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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炜杰:海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研究及其评价

所有制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目前,国内学界已经从“基础理论”“性质结构”“实现形式”与“生产效率”等多方面切入,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所有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然而,笔者在梳理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研究的基本概况和演进线索的基础上发现,海外学界亦对经典所有制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一定探索,国内学界对此相关评介却相对缺乏。基于此,本文尝试聚焦海外所有制研究动态并作出梳理评价,更进一步地,通过比较国内外学界关于所有制议题的研究焦点、研究程度和研究路径提出进一步深化所有制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海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与当代中国实践议题的三大研究版块

笔者尝试通过JSTOR、Web of Science、CNKI等数据库输入相关英文关键词进行检索,关键词包括但不限于Marx(马克思)、ownership(所有制)、poverty(财产)、public ownership(公有制)、socialism(社会主义)、market economy(市场经济)、China(中国)、state-owned enterprise(国有企业)等。此外,通过跟踪近20年来《国外理论动态》《国外社会科学》等刊发的国外学者所有制问题研究相关的译介评述,以及国外刊物Monthly Review、Historical Materialism、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尝试对海外研究动态作简要概述。由此发现,相关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关于经典所有制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与深化

一方面,海外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所有制进行理论反思深化的过程中,呈现出“方法论”与“新理论”相结合的研究特征。就“方法论”而言,经典所有制理论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个典型运用,它的整体语境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被视为是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在批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它将商业环境视为雇员和雇主之间的战场。”此外,研究者通过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方法论,尝试将与所有制理论直接相关的“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纳入到讨论范畴中,从而拓宽经典所有制理论的方法论研究视域。与此同时,进入20世纪,经典所有制研究转向一种“新理论”探索。这一新理论则涵盖了“所有制”“所有权”与“产权”等诸多新概念范畴。具体而言,从现代学科划分的角度来看,国外所有制问题研究总体上呈现出政治哲学与经济学的分野:在政治哲学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科恩(G.A.Cohen)在《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1995)一书中对诺奇克(Robert Nozick)《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74)中提及的“自我所有权”这一概念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诺奇克所主张的自我所有原则不能正当地证成对财产的原初获取。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另一代表人物约翰·罗默(John Roemer)则重点考察了与财产的不平等所有权相联系的结果的不平等即“剥削”,提出了机会平等为核心的分配正义原则;而在经济学方面,随着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兴起,科斯以及产权理论被提升到了一个特殊高度。一时之间,“科斯定理”被西方学界鼓吹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所有制的替代理论。

另一方面,对于经典所有制的实践反思主要表现为对苏联所有制实践及其解体原因的反思。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末,关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所有制的讨论一度非常激烈。长期以来,“‘国家所有制’一直被认为是苏维埃式传统经济的中心支柱,这也被认为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阻碍,苏联失败的惨痛教训也从侧面告诉世人所有制改革是最根本的改革。”因此,有法国学者结合经典文本中的“社会所有制”来进行批判性反思,并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所有”向实际的“社会所有”转变,并强调“决策机构的民主化”。亦有研究者认为,私有财产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自有所有权”,首先被苏联社会主义废除了,苏联时期对于市场激励机制的破坏直接导致了中央计划的建立、强制执行以及随后的一系列的社会政治事件,但这可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管理生产与分配的“唯一方法”。此外,学界尤其关注苏联解体后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休克疗法”和“快速私有化”,美国学者大卫·科茨(David M.Kotz)就是俄罗斯实行私有化政策的强有力批判者,他通过对美国的公有制企业发展现状以及美国建国初期的产权状况的分析比较,深刻批判了私有化及其依赖的最新理论即产权理论。毋庸置疑,上述“方法论”“新理论”的挖掘、拓展以及对现实所有制的反思都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了经典所有制议题研究。

(二)关于中国所有制领域改革实践的研究及评价

1978年对于包括所有制领域改革在内的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中国保持GDP年均增长率近10%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外界誉为“中国奇迹”。因此,解读“中国奇迹”成为了国内外学界的一个热点议题。在国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蔡昉的“人口红利说”、林毅夫的“比较优势说”以及张五常的“县域经济锦标赛说”,而在国际上,一般认为中国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高储蓄高投资特点以及得益于出口导向的国际贸易等。当然,这些理论分析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解释力,而根本在于制度层次的所有制改革实践,因此海内外学者都对中国所有制改革进行关注和研究。

关注点之一在于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海外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虽然不承认永久性的土地私有权,但承认私有生产的合法性。”这一观点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界定密切相关,在不少国外研究者眼中,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功,却被认为是去集体化或私有化的结果,进而被认为具有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性质。当然也有研究者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农村改革相结合,比如,“马克思的财产理论是理解从公社制度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迁的关键,它揭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设想的一种‘个人财产’。”

关注点之二在于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私营经济发展与农村改革密切相关,“私营经济的复兴是农村体制改革的副产品,该体制恢复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而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深受国家政策的影响,私营经济的不断壮大总体上符合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关注点之三在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国企改革呈现阶段性,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与21世纪以来的改革重点都不尽相同,因此海外研究的聚焦点又有所差异。有研究者关注到了80年代的“利改税”改革,“1984年税收改革后通过税收的手段重新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所无法实现的分配,这在一定程度上日益分辨不清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而对于90年代的国企改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框架主要有三种:一是所谓“代理问题”,二是所谓“搭便车问题”,三是所谓“预算软约束问题”。在上述理论框架下,总体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持有“国企低效论”,即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无法有效解决“激励相容”问题,因此为中国国企改革开出了“国企私有化”的解决方案。但是,事实上中国的国企改革选择了另一条路径。研究者们发现,中国改革实践经验证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国企私有化并非优先选项”,国有企业始终是“公有制的制度化实践载体”。此外,与前一轮政策制定不同之处在于,当前阶段中国的国企改革希望同时实现对国有企业激励和治理的改善并加强监督,以提高其对政治目标的反应速度,而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成为当前深化国企改革的重点参考选项。

(三)关于所有制未来发展趋向的研究判断

结合海外学者和相关智库的研究,总体上可以辨识出当代海外学界对于所有制未来发展趋向所持有的基本倾向。一方面,海外学界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将聚焦于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所有制问题分析,例如关注个体的、合伙的或者大型企业的法人私有制形式,或者是household-ownership(家庭所有制)。在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中,甚至预测了朝鲜政权崩溃后该国所有制领域的剧烈变化及其应对策略,报告尤其关注关于房产所有权、企业所有权等问题,并建议借鉴东西德国统一时采取的私有化信托基金托管企业所有权的方式实现过渡,以便可以通过私有化方案竞标购买。当然这只是海外研究的一个典型缩影,却指向了一个事实:尽管现实经济世界不再简单地停留在非“公”即“私”或因“私”废“公”的矛盾层次,但海外不少研究者对于所有制议题研究也仍然体现出意识形态偏好。无独有偶,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初,美国对中国存在大量国有企业横加指责,并借此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另一方面,“两制并存”的局面仍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曾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中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与市场社会主义都面临着不完全信息与不完备市场的现实困境。这是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都将共同面对的问题。而现在回过头来看,斯蒂格利茨在美国杂志《名利场》撰文作出“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的判断似乎还为时过早。此外,国外左翼学者们仍然致力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研究,比如,萨米尔·阿明则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重点分析了全球两极分化背景下对那种完全依附资本逻辑的人道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当然,对于所有制未来发展趋向的研究,比较务实的研究对象在于选取国有企业以及新兴的合伙人企业所有制形式进行分析,而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优劣好坏。比如,香港城市大学陈汉宣教授与他的合作者认为,中美两国的公有制企业的界定及其管理存在巨大差异,公有制企业的性质受制于“政权价值观”,美国公有制企业分类为使之“合宪法化”而非政府行为的代理机构;与之相对应,中国的国有企业管理结构对应着行政序列,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政治社会中扮演着独特作用,而中美两国将继续保持这种经济体制差异。亦有研究者关注到中国的国有企业将更加侧重于“公司治理改革”“混合所有制”“加强监督”“界定国企任务”等。

二、海外学界对于经典所有制与实践议题的研究成效与不足之处

基于上述梳理,海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这一议题的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总体而言,海外研究的可取之处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海外研究进一步拓宽了经典所有制议题的方法论基础,尤其为国内外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比较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国内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内涵外延”出发加以阐发分析,而非以此作为一种方法论;另一方面,海外学界主要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研究所有制形态,以此构成所有制研究的另一条路径。长期以来,国内所有制研究侧重从所有制的性质、结构与功能等宏观层面进行探讨,海外学界则与此截然相反,这与西方经济学对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关注趋势一致。然而,在上述肯定性评价之外,海外研究仍然存在部分不足之处,对其不足之处以及研究特点进行客观评价则显得更为重要。

第一,尽管海外学界从不同角度对所有制问题进行探索,但总体上海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研究相对较少。这一研究数量上的表现直接造成了国内相关翻译介绍的相对空白状态,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探究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现状。对此,从学术史演进的角度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分析: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他们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切入点和落脚点,他们通过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固有矛盾,并以所有制更替这一本质层面矛盾的最终爆发作为其理论武器,由此形成了兼具科学性和道义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然而,伴随着19世纪70年代边际效用学派掀起的所谓“边际革命”,导致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历史转向,即从关注生产、供给与成本的古典经济学,转向强调消费、需求和效用的现代经济学。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进行“选择性遮蔽”,并将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前提条件。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经典所有制理论在西方主流话语中“失声”。至今,这一研究范式仍然深刻影响着西方学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稀缺性条件下如何实现帕累托最优,它的内在隐喻便是默认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前提,从这一点出发,也就不难理解尽管西方国家相继提出一系列财政税收金融改革方案,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贫富分化问题,从根本上难以摆脱“资本家所有制”的窠臼。比如,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深刻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配失衡事实,但那种只见“分配”不见“所有”的做法,即对于生产关系尤其是对于作为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忽视,都被证明只是停留在事实分析的表面而没有抓住事物的根本。上述就是海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研究较少的深层次原因。

第二,海外学界对于中国所有制改革的研究和判断仍然深受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某些结论和评价上带有先天的“偏见”。从目前掌握的研究材料来看,海外研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亦即承认所有制是一个事关经济改革成败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然而,海外学界对我国所有制改革的主流观点仍然陷入具有传统冷战思维的典型的二元对立论,即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公即私。这一研究特征直接表现在他们两方面的观点和结论:一是对于国有企业效率难题及其改革的分析框架,二是关于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作用问题。以国有企业问题分析为例,海外研究忽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整体语境。总体而言,国有企业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建构的作用分析,至少可以归纳为“物质载体论”“政治基础论”“国家建构论”等,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中的支柱”,同时一大批工人阶级在国有企业中发展,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国有企业“拥有四千多万在岗职工、近八十万个党组织、一千多万名党员,这是工人阶级队伍的骨干力量。把国有企业建设好,把工人阶级作用发挥好,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然而,海外研究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亦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往往发挥的是辅助性作用而非必要性作用,因此,基于“科斯定理”、理性人假设、完美市场等多重理论抽象,对国有企业作出诸多限制。然而,他们始终无法确证,对于一个没有成熟市场、充裕资本的后发国家而言,谁来扮演企业家的角色。国有企业的存在与运行是一个具有奠基意义的命题,而海外研究则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社会历史语境。当然,尽管海外学者给出的部分方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并对中国经济现状的可持续性褒贬不一,但他们的相关研究仍然提供了理解中国所有制改革的不同视角。这同样为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西方理论提供了有益启示,亦即对于一种理论有效性的判断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抽象的表明,更在于考察理论背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三、国内外比较视野下进一步深化所有制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般而言,对于海外研究进展的回顾和评价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进行合理且必要的研究展望。就所有制议题而言,国内相关研究“百家争鸣”与海外研究“鲜为人知”这两种境况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国内外比较视野对于深化所有制议题研究势必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研究亟需深化和加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内外不同所有制的优势效能比较研究有待开拓。当笔者发现海外学界关于经典所有制问题理论研究相对较少这一特征事实,以此为契机,反思国内学界对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研究的整体概况。毋庸置疑,所有制问题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性,尽管海外社会科学研究一度以客观中立自居,但其意识形态性同样寓于其中。在意识形态性之外,对于当代西方国家所有制问题的研究有待加强,而这一版块,目前在国内学界基本处于真空状态。经笔者粗略检索,目前市面上能够找到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研究的专著数量甚为稀缺,以南开大学高峰教授等多位学者于1998年出版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研究》一书为代表。这一版块的研究在学理上需要回应一个根本命题,即为什么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揭示的那样“丧钟就要敲响了”。更进一步需要探究的问题,即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何种方式延续了它的生命,并缓和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固有矛盾。20世纪下半叶以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蓬勃兴起的市场化、金融化、信息化过程对西方国家的所有制关系必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需要进一步阐释研究。此外,在国际比较视野之下,应当充分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效能优势,并在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比较中得以确证。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制度的竞争。既然我国在制度设计上选择了这一安排,那么,必须要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比较中实现竞争优势,尤其应在“道义性”“包容性”和“协同性”等方面讲清楚我国所有制的特征优势,这对于坚定制度自信同样至关重要。

第二,新时代中国包括所有制领域深化改革在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改革尤其应当加强研究阐释。在中西话语不对称的背景下,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内核的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在中国改革进程中一度大行其道,甚至对国有企业开出了“国企私有化”的政策建议。而国有企业能否真正做强做优做大直接检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并关系到其执政目标能否实现,因此,一方面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私有化”和“去国企化”,不能借改革开放和以国际平等对话名义而将公有制经济贴上低效、垄断的标签推行私有化,任由私人资本进行切块、分割、占有和混合;另一方面,加强新时代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研究,在理论上充分论证和探讨竞争性国有企业如何在市场竞争中变得更“强”、更“优”、更“大”,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就目前国内学界研究进展而言,国有企业研究主要分为“总体性研究”和“专门性研究”两类。其中,“总体性研究”主要关注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范式、逻辑与目标,尤其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国企改革的系列论述和基本思想的角度切入;“专门性研究”则分别聚焦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国有资本运营、员工持股制度、党的建设等具体改革内容。以“混合所有制”为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重启混合所有制改革引起学界关注,程恩富认为,应当大力发展“公有资本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也有学者提出应避免陷入“资本的狂欢”;杨瑞龙、张晖明等人认为,只有落实分类分层原则,才能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从而形成“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顾钰民、张雷声等人认为混合所有制将“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优化国有经济布局”。这一研究路径将从总体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问题域,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范围,从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所有制问题研究,为我国所有制改革奠定更加深厚的理论基础。

第三,对于所有制发展趋向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认识和把握数字经济对传统所有制关系的影响。所有制发展趋向命题已经不仅仅关涉性质、结构问题(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仍停留在“公”“私”之争),更重要的是需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特征,即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新的经济特征,势必对传统的劳动过程和经济关系产生深刻影响,这一点在平台经济中表现尤其突出。在国外,“数字劳动”(Digital Labour)已经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重要议题,尤其是“数字劳动”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劳动组织形式以及资本组织方式,相关研究可以参见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的《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和尼克·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的《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漩涡中的全球劳动》。在国内,也有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谢富胜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但相关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数字经济对于传统所有制关系的影响,简言之,一方面是数字信息的生产资料化,另一方面是“困在系统里的骑手”,正在改变着传统的用工方式和所有者—劳动者关系。而数字经济对于传统所有制关系的影响核心在于“数据所有权”,这一点从根本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关于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空间,即从原先的现实的物质归属转向了虚拟的数据归属。也就是说,无论是持续引发热议的外卖平台用工问题,还是“发展平台经济”的政策导向,都为当代所有制研究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2年第7期

发布时间:2022-07-29 15: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