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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参 戴建平:应对气候变化
——资本主义的挑战与社会主义的道路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说:“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希望为了共同的利益,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慷慨大度相互无私合作的社会,那你就不能指望从生物的本性获得什么助益。……因为我们生来是自私的”。道金斯的话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必然会出现问题。事实也如此,在处理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公共事务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应对政策自始至终都是反复无常的。若要从根本上去寻找其原因,可以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自由民主体制两方面入手。

 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西方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政策之争,往往显得莫衷一是。如果要从更深层次去探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气候政策之争,那么首先绕不开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市场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制度在资源的有效配置方面的确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市场经济是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曼昆(Gregory Mankiw)也认为“市场经济在以一种促进总体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方面非常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说,市场经济又天生匹配资本主义制度。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认为“市场经济天生根植于资本主义”。西方社会始终标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最适宜现代人类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率,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与自由民主更为匹配,反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在西方世界并不受欢迎。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于市场自由、企业私有以及利润导向的生产方式”。因此,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适合资本主义制度的,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可以创造出惊人的价值的,这也符合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理论。但是,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从社会关系方面界定了人的本质,指出人存在的基础不应仅仅是单个的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单纯的追求私人利润、单纯的追求个体“自由”的体制并非长久之计。在市场经济前提下,在疯狂追逐个人利益的氛围之下,整个社会很难超出个人视角去考虑人类共同体受到的重大威胁。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尤其掺杂人性因素,因此不可能完全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进行考察,当然更不能单纯地运用成本与效益的模式进行分析。因此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单纯依靠市场经济必然会出现问题。认识市场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局限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应当看到,市场在解决气候问题上丧失了有效性,这种丧失的有效性表现在对产权不明晰的(亦或说免费的)资源调控方面,也就是我们说的公共资源,比如:空气。以美国为例,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案》创造了美国改进空气质量的初始框架。这一法律建立了六种污染物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一级标准是为了保护人类健康,二级标准是为了保护人类在其他方面的福祉,包括空气质量对植物、能见度以及结构的影响。美国每个区域的空气质量预期都能实现这些标准,甚至有些地区还会优于这个标准。但是所有的新的排污者必须也要符合这个标准。尽管这些多种层级的法律和规则对各个行业而言成本很高,但极大地改进了环境质量,降低了人类健康和环境面临的风险。而格林斯顿(Michael Greenstone)经过研究发现,在美国一些采用严格空气质量排放标准的城市,不但经济上遭受损失,同时也失去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主要是受《清洁空气法案》严格管制的影响,而市场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发挥其有效的调控作用,所以致使采取积极措施的城镇却间接蒙受经济损失。因此,免费的公共资源并不能在市场机制下被有效调控。

其次,市场经济的自由贸易规则不利于新兴低碳产业的发展。风能、太阳能等低碳能源是化石能源的替代品,发展风能、太阳能等低碳能源也是降低全球碳排放的重要手段。但是按照市场规律的原则,追求利润是市场竞争的根本目的,新兴低碳能源行业进入市场竞争环节后,市场所看重的并非是其改善全球环境并降低各国碳排放量的作用,而是低碳能源的利润。在自由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各国争先将低碳能源作为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并对其他国家的低碳能源行业进行投诉排挤,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而处于这种竞争环境之下的新型能源行业必然不能顺利、健康地发展。虽然有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等共识性文件的存在,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在努力发展低碳能源并进行减排,此前,克莱恩(Naomi Klehin)就发现,那些快速降低全球碳排放量的绿色能源项目在国际贸易协定下,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且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

例如,美国曾在2010年以贸易保护主义的名义控诉中国对风力发电项目进行补偿,美国认为该补偿间接对本地产业进行保护。此后美国还控诉了印度的太阳能绿色能源项目(尼赫鲁太阳能计划),美国认为印度的太阳能绿色能源计划包含保护当地产业的倾向。导致的结果是,印度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工厂大量倒闭,直接影响印度的节能减排及本国绿色经济发展。当然,印度也对此进行了反击,起诉了大批美国绿色能源项目。在解决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之下,这样的行为令人迷惑。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相互攻击,认为其他国家并未在减排方面竭尽全力。发达国家不但没有全力去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能源产业项目,同时他们却在竭尽所能地去破坏其他国家的绿色能源计划。市场经济的自由贸易规则是针对全球贸易市场而制定的,这是一种契约精神,要求大家都要遵守,它从不划定例外对象,因此新兴的能源产业也必将会受到来自市场经济中自由贸易的冲击。

第三,市场经济在调控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方面是失灵的。改变气候变化的形势,降低全球碳排放既要求各国资金上的支持,同时还要求发达国家、掌握先进减排相关技术的国家在技术方面的支持。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关于绿色能源的相关技术明显落后,有关节能减排的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手中,这就需要发达国家在技术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支持。“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本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绿色能源核心技术大多数并非国有,往往掌握在私人手中,发达国家并不能强行将私人技术转换为国有,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利用这些技术来为私人企业生产经济利益”。所以说减排目标的完成就不仅仅是投资高低的问题了,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也是减排的瓶颈。

这个瓶颈是资本主义国家内在原因造成的,但其解决不可能完全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完成。资本的本性在于对利益的狂热追求,有潜在价值的事物往往掌握在私人手中。而这些事物也是个人追求更大利益的工具,技术就属于这个范畴。资本主义国家强调人权至上,国家不可能强行将隶属于个人的技术转让给他人。因此,在技术领域,资本家就可以以保护私人财产的名义利用手中的技术套取大量资金,同时给跨国绿色能源技术转让及许可方面附加有利于自身的严格标准。在这种标准下,技术的使用就不可能偏向于解决问题,而是偏向于创造利润,从而阻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脚步。

近年来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颇有建树,政府大力支持太阳能、风能、水能等行业的发展,但是在许多涉及到核心技术的领域不得不依赖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则以保护私人知识产权的名义到处设置技术壁垒并从中获利。由于绿色能源属于新兴产业,初期的利润空间并不多,而微薄的利润又大部分进入到发达国家口袋。为了避免亏损,新兴能源企业不得不安装大量低效能的机组,但这既不能满足对绿色能源的需求,同时更高的专利费、保养费会进一步增加企业的资金负担,最终企业将不得不面临破产的窘境。

如果环保技术可以实现世界范围内无偿使用,而不是仅仅依靠市场的调节,那么减排问题将会彻底改变。技术的加持,会导致能源成本上升,以电价为例,“假设电价在21世纪最初的10年平均保证在人民币0.516元/(kW·h)(约合7.6美分/(kW·h))的话,那么风电能满足到2030年所有的电力需求量,这个量大概是现在消费量的2倍。如果电价降到0.4元/(kW·h)的话,那么风电能取代现有燃煤发电量的23%”。所以说如果在成本上满足要求,那么绿色能源是可以实现世界所希望的低碳未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自身发展目标是不同的,但是在有关环保的产品和服务方面,必须要突破贸易自由的限制,为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绿色能源技术提供保障”。

第四,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不可能解决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所面临的不公平问题。首先,如何解决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因历史原因造成的不平等?众所周知,在各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GDP的增加就意味着二氧化碳的排放。如今,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完成了工业化,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排放了巨量的二氧化碳,已走过了碳排量的增加阶段,目前正处于下降阶段。但是,在发达国家发展工业化的时候,气候问题尚未进入全球视野。而现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上升期,却不得不面对减排问题。全球性的碳减排计划如果同样施压于发展中国家,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我们以更具绿色倾向的奥巴马政府为例,全球性减排体系一直是美国气候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奥巴马政府也不例外。西方经济学家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等人表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应遵循“市场一体化”的最优效率原则,在这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当平等地加入全球碳减排体系中,如若不然,将会出现所谓的“碳泄漏”,从而降低全球减排的实施力度,同时也就损害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也正是基于上述出发点及原则,美国政府一直消极对待国际减排框架。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本质上仍然是希望建立一体化减排体系,因此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从根本上说并未改变,只不过在对待全球气候问题时,奥巴马政府表现的比之前积极罢了。

在国与国之间,市场并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在本国内部,市场机制同样失效于公平问题。比如,减排导致的煤炭、石油等燃料价格的上涨,对低收入和贫困家庭的影响,显然要远远大于对富有阶层的影响。油价、电价的每一次上涨,都会给底层家庭造成不小的压力。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市场机制是缺乏公平性的,往往来说,损害的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市场背后进行宏观方面的调控,也就是政府要发挥作用。

 自由民主体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蒙比奥特(George Monbiot)说过,“我们能够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是努力建立一种最不坏的体制(统治方式),这是人类的命中不幸”。虽然自由民主制一直被西方社会标榜为最适合人类社会的普世制度,但是,即使在西方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对自由民主制质疑的声音。名义上,市场至上、人权至上和财产私有是自由民主制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未必能挽救环境灾难。正如希尔曼(David Shearman)所说,“51%的人投赞成票就能毁灭49%的人希望保护的一种资源,……因此民主制度的核心存在着破坏生态的可能性”。就像有些左翼环保作家所言,环境问题的首要原因是一个生态上不可持续的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的存在。讨论资本主义制度问题,除了要从其经济基础着手,还要研究其政治制度也就是其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而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首先是建立在法律契约基础上的。

1. 复杂的法律体系影响政策的制定

“法人只有一项社会责任,那就是为其股东赚来尽量多的钱”。希尔曼也看到,在西方的法律体系中,“法人的社会责任是一项道德命令,而以环境目标代替利润是不道德的。这就是柏拉图笔下的野蛮人掌舵的民主制这一漏水船最终沉没所撞上的岩石”。而法律基础这块“岩石”也正是自由民主制国家处理环境问题等公共事务的强力绊脚石。

俾斯麦说过:法律就像香肠,最好不要看他们的制造过程。“与一般的纯多数投票模式不同,政治家在自由民主制国家中制定法律政策要受到两个超级多数程序的制约:行政否决和参议院的阻挠议事程序”。首先,执行否决权意味着总统可以通过否决国会的立法举措来阻止政策改变。为了推翻总统的否决权,国会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其次,参议院程序性阻挠议事。参议员可以通过长时间的发言来阻止一项议题被表决,100个席位的参议院必须有超过60名议员出面制止这种故意的长时间发言,才能恢复正常议事。美国参议院规定,一项提案被表决前不能进入下一个议题,因此,一旦不能够被阻止,那么正在讨论的议题将会被牺牲,以免耽误后面的议题,也就是说,在参议院通过一项提案,需要的往往不是过半票的“简单多数”,而是三分之二票的“超级多数(supermajority)”。因此,41名参议员中的少数人可以阻止议案调动议案,从而改变政策。正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指出的那样,阻挠机制意味着“如果人口最少的州聚在一起,代表11%人口州的参议员理论上可能会挫败89%的意愿”。

因此,美国的立法体系旨在偏袒现状。在气候问题等持续不和谐的问题领域,政策变化尤其困难。

2. 自由民主制的决策过程受制于国会中利益冲突

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在美国气候政策冲突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2003年夏天,参议院对麦凯恩(John McCain)和莱伯曼(Joseph Lieberman)参议员提出的《气候管理法案》进行了投票,费舍尔(Dana Fisher)对此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自然资源依赖与投票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来自资源依赖州的参议员比非资源依赖州的参议员投票反对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种关系对于煤炭开采州来说更为显著:支持该行为的14名参议员中没有一个来自具有严重煤炭依赖的州”。这些发现得到了古里邦(Guri Bang)的支持,他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这种投票行为在与气候相关的决策中相对一致。结果表明,即使美国的气候问题的思想层面很强,但地理层面(无论参议员代表石油生产州还是煤炭生产州)大大增加了与气候相关立法不能投票通过的可能性,这并不仅仅属于党派问题”。《利伯曼-华纳气候安全法案》在2008年6月由美国参议院讨论过。当时有10位民主党参议员共同写信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瑞德(Harry Reid)和参议院环境与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博克瑟(Barbara Boxer),信中表明了美国气候政策的两党观点,参议员们表达了他们对该法案的担忧,并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不能支持以修正的方式最终通过的该法案”。签署该信的十位参议员中有七位代表煤炭生产州,而两位代表汽车生产州。信中指出,作为“来自最先受气候立法影响的州的民主党人士”的角色,这是他们写信的动机之一。

3. 无限放大个人利益难以解决环境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说,全球性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应当由实行自由民主制的西方工业化国家来承担,自由民主制国家遵循个人主义至上的原则,保护主导其整个社会的牟利动机,因此很难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看到任何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补救可能性。当利润受到威胁的时候,牺牲环境成为再正常不过的选择。以澳大利亚为例:

在澳大利亚,一个关注环境破坏对人类健康影响的医学博士社团,给银行和金融机构写信,说它们所投资的公司对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和其他州的原始森林的砍伐殆尽负有责任。信中清晰地列出了它们关注的科学和医学理由。每封回信都是,“在《公司法》下,基金管理业务的法律义务是无论何时都把客户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自由民主制固有的根本问题。利润优先于生态服务、气候变化和环保。

所以说,过分强调个人利益不利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具体来说,自由民主制在制定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措施时,往往会受到个人利益集团的影响,这样的结果经常是立法性措施不能够通过。我们知道美国气候立法的最大反对者是来自煤炭开采州的共和党人。美国绿色网进行的一项分析表明,奥巴马在阿巴拉契亚煤炭地区的选举支持率不及两位前民主党候选人克里(John Kerry)和戈尔(Al Gore)的选民支持率。有趣的是,在大多数州的煤炭县,奥巴马都会比之前民主党候选人获得更少的选民支持,即使奥巴马在这些煤炭县所取得的成绩比任何民主党候选人都要好:“奥巴马是四十年来第一位赢得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是十六年来第一位赢得俄亥俄州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然而,根据分析,在负责弗尼吉亚州所有煤炭生产的第九区,奥巴马的选票落后将近20%。在俄亥俄州,奥巴马失去了两个最大的煤炭生产县”。宾夕法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也发现了类似的趋势。美国绿色网的记者得出结论:“煤炭地区选民不愿接受奥巴马可能会为其‘兜售’的改变国家能源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提案。更重要的是,这可能会给立法者带来麻烦,因为这些立法者的政治命运取决于这些地区的支持”。在每一个民主国家,面对强大的企业,环境问题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才是自由民主制的根本目的,因此自由民主制很难改变全球气候变化的现状。

 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社会主义道路

实际上,对于资本主义应对气候变化的困境,不只是表现于政策层面,而是深植于基本的政治制度,对此,不少西方学者们也已有所认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从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应对方案,呼吁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保障型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超越党派政治”,甚至在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框架下“回归计划”,以对抗“妨碍应对气候变化的商业利益”,类似地,米利班德(Edward Miliband)也看到了,要应对气候变化,“现在的政治是不够的”,西方国家“需要以一种空前的规模推进变革”。

然而,不论是吉登斯呼吁的超越党派政治、回归计划的保障型政府,还是米利班德提出的让现实政治退出的空前变革,在现有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框架内,都是难以实现的。导致全球气候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逐利本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以探求解决全球气候问题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京都协定书》生效后,不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却不减反增。《京都议定书》的失败,“很明显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惰性,资本主义制度很难主动调整自己的运行方式,资本主义现行的运行方式将会对全球环境构成严重威胁”。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资本主义自身难以解决的诸多困境,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却可以加以解决。作为与资本主义有本质性区别的社会制度,它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致力于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因此,从最基本的理论层面,社会主义制度为全人类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气候问题提供了一个选择。多年来,在日益激烈的气候政治博弈中,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国,中国作出的承诺、已经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显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主义方案给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希望。

近年来,中国作为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负责任大国,利用自身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自上而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采取了很多实际可行的减排低碳措施,不仅大力提高了国内环境保护的力度,也为解决全球气候问题尽了最大、最诚实的努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特征就是政府能够统筹的资源多,因此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从社会制度角度来说,中国具有许多方面的天然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很容易凝聚共识,并最大程度地保证科学决策和政策的施行,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两党制或多党制所造成的政策摇摆和相互掣肘。在这一制度下,中国人民很容易动员起来,一致积极应对共同的危机和挑战。

中国政府自从1979年参加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以来,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从未动摇过。除了批准各种国际气候公约之外,中国政府于2007年制定并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从2008年起,中国政府每年都会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年度报告》。十八大以后,中国政府更是把应对气候变化确立为国家战略。2020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了包括绿色在内的新发展理念,并突出了“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0%左右”、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甚至力争到2030年碳排放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等发展目标。

可见中国政府已将解决气候问题提升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正是具有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可以持续、稳定地向世界输送治理全球气候问题的正能量,竭尽所能地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以河北省会石家庄治霾为例:2013年全年,石家庄仅有43天达到二级天标准,没有一级天。石家庄的污染主要来自于燃煤污染、工业污染、扬尘污染、机动车污染等。从2013年开始,石家庄市开展“利剑斩污”行动,相继关闭污染企业1532家,对2092家企业进行了整改,其中包括全市852家涉及挥发性有机物的企业,同时针对机动车尾气问题,在市区内施行单双号限行。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短短数年,石家庄空气环境质量就有了明显好转,2017年,空气质量达到五年来最高水平。

根据2020年发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到2018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 排放下降4%,比2005年累计下降了45.8%,约等于减少52.6亿吨CO2 排放。绿色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4.3%,基本扭转了CO2 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就是中国应对气候、环境问题的智慧。与自由民主制不顾长期利益而只注重个人利益不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国政府可以长期、坚定有效地执行环境保护措施。2017年,中国政府首先在发电行业进行改革,引入碳排放交易制度,效果明显;中国政府通过开展广泛社会调查,从全国各地筛选87个低碳省市、51个低碳工业园区、8个低碳城(镇)试点,这些试点大多提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以及减排计划;2018年1月1日,中国政府正式施行《环境保护税法》;中国政府推行绿色“一带一路”政策,很明显这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意识,因此可以预见中国政府一定会为解决全球性气候问题带来更多积极力量。中国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严格执行,来确保环境政策可以有效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道路可为全球环境问题有效解决提供了一个值得尝试的选择。

希尔曼满怀疑虑地写道:“在这些环境问题变得不可逆转之前,能否修改或改革民主制度以解决它们。如果不能,人类如何实行统治?我们认为,人类将不得不放弃他所愿望的生活自由,以便换取一个在其中生存具有至上重要性的体系。或许这个选择不应征求民主制的批准,否则人类会投票选择它所希望的生活方式”。他叹息着“自由民主制下我们在重症特护病房里的病人(指全球变暖)不能得到成功的护理”。未来之路在哪里?显然,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有可能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注释略)

作者简介丁参,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戴建平,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4卷第2期(总282期)

发布时间:2022-09-09 10: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