出版,在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内,马克思迅速找到了比启蒙运动、民主革命更能实现其总目标的现实路径——以市民社会改造、无产阶级革命、人类解放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共产主义运动,而这之所以可能则完全在于马克思总目标的“始终如一”与政治实践的阶段性变革。关于在巴黎接触社会主义者与工人运动的直接经验对于促成马克思思想的飞跃产生了何种决定性作用,麦克莱伦在反驳认为《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立场完全是从纯思辨角度推演而出的观点时给予了充分说明。[14]83-92

  马克思并非在巴黎才首次接触到共产主义问题,早在莱茵报时期就因为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实质上为商业利益冲突的论战而偶然地卷入对共产主义的研究与评价中。为了回应《总汇报》的攻击,马克思首次接触到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著作,并参加了一个由科伦知识分子团体举办的社会主义研讨会,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活动。[15]33-34但这种仅限于间接经验的理论活动,根本不足以像巴黎时期的直接经验的实践活动一样推动马克思在思想方法上的飞跃。虽然比起英法来说,德国的工人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落后得多,但依然是此起彼伏、暗流涌动。就在马克思离开德国仅数月后,积蓄已久的德国工人运动爆发为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以及随后一系列的工人罢工与工人合作社成立运动。[16]35-42但从莱茵报时期的文本中,除了主张对共产主义持审慎态度之外,几乎看不到马克思曾感受到暗流涌动的德国工人运动的痕迹。然而,马克思未曾在普鲁士境内发现的东西,却在巴黎的德国侨民劳工的身上强烈感受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最终将德国解放与人类解放诉诸德国无产阶级的觉醒与革命,可以看作是身处普鲁士境外的马克思对境内即将爆发的德国工人运动的一种感知和预见。

  问题意识与思想方法的转变,现代无产阶级概念的发现,这一切之所以可能,似乎都在于马克思“偶然地”选择了巴黎。然而如果将马克思从德至法、从法至英的空间转移看作是其追逐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潮头的过程,如果看到“始终如一”的总目标如何支撑着马克思在一个个十字路口作出不断追逐历史潮头而逐步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抉择,我们就能抓住马克思思想演进过程中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来自于马克思始终不渝的总目标与积极投身实践的革命家身份。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殊途同归也可证明这一点。出身和经商的偶然性使恩格斯更早地在英国完成了共产主义问题意识的形成。丰富、超前的实践经验不仅弥补了他相对不足的哲学天赋,还使其一度作为“第一提琴手”,在马克思最欠缺的关于工人运动与共产主义的直接实践领域内帮助、启发了马克思。因而,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与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起收入《德法年鉴》,并被马克思高度评价为“天才的大纲”,这表明了实践的趋同促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在理论上的殊途同归。

  马克思的问题意识由于政治环境与实践活动的改变而得以迅速更新,但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却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身进行政治经济学维度的细致批判。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这个莱茵报实践的理论结晶蕴藏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两部手稿中还未及面世,就因为问题意识的再度飞跃而“陈旧”了。“陈旧”不是否认该命题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过程中的奠基性意义,而是说在马克思尚未对市民社会本身与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研究之前,单靠这一莱茵报时期的理论成果难以完满地论证共产主义的现实路径。由于老方法难以完满地解决新问题,新方法的创立又有待时日,这就给他人思想的进入留有了空间。因而,《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问题意识,并受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异化史观的启发,但又始终对其持有明确清晰的保留与批判态度。马克思在通信中激烈批评柏林自由人小组,并谈到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就是因为相比于在柏林酒馆里与街头上空谈堕落的青年黑格尔派以及在乡间隐居避世的费尔巴哈来说,马克思在实践活动与问题意识上都已经远远走在了前面,因而他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与费尔巴哈的思想本质上也只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襁褓的一次不彻底的突破与不自由的创造。然而,实践活动与问题意识的急速更新,市民社会与政治经济学细致解剖的欠缺,对青年黑格尔派问题意识的承继与对费尔巴哈思想方法的参考,诸多原因使得马克思的这两篇早期著作呈现出高度的“抽象性”“思辨性”(这两词经常作为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阶段特征的专属描述词汇而被使用,但毋宁说是贯通始终的逻辑力量)。相比于恩格斯直接从政治经济学的经验实证研究中得出共产主义结论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来说,这两篇文章被指斥为“不成熟”“非科学”的“哲学共产主义”著作也就难免有“据”可循了。

  三、历史逻辑与文本逻辑

  从两个基本视点——“始终如一”的总目标与社会历史实践的阶段性进程——梳理清《德法年鉴》时期前后的历史逻辑之后,还需从《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析出文本逻辑与之相确证。文本逻辑是对历史逻辑的一种堆叠与重构,它将前后相继又独立起源的经验综合起来,将作家实践活动的阶段性进程积淀为一个逻辑统一体。因此,就像从一块完整的古生物化石中读出一部线性的物种进化史,文本研究也必须从统一、囫囵的文本逻辑中读出被压缩的、分层的历史逻辑,从读书颂诗进至知人论世。否则,只从文本逻辑入手,势必受马克思特有的逻辑力量左右而引出这样错觉: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初级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普鲁士宗教与政治的具体问题上首次尝试,便逻辑地推演出人类解放学说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结论,因而断定马克思此时尚处于“哲学共产主义”阶段。

  诚然,《论犹太人问题》确实是从批判鲍威尔历史唯心主义破题的,而批判的武器也可看作是由莱茵报时期形成的基本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来。结果颠倒了鲍威尔的思路,将政治解放置于宗教解放之前。既然政治解放乃是宗教解放之条件,那么文本便可从宗教解放的破题自然而然地过渡到政治解放的正文。此后的一系列分析——关于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局限性的批判,提出超越性的人类解放思想,主张市民社会的改造,乃至留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明确表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路径——便似乎都可看作是文本逻辑自身进展的结果了。此即抛开历史逻辑后,孤立的文本逻辑所呈现出的样子,也是“哲学共产主义论”的断定依据。但“所以为言者”始终立于“言者”之先,文本虽名为“论犹太人问题”,实则要论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局限,乃至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人类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文章虽然是接着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旧话”来说,但真正要言说的却是作家个人经由莱茵报时期与《德法年鉴》时期两段政治实践史所沉积下来的最新思想结晶。因此,如果说文章的破题尚且仍与鲍威尔在同一层面上对话,那么后文关于继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人类文明制度转型及其实现路径的讨论已经完全不是宗教批判的视野所能包括得了的。马克思也曾在给卢格的信中表露,自己批判鲍威尔不过是想借德国最火热的宗教与政治问题作为突破口,“尽我们所能把最大量的合理东西偷运进去”。[13]443

  总之,相较于搜集材料、串联文段、整饬逻辑这些文本外再生成的具体工作而言,文本内部所要陈述的思想以及陈述所依据的方法已经“先天”客观地存在了。然而,这一“先天”客观存在的内核又是此前历史逻辑进展的成果,是“后天”生成的沉积物。在为具体文本定性、乃至作家思想史分期的研究中,应特别注意从表面的文本逻辑读出背后的历史逻辑。

  四、结论

由于种种复杂的学理争议与其他社会历史实践的原因,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出现了贬抑早期著作价值、人为制造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相互对立的错误倾向。要破除现有的陈旧框架,就必须抓住马克思思想研究的两个基本点:其一,马克思实现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总目标“始终如一”,他一生的实践与学术历程只是不断地丰富、发展和推进这一思想,为实现这一崇高理想而寻找具体的现实路径;其二,马克思兼具革命家与理论家的双重身份,这使得马克思在一生的不同历史阶段,由于身处的客观环境不同、实践活动的对象不同、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不同,相应地,其思想方法和为了完成历史任务而形成的理论也就呈现出了阶段性特征。总之,在讨论马克思思想的“转变”与发展时,应特别注意以作家个人实践活动的阶段性进程来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演进,以马克思一生奋斗目标的“始终如一”来把握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实质。

 

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9年第2

网络编辑:保罗

 

发布时间:2019-09-11 07:3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