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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志奇:论新时代的发展方位

  党的十九大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不仅标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处走来,现在何处,又走向何方”的新的历史方位,而且也从发展阶段、发展命题和发展使命等方面标注了我国新的发展方位,提出了新时代的发展方位的崭新课题。如果说,历史方位侧重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来把握新时代的话;那么,发展方位则侧重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阶段把握新时代。从发展方位来看,新时代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阶段,“发展起来后”的新方位,新的发展方位具有鲜明的特征和崭新的使命。当前学术界主要从历史方位研究新时代,大多数研究将历史方位与发展方位混淆在一起,明确从发展方位研究新时代的成果尚付阙如。本文认为,研究新时代的发展方位,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和根本使命等重要问题的研究,而且对深刻揭示新时代的发展特征,科学理解新时代的发展规律,更好指引新时代的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位有一个总体性判断:“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邓小平将初级阶段基本等同于“不发达的阶段”,“不发达”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特征。根据十三大报告,之所以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上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工业化和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简而言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里,“不发达”又具体化为“生产力不发达”和“商品经济不发达”,并且成为我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段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依据。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不发达”的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大致终结于本世纪中叶,彼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五特征”和“九特征”

  十三大在提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同时,从过程论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的“五个特征”,即“总起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在此之后,党的十五大在十三大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更具体和全面的概括,扩展为“九特征”。“五特征”和“九特征”涵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工业发展水平、地区发展状况、科学教育文化发展、市场经济完善程度、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变化”等方面的发展任务,总体上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要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不发达到发达的根本性变化,也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由量变的积累到“部分质变”,再到“全面质变”的过程。

  “五特征”和“九特征”虽未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却为我们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变化过程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十九大关于新时代的“五个是”的概括与此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亦即新时代的“五个是”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五特征”和“九特征”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的我国十四五时期的“六个新”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从根本上仍然来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五特征”和“九特征”所定义的发展任务。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阶段性的发展跃升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应该说,“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和“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具有坚实的现实根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GDP增长了33.5倍,平均每8年就要翻一番;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由改革开放初期GDP占全球仅1.8%,到现在的16%左右;从人均来看,我国人均收入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贫困状态到温饱状态(1998年)、中等收入阶段(2010年),目前已超过1万美元,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城乡结构来看,2017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此1978年末上升40.6个百分点;从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来看,我国的恩格尔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平均60%以上(城镇58%左右,农村63%左右)降至2018年的30%以下(城镇26%,农村28%),2019年降至28.2%,进入联合国标准中的富足阶段。

  上述变化对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五特征”与“九特征”,发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生了带有“部分质变”性质的变化。这种“部分质变”,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所定义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已经实现了阶段性跃升:从“工业发展水平”来看,我国的工业化由“自然经济为主”进入全面完成工业化并同步信息化、即将进入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从“农业人口转变非农业人口”来看,我国即将完成城镇化并开始全面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贫困人口占多数向富裕人口占多数转变”来看,我国已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正在迈向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社会主体人群并带动社会快速转型;从“科技教育文化落后向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转变”来看,我国的教育事业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科技创新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很多科技水平开始领先世界;从“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来看,我国实现共同富裕进入关键阶段,当前已经从“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变为先富带动后富并开始进入实现共同富裕阶段;从“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来看,我国国际地位实现了大幅跃升,已开始由区域性大国向具有重大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国、全球性强国跃进。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状态”没有根本改变

  这种带有“部分质变”性质的发展跃升,并未根本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状态”。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的根本特征和核心依据依然存在

  对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结构、工业发展水平、地区发展状况、科学教育文化发展、市场经济完善程度、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我国经济总量虽跃居世界前列,但人均GDP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很大,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所说,所有不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低下,这是“不发达”的重要制约;二是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城乡和地区之间内部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突出,我国仍是世界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三是我国工业化水平取得极大进步,但仍面临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不高、科技含量较低等巨大挑战,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因而,新时代我国仍然要继续完成“市场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除此之外,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社会管理体制等仍然在不断完善之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成就和显著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和“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作出了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内“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的战略部署。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市场经济完善程度、民主政治发展程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远没有发生“全面质变”。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呈现出总体性和动态性特点

  仍在总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定位新时代的发展方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依据是“不发达”具有总体性、过程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不发达具有明显的长期性和总体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近几十年我国的跨越式发展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长期并存,使得我国的“不发达”状态呈现出整体性不发达与局部性发达、长期性不发达与暂时性发达、连续性不发达与阶段性发达、落差性不发达与超前性发达并存交织的特点。二是不发达具有动态性和变动性。20世纪80年代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是以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参照的,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生产力水平要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在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党的十三大提出,到21世纪中叶,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当时认为,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到4000美元左右,就基本实现现代化。虽然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已远远超过4000美元(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突破1万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与同时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还属于“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阶段。因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不会在较短历史时期内完成。

(三)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以此为科学方法论,他提出,“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世界”。

  1.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阶段

  必须看到,一方面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两个“没有变”依然是我们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将会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那么,以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为主要标志的新时代,是否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我们必须明确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定位新时代,新时代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但另一方面,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阶段。因为,虽然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的根本特征和核心依据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不发达的程度和表现形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从程度看,新时代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发达与不发达呈现出“整体性与局部性”“一般性与特殊性”相互交织的特点;从表现形式看,新时代的“不发达”状态跨越“生产力不发达、商品经济不发达”而进入“不平衡、不均衡和不充分的发展”的新阶段。

  2.新时代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状态”的阶段性克服、扬弃与超越

作为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要经历由不发达到较为发达再到发达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会因为发展水平长期量变的积累而引起“部分质变”,再在部分质变的基础上,经过长期量变而引起“全面质变”,由此会出现若干相互接续但又相互区别的发展阶段。新时代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随着改革开放几十年量变而引起“部分质变”从而进入的新阶段。新时代既是“部分质变”的结果,也是“部分质变”标志。新时代的“部分质变”意义在于,它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状态”的阶段性克服、扬弃与超越。不管是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还是2021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或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状态”的阶段性克服、扬弃与超越。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一穷二白”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百年长征”,至今已历经改革开放前后60多年,现已结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上半程”。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发展后的新阶段,新时代开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半程”。在“下半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在“人口结构、工业发展水平、地区发展状况、科学教育文化发展、市场经济完善程度、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变化”等方面,将在“部分质变”的基础上实现“全面质变”。

二、新时代处于“发展起来后”的新发展方位

  那么,如何在理论上定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的内在特征和历史使命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比,有无变化或不同呢?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发展方位

  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基于对我国改革开放出现的新问题的洞察和未来发展之路的深刻思考,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发展起来”和“发展起来以后”的重要命题。他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他举例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而且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时,也深刻指出,“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中……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这里,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到了“发展起来以后”这一说法,并认为,现在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发展起来以后不断出现的。

  以此为依据,我们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为两大发展方位:一个是“欠发展”的发展方位。从改革开放到十八大以前,总体概括为“欠发展”的发展方位,其根本历史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主要矛盾是通过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根本使命是让我国“先发展起来”。正如邓小平所讲的,这一阶段最主要的,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每隔几年使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另一个是“发展起来后”的发展方位。党的十八大后,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我国整体上处于“发展起来后”的新发展方位。新发展方位的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和主要挑战都发生明显变化。新发展方位以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为发展目标,以五大新发展理念为根本指引,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为根本途径,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历史任务,追求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新需要的根本目标,这些都是“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反映“发展起来后”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理念。从历史使命看,“发展起来后”的新时代,是实现由部分人的富裕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时代,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这些历史使命与邓小平关于“发展起来以后”要解决的问题,具有高度契合性,从实践层面表明新时代处于“发展起来后”的发展方位。

(二)“发展起来后”发展方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和不变

  科学定位“发展起来后”的新发展方位,要揭示新发展方位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运动变化。对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五特征”和“九特征”,新发展方位的生产力总体上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状态”;“发展起来后”新发展方位已“告别了低收入发展阶段,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个阶段的许多发展问题和低收入阶段时是不一样的”。即,第一,此阶段已跨过以摆脱贫困、解决温饱为主要目标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正在进入追求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为主要目标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第二,此阶段已经跨越了文盲半文盲占很大比重和科技教育落后的阶段,正在快速实现世界教育强国和科技创新强国;第三,此阶段将通过鼓励支持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第四,此阶段将快速缩小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国家的发展差距,直至赶超并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生产关系上,一方面“发展起来后”发展方位仍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来彻底摆脱“不发达状态”,仍是“发展起来后”新发展方位时代命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适应“发展起来后”新发展方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仍是贯穿“发展起来后”发展方位上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另一方面,“发展起来后”发展方位的生产关系,与新发展方位的生产力相适应,有重要变化:第一,“新时代的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发展”。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要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同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第二,新时代正在实现由“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转向“必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这一转向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将更加完善和成熟。正如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尤其是分配制度,要“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更加“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的分配关系”。第三,新时代要着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可以说,新时代正当其时。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实践的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总之,“新时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高等收入发展阶段,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变化来看,新时代处于“发展起来后”的新发展方位。

三、“发展起来后”新发展方位的时代特征

  “欠发展”的发展方位和“发展起来后”的新发展方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任务、基本特征等基本属性贯穿于不同发展方位的始终。但与“欠发展”的发展方位相比较,“发展起来后”的新发展方位又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从内容来看,时代特征“集中体现为面临的时代课题、主要矛盾、历史任务和适应时代发展的战略策略”等方面;从性质来看,新的时代特征既整体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不变”,又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方位之“变”,即“新”的具体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本质贯穿于新时代,但新时代有新要求

  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因而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重新认识,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应该说这一重要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生产力取得历史性飞跃、告别低收入阶段进入中高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根本指引。二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邓小平看来,“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1990年在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提出,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新时代随着我国进入“发展起来后”的新发展方位,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的历史使命,仍然庞大的贫困人口数量、居高不下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日渐突出,成为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对此,习近平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新发展,是新时代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要求。这个新要求,在继承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核心内容的同时,立足于新时代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要求新时代要把着力点放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上;要求更加重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并且号召全党都要“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这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本质的更加充分显现,指明了方向。它意味着新时代将以GDP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将更加着重解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问题。在实践中制定发展规划时,习近平提出了体现新时代社会主义本质新要求的共享发展理念,要求改革发展成果要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并要在公共服务、脱贫攻坚、教育就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作出有效“制度安排”;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小康,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尤其是要通过精准扶贫来打赢扶贫攻坚战、消除贫困,确保全国人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提出,未来1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本质新要求在实践中的展开,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

(二)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判断,成为改革开放几十年我国实现“富起来”的根本指引。如上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呈现;同时,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性作用和全局性影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将具有“时代性特征”。

  进入新时代,虽然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社会主要矛盾却已发生明显的具有新发展阶段特征的转化,党的十九大将这种转化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体现在人民需要和社会生产两个方面。从人民需要来看,一方面,人民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衣食住行等温饱需要,也不满足于保证基本生活和达到丰衣足食水平的小康需要,对物质文化生活有了高质量、高水平等更高要求;另一方面,除了物质文化需要以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即人民需要出现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现实增量。从社会生产来看,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相比,新时代社会生产方面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如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不充分,城乡、行业、人群、体制内外的收入分配不平衡,等等。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要求新时代的发展必须适应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新时代要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作为根本途径,坚持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需要为根本目标导向。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也构成了新发展理念的根本依据,要求新时代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尤其要以协调和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引,补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

(三)富起来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新时代的主要历史使命是强起来

  党的十九大在阐述新时代的意义时指出,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阐述新时代的科学内涵时提出,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这表明,“发展起来后”的新时代我国处于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关键档口,新时代开启了强国时代的新征程。

  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富起来”的历史进程,经过近二十年,二十世纪末我国总体上步入了小康社会,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中的前两步如期实现。经过新世纪二十年的发展,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定程度上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问题,意味着“富起来”的历史任务基本上解决了。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发展起来后”的新时代,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即将完成第一个百年的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大在提出我国要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同时,重点为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做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新时代的强国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即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我国将分两个15年的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经过第一个1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再经过第二个15年到2050年前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国家中长期规划聚焦“强起来”的短板和弱项,不管是对创新在现代化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的强调,还是对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支撑”的定位,都是着力解决“大而不强”的问题,提出的2035年现代化远景目标中的“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都直指强起来。

  可见,“发展起来后”新时代的新使命包括了决胜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但重点是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即“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也包括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还要不断地富起来的历史任务,但重点任务是要全面强起来,并在全面强起来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起来是新发展方位的主要使命和根本表征。

  (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1-08-24 10: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