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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虎:美国对外“政治渗透”的本质

所谓“政治渗透”是指一国通过政治手段,同时整合其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资源,通过“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影响对象国领导、精英和民众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知及行为,促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实现。无论是从西半球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时代,还是单极世界的后冷战时代,美国在对外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高度重视“政治渗透”的极致运用。美国对外“政治渗透”的主要目标是主导世界秩序、巩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美国对外“政治渗透”的步伐始终未曾停止过。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多次承诺,美方不寻求新冷战,然而如果我们将美国对外“政治渗透”的历史演变轨迹做一下回顾,就能认清其虚伪性和欺骗性。美国外交学者威廉·布鲁姆在2013年出版的英文版《民主:美国最致命的输出》一书的引言中,总结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所作所为:致力于推翻50多个外国政府,其中大部分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粗暴干涉至少30个国家的民主选举;试图暗杀50余位外国领导人;向30多个国家的民众投掷炸弹;试图镇压20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在美国对外“政治渗透”的背景之下,中国可以采取切实有力对策,挫败外部“政治渗透”,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美国对外“政治渗透”的历史嬗变

早期阶段的美国对外“政治渗透”。美国对外“政治渗透”萌芽于19世纪20年代,美国打着“门罗主义”旗号将对外“政治渗透”的目标瞄准其“后院”——拉丁美洲。19世纪末,美国在拉丁美洲进行渗透干涉尝试的第一个对象是加勒比海地区,并形成了所谓“加勒比海版本”,其基本方式是:首先对该地区进行军事占领;其次逐步扶植亲美政府;最后是输出美国民主制度。这种做法逐渐成为美国向全世界“政治渗透”的模板。美西战争拉开了美国对外干预和促进民主的序幕,第28任美国总统威尔逊进一步将促进民主纳入外交政策。1914年至1916年,美国以军事威胁方式干涉墨西哥内政,逼迫墨西哥颁布新宪法,实现墨西哥全民普选。俄国十月革命后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美国资产阶级视之为洪水猛兽,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时任美国威尔逊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打击“赤色分子”的“红色恐惧”浪潮。为了诋毁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美国政府伪造了一份“西松文件”。这份文件刻意歪曲事实,污称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司令部一手策划的。时任美国驻俄大使弗朗西斯将布尔什维克描绘成是一群追逐极端社会目的的激进革命分子。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美国还参与了协约国对俄国的武装干涉,并试图借此机会推翻苏维埃政权。

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外“政治渗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分别代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在全球展开全面对峙。在美国对外“政治渗透”过程中,美国中央情报局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在军事干涉过于强硬、外交手段又软弱无力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渗透便成了美国政府的第三种选择。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成立之初的20多年内是其“隐蔽行动”最为频繁的时期。所谓“隐蔽行动”,主要包括美国政府实施或赞助的反对敌对国家或集团、支持友好国家或集团的一切活动,旨在影响外国政府、组织、个人或事件。1954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NSC5412系列文件。该文件要求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下,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实施反对和遏制“国际共产主义行动”的全部间谍和反间谍行动。这项秘密行动的具体目标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造麻烦,在受到国际共产主义威胁和统治的地区发展地下抵抗力量。

除此之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插手1964年智利选举活动。具有右翼倾向的基督民主党的候选人爱德华多·弗雷和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党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为防止后院出现一个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政府,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方面全力支持弗雷,并为其提供大部分竞选经费;另一方面又开动宣传机器极力诋毁阿连德。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宣传小组每天张贴3000张海报反对和丑化阿连德。其中有一张传播范围颇广的海报,上面绘有锤子和镰刀挥向孩子额头的图样,用意昭然若揭。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右翼广播电台也“精心”制作各类攻击左派的节目。当时传出这样一段竞选广播录音:一阵机关枪响过后伴随一个女人哭喊,“他们杀了我的孩子,那些共产主义者”。随后广播员激愤地说,“共产主义只能带来伤亡和痛苦,想要阻止苦难的发生,我们必须选举爱德华多·弗雷为总统”。美国中央情报局最终左右了智利的选举结果,阿连德落选,弗雷最终胜出。

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干涉政策接连受挫,迫使美国改变策略。美国卡特政府上台后,开始通过人权外交政策进行“政治渗透”,1978年2月17日,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总统人权命令:NSC-30号文件》,该文件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人权外交的方针政策,标榜“在全世界促进尊重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卡特政府在推进人权外交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对日后美国对外“政治渗透”产生了重大影响。1983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对外“政治渗透”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成立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该基金会虽为非营利机构,却接受美国国会拨款,在推动美国对外“政治渗透”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主要任务是遵照美国政府命令,以资金资助形式操纵、指挥全球多家社会组织向目标国家和地区输出美国价值观、实施颠覆渗透破坏、煽动所谓“民主运动”。该基金会的活动涉及100多个国家,它以“推广民主”的名义,通过收买外国反对力量企图颠覆外国政权。

冷战后时代的美国对外“政治渗透”。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政治渗透”战略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对于美国来说,随着苏联解体,美国对外“政治渗透”的真正目标是维护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冷战结束后,“布什主义”大行其道,它有两大支柱,一是坚持美国有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二是运用“政权更迭”的手段扩展民主。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明确提出了美国对外“政治渗透”战略的核心目标是追求“全球民主化”,孤立和打击所谓“逆潮流而动的国家”。在新干涉主义驱动下,美国政府积极主动介入一些因内部冲突导致混乱、引发人道主义灾难的国家,力图“挽救”这些“失败”的国家,并对其输出民主。先是通过军事手段平息这些国家的冲突,然后驻扎一定程度的武装力量来监督和维持这一地区的和平,最后用驻军来推进对象国建立美国所希望的民主机制和自由市场。“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反恐战争的名义进行“政治渗透”,推出“大中东计划”。在美国布什政府看来,中东地区的“独裁”政权和“专制”政体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只有推翻中东地区的“独裁”政权,在该地区普遍实现民主,才能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最终有利于美国对中东的控制。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迅速席卷中东阿拉伯国家,突尼斯、埃及、也门、叙利亚等国家相继出现了反政府运动,美国的对外“政治渗透”是助推“阿拉伯之春”的重要诱因。

美国对外“政治渗透”的本质

美国对外“政治渗透”战略的实质是以美国特有的意识形态为指向,以国家制度及文化价值观为核心内涵,以实现国家利益为根本宗旨,在使世界“美国化”的基础上,确立和维护美国在世界秩序谱系中的主宰地位。

美国对外“政治渗透”是巩固自身霸权的工具。国家利益永远是决定国家对外行为的最主要因素,霸权国家对外“政治渗透”的政策只能也只是服务于它的霸权利益。美国在全世界建立亲美政权的最终目的是巩固其霸权地位。美国作为现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始终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总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将可能对其战略利益构成威胁的国家树立为“假想敌”,并进行全方位打压。美国对外“政治渗透”的实质和最终目的,是使美国的统治者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并试图将这种统治地位长久延续下去。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频繁的“政治渗透”最能体现出这一本质特征。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削弱,美国更加强调中国对美国霸权构成了严峻挑战。美国总统拜登声称,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中国”。为了维系美国的霸权地位,拜登政府在经贸、科技及军事上遏制中国的同时,更注重在政治领域加大对中国的“政治渗透”力度。

美国对外“政治渗透”的核心内容是兜售美式“民主”,核心任务是“输出民主”,其实就是利用经济、政治、军事等手段,把本国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传播到其他国家,促进被输出国的“民主化”进程。民主制度输出是为了达到维护本国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目的,向被输出国传播民主制度和理念。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就是把美国的民主制度移植到世界其他国家,使其他国家按照美国的意志来推进民主进程。其基本路径:一是扶植亲美政权执政,使其服从于美国对外战略,完全在美国的掌控之下;二是在此基础上输出民主制度,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政权,在每个角落都能体现美国化。

美国对外“政治渗透”的目标是维护美国意识形态的“绝对安全”。美国是世界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美国在国内巩固主流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对外利用政治丑化、军事威胁、经济诱导、文化渗透等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进攻。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迥异于其自身意识形态的国家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批判甚至敌视的姿态。然而,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引起了美国的不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美国将这种超越视为严重威胁和挑战,为了保证美西方意识形态的绝对安全,近年来,美西方在对华“政治渗透”领域表现出的扩张性和干预性分外明显,对中国在国际上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显得格外焦虑。“五眼联盟”正计划炮制一系列所谓“中国对西方进行政治渗透”的谣言,以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其焦虑程度可见一斑。

各国应对美国对外“政治渗透”的反渗透措施

多年来,美国对外“政治渗透”虽然四处碰壁、声名狼藉,但也屡屡得手,对被渗透地区的安全稳定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在欧洲,美国策动的“颜色革命”不断引发地缘政治危机;在中东地区,美国推动的中东民主转型并未使相关国家情况好转,反而使相关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民主化”泥沼;在亚洲,美国动作频频,对我国主权完整、政权稳定和周边环境安全造成威胁。同时,各国并非被动接受或放任美国的“政治渗透”,而是予以积极应对,抵制其负面影响。

独联体国家的反“政治渗透”措施。俄罗斯在抵制美国“政治渗透”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通过立法对社会组织参与的政治活动进行严格管控。1995年至1996年,俄罗斯政府先后出台了《俄罗斯联邦社会团体法》《俄罗斯联邦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法》和《俄罗斯联邦非商业组织法》,拉开了俄罗斯对社会组织立法的序幕。2012年7月,俄罗斯出台《从事外国代理活动的非商业组织的联邦法律修正案》,明确把“外国代理人”一类的社会组织单独划为法律监管对象。2015年,俄罗斯还出台《不受欢迎组织法》,进一步加强对外国和国际社会组织的监管,防止其从事危害俄罗斯国家主权利益和安全的活动。其次,通过立法管制互联网渗透。2014年7月4日,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一项法律,规定两年后禁止本国公民数据存储于国外服务器。这一新规,被反对者看成是对脸书、推特等美国社交网站的排挤。2019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主权网络法”,目的在于预防外国势力干预。该法规定,当俄罗斯网络遭到威胁时,俄罗斯国家信息科技、通讯及大众传媒监察机构,可关闭外部网络联系。哈萨克斯坦也效仿俄罗斯管制社会组织,在2005年通过了《反极端主义法》,该法规定,“哈萨克斯坦检察机关有权认定哈境内的国内外组织为极端组织”。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还妥善处理与反对派的关系。在对待反对派的策略上,哈萨克斯坦一般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在白俄罗斯,实行对反对派刊物和组织的严格登记制与活动审批制。

拉美国家的反“政治渗透”措施。古巴的基本对策是同各种错误思想、思潮作斗争,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古巴第一任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新自由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本质,即“新自由主义是帝国主义在其世界霸权阶段的意识形态”。1997年古巴共产党“五大”通过的《古巴共产党章程》则更明确强调要同资产阶级思想和任何形式的犯罪和反社会行为作斗争。针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与“和平演变”,在1999年“埃连事件”之后,古巴共产党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思想战”。古巴共产党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美国对古巴内政的干涉,这既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也提高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也对新自由主义予以强烈批判。

拉美左翼的做法是抱团抵制美西方的“政治渗透”。进入21世纪,伴随着拉美地区左翼势力的兴起,拉美国家在事实上出现了一个左翼联盟,对内谋求拉美国家团结自强,主张区域一体化;对外反对美国的所谓“普世价值”,主张外交关系多元化。为实现上述主张,拉美左翼先后建立了“南美洲国家联盟”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2000年和2005年古巴和委内瑞拉两国两次签订的《一体化协议》构建了“古巴—委内瑞拉联盟”。“古巴—委内瑞拉联盟”还通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机制将一些激进的左翼国家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政治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治安全,特别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在美国对华“全政府”“政治渗透”攻势下,中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应对:首先,以我为主,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治本之策。其次,为有效应对美国的“政治渗透”,中国有必要构建完整、立体的意识形态安全保障体系。对美国危害我国主权独立和国家核心利益的行为,深刻揭露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并予以坚决的回击,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最后,构建抵制美西方“政治渗透”的国际统一战线。为制衡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构建以应对中美政治战略博弈为焦点的国际统一战线,扩大国际社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知及认可。

网络编辑:张福军

来源:《人民论坛》2022年第9月上期

发布时间:2022-11-10 15:5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