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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逻辑

 

  “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表明: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活的灵魂,不仅成为开启、引领中国道路前行的思想先导、贯穿于中国道路始终的内在精神,而且以哲学自身前所未有的学术大繁荣与大发展的辉煌成果,真实地实现了对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中国道路与哲学表达两大出场史紧密相关、相互映照和相互推动,哲学的时代化和时代的哲学化,呈现出双向本质性地同步、同态、同构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和在场性得到充分的显现。今天,在新时代中国道路的新起点上,我们隆重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40周年,深描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学术史图景,认真总结哲学发展与中国道路探索之间的相互作用、共生共长的发展规律,对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对于推动中国道路探索,深刻地理解中国道路探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重大作用,更高地举起思想中的时代旗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作出中国原创性贡献,都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

  开启中国道路的思想先导:实践观的哲学变革与深化发展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也是哲学引导社会变革的先导观念。在170多年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从实践观出发发动哲学革命,创立新世界观,宣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8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用《实践论》来批判党内教条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40年前,学界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的大讨论再一次成为撬动历史大门、开启中国道路的历史性事件。人们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仅在思想上破除了“两个凡是”的僵化教条,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为开启中国道路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更在哲学内部引发了对实践标准、实践观以及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等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哲学研究和争论的高潮,也同样成为哲学界摆脱苏联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束缚、推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蓬勃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大体看来,这些理论创新主要呈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于实践标准的地位、内涵、结构和功能等问题的研究,在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双重视野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人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学者们围绕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与逻辑标准、实践客观性与目的性、实践要素与结构、实践类别与领域、实践检验真理的复杂过程等系列重要哲学问题,在国内主要报刊杂志发表了近千余篇论文,展开深入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学者们对于实践标准的客观性问题,实践的目的性和自觉性以及在实践标准内部的支配地位和自觉地位等问题有了深度的体认。此外,学者们在实践结构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主体—客体”对应范畴,并将之作为新的理解框架,从而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域。例如,科学哲学研究者关于实践检验复杂性问题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被系统地纳入学术视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关系、对于“真理是一个过程”的辩证法思想等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学界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的大讨论,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为我们确立实践观权威、以“感性活动”为基础的哲学来探索新时代中国道路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空间。

  第二,学者们基于实践标准中真理与价值关系问题的研究,开拓性地将价值观、价值哲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等研究纳入视野,从而也将“学术研究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纳入视野,进一步推动了理论的创新。客观地讲,我们对中国道路探索的认识,不仅是个真理性问题,更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即我们究竟为了谁、服务谁的立场问题、价值问题。实践标准不仅检验真理,同时也检验价值。越是真理性的认识,越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我们强调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选择一条有利于维护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道路。人民是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主体,也是衡量价值的标准尺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观上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性问题,随着实践观的深化讨论而逐步明朗起来。进而,一大批学者开始转向对于价值和价值论、价值哲学的研究,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鲜明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充分地显现出来,而且带动了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进而带动了人们对于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等部门哲学的研究。

  第三,学界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的讨论,将实践观摆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首要和基础性的地位,引发了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创新理解,特别是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学者们结合马克思文本文献学考订发现:实践观实则是张扬主体对于变革世界的积极作用,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成为对象性的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如果离开实践中的对象性关系谈真理性,只能陷入到经院哲学的问题之中。因而,实践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首要范畴,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性范畴。由此,学术界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入手,对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等问题的探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尽管在今天看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和体系的种种新理解、新概括未必完善准确,但在当时对于推动解放思想、打破苏联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思想教条、走中国人自己的路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第四,学界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的讨论,深化了部门哲学和应用哲学的研究。我们走自己的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和创新。在改革领域,我们需要从经济体制改革走向全面深化改革;在发展领域,我们需要从经济领域走向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和生态领域,最终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呈现出来,这些都表明,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是具体的、全面的。因而,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不仅停留在一般原理和方法层面,更要在崇尚实践第一观点的思维的指引下深度创造分门别类的部门哲学。哲学源于生活,先有问题中的哲学,才有哲学中的问题。因此,学术界以反思的问题学视域开创了以问题为中心的部门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价值哲学、社会哲学、发展哲学、文化哲学、军事哲学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蓬勃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部门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更能贴近实践、贴近生活、贴近大众的需要,更能具体地解答和指导中国道路实践探索中的重要问题,也因此更能在实践前沿第一时间表达中国道路的实践经验,并上升为理论,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部门哲学、应用哲学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最新成果,而且成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百花园中争奇斗艳的葩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带着具有强烈的指向的、时代性的实践意识,倡导“哲学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哲学”,“改革的哲学”和“哲学的改革”,“建设的哲学”和“哲学的建设”等,以此试图冲破由于哲学“体系化”所构成的壁垒,进一步走向反思的问题学,在问题的解答中实现哲学的创新。

  第五,学术界创新性地展开了实践观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一种聚焦中国道路、着眼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研究,正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气象;一种基于本土实践经验的哲学研究正在滋养着研究者,在这一过程中,哲学研究理念得到进一步升华,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撑。

  对话与创新: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话语方式转换

  当代中国人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必然要自主打开国门,营造越来越开放的环境,这不仅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步,更是大力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蓬勃发展的关键一招。中国的学者们从开放之初被动仓促应战逐步转向主动批判地吸纳国外优秀思想成果、推动理论的时代化创新,从而为走向世界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中国原创性贡献。在这个意义上,40年来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推动国家发展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实质上也就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史。概括起来,这4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历史同样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改革开放之初。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西方思潮特别是西方“马克思学”思潮大量涌入,尤其是关于“异化与人道主义”的讨论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学者们围绕“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思想是否代表马克思的真实思想”这一命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倡导者们之间发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场大对话、大论辩。虽然中国的学者最终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是我们与西方的论辩也全面暴露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弱项:一是学者们仓促上阵、被动应战,西方学界长期形成的学术积累话语优势明显;二是中国学者一定程度上缺乏原典文本文献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术研究积累,更缺乏对西方思潮的深度了解。然而,中西方学者们的“论辩”与“对话”大大刺激和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20世纪80年代初,一大批学者出版著作,在中国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二是学者们从原典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起步,以MEGA2为中心的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态势,在此过程中也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三是学界的全面对话,中国的研究者将与西方思潮的对话作为推动“马克思走向当代”,实现创新理论的基本路径,这极大地推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前10年。在这20年间,中国学界翻译出版了西方几乎所有著名的学术著作,评价了西方几乎所有的当代思潮,用“请进来”“走出去”方式开展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迅速填平了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我们与西方学术的“信息鸿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全面阅读、审视西方学术著作,批判地吸收其中的合理精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我们的学术风气也有偏颇,如一部分中国学者过度依赖西方学术话语,言必称西方,甚至“以西解马,以西解中”,表面上看,似乎学者们已经具备了世界学术素养,但实际上则是缺乏理论自信的表现,使自己的研究领地成为西方学术的跑马场。

  第三个阶段主要是本世纪第二个10年。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问题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并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中国的原创贡献。这就要求中国学者必须与从“世界走向中国”到“中国走向世界”进程的根本转折相呼应,在学术上实现学术话语方式的根本转变,坚持四个自信,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学术原则,做原创学术,而不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学术话语。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学术之间需要进行开放性对话,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中国话语的学术理论推向更高水平。

  方法论自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

  在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实现了从“感性探索”到“理性自觉”的转换。同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所推动的学术理论创新也经历了从“理论自发探索”到“方法论自觉”的过程,这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改革开放40年来,学者们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所形成的教科书改革、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文本—文献学解读、与中西方哲学对话、反思的问题学、部门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等9种范式依次出场,这些范式成为未来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主要路径和主要方法。可喜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派。关于上述研究范式的历史成因、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等,笔者已经在其他地方做过较为系统的阐释。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从出场学视域看,学术界所开辟的上述范式创新和转换的出场,如何以哲学的方式表达中国道路。

  “范式”是学术共同体共同遵循的研究规范和准则,也是其共同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一种研究范式向另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者说,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出场,都绝非偶然,而是满足时代呼唤的理论创新需要的结果。在深层次上,理论研究范式转换实则是为了满足中国道路探索的需要。中国道路历史进程为上述范式的不断出场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一个时期以来,以直言、断语和统一体系为特征的教科书话语方式一直是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主要方式。学术界积极推动的教科书改革,其动力来自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道路探索的实践需要。在改革开放中所形成的前无古人的创新经验需要提升为哲学理论,这就必然与相对稳定的教科书体系相冲突,因而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对之加以修改和改革。因此,教科书改革的根本目标在于,破解不断发展的时代化内容与教科书话语体系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破解理论无法满足现实需要的矛盾。然而,当上述矛盾和冲突达到无可解决的时候,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范式就必然产生。学者们撰写个体化、多样性的专著、论文来替代统一的教科书话语体系,创新性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这为未来更为重要的学术创新提供了广阔的思想和理论空间。

  学者们所倡导的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范式虽然能够更自主地容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理解,但是在话语方式上其依然带有浓厚的教科书痕迹。学术创新中所确立的静态的逻辑体系阐释依然不能满足中国道路开拓中所需要的具有时代性、历时态的思维方式。因此,人们在强调变革、发展的精神的鼓舞下,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历史性的思考。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应运而生。学者们认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历史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强调其应该与中国道路的时代性维度相契合。在学者们看来,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回到马克思”,对其原典文本文献作出时代性解读,因而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应运而生。客观地看,学者们之所以倡导解读原典,就是为了让马克思走入当代,在与西方思潮的对话中挖掘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激活马克思的思想精神。在这种语境下,让马克思重新出场和在场就成为必然。这实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那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外来思想中保持自我更新的生命活力。

  我们考察思想出场的逻辑和历史,需要穿透思想而抵达真正决定思想出场的现实基础。哲学是把握现实的有效方式。在我们看来,在当下,中国学者应该遵循的准则是,聚焦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将以问题为中心的“反思的问题学”范式视作最佳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需要关注发展问题、民主政治、社会转型、文明对话、生态建设、价值秉持、现代化问题等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性问题。然而,我们反思重大时代问题绝不是杂乱无章、散漫无纪的,而是可以在各个相对系统的学术领域加以考察的。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部门哲学的研究,因为部门哲学实则就是对中国道路探索中的分门别类特殊问题的学科性解答的理论产物。具有中国问题、中国立场和中国风格的部门哲学,实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

  我们倡导,应该在出场学的视域中,将中国道路的出场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史纳入一个研究范式,完整把握两者的出场逻辑及其相互关联。我们认为,只有选择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出场为根据和形态的出场学,我们才能深度揭示作为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逻辑。

党的十九大郑重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指引当代中国道路继续前行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将在破解中国乃至人类重大问题中继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426

网络编辑:保罗

 

 

发布时间:2018-12-02 22: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