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我的位置 > 首页 > 理论动态
张云飞:我国生态反贫困的探索和经验

为了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破解贫穷和环境的恶性循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将生态环境保护和扶贫开发统一起来,坚持将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统一起来,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统一起来,统筹推进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为主要内容的三大攻坚战,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扶贫”和“生态脱贫”的政策理念和政策举措。生态扶贫就是通过绿色发展的方式来帮扶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扶贫攻坚战。生态脱贫就是要通过绿色发展的方式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脱贫攻坚战。简言之,生态扶贫是指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来扶贫,生态脱贫是指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来脱贫。我们可以将二者简单地合称为“生态反贫困”。生态反贫困最终助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一、我国生态反贫困的现实课题

除了社会经济等原因之外,贫困状况的发生和贫困程度的大小往往与生态环境状况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农村人口往往直接依赖自然界提供的生计资源”(Fisher, 2013)。国际社会将之命名为“贫困和环境的恶性循环”。可以将这种现象和问题简称为“生态贫困”或“生态贫穷”。例如,1993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为“贫穷与环境——打破恶性循环”。生态贫困或生态贫穷是影响我国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以及实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突出短板。长期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正视和重视这一问题,将之作为中国反贫困事业的重要主题和重要任务。

()人力资本的开发程度低

人口因素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自然变量。人口增长过快和人口素质的普遍低下是影响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障碍。在过去两次生育高峰期间,我国西部大部分省区的生育峰值都很高,且持续时间较长,有的省区的生育高峰甚至持续长达20年之久。同时,由于社会事业落后,贫困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面临沉重压力。从文化程度来看,2014年,贫困地区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不多所占比重为8.7%,小学文化程度占35.0%,初中占45.7%,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5%。从卫生健康情况来看,2014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身体状况为健康的人数占89.7%,体弱多病占6.3%,长期慢性病占3.4%,患有大病占0.6%。这样,贫困地区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逆向发展,加剧了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压力,形成了脱贫的突出障碍。

()自然生态的天然禀赋低

尽管我国“地大物博”,但普遍存在着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活能源等资源能源的短缺问题。从总体上来看,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人均水资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0%。具体来看,2014年,82.3%的农户不存在饮水困难,7.4%的农户当年连续缺水时间超过15天;57.8%的农户使用柴草为主要炊用 燃料。从地理空间上看,我国贫困地区大部分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沙漠荒漠地区、喀斯特石漠化地区、黄土高原区、大江大河等生态脆弱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生态恶化、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手段落后、粮食产量低、生活能源短缺、收入来源单一、就业机会少、信息闭塞、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等。自然生态的天然禀赋低是造成和加剧贫困的客观因素,是影响脱贫的重要障碍。

()生态环境退化程度较高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处生态敏感地带,即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明显差异的生态环境过渡带和交错带。随着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大,进一步加剧了自然生态环境的退化,导致了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等问题。沙漠化、荒漠化与贫困问题同样存在着恶性循环。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受风沙危害严重的国家。全国有荒漠化土地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2%;沙化土地172.1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9%。我国近35%的贫困县、近30%的贫困人口分布在西北沙区(张建龙,2018)。长期以来,强度樵采、过度耕种和超载放牧等人为因素造成的沙漠化和荒漠化,动摇和摧毁了贫困地区人民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物质根基。现在,我国荒漠植被盖度小于20%的沙化土地有近89万平方公里,占全部沙化土地的一半以上(寇江泽,2020)。可见,沙漠化和荒漠化地区、生态脆弱区、深度贫困地区高度重叠,既是脱贫攻坚的重点难点地区,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主战场。

()灾害频繁而且损失较高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自然灾害的多发性和严重性是由其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并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此外,近代大规模的开发活动,加重了各种自然灾害的严重性和风险性。具体到贫困地区的情况来看,其气候类型复杂、经济落后、水利设施较差,往往成为自然灾害多发地区。2014年,贫困地区67.4%的村经历了自然灾害,主要以旱灾、水灾、植物病虫害为主,分别占35.0%15.2%6.2%。同时,灾害使农村返贫现象严重。据有关方面统计,过去,我国农村每年由于自然灾害返贫或因灾致贫的人口超过1000万人。从自然地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来看,2014年,贫困地区农村中84.5%的村不存在地方病,1.0%的村存在大骨节病,0.9%的村存在地方氟中毒,0.7%的村存在布氏杆菌病,0.7%的村存在血吸虫病。可见,灾害地区和贫困地区也存在着重叠的问题,要求从巩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方面推进脱贫。

总之,我国贫困属于典型的自然生态环境约束型贫困。我国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的特征。这种情况构成了我国贫困形成和加剧的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的原因,而贫困的形成和加剧反过来对自然生态环境又造成了沉重的压力,这样,我国贫困地区就陷入了复杂的贫困与环境的恶性循环当中。因此,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如何科学有效地破解贫困和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迅速高效地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成为我国扶贫攻坚战的重要任务和重要目标。

 

二、我国生态反贫困的探索过程

1921年成立以来,在谋求人民解放和人民幸福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打破贫困和生态、贫困和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注重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来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变我国人民贫穷困顿的生活,最终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扶贫”和“生态脱贫”的战略理念和战略举措,加快了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历史步伐,推动创造了世界反贫困的历史奇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减贫的生态探索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关心群众生活”的高度,我们党就提出了通过生态环境措施来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设想。在土地革命战争中,1932年,毛泽东签署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提出:“为了保障田地生产,不受水旱灾祸之摧残以减低农村生产影响群众生活起见,最便利而有力的方法,只有广植树木来保障河坝,防止水灾旱灾之发生,并且这一办法还能保护道路,有益卫生。”这一决议看到了植树造林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来改善贫穷落后面貌的价值,并要求通过群众运动开展植树造林。此外,中央苏区还开展了水利建设和环境卫生等群众运动。在抗日战争中,19464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有免于经济上偏枯与贫困的权利,保证方法为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改善工人生活与提高劳动效率,大量发展经济建设,救济灾荒,扶养老弱贫困”。在此之前,边区政府曾经提出,“普及植树,兴修水利,以利灌溉而防水旱灾”。可见,我们党当时就明确将免于经济不公平和免于贫困看作是人民的固有权利,将生态环境措施看作是落实这种权利的重要保障。在总体上,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科学认识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环境卫生、防灾减灾等生态环境建设活动对于改变贫穷落后的价值,并在局部地区创造性地开展了一些探索性的实际工作。当然,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这些美好设想很难完全成为现实。但是,这些初步设想和探索为后来开展生态反贫困事业积累了历史经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减贫的生态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和“山河破碎”的烂摊子,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十分重视通过生态环境建设来改变人民群众的贫困生活、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19521029日,毛泽东在考察徐州时指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穷山可以变成富山,恶水可以变成好水。要发动群众,上山栽树,一定要改变徐州荒山的面貌!”这里,明确将群众性的绿化运动看作是改变贫穷落后的重要方法。进而,他要求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的方式来摆脱贫困。“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这里,主要突出了在盲目的自然力量面前人们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尽管在此期间由于认识和经验不足发生过一些曲折和反复,但由于我们党坚持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通过生态环境建设来减贫,大力推动植树造林、大江大河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爱国卫生运动等群众性生态环境建设活动,最终迅速促进我国“换了人间”,为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方面的支撑。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减贫的生态探索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提出,“我们绝不能走先建设、后治理的弯路,我们要在建设的同时就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此后,邓小平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将二者结合起来看,我们党已经具有了将消灭贫困和治理污染统一起来的思路。1992年,我国将可持续发展确为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的重大举措。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一九九四——二〇〇〇年)》提出,“林业部门要以支持贫困地区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名特优经济林以及各种林副产品,协同有关部门,形成以林果种植为主的区域性支柱产业;加快植被建设、防风治沙,降低森林消耗,改善生态环境”。这样,就明确了林业部门通过林业建设扶贫的政治责任和具体措施。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提出:“中央各有关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在安排交通、通信、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商品粮等农产品基地建设项目时,要积极向贫困地区倾斜,与扶贫开发紧密结合起来,改善贫困地区基本生产条件,加快解决贫困群众温饱和脱贫致富的步伐。”这样,就提出了生态环境建设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要求。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二〇〇一——二〇一〇年)》提出:“扶贫开发必须与资源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与计划生育相结合,控制贫困地区人口的过快增长,实现资源、人口和环境的良性循环,提高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样,就提出了扶贫开发与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相结合的要求。众所周知,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建设生态文明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将之作为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重要举措。2011年,胡锦涛提出,“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坚持扶贫开发与推进城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随后,我国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二○一一—二○二○年)》。2012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生态文明纳入到了总体布局中,形成了“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他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这样,就提出了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来摆脱贫困的科学理念和政策思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减贫的生态探索

到党的十八大召开的前后,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成就,我国反贫困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全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来看,已经由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7年底的3046万人,5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6853万人,减贫幅度达到70%左右。从贫困发生率来看,已经由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7年底的3.1%,下降幅度为7.1个百分点。从总体上来看,年均脱贫人数1370.6万人,是1994年至2000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期间年均脱贫人数639万人的2.14倍,是2001年至2010年第一个十年扶贫开发纲要实施期间年均脱贫人数673万人的2.04倍。但由于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我国贫困问题在党的十八大前后仍然存在着一些“硬骨头”,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拦路虎”。

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2012年年底,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地区的老乡能不能摆脱贫困。党中央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使命感庄重承诺,决不能让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掉队。这样,就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201510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实施扶贫搬迁,对生态特别重要和脆弱的实行生态保护扶贫”。除了“生态移民”外,这里明确提出了“生态保护扶贫”的理念和政策。201511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保护生态,实现绿色发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扶贫开发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探索生态脱贫新路子,让贫困人口从生态建设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这里,明确提出了“生态脱贫”理念和政策。20161123日,《“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要求探索生态脱贫的有效途径。2017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坚持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2018124日,按照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林业局、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制定的《生态扶贫工作方案》提出:“协调好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融入生态扶贫工作全过程。进一步处理好短期扶贫与长期发展的关系,着眼长远,立足当前,综合考虑自然资源禀赋、承载能力、地方特色、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生态扶贫工作思路,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绿色发展。”这里,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扶贫”的理念和政策。

在国际社会上,面对贫穷与环境的恶性循环,已经形成了“可持续生计”的理念,也认识到了“生态学理论和实践”在阻断贫穷和环境恶性循环中的作用(DeClerck, 2006),但是,笔者尚未发现国际社会明确将“生态扶贫”和“生态脱贫”的理念上升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方略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将之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扶贫攻坚战的结合点。

可见,在长期科学认知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在科学把握环境和贫困的恶性循环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扶贫和生态脱贫的理念和政策,为推动我国生态反贫困指明了科学方向。

 

三、我国生态反贫困的主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我国加大了向贫困地区的投入。在“可持续生计”的框架结构中,国际社会主要突出强调向贫困地区进行“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本要素投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Fisher, 2013)。最终,在加强上述资本要素投入的基础上,生态反贫困成为我国消除绝对贫困的重大战略创新和举措。

()加强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

由于科学地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在脱贫攻坚战中,我国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提高贫困人口的科学教育文化水平和身体素质,坚持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以增强我国的人力资本实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紧紧扭住教育这个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强调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逐年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经过努力,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零。千百万贫困家庭的孩子享受到更公平的教育机会,通过住宿舍、吃食堂告别了天天跋山涉水上学的困难局面。同时,我们坚持加强对贫困地区卫生保健事业和体育事业的投入,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和体育事业,切实做好地方病、传染病、流行病的防治工作。其中,2000多万贫困患者得到分类救治,近2000万贫困群众享受低保和特困救助供养,2400多万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拿到了生活和护理补贴。这样,通过增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实力,有效降低了人口因素造成的生态环境压力,增强了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加强对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本投入

我国坚持持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本投入,通过推动生态环境建设来夯实扶贫攻坚战的可持续基础。对于绿水青山的地方,我国坚持探索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科学路径,通过生态产业化的方式推动扶贫脱贫。例如,通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和森林康养等绿色产业,促进这些地区贫困人口迅速脱贫。对于穷山恶水的地方,我国坚持通过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优化其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为摆脱贫困创造适宜的自然条件。采取的主要举措有:一是坚持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例如,针对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天然风口地带造成的贫困,山西省右玉县坚持植树造林70余年不动摇,最终通过改善生态环境告别了贫困,由此形成了“右玉精神”。右玉精神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 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与“右玉精神”一样,“塞罕坝精神”和“八步沙精神”都是这种情况的生动的精神写照。二是坚持加大贫困地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力度。在以往退耕还林的基础上,对贫困地区25度以上的基本农田,我国将其纳入退耕还林范围,并合理调整基本农田保有指标。三是改革中央财政用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比如,结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我国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从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工程资金中支取其保护生态的劳动报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110多万贫困群众当上护林 员。四是坚持让自然资源开发收益造福全体人民尤其是贫困人口。例如,对在贫困地区开发水电、矿产资源占用集体土地者,我国试行给原住居民集体股权方式进行补偿。同时,我们力求完善资源开发收益分享机制,使贫困地区更多分享开发收益。五是坚持提高贫困地区的防灾减灾能力,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样,我国就确保实现了“依靠生态保护脱贫一批”和“依靠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政策目标。

()大力有序推进生态移民

由于在极端生态恶劣的地区生存已经不易,如果人类活动强度降不下来的话,只能使贫困进一步加剧,陷入深度的贫困和环境的恶性循环中。因此,我国在“十三五”时期提出了扶贫搬迁的政策。按照这一政策安排,我们大力推动生态移民工程,实行“易地搬迁”脱贫一批。这就是国家鼓励和支持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地区的贫困人口通过移民搬迁、异地开发的方式,开辟解决温饱、走向小康的新途径。在实践中,我们选择一些与贫困地区毗邻的山水资源较好、生态环境有潜力的地区进行开发,建设一些生态经济区和产业项目,创造就业机会,在此基础上,迁移一部分贫困人口,并帮助他们掌握一些实用的致富技术。早在福建省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负责福建省对口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脱贫工作,在永宁县闽宁镇实施移民搬迁工程。20167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该镇原隆村时指出:“移民搬迁走出了一条发展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子,如果都集中在不能生存、不能生产的地方,也会破坏当地的生态条件,形成恶性循环。把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地方的群众搬出来,到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发展,让原来的地方宽松一点,生态也能得到改善修复,这是一条可持续的道路。”显然,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是生态反贫困的创新之举。

()加强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坚持将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入的重点,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一体化。同时,各级政府坚持帮助贫困地区建设一批适当的水利设施工程,努力解决好人畜饮水和农田必要用水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人口告别苦咸水、喝上了清洁水,实现了饮水安全。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从交通来看,许多乡亲告别溜索桥、天堑变成了通途。新改建农村公路110万公里,新增铁路里程3.5万公里。从供电来看,贫困地区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大电网覆盖范围内贫困村通动力电比例达到100%。从通讯来看,贫困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从住房来看,全国790万户、2568万贫困群众的危房得到改造,累计建成集中安置区3.5万个、安置住房266万套,960多万人搬入了新家园。总之,在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同时,我们夯实了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促进了脱贫致富。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2021年年初,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其中,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生态扶贫”和“生态脱贫”的思路和对策,功不可没。我国的生态反贫困事业有效地改变了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夯实了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可持续发展基础,进一步提升了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助推我国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反贫困目标。

 

四、我国生态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生态扶贫和生态脱贫是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举措,是消除绝对贫困的条件和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生态扶贫、易地扶贫搬迁、退耕还林等,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实现了生态保护和扶贫脱贫一个战场、两场战役的双赢。”在推动生态反贫困方面,我国形成了宝贵的经验。

()坚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政治立场和基本价值取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关注处于贫困状态中的工人和穷人的生态需要和生态权益。按照马尔克传统,穷人有到林地捡拾柴禾的权利。但随着土地和林地的私有化,这种天赋权利被视为“盗窃”。针对这种不公不义的野蛮行为,马克思大力维护穷人享有自然资源的天然权利。同样,针对资本主义工业污染对工人和穷人造成的健康危害,恩格斯严正地指出:“在低矮的房子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大部分人从6岁起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这就剥夺了他们的全部精力和生活乐趣。”可见,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贫穷和环境的恶性循环才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尽管资本主义工业化“已经降服了自然力”,但造成了以下恶果:“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发生一次大崩溃。”因此,“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两个提升”既是穷人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更是工人实现解放的根本选择。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一开始就隐含着一个所谓的环境无产阶级概念”(Foster, 2020)。因此,我们必须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来打破贫困和环境的恶性循环。

按照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实,我们党始终坚持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脱贫成效的重要尺度,集中力量解决贫困群众的基本民生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支持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帮助其排忧解难,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职责。为此,我国持续加大了相关投入。在此基础上,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提出,我们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包括方方面面,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重要的一个方面。通过生态反贫困,可以有效改善和优化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条件,从而能够有效增强自然界生产和供给生态产品甚至是物质产品的能力。这样,不仅可以有效满足贫困人口的生态环境需要和物质文化需要,而且可以有效发挥其溢出效应以满足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例如,在“十三五”期间,我国旅游扶贫提出的目标是:每年200万贫困人口通过旅游业发展实现脱贫;到2020年,通过乡村旅游带动1000万贫困人口脱贫。据国家乡村旅游监测中心统计,我国通过乡村旅游脱贫人数已占脱贫总人数约三成。可见,我们党始终坚持按照人民性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推动生态反贫困。生态反贫困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重要举措,而且是满足其物质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此外,我们也十分重视共建共治在生态反贫困中的作用。总之,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众的包括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国取得生态反贫困成就的重要经验。

()坚持实现生态共有和生态共享

能否正视和有效解决生态贫困或生态贫穷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所在。资本主义工业污染是造成和加剧工人和穷人不幸和贫困的深层原因。当今,即使在“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绿色资本主义”转向的情况下,穷人尤其是南方国家的穷人的生态贫困的形成和加剧,往往是资本主义扩张性发展产生的恶果。例如,他们往往是发达国家“公害输出”的牺牲品。但新自由主义竟然明目张胆地要求南方国家吃下由北方国家造成的污染。理由就在于,贫穷的南方国家吃下环境污染的经济成本要低于富裕的北方国家(Summers, 1992)。在发达国家内部,即使在“福利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大都市中的贫民窟和少数族裔聚居区往往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工人和穷人不时成为环境污染的牺牲品。例如,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就是由于将垃圾填埋场建立在贫穷的有色人种社区的野蛮行为引发的。在总体上,与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相一致,制造“恶物”的富人是生态环境“善物”的所有者和享有者,生产“善物”的穷人是生态环境“恶物”的受害者和牺牲者。这集中体现出资本主义在生态上的不公不义。因此,“结束由生态贫困造成的饥饿”成为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奥康纳,2003)。显然,能否彻底而有效地摆脱生态贫困或生态贫穷,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彻底战胜资本主义。

大力推动生态反贫困,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又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因此,我国坚持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打好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当然,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过程。共享发展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在创造性地提出共享发展这一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我国大力践行生态共享的科学理念。从其内容来看,共享是全面共享。共享发展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共享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成果,全面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其中,生态共享就是要确保全体人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生态环境权益。共享发展的重点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如果不能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不能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那么,就不能完全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生态反贫困不仅有助于推进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的统一,而且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体现和创新实践。当然,生态共享要以生态共有为前提。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良好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的共有财富”。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我国坚持资源国有、物权法定的原则,从而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在依法推动农地和林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过程中,我国始终坚持集体所有的性质。国际反贫困斗争高度重视“共同拥有的自然资源”(Barbier, 2019)。我们坚持避免“公地悲剧”和避免“私地闹剧”的统一,为实现生态共享提供了制度保障。

()坚持完善绿色发展举国体制

在长期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我国形成了举国体制的优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又将之发展成为新型举国体制。这就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我国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生态反贫困中的重要作用。一是加强生态投入。我国坚持建立和完善经济要素向贫困地区倾斜投入的政策体系,加大向贫困地区财政投入的力度。8年来,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6601亿元。”同时,政府加大对贫困地区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统一,坚持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二是加大生态补偿。“十三五”时期,我国全面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加强纵向生态补偿机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除了财政投入之外,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7100多亿元,扶贫再贷款累计发放6688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9.2万亿元。此外,各地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通过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积极推动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实力,加快改变贫困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样,就实现了“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目标。三是设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近年来,我国大量设立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让从事看山、护林、保水等生态管护工作的贫困群众获得稳定收入,实现了生态补偿方式的创新。为了支持生态护林员选聘,2016年至2019年末,我国累计安排中央资金140亿元,省级财政资金27亿元,在贫困地区选聘1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担任生态护林员。生态公益岗位成为很多贫困群众就业的重要方式,也成为其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在推进生态反贫困中积极创新这一体制。一是推动生态环境专项扶贫。国家人口资源环境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工作职能和工作分工,积极推进生态环境专项扶贫。例如,“十三五”以来,生态环境部已累计安排中央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资金258亿元,支持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完成了13.6万个建制村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其中,覆盖了284个国家级贫困县的2.46万个建制村(余璐,2020)。再如,林业部门积极统筹扶贫与生态保护“共赢”,2016年安排贫困地区中央林业资金417.7亿元,比“十二五”年均增长27%,带动108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侯雪静、胡璐,2017)。二是建立健全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我国积极创新横向生态补偿的方式和方法,健全区际、流域生态利益补偿机制。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我国土地增减挂钩指标跨省域调剂和省域内流转资金4400多亿元,东部9省市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和社会帮扶资金1005亿多元,东部地区企业赴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1万多亿元。三是创新生态投入融资方式。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我国坚持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引入和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模式)。在具体操作上,政府通过采用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允许和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生态反贫困。此外,我国坚持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运用集体经济的力量动员和组织贫困人口积极参与贫困地区的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在大幅度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有效提高贫困人口的社会参与能力的过程中,我国形成和完善了绿色发展举国体制。绿色发展举国体制主要是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形成的举国体制。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除了社会制度原因之外,贫困主要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不足造成的。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夯实消灭贫困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之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就在于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么,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于是,人们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这样,就根本难以实现公平正义。因此,我国始终坚持开发扶贫和开发脱贫。但是,只有在保持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才能使生产力的发展成果成为消灭贫困的经济基础。这样,就要求发展必须是绿色发展。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尤其是要平衡好环境和发展的关系。例如,就贵州的情况来说,一种意见认为,其生态环境基础脆弱,发展难免会破坏生态环境,因此,发展要宁慢勿快,否则得不偿失;另外一种意见认为,为了摆脱贫困,贵州必须加快发展,即使付出一些生态环境代价也值得。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两种观点都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对立起来了, 都是不全面的。强调发展不能破坏生态环境是对的,但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不敢迈出发展步伐就有点绝对化了。实际上,只要指导思想搞对了,只要把两者关系把握好、处理好了,既可以加快发展,又能够守护好生态。”因此,我国坚持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努力促进贫困地区走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大力推动贫困地区的绿色发展。一是大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我国强调必须将加强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作为生态反贫困的基础工程,在贫困地区坚持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山地灾害防治、植树造林、荒漠化防治、小流域综合治理、农田基本建设、改善交通条件等工作,并将之与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统一起来。二是大力推动绿色产业扶贫。我国充分重视绿色产业在扶贫中的作用。例如,光伏发电具有清洁环保、技术可靠、收益稳定等特性,既符合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战略要求,又符合国家清洁低碳能源发展战略要求,因此,我国将之作为扶贫的重要选择。到2019年底,我国共有27个省(区、市)1400多个县开展了光伏扶贫项目建设,累计建成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规模约1500万千瓦,覆盖约6万个贫困村,年发电收益约130亿元。这一绿色产业在实现扶贫脱贫、发挥贫困地区可持续优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脱贫。贫困地区在生态环境方面具有其特殊优势,可以将之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现在,一说到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人们就将之归结为穷山恶水。“其实,不妨换个角度看,这些地方要想富,恰恰要在山水上做文章。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讲到,我国有13925A级和4A级旅游风景名胜区,60%以上分布在中西部地区,70%以上的景区周边集中分布着大量贫困村。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发展旅游扶贫、搞绿色种养,就找到了一条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的脱贫致富路子。这样,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就可以将穷山恶水转化为绿水青山,就可以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可见,生态反贫困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大措施。

总之,生态脱贫和生态扶贫是我国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重要法宝,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内在组成内容,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重大贡献,是减贫治理中国样本的底色,是全球减贫事业中国贡献的特色。生态脱贫和生态扶贫的本质就在于坚持绿色发展、共享发展与扶贫开发的有机融合,坚持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富裕与脱贫攻坚的内在统一,以扶贫攻坚和脱贫攻坚促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以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扶贫攻坚和脱贫攻坚,最终实现贫困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在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中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生态良好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这是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和反贫困事业的高度融合和创造运用。

目前,由于我国确定的贫困线还低于国际标准,因此,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必须在巩固生态扶贫和生态脱贫成果上作出新的努力,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城市与环境研究 2021年第2

 

发布时间:2022-01-17 17: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