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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义:为时代发展贡献哲学智慧

 

 

对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年前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全面具体的要求。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时代性,明确提出:“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召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习近平,第14)哲学要不负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方向和要求,切入时代、切入现实,为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哲学智慧。这是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哲学工作者应当增强的理论自觉。

 

一、哲学的责任与使命

在谈及哲学的本性时,人们经常提到马克思的两个重要表述:一个是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另一个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按其所指,前者讲的是哲学的一般性,后者讲的是哲学的时代性。实际上,哲学的一般性总是寓于时代性之中并通过时代性来表现,“文明的活的灵魂”就是通过不同的时代精神来具体体现的。看似抽象的文明灵魂,在不同的时代往往会有不同的内涵,并赋予新的规定。而哲学的时代性则是通过对时代问题的理论探讨,对哲学的一般性问题所作出的具体解答。正是通过这样的解答,既反映和提炼了时代精神,又重塑了文明活的灵魂。既然哲学是和时代紧密联在一起的,那么,要推进哲学的发展,就必须面对时代、关注现实。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时代呢?既有大时代,又有小时代。所谓大时代,是就世界历史总体发展而言的。按其不同的标准,可以作出不同的时代划分,但最为重要的还是依据生产方式特别是所有制形式所作的划分。按照这样的划分,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66)就目前的状况看,现在的时代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社会变革和创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文明确实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但与此同时,人类也处于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加剧的时代。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缓慢,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地区冲突与战乱持续不断……这就是当今时代发展的现实。所谓小时代,是就大时代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地区性而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结果。新时代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正在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我国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新时代发展的现实。大时代与小时代并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小时代不能离开大时代;另一方面,小时代又会深刻影响大时代。如我国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就是大、小时代的辩证法。

面对这样的时代现实,哲学应当有所作为。作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哲学责无旁贷地要对时代作出理论回应。关注时代的发展,对时代问题作出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用富有时代内涵和思想力量的哲学理念、哲学思想赋予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现实,塑造新的时代精神、引导时代健康发展,这是哲学的责任与使命。事实上,对时代发展能否自觉作出回应以及回应的程度如何,决定了哲学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巨大影响力,其深刻原因不在于其理论有多么深奥、体系有多么庞大,而在于它敏锐地切中了时代脉搏,紧紧抓住了时代主题,回答了时代课题。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解剖,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根源,指明了历史发展和人类解放的方向,从而产生了划时代的思想影响。今天的哲学发展,无疑需要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前行。在今年年初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要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四大课题:一是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二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三是要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鸿沟,共同推动各国发展繁荣;四是要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缔造人类美好未来。这四大课题,高度概括了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共同问题,无疑也是我们哲学应当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也是哲学大发展的时代。纵观人类历史,时代越是动荡不安,越会产生重大思想。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家,往往产生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提到的一些大哲学家,如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近代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等,都是产生于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他们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也是如此,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至近代新文化运动,这些思想繁荣时期恰恰是社会重要变革时期。所以,真正有作为的哲学都不能远离时代。离开了时代现实,就等于自我放逐。

哲学也是在对时代现实的探索中不断实现自身发展的。早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在阐述哲学与世界的关系时,就提到了哲学自身实现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哲学应“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而哲学与现实相互关系的每一个阶段都开始于一种已达到完成的哲学体系的制定,如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和近代的黑格尔哲学等。但这只是哲学的内部完成,它要实现自身,必须转向外部世界,和世界发生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哲学扬弃了自身内在的缺陷,使自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世界也因与哲学的结合而趋于理性化。所以,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哲学与世界都不断地克服了自己的缺点,达到一种新的境界。尽管马克思当时的论证是思辨的,但将哲学自身的实现、发展和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联在一起来考虑,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哲学研究应当确立这样的自觉意识。

 

二、时代研究的哲学视角与重点

对于时代现实的研究,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特点。哲学对于时代的把握,自然有其自己的视角和研究重点。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结合学科自身的特点,哲学对于时代现实应突出如下方面的研究:

一是规律性研究。把握时代必须把握规律。把握了规律,才能更好地认识一个时代的产生和发展,才能深刻认识该时代的各种社会现象、历史事件和总体状况,进而明确时代发展的基本走向。这对于形成正确的时代判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思想上的定力和行动上的对策都是源于对时代的判断。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认识和把握,就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来进行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开明宗义地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正是借助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基本特点,对时代发展作出了方向性的指引。规律的揭示尽管反映的是一般,但对各个国家的具体发展有其重要的参照意义。“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同上,第8)这就是说,各个国家的发展尽管有快有慢、有高有低,但规律性的东西是不可抗拒的,只能按照规律来推进自己的发展。

社会现实总是和规律内在结合在一起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现存不等于现实,“现实性在它的开展中表明它自己是必然性”。(黑格尔,1980年,第301)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讲,把握了必然性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性。判断社会生活各种事物、现象是否具有现实性,不在于现存状况如何,关键是看其有无存在、发展的必然性。这是把握现实的一个重要尺度。近年来,在美国的推动下,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也不断兴起,这是国际社会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于这样的现象究竟怎么看?不需作更多的评判,只需放到“必然性”这把天平上看一看,自然会有明确的结论。历史发展到今天,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协作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只要推动经济发展、推进科技进步,就不能违背这样的规律。搞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只顾一己之私的单边主义,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会被历史所淘汰。因而这样的现象和思潮绝对不能代表时代发展的现实。为此,对于时代的发展,要拿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来观望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看世界不被乱花迷眼、浮云遮眼。

规律的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规律,同一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也有其不同的规律特点。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各种环境、条件的变化,规律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为规律就是事物、现象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一旦事物、现象及其联系发生改变,规律也就会程度不同地发生变化。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规律是相对稳定的,有些规律则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社会不同领域中的具体规律更是如此。有鉴于此,必须根据时代各种情况的变化,对其新的规律及其表现方式作出具体的揭示和说明,以期更好地把握变化着的时代现实,更好地推进发展。

二是战略性研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把握时代,客观上要求战略性研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谁占领了发展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所以好多国家都特别注意战略的研究和制定。就以文化发展而言,许多国家都针对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制定相应的文化战略。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的文化输出战略、法国的文化自主战略、德国的文化对话战略、英国的文化创意战略、日韩的文化立国战略、新加坡的文化整合战略等。不光文化领域是这样,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如经济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政治发展战略乃至军事、外交发展战略等都在相应制定。我国要成功推进发展,同样必须强化战略性研究。

战略性研究必然突出哲学思维。战略不同于具体策略,它是长时段、大尺度、总体性的谋划。这样的谋划主要关注的不是关于具体问题的对策,而是关于整个国家发展的方略,因而客观上需要哲学上的“出场”。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治国理政时,明确提出要树立“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思维。作为一种综合性思维,战略思维主要包括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系统思维侧重于事物的普遍联系,创新思维侧重于事物的变化发展,这两种思维恰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和变化发展的观点。战略思维就是这两种基本哲学观点的统一。

加强战略性研究,要求确立总体性的观点。这就是要用全局的、整体的观点来观察时代、看待时代现实。唯有如此,才能对各种事物、现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才能对时代现实有一个准确的把握。研究时代现实,绝对不能碎片化,不能把时代现实当作各种碎片的堆积;尤其是不能以偏概全,出现误疹误断。如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中,美方一些政客就采用的是这些手法,用各种片面的、经不住推敲的所谓“理由”,如中美科技及高科技产业合作只是中方单方面受益、中美贸易只是中国得利、中国只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搭便车者”等,来否定中美贸易的总体发展状况,这是典型的误判。由此制定出的贸易发展战略必然是扭曲的、错误的。

三是前瞻性研究。关注时代现实,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认清本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明确自己发展的目标与出路。研究的对象是现实的,着眼点则是未来的,研究今天是为了更好布局明天。为此,必须加强前瞻性研究。

当今时代既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风险剧增的时代。伴随全球化的发展、网络社会的出现、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风险日益增强,以致现代社会被称为“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使得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面对这样的现状,迫切需要树立风险意识,强化前瞻性研究。为此,从思维方式上就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预见功能,这就是使哲学不再仅仅成为“密纳发的猫头鹰”,而应成为“高卢雄鸡”。“高卢雄鸡”之说,旨在强调哲学的预见性和创造性,这是理解、把握时代所绝对不可或缺的。

对于前瞻性研究,国内外学界实际上已经引起高度关注。如“发展理论”的研究就开始出现研究重点的变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发展研究的重心开始由原来意义上的“发展”转向“后发展”。所谓“后发展”,不是外在于发展或在发展之后所处的什么阶段,而是特指发展起来之后所处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发展所面临的形势、任务、问题与以前不同,因而发展具有新的内容与形式。仅仅以原有的发展方式来对待各种新的变化,显然无能为力。这就导致“后发展理论”或“后发展主义”的出现。后发展主义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它是在反思批判传统发展理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发展理念从哲学上看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但确实提出了一些值得沉思的问题。如不再像传统发展理论那样仅仅强调一元性、普遍性,而是强调多样性、特殊性;不再仅仅强调发展的功利性,而是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对于思考和推进未来发展均有新的启示。我国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伴随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开始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一方面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这就要求对未来将会出现的或可能出现的问题予以特殊的关注和研判。在这方面,哲学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新发展不能离开观念、思维的引导。现在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相提并论,实际上就潜在地突出了哲学的作用,因为只要进入“理念”层次,就不仅仅是具体对策性的问题,而是需要哲学的理解和把握。

 

三、关注时代的方式与方法

哲学对于时代现实的关注,不是要直接讨论现实的具体社会问题,开具具体的解决对策与方案,而是要力求从哲学高度为正确认识和解决面对的重大现实社会问题提供哲学智慧。只有明确自己的位置,才能更好地发挥哲学的作用。从方法的视角看,与研究和把握时代现实直接相关的如下几个问题应引以高度重视:

一是抓好哲学通向现实的切入口。面向时代现实,就是要面向问题。通过问题研究,可以使哲学切入现实、通达现实,实现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但是,要切实推进这种结合,必须解决好哲学与现实的“切入口”,即“学术接口”问题。要使哲学与现实“接”起来,打通哲学与现实的通道,关键是要把现实问题转换成哲学问题。这就是接口。如果没有这种转换,哲学与现实还是两张皮,现实很难进入哲学内部、进入真正的哲学分析之中;即使讲现实,也不是以学术的方式讲现实。要实现这种转换,重要的是把“问题中的哲学”转变为“哲学中的问题”。(参见陈先达)通过这样的转换,既对现实问题作出了深刻的理论说明,又对哲学自身是一个深化和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一部问题的发现史和研究史。

解决好“切入口”或“学术接口”问题,首先是要合理地提出问题。维纳说过一句话:“只要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维纳著作选》,175)事实确实如此。问题提得合理,有助于理论认识的深化,促使问题的有效解决;问题提得不合理,只能误导理论思维,使研究一开始就误入歧途。“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这就需要提高捕捉、提炼时代性问题的能力。而要提高这样的能力,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因为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有其特定的思维定势和价值观念,即海德格尔所说的“理解前结构”和伽达默尔所说的“前理解”。坚持什么样的思维传统和价值观念,对于问题的发现影响甚大。固守传统的思维定势,或者简单盲从西方的思想观念,决不会对我国的现实发展提出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不是假问题,更不是把别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

通常讲,问题的提出就包含着问题的解决。但这一命题是有前提的,即合理的问题才包含着问题的解决。没有根据的问题或随意提出的问题,只能是无解。真正合理的问题确实内在地包含着问题的解决,因为问题是现实的,不是虚构出来的;问题的产生有其根源,找到了根源,也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法。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探讨异化劳动的起源时,就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相互关系进而与人类发展的相互关系出发提出问题,认为“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2)。虽然怎么解决当时没有具体回答,但其解决的答案确实包含在问题里,因为沿着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问题思路走下去,自然会找到异化劳动的起源。

需要指出的是,问题源于现实矛盾,但问题不直接等于矛盾。矛盾是客观事物自身存在的,而问题则需要主体的自觉意识。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主体对现实矛盾的理性把握。问题的内容是客观的,但其形成和表现形式则离不开主体的作用。要把矛盾变为问题,需要哲学思维。这就是要提高问题的洞察能力和概括能力,因为只有真正理解了现实的矛盾所在,才能形成为问题。一个问题的提出,尤其是一个问题要成为学术与现实的“接口”,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研究过程。

二是坚持以哲学的方式把握时代。与其他学科不同,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应当是哲学的。所谓“哲学的”,就是要突出哲学自身的特点,尤其是突出哲学的反思功能。黑格尔在谈本质时,就特别强调反思,认为“本质自身中的映象是反思”(黑格尔,1976年,第8),“本质在它的这个自身运动中就是反思”(同上,第14)。尽管黑格尔是在其绝对观念基础上提出这一命题的,但将反思与本质的把握连在一起还是有其启迪意义的。哲学对于时代现实的研究和把握,应当充分发挥这种反思功能。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加以前提性的考察、逻辑性的考察、方法论的考察,给以本质性的思考与揭示,这是哲学的职责所在。

增强哲学的反思功能,就是要提高理论的解释力和穿透力。当年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走向历史深处,就是借助反思批判,一步步剥离历史表象,抓住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今天我们要走向时代深处,抓取时代的本质与规律,同样需要这样的方法。当今时代,风云变幻,错综复杂,如何判断和把握时代?这就需要从时代表层走向深层。具体来讲,就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和大局观。“所谓正确大局观,就是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27)对现实的深入反思,意味着哲学应超越对社会现实的现象描述,把握时代的本质、把握时代最深层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深入反思,才能真正把握时代精神。

在把握时代的方式、方法上,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及其相互关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从原则上讲,世界观与方法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没有也不可能有完全脱离世界观的方法论。但是,对于二者的一致,又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并不是有了某种正确的世界观,就一定会形成相应正确的方法论。如果二者完全一致或直接统一的话,那就不会产生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就在于生搬硬套现成的原则、原理来处理问题,导致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僵化与简单化,结果失误于方法论。因此,要使科学的世界观真正变为科学的方法论,必须有一个转化。这种转化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重要的首先是形成独特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对于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是重大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往往会带来对时代的不同认识、判断,进而影响到具体的行为、举措。其次是形成独特的智慧。哲学不是“知识”,本质上是智慧。要真正发挥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必须“转识成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不能仅仅将其看作是知识性的原理,更要看到它是一种理论智慧,充分发挥其方法论功能。实践表明,只有世界观成功地转变为方法论,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实、指导现实。

三是加强与相关学科的深度“对话”。哲学不是实证科学,它对时代现实的把握主要不是通过实证研究,而是在占有大量经验材料及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辨析、抽象、概括来进行的。经验材料和已有研究成果主要来自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同这些学科开展对话,是深入时代现实的一条重要通道。充分关注它们的研究及其成果,是哲学了解现实的重要窗口。尤其是经济学,与现实的联系最为密切,离经济生活最近,是经济现实的直接反映。马克思当年研究社会现实,关注的重点是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的解剖就是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深刻认识,从而达到了对时代的深刻把握。今天要对时代现实作出哲学上的理解和把握,同样必须加强同经济学的对话。

事实上,要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离开经济学。从史实来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新哲学,其原因并不是纯哲学革命的结果,而是在吸收相关社会科学成果、尤其是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巴黎时期和布鲁塞尔时期的经济学研究,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创立。同样,没有《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经济学研究,也就没有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没有经济研究基础,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要对一些重要社会现实问题作出深刻分析和回答,必须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如近年来学界谈论较多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资本逻辑”,应当说,从当代社会发展各种重大现实问题的根源中发现并提炼出“资本逻辑”是重要的,提出超越资本逻辑是有益的,但其研究不能仅停留于哲学层面上,必须予以经济学的深入分析。因为今天的资本逻辑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逻辑尽管在性质上没有变化,但在其内容和形式上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具体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也有很大变化,要对资本逻辑及其作用方式作出深入解答,需要充分吸纳经济学对当代资本研究的新材料、新成果,需要对资本逻辑从抽象到具体的考察。又如关于公平正义问题的研究,如果仅仅用抽象的哲学话语来讨论,很难加以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只有深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才能给以深刻的诠释和解答,要不然,又会遇到马克思当年在《莱茵报》时期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可见,没有经济学理论的支撑,许多现实问题的探讨往往会停留于表层,难以进入深层。当然,深入的经济学研究,又不能离开唯物史观。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前提、理论推论不是完全不证自明的,需要用唯物史观作出批判性的考察,唯有如此,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观点才有可靠性。

 

四、文明的塑造与引领

哲学不仅要观察时代、解读时代,而且要引领时代。哲学对时代的引领,最重要的是对时代精神的引领、人类文明的引领。从洞悉时代精神到塑造“文明的活的灵魂”,这是哲学的使命与担当。

时代发展到今天,既有其辉煌的展示,又有其隐忧的出现。大变革的时代,使人类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面对世界乱象,人们深表忧虑:世界怎么了?人类社会还讲不讲文明?长时间没有提出过的问题,现在作为严峻的时代问题摆在世人面前。尤其是近年来美国的所作所为,已经在挑战文明的底线,将人类文明推到十字路口。置于这样的境地,迫切需要文明的引领。

哲学对文明的引领,主要是通过“灵魂”的方式发挥作用的。“灵魂”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无处不在,影响巨大。其影响和作用首先是方向的指引。人类社会究竟朝什么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该时代文明的性质决定的。现代社会发展之所以有别于中世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不同文明所导引的方向造成的。神学导引的方向与理性导引的方向自然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虽然不能简单说中世纪就是“黑暗的世纪”,但它毕竟是发展缓慢、落后的世纪,其原因与所盛行的文明直接相关。因此,我们要弘扬的文明,必须是符合人类进步方向的文明;健康的文明必然要求先进的哲学理念。其次是价值的引领。价值观在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对于文明的建设与发展起着支配作用。无论是价值目标、价值追求,还是价值标准、价值选择,都与文明密切相关,尤其是价值标准和价值选择,直接涉及文明的基本准则和具体运作。在当代社会,人类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各个国家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推进社会发展,国家间究竟奉行什么样的原则、进行怎样的交往,都涉及选择的标准。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在这一问题上辨明是非,作出明确的判断,以正确地引领文明的发展。再次是共识的凝聚。文明的确立有赖于共识的形成。有共识,才有文明的可靠认知基础,才有对文明的坚守与维护。虽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出现文化观念多样化是正常的现象,但在承认文化观念多样化的前提下凝聚共识,又是文明建设的必要条件和必然要求。在错综复杂的观念世界、话语世界中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这也是哲学应尽的责任。

面对复杂多变的当代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加强马克思文明观的思想引领。马克思虽然没有专就文明问题作过系统全面的研究和论述,但在研究现代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时,还是阐发了有关文明的大量思想观点,贡献了特有的文明智慧,对我们今天的文明发展有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在对文明概念的理解上,马克思所讲的“文明”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范畴,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概念,文明是和“进步”联系在一起的,文明就意味着进步;在对文明追求的目标上,马克思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与其理论主题是完全一致的;在对文明的推进上,认为文明进步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向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矛盾和对抗中发展起来的,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必须化解各种基本矛盾;在对文明的具体实施上,提出文明进步必须具备相应的环境、条件,使社会生活予以变革与改造;在对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坚持“世界历史”的观点,突出文明的交流与传播,将“普遍交往”作为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值得高度重视并予以坚持、贯彻的。我们的哲学研究,应当对马克思关于文明的思想资源予以深度开发,以增强其理论支撑。

引领人类文明,同时应加强对中国道路的哲学阐释。中国道路无疑是中国自己的创造,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但它又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新的探索,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因而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国道路开启了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参见吴晓明),它所内含的文明逻辑彰显出中国智慧,有其世界性意义。从中国的实践中提炼出文明的新理论,从中国道路中揭示出文明的新内涵,这既是哲学研究的新课题,也是对世界文明的新贡献。我们哲学工作者有责任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参考文献:

陈先达,2006年:《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载《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黑格尔,1976年:《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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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1972年、1979年、1982年,人民出版社。

《维纳著作选》,1978年,钟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吴晓明,2019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载《哲学研究》第7期。

习近平,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2017年,外文出版社。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2020年,外文出版社。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哲学研究》 2021年第5

 

发布时间:2021-09-09 16:0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