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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红凯:“心理历史” :毛泽东研究的新范式

 

 

毛泽东作20世纪举世公认的伟大历史人物,加之他对中国及世界产生的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使得毛泽东研究毫无疑问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一个经久不息、历久弥新的学术域场。 尽管这一研究在当下已经取得了相较可观的成 果,但与国内其它相较成熟的学科研究相比,其 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尤其是亟需新的方法论资源的引入与分析理论框架的建构。这种现状 促使我们主动且自觉地将视野伸向国外毛泽东研究学界以寻找新的方法论资源。其中,在 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盛行于美国毛泽东研究领 域中的“心理历史学派”尤其值得关注。整体来 说,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白鲁恂(又译为卢西恩·派伊)、罗伯特·利夫顿以及理查德·所罗门,他们把毛泽东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政治符号进行俯瞰式透视扫描,认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社会进程只有通过对毛泽东包括感情发 展在内的心理特征的理解才能加以解释”,因此他们在正统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历史分析框架之外,试图用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去发掘隐藏在毛泽东诸多伟大特性背后的个性特征,解读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的生 命密码和心灵钥匙,并进一步考察和研究毛泽 东及其个性心理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时至今日,“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之密切 相关的毛泽东政治思想来说,政治心理方法仍然是一种解释力很强、不可替代的分析工具”。毛泽东研究者在自觉审慎地分析和借鉴“心理历史学派”的方法论资源及其相关研究 成果和问题旨趣的前提下,应以高度的理论创新勇气,积极主动对这一研究范式内在的研究 主体自身情感的“冷漠”、研究客体方面选用材料的失真、整体方法论的机械和形而上等弊端 予以清醒的透视,并结合“毛泽东在中国”的特色情境和若干优势对其进行积极地的改进,才 能在新的历史境遇中提高这一研究范式的科学性、生命力、说服力和“中国品味”,把毛泽东的 心理研究推向更新、更高的层次。

 

研究主体内在“情感”的自觉形塑

 

从事毛泽东研究,需要研究主体自身对毛泽东有一份真挚真诚的“情感”。研究主体的这 种“情感”不仅是持久推进毛泽东研究的激情和 能量,同时更是由走近毛泽东,于近处观摩毛泽 东至走进毛泽东内心世界、切实感触毛泽东的心绪精神的一极重要的条件。在毛泽东研究 领域,由于西方学者不是中国这段历史的直接参与者,也没有更多地介入中国的政治情境,因 此他们往往能够提供一个新的、无法替代的研 究视角和方法论资源。但与此同时,他们完全 “独立”于毛泽东这一特殊研究对象的现实处境,以及相较中国学者而言较为“冷漠”的情感 态度,潜在中成为走进毛泽东这一特殊研究对象心理的无形屏障。 心理历史学派这种绝对独立的“冷漠感”更 为凸显,白鲁恂在《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一书中 的中文版序言中即写道:“在开始进行有关毛泽 东人格特征的研究时,我是以一个受过训练的 精神病学者(psychiatrist)的身份,来看待和分析 当时收集到的各种相关资料的。”心理历史学 派强调“想了解为何毛泽东能如此成功地调动 中国人以及其他人的情感,我们就必须发掘他 个人的情感世界,去发现他和其他人之间精神 联系的原动力”,然而他们在试图解密毛泽东 和中国社会大众心理、精神联系原动力的时候, 却忽略了研究主体和毛泽东心理、精神的相通 相连,但这或许正是解开这个历史之谜更为关 键的、基本的、首要的要素,而并不是纯粹地把 毛泽东这一特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冷却的、待 “解剖”的实验对象。 因此,改进毛泽东“心理历史”的研究范式, 首先应以研究主体自我“情感”的自觉形塑着 手。这种“情感”形塑主要体现在研究主体的基 本立场和价值追求两方面,并以毛泽东对人民 群众的深厚感情和晚年解决现代性难题的深沉焦虑为参照系来进行。

()把握毛泽东人民至上的原则立场,体会其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把握毛泽东的心理意向首先要 从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谈起。毛泽东是一 位极富感情的领袖,他在早年给黎锦熙的信中 就说:“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脑子 不能入境,功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 变,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呵!”纵观毛泽东的一 生,他的这种感情根本上则都是萦绕着对人民 群众的深情而释放的,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是支撑其领导革命、革命到底的重要心理因素。 1950 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 北地区受灾惨重,为百年所未有。毛泽东在批 阅淮北灾情的一些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 里说,有些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 毒蛇咬死。毛泽东看到此处,不禁流下了眼泪”。1951 7 月毛泽东会见周世钊、蒋竹 如,在谈及自己青年时期的读书及社会经历时 :“据我看,一般人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幸福的, 但我在韶山、湘潭和长沙见到的,广大人民的生 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 一世的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 索压迫,被卖被杀。为什么广大人民的生活过 得这样痛苦呢? ……我想到这里,就下定这样 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 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在 1975 年夏天的一 天,工作人员给晚年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 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 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时已有几 十名群众丧生,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 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 为伤感。这时毛泽东刚刚做过白内障手术,为 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他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 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 不住伤心。”毛泽东对人民群众情感释放类似 的话语和事例不一而足。 可以说这种对底层大众的深切关怀,对贫 苦人民的真挚感情贯穿着毛泽东的一生。毛泽 东思想的基点与归宿、目标的设定与实现、情感 的起伏与波动都是与社会大众紧密联结在一起 的。毛泽东能够深入中国人民内心情感的深 处,理解、体会进而激发、调动起他们波涛汹涌 的情感,并以同情群众为根基,尊重群众、学习 群众、拯救群众、服务群众这五重依次递增的情 感建构起了自己的群众感情观。诚如利夫顿所 :“毛泽东的一个心理与历史倾向,即他对中 国的乡土民众极度认同或者说有一种‘神秘的 崇奉’。”因此,探究毛泽东的心理世界,把握 的毛泽东的精神情绪,首先就要在明确毛泽东 的人民立场、承认劳动人民社会价值的基础上, 注入感情要素,通过体验、经历和实践最终与毛 泽东、与人民、与毛泽东对人民在深层感情上形 成认同,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更好地追 寻他与中国人民之间“精神联系的原动力”。如 果毛泽东心理研究者缺失这种人民立场、人民 感情,那么不管其研究方法如何先进,研究视角 如何独特,将会终究做不到与毛泽东心理的真 正相通,始终面临那堵横亘在二者之间无法穿 越的无形墙壁,其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自然也就 无从谈起了。

 ()把握晚年毛泽东的价值旨向,体会其 内心沉重的“现代性”忧思

研究毛泽东的心理,需要在理解毛泽东对 群众纯粹、深厚的感情基础上进一步体会其晚 年深切的忧患意识。毛泽东晚年急切地试图找 出一条比较快、比较完美、有中国人自己创造性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可以说,他的这种艰辛探索“最为核心的本质内容,是一种对于 ‘现代性’持批判倾向的思想体系”。毛泽东 的这种探索是一种背景深刻、基础广泛的社会 主张。它的背景、实质,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 特别是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发生激烈的分 化,使广大的落后地区、广大的普通民众处于贫 穷、落后、无保障、愚昧、狭隘、片面、低能的境 地,逐渐被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甩到边沿、底层, 在思想意识上也从属于统治阶级。面对人类 社会的这个根本性的大苦难问题,许多人都进 行了深沉的思考,盼望着设计出一条能够打破 社会的金字塔结构,消除社会的片面、人的片面 的社会现代化道路,而对人民大众持有深厚真 挚感情、对一个民族前途命运负有沉重责任的 毛泽东晚年的神往与焦虑、痛苦与执着都旨在于此。为此他一往无前,终生不悔:“为了这个 美好、善良的初衷,他无视个人的荣辱毁誉,甚 至不借在历史的狂涛中埋葬自身”,因此,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不仅要像剖析我们的民族一样 地剖析他,而且要象理解我们的民族一样地理 解他”。 尽管有学者认为研究和评价毛泽东“超越 痛苦记忆、情感释放和纯粹政见的经验层次,势 所必然”,但我仍坚信这份“情感”不仅不能超 越,而且是理解毛泽东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毋庸置疑,正是这种“情感”构成了深入研究毛 泽东、探寻历史中真实毛泽东深沉的、强大的、 持久的、令人动容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能够走 进毛泽东心理世界,和毛泽东产生“共鸣”的桥 梁和纽带。毛泽东在谈及鲁迅时曾说:“我跟鲁 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 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我们在借鉴 西方心理历史学派的研究范式时,亦要首先解 剖自己,自觉克服其与毛泽东“心不相通”的潜在弊端,要认可体会毛泽东的基础性情感,要在 某种情感上与毛泽东有一种共识,这是开展深 化毛泽东心理研究工作的基础。可以说,毛泽 东终其一生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与其晚年 超越时空的关于现代性难题的独孤悲惑意识, 共同构成了他心理情绪和精神世界里的主要内 容,体现出理性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以及真善的 辩证美感。研究主体唯有首先深刻体会并认可 这两个基本方面,做到与毛泽东“心理”潜在相 通,才能找到打开毛泽东心理之门的那把钥匙, 在这个基础上将毛泽东的心理历史研究推向 前进。

 

研究文献中“心理”素材的细微发掘和审辨

 

毛泽东“心理历史”研究范式运用的结果是否科学,是否具有说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 分析材料的客观与真实。心理历史研究内在的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是心理历史学家们选用材料的科学性问题。受限于毛泽东文献在翻译 过程中存在的某些重要信息的遗失或失真,加之其以心理学的独特研究视阈对毛泽东人生经 历和理论话语等素材的“偏爱”和过度解读,直接导致心理历史学派的很多结论明显立不住 脚。如将毛泽东对斯诺语“我不怕说错话,我 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误译为“一个打着漏伞的孤独 的和尚”,白鲁恂基于此则误解为“这时他是在 谦卑地贬低自己并沉浸于自卑自怜中”;而罗 伯特·利夫顿则将毛泽东“中国六亿人口的显 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 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 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段蕴含辩证法根本精神的话语过度解读为“以前他能敏锐地将个人感情用于改造中国绝望的历史状态,现在却盲目地沉醉于 自己的心理状态—用自己的心理历程取代整个 历史。……每个中国人都是心如白板,都是‘一 张白纸’,在上面可以任意作画。只要在上面写 ‘最新最美的文字’,画上‘最新最美的画图’, 内心和外部世界的一切矛盾就都迎刃而解 了”,此外还包括过于强调婴幼儿时期以及子 女出生顺序对毛泽东的性格特征的影响等等, 这种情况在心理历史学派的研究中不一而足。 对心理历史学派的很多批评者都指出过这一点,“关于派伊对证据的运用……有时却相当 牵强”。甚至心理历史学家自己都坦承“这种 分析方法意味着,我们会不时地假定和推测,某 些事情必定发生了———即使我们还缺少客观的 证据”。心理历史学派面临的这种限制对于 中国的毛泽东研究者而言反而是一种天然的优 势,“我们可能拥有更多的历史实感和经验资 源,这无疑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加贴近文献和事 件的真实,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给中国社会留下 的遗产保持着最直接的体验”因此,我们在 引介心理历史研究范式时,既要对其独特的研 究视野予以积极的肯定,同时又要在对毛泽东 文献中蕴藏的“心理”材料予以细致入微地发掘 和透视中,审慎地评判及改正其相关研究成果, 借此不断提高其内在的生命力和科学性。

()毛泽东传记类文献中的“心理”素材

历史心理学派极其重视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挫折,着重分析青少年时期毛泽东与 父母的关系对其心理性格形成的潜在影响,这 具有可取之处,“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形成于他的 童年时代,因此我们必须仔细考察他与其父母、 兄弟、姐妹、同学、老师然后是妻子和儿女之间关系的性质。这些就是为任何普通人之间具有 相似体验的基本联系,他们提供了塑造个人品 质和风格的情感基础”。在笔者看来,相较于 白鲁恂等人侧重分析的毛泽东早年与父母间的 爱恨关系,毛泽东在其自传中回忆起其青少年 时期的几件“难忘”、“印象极深”之事对于解密 他的心理密码则更有分析价值。 在《毛泽东自传》中,毛泽东谈起的这几件 “印象极深”的事主要有:在反抗私塾老师离家 出走之后,相较以前,“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 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 ;在阅读中国传奇故事和 小说时“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 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 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 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 ;在私塾里讨论饥民攻打 巡抚衙门这件事数日之久,“它给予我一个深刻 的印象。许多学生都同情‘乱党’,但只是站在 旁观的立场。他们并不了解这对于他们的生活 ()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把这事当作一个具有 刺激性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 记它。我感觉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 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 了” ;以及彭铁匠的揭竿造反,“吃米不给钱”运 动,主张把神佛取消的“激烈”的教员等“密切 发生在一起的事件,给予我这已经有着反叛性 的青年头脑以一个永久的印象” ;由于在湘乡学 校上中下三区人之间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结果三区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觉十 分痛苦”……。在这些富有张力的事件中就 隐藏着解读毛泽东心理、性格起始以及发展变 化的深层密码。窃以为我们在分析毛泽东早年 的心理及其性格时,并不用急着以“自恋” (narcissism)或“边际性症候的自恋主义” (the narcissism with the borderline syndrome)的专业术语 对毛泽东的心理性格进行主观剪裁,而是在打 破既有研究路径、研究结论等思维窠臼的基础 上,在更多地重视毛泽东这些内含激烈情绪和 诸多意蕴的回忆话语中,结合毛泽东早年与其 父亲母亲不同的亲疏关系,给予其一个开放性 的、多元的探讨空间,这样我们所得出的结论也 许会更加丰富,更加接近真实的毛泽东。 与《毛泽东自传》类似,在毛泽东其它具有 权威性的传记文献中,同样隐藏着丰富的、海量 的展现毛泽东自我“心理”镜像的珍贵素材。探 求毛泽东的心理密匙,增强其研究成果的科学 性、厚重感、生动感,都离不开对这些文献的细 致地审辨、发掘和梳理。如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的《毛泽东传》其中对晚年毛泽东孤寂凄凉的心 境心绪波动有着很多细致地描述,而为纪念毛 泽东诞辰 120 周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毛泽东年谱(19491976)》六卷本,更是为学 界深化毛泽东研究尤其是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理 论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史料,可以说, “人们要研究毛泽东……无视或绕过这部《年 谱》就是更有缺陷的了”。此外,高菊村等人 所著《青年毛泽东》则对毛泽东的青少年生活予 以了尽可能详尽的记载,为我们研究透视毛泽 东的早年心理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材料。如 书中对15 岁的毛泽东将一车翻入水田中的、足 有三四百斤重的牛粪“霸蛮”地推到目的地的记载,就为印证毛泽东青年时充满自信、极其强 毅甚至“霸蛮”的性格提供了生动鲜活的素材。

 ()毛泽东著作类文献中的“心理”素材

如果说,毛泽东的传记类文献为我们走进 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提供了大量的、生动的、新鲜 的感性素材,那么,毛泽东的理论文章、诗词题 词等则为我们把握其精神旨向提供了厚重的理 论素材。我们可以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以“难过”、“悲伤”、“痛苦”、“牺牲”“死亡”、“流泪” 等包含感情因素的词汇为关键词对毛泽东的所 有著作(选集、文集、文稿、诗词、题词等)进行一 次全景式的搜索和整理,并结合心理历史学派 的一些术语、概念对其进行审视,深入厘清这些 话语中内在的逻辑关系,就能最直接地打开毛 泽东的心理之门,最直观地领略毛泽东精神世 界的内在奥秘。 这里,笔者比较认可罗伯特·利夫顿在政 治心理学领域首创的“幸存者” (survivor),其基 本意思是说:参与和经历诸如革命、战争、突发 事变等非常规事态的人,往往会表现出与非常 规事态相一致的非常规的心态:第一,“幸存者” 会产生某种对死者强烈的歉疚感,这种劫后余 生的复杂感情,同时会释放出很多的能量,包括 使“幸存者”敢于直面死亡的焦虑,彻底摆脱死 亡惧怕的控制,激励出超凡的英雄主义气质以 及将把这种复杂的感情直接转化为更加坚定的 信心,并即刻融入到现实的斗争和行动中去,以 此为精神支柱从而超越负疚情感的阴影;第二, “幸存者”也会通过一种“转移”,我们或者叫做 “升华”,把个体不可避免的死亡,转变成为某种 精神不朽的象征。简而言之,虽然“躯体”必死, 但是“精神”永存。事实上,毛泽东确实是有 强烈的“幸存者”心理,我们可以在毛泽东的著作或谈话中都能发现他的这一心理现象:1945 4 24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无数革命先 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 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 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1949 10 1 日晚,开国大典游 行结束后,毛泽东对身边卫士说的第一句话是: “胜利确实来之不易!”。这句蕴含深刻的话 他连续说了两遍;1969 4 28 日,他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直接说:“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 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 后头剩了多少人? 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 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 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 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这些话语无疑直接地支撑起了“幸存者” 概念的科学性,有益于我们以这一心理为基点 去更深层次把握毛泽东晚年若干重要的思维、 决策与行动,“在一个心态史学的特殊层面上, 政治‘幸存者’情结,致使毛泽东在政治上敢于 冒天下之大险而誓死不回头。正是有这样的一 种不容忽略的心理要素”。 而在毛泽东的诗词、题词中等同样包含着 其对“精神”重于“实体”,追求“道”之永生的信念和心理,“我相信有一个重大的深层特征尚未 得到应有的注意,这就是一种生命存在意义上的绝对化倾向(existential absolute)。他坚持主 张以要么获得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的极端态度去直面死亡……毛泽东总是进一步强调,这种 直面死亡应当具有价值,应当与一种超验模式相联系”。这种追求不朽和永生的绝对化心 理意向在毛泽东为诸多革命志士的题词中彰显无疑:如为刘志丹和马本斋的题词“我到陕北只 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马本斋同志不死”,为关向 应的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为瞿秋白和任弼时的题词“瞿秋白同志 死去十五年了……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 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任弼时同 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 的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为王季范的题 词“九哥千古”,等等,都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内 心深处对革命者及其伟大精神万古长存的深情 讴歌和最高认同。 此外,通过发掘毛泽东回忆类文献中的“心 理”素材来间接支撑毛泽东的心理历史相关研 究的成果和结论仍必不可少,而且这类文献很 多,材料也是极其丰富,可以利用的空间很大, 有待于我们持久地、细致地对其进行梳理甄选 并加以巧妙运用。通过此类文献,我们能够更 加真实地感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自信、气魄气度、 雷厉风行,认知到他的细腻入微、幽默风趣和超 凡脱俗等等,此不赘述。

 

研究方法上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内核的 植入与研究视野的时空扩展

 

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 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 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由于心理历史学 派过分强调毛泽东的自我性格、心理精神对中 国的革命形式以及若干重大政治事件的决定性 作用,不仅犯了“社会和政治事件被还原为心理 的原因,成年后的经历被还原为童年的原因”的 心理还原论错误,而且就其方法论的基本精神而言,也唯心地夸大了人格、心理等主观因素在 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不符。如厄洛尔·迪特默所言:“即使人们接 受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模式,毛泽东的个性也只 是在对政治和社会需求做出反应的范围内才能对社会和政治变革产生影响……在分析象征性 的领袖人物时,到其选民的要求、支持和分裂中 ‘追溯’领袖人物公开宣言之根的某种形态的 ‘社会还原论’或许能更好地补充这种分析的不足”。对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进 行科学研究的我们而言,在引介心理历史学派 的方法论资源和研究成果时,无疑需要对其内 在的这种唯心精神进行自觉地批判和审视,并 结合其它学者对这一学派中肯的批评意见对其 进行合理改进。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非此即彼”,简 单地对心理历史学派予以粗暴的全盘否定,而 是在研究社会基础对毛泽东心理个性养成的决 定作用时,同样不能忽略毛泽东的非凡个性对 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要注意到,“他们的 学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补充,在宏 观框架分析基础上融入了微观性格心理分 析”。同时,我们也要扩大心理历史学派的研 究视野,不仅要在领袖心理的社会心理根源方 面做出更加深刻的论述,而且更要在把握毛泽 东心理与社会大众心理牵扯互动、分离渗透的 脉络中,跳出纠缠于政治事件阐释的思维局限, 在更高、更广的时空视野中进一步去发掘毛泽 东精神与民族精神重塑的秘密或规律,这也许 是继续深化心理历史学派研究范式最重要意义所在。

 ()在历史深处的集体“社会心理”中深 刻领会毛泽东的心理意向结合目前学界毛泽东研究的未来走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对心理历史研究范式进行 有针对性的改进,重要的一点就是避免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机械的使用,而是结合心理历史 学派的研究特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宏大背景下,将毛泽东的心理植根于真实历史情境下 的社会心理之中予以具体化、真实化,建构起社 会心理与个性心理辩证统一的理解范式。

梁启超指出:“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 建设在当时当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 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 系者,始能成为史迹。”著名党史学家张静如 指出:基于社会心理的视角深化毛泽东研究是 一种解释力很强、不可替代的历史唯物主义分 析路径,“要深化毛泽东的研究,我想,一个是从整个社会去看,另一个是注意社会心理对他的 影响”,“就要从客观上把握毛泽东所处的时代 和一般社会心理基础”,“要从这个角度挖一挖”。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一定时期特定的民族、阶级或其他社会共同体中 普遍流行的、共同的、典型的精神状态,包括人们的要求、愿望、情感、情绪、习惯、风尚、情趣等 等。我们在分析毛泽东尤其是其建国后的心理 趋向精神波动时,在感慨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何以能释放如此大的能量和力量使整个民族得 以“集体欢腾”时,有必要从社会大众的整体心理中探寻其原因。与其说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 义道路的风雨历程中无所不在的自信豪迈、超凡卓越、一往无前是他自我内心“潜意识”的外 在表征,我们更加倾向于认同毛泽东这种心理背后,是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大众集体意向 的突出表现,是凝结时代心理呼喊的精神象征, 是民族精神的根本反应,是毛泽东相信群众、理 解群众且代表群众完全自信的表现,这将在追 溯历史真实场景的过程中,在拂去历史尘封的 面纱时得到更加真实深刻地理解和证明。 可以从一些回忆文章中简要领略感触那个 时代尤其是建国后社会大众的精神气象。如著 名党史学家金冲及 2011 年在北京大学文史大 讲坛做报告时说:“只有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 才会真正体会到一种强烈的新旧社会两重天的 感觉。在我这一辈子里真正感到这个社会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在那时。”⑤著名哲学 家冯友兰对此体味则更加深刻,他晚年回忆说,建国后整个中华民族都无限崇敬和热爱共产党 和毛泽东,“在解放后那几年内,中国共产党毛 主席的话和行动,就是代表全中国人的意志和 愿望的。所以它们有威。在 50 年代,共产党毛 主席的指示,确实有威。这个威并不是孟轲说 的‘以力服人’的那种威,而是‘以德服人’的 威。这不是霸道,而是王道。这些字眼看起来 有些陈腐,但是确有其正确的意义”。 金冲及和冯友兰的这种经历和感触不是个 例,他们反应了那一个时代绝大多数历经磨难才 得以翻身的中国人被长久压抑的精神得以迸发、 得以“扬眉吐气”时最突出的感受,在那样一种复 杂的、转型的历史情境中,一方面,毛泽东拯救了 黎民大众,他相信群众,热爱群众,依靠群众,以 群众代表立命,为群众发言发声,与群众融为一 体,真诚地、竭尽全力地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另一 方面,群众对领袖的坚定信念和真诚爱戴又更加 坚定了毛泽东的“风华正茂”和自信满满。领袖 与群众在心理之间互动、互融、互信的过程中逐 渐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就不难理解 “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为有牺牲多壮 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 杰怕熊罴”等折射毛泽东心理镜像的激情词汇 了,它们不是空头的口号,不是无力、虚假的说 辞,而是建立在厚重、热烈、有力、真实广阔的群 众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之上的。诚如萧延中所 :“当把具体的‘社会事实’放到一个长时段的 历史过程中去的时候,思想的解释将发生变化。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情境 中,诸如‘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大 跃进’,甚至‘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事件,就将可 能得到超越表层的更为深刻的理解。” ②基于长 历史时段的社会心理分析来改进毛泽东心理历 史范式的研究路径,无疑将会大大提升其研究的 深刻性和科学性。

 ()深刻把握毛泽东个性心理对民族精神重构的内在理路

对“心理历史学派”的研究范式进行改进的另一个重要点就是突破其研究视野狭窄的限 制,扩大其研究视野的内在空间范围。如上所论,“心理历史学派”的研究理路主要是通过对 毛泽东性格、心理的探析去解码毛泽东之所以 成为历史巨人的根本特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方 式和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 “心理历史学派”的这种研究视野和研究格局是 比较狭小的,囿于种种原因,尽管他们开辟了毛 泽东研究的一片新天地,可是却“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没有突破“政治事件”、“政治阐释”的围 墙,只看到毛泽东非凡个性对中国政治运动的 影响,而忽略了毛泽东的心理个性对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民族精神重构的巨大影响。从历史与 现实的角度扩大“心理历史”的研究视野,就会 发现这一课题将是“心理历史”研究范式在毛泽 东研究中不经意开垦出的一片更加肥沃的“土 地”,一项更有意义的课题。 从历史的层面来说,在建国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确实一洗 1840 年以来中国一次次所遭受的种种痛苦和创伤,一扫中国人民长期屈辱和压抑所积淀下的激 愤,重新建构起了中华民族爱国、自信、自强、互 助、奋斗的民族精神,使中国人民以崭新的精神 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49 年的胜利,的 确带来了一个新中国。一个不再受百年来的各 种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 1949 年炮击长江中的 英国军舰,五十年代出击美国于朝鲜,六十年代 初又彻底与苏联决裂,确实证明中国已不再可 轻侮。百年来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耻辱一扫而 光”。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终其一生在各个场 合都表现出来的强大的甚至极度敏感的民族自 尊心、自豪感以及民族主动性,极富穿透力和感 染力,确实极大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价值精神 的塑造。如1973 11 17 日,年近81 岁的毛 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人谈对 中美会谈的看法,针对美方表现出的让中国有 求于己的企图,毛泽东说:“美国说苏联要打我 们,才不要信他的话呢! 我那篇谈话,意思就是把他的球踢回去。当心! 北极熊要咬你们,要 向西,到欧洲、中东和美国,对付他的‘当心! 极熊要整中国’。”每读此事,就不禁感慨、咏 叹、神往于毛泽东的非凡智慧、磅礴气势和鲜明 精神。诚如邓小平所言:“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 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 的影响! 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 子孙后代。”② 而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当下,随着时光流 逝,“毛泽东”将越来越转变成为国家和民族 的“精神”象征。他非凡的个性、卓越的才能, 超群绝伦而又异常复杂的神秘性格,使毛泽东 以极大的人格魅力对一代代青年释放着跨越 时空、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而由毛泽 东自身所象征的自强、斗争、反权威、反传统等 级的平等观念、集体观念、劳动光荣、劳动人民 至上的精神资源仍将潜移默化地形塑着青年 人的心理情绪和价值观念,持久地对民族心 理、中国精神的建构发生着不容忽觑的影响。 “心理历史”的研究范式及其成果将使我们对 毛泽东心理与中国精神二者之间的内在理路 有着更加清醒自觉的省视,这将会为中国“走 自己的路”的现代化探索和前进提供重要的心 理共识和精神力量。 小结:以“多元化”的分析方法推动毛 泽东研究在中国的不断发展鉴于毛泽东对当代中国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他的深刻思想,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的生活,对他的研究,与他的“隔空对话”永不会 停止。就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在对心理历史学 派研究范式的审视及其改进路径的设定中可以 发现,毛泽东作为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人物,试 图以单一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就能完成对其 全面真实的阐释和解读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 基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情境,打破“一元化”的 研究框架,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式,以多元化的 手法和视角尽可能勾勒出一幅毛泽东的全景肖 像,才能避免毛泽东研究中“管中窥豹”现象的 发生。而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尽管会产生 诸多相互矛盾甚至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但正 是这种多元的方法“冲突”和“横看成岭侧成 峰”的视野张力,才能使真实的毛泽东得以浮 现,使毛泽东研究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呈现出更 加蔚为大观的景象。而就研究场域而言:由于 中国的毛泽东研究者有西方学者所不具备的诸 多优势,如能够对毛泽东文献资料本味汲取的 天然优势,加之身处历史情境之中的对毛泽东 的特殊情感,对当代中国过往历史的默默牵挂 和未来走向的深沉关切等等,这种丰富的“情 结”可以说是推动毛泽东研究这条河流奔腾不 息的活水源泉。而毛泽东研究的这种趋势和前 景无疑对新时代立志于从事毛泽东研究的青年 学者们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来源:《求索》2017年第12

网络编辑:保罗

 

发布时间:2018-09-09 08:2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