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我的位置 > 首页 > 理论动态
杨承训: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生机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一些新的概括,“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由所有结构、分配方式和资源配置交换关系组成的完整的基本制度体系,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形成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其中新增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突显当代马克思主义创造力,表明这个新体制不仅是一个动力手段,而且上升为制度系统,深深扎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之网的土壤中。我们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深化理解它的内生机制和活力源泉。

一、论述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要深刻阐释交换关系

60多年前,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观点无疑是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秘密,破除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基本矛盾的“迷信”,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指出了方向。然而,实践是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升华的。在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功能的发挥,又使人们的认识产生新的飞跃,认为:基本矛盾在经济上仅仅涵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仍不够,还没有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束缚,没有克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进而需要深化认识其中包含的交换关系及其资源配置方式。

160多年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精辟地论述历史唯物论的核心观点:“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就揭示了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实现了对人类社会科学认识的飞跃。然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认识并没有停止,而是在继续深化。19世纪七八十年代,恩格斯又在取得同马克思共识的基础上,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加了新内容:“唯物主义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这里增加了“产品交换”,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认识上的深化。恩格斯在这两部著作中都作了反复论证,随后在与马克思的书信中又多次出现,他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资料、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这与马克思的见解完全一致。这一系列论述表明,在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增加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交换方式(交换关系),是历史唯物论的丰富。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加上“交换关系”?原因在于这更符合愈加社会化的社会再生产大循环的实际进程。没有交换就无法实现生产社会化,交换起着越来越大的纽带和配置资源的作用,以致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视为两大社会经济“坐标”:“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如纯自然经济——引者);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横坐标”“纵坐标”原为解析几何上的用语,指决定点线方位的两大互动要素。恩格斯以此为比喻,说明生产和交换是左右经济生活变化的两大互相作用的动力。生产是“横坐标”,起决定作用;交换是“纵坐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从根本上说,交换之所以发生,在于生产中出现了社会分工,有社会分工(原始社会末期超出家庭分工,以后形成三大社会分工)就会有交换,生产上需要多种资源(工具、原料、技术等)来组合,消费上需要多种产品来满足,扩大的结果就是促进社会化生产,并为社会消费而生产,越来越广地超出自给自足的范围,超出地域的限制乃至国际的界限。交换是社会生产大循环中的枢纽,没有交换就不可能有多样性的生产和多样性的消费,交换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社会分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从这个意义说,没有广泛的交换,就不可能有日益提升的社会化生产。交换关系已经成为社会再生产不可或缺的环节和要素,它的进一步扩展,形成供给方与需求方互相依赖的市场,又促进社会化生产的升级组合,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

恩格斯明确说过这样一大段话,讲明生产和交换关系的联动是文明社会的普遍规律。他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之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运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规律,对于这一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实际上,这就明确了生产方式和交换规律参与构成一切社会基本矛盾的经济内涵,贯穿于一切社会制度及其各个发展阶段中。他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时,专门论述了在经济危机中“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形成的交换关系、交换方式成为经济基础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会影响社会乃至世界的发展。

恩格斯还指出交换又影响着分配:“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和方法。”当然产品分配方式首先决定于生产方式,但交换也会发生影响,特别是交换的发达形式——市场,会从供求关系、价格变动等各方面影响产品分配和社会消费,资本家也在流通中攫取剩余价值。这表明交换方式作为社会再生产大循环链中的一个枢纽环节愈加重要,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的发达形式即市场经济的形成和扩展之后,它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中的一个重要支点。

完整地理解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不仅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广义的还有生产力(社会化)与交换关系的矛盾(生产力同交换方式的相互影响),以及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矛盾。再进一步方有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及其派生的交换关系)同上层建筑的矛盾。

那么,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交换关系和交换方式是否重要呢?实事求是地看,依然非常重要。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自然经济,不是封闭经济,国内需要交换,国际也需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力本质上是现代社会化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愈来愈深广,专业化生产及其产业链愈来愈升级,没有交换,社会化生产无法进行,人民生活水平无法提高。从历史唯物论原理出发,结合我国实际,在认识和阐发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时应当说明交换关系和交换方式的内容。至于怎样具体表述,还可以深入探讨。

    以上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并丰富了的历史唯物论的内涵及其扩展的外延,通过全面领会这些内容,应当在认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时,把交换关系也突出出来并加以论述,使之更加完善完整,是对历史唯物论的进一步创新。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统一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名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从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如果说历史唯物论认定交换关系和交换方式的历史地位是一种理论逻辑,那么,现在我们应当回到历史变迁的逻辑,深化认识最高形式的交换关系,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根源。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社会主义提供了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的美好愿景,新中国70多年建设的宏伟成就已经并且仍在提供实实在在的样板。然而,社会主义并非从天上骤然降下的琼楼玉宇,它仍然是人类社会经济自然发展过程的继续。它虽然有其特殊发展规律(与资本主义旧制度根本不同),而在取得人民政权后,还要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发展运行,如社会再生产的大循环,绝不能废掉或削弱交换环节。几百年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傅立叶)曾对市场的缺陷揭露得淋漓尽致,当然也有他们的时代局限和片面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市场做了科学的剖析,非常重视交换环节,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有的现象”,科学地提出未来社会必然胜利和经济运行的一些设想;然而他们毕竟没有实践,在消灭商品经济的认识上也有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应苛求前人,而应积极在实践中探索。

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对商品交换的命运可谓作了长期艰辛、反复的探索。列宁可算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从消灭、限制商品经济到承认、利用商品经济,经历了痛苦的实践和认识过程。经过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之后,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反复思索:发展经济运行的基础形式是什么,“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那时恢复了市场,并确立了企业独立经济核算地位,发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历史地看,当时虽然放开了市场,但没有完全解决社会主义同市场(作为发达交换关系总体)关系的问题。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也没有彻底消灭商品,在他逝世前所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承认消费品是商品,而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可见,他的认识比列宁又后退了一步。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规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排除了交换环节,又把“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绝对化,恰好是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提供理论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对商品、市场交换关系的认识有过多次反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以交换为枢纽的生产)的认识就有三点建树、三次曲折:(1)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194712月,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容许自由贸易,但国民经济由我们操纵”。19491月,又重申这个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形成著名的“四面八方”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但不久因经济困难搞了粮食等主要商品的统购统销。(21956年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补课”,打算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再来一个20年左右的“新经济政策”补课,提出“自由市场”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为新的市场结构特征。1957年他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时,也论及交换问题:“在各个经济部门中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逐步建立,逐步寻找比较适当的形式。”但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试图消灭商品、货币、市场,结果造成了重大损失和严重的饥荒。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继苏联战时共产主义之后的又一次消灭商品经济的历史教训。(3)暂时困难时期,他反思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对轻视和消灭商品经济的倾向进行了批评,强调“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认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然而,在提出这些重要观点之后,又出现了一次更大的反复,即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要对“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等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认为这些因素使得走向“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真正弄清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是邓小平。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广阔视野和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苏联和我国几十年发展的经验,冲破了教条主义束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同发达的交换关系(市场)的内在联系,让这一重大经济“坐标”发挥作用。以后的几届领导集体都进一步深化(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正确发挥政府作用,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苏联70多年和新中国头30年的经济发展史表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要害就在于限制乃至消灭交换关系,超越商品交换、市场关系进行直接分配,企业不是一个独立商品生产单位,只是一个完全按计划(指令性计划)运行,执行统收统支、统一调拨、统一分配的“车间”,连职工工资都是执行高度统一的标准(中国实行八级工资制)。消费也是统一分配的(如诸多的票证),市场物价由国家统一控制。结果怎样呢?长期僵化、停滞的体制导致固化的短缺经济。苏联呈现经济结构畸形,轻工业、农业上不去,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速度一直下降,经济质量上不去。邓小平总结历史教训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改革开放后大不相同。邓小平实质上是紧紧抓住了交换关系,他认为:改革也是开放。不仅对外开放,而且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制必然应运而生。如算上日益扩大的对外开放,那就是更广义的交换,即国与国之间的分工与交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交换关系还如此重要?归根结底,是符合、顺应、利用好社会再生产大循环的规律,尤其是社会化生产的规律。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除原始社会绝对自然经济外),离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运行轨迹是不可能正常健康发展的。此点也是所有市场经济的一个共性,都是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都应有发达的交换关系即市场经济,只是性质不同(个性),方法上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这是一条重要的经济规律。它表明,社会经济的自然规律是不可违反的,违反了就必然发生重大挫折。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再往深层考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过:“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有的现象。”为什么是“都有的现象”呢?这里必定有超越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共通因素,就是生产力属性之共性。马克思说:“既然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这包括生产活动本身的劳动交换、产品(商品交换)及生产和消费的交换,都带有生产力的属性,除绝对自然经济外,如果没有产品交换在生产者之间起中介、协同、组合作用,社会生产就无法进行。“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由生产决定。”就是说交换关系(其载体是商品,交换的平台是市场)具有两重性,不仅有生产关系属性(利益关系),而且有生产力属性,社会历史上一个孤立的生产单位是有局限性的,经济水平是极其低下的。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同社会生产的其他生产单位联通起来,并同消费相沟通。社会分工越发达,越要通过发达的交换方式联系起来,从而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发达的交换方式广泛连接、组合,它不因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取消。社会主义以发达的社会化生产力作为基础,自然不能没有发达的交换方式。这就是社会主义需要存在市场经济的客观必然。可见,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矛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表明,社会主义离开、废弃交换关系,特别是交换关系总和的发达形式,必定造成经济僵化、畸形乃至崩溃。因此,我们应当以历史经验教训为基础,实事求是地在认识“基本矛盾”问题时也更加突出阐释交换关系。

 

三、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和两重性

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但按照惯性思维就行不通,因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无法融合的,是必定变质的。有两种惯性思维:一种是崇尚西方的,认为发达市场经济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搞市场化,实际上就是西化了。这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维(不承认社会制度区别,认为市场就是一切)。另一种是苏联模式的惯性思维,认为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必然出现两极分化,湮没公有制,走向私有化。这两种惯性思维有一个共同的公式: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应当用当代马克思主义科学矫正这两种片面性,进而创新思维的内涵和方法。

先从历史视阈考量。邓小平早就说过,市场经济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的,“在封建时期就有了萌芽”。需要注意,邓小平是讲的商品交换的发达形式,不是简单商品交换。实际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历史阶段。大体上说,从原始社会末期产品交换产生以来,它的发展有四个阶段:(1)简单商品,从直接物物交换到初级市场交换,中间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它发展成市场经济的初始状态是在封建社会末期(有的国家如古罗马奴隶社会也有些市场经济雏形),但并不占支配地位。(2)自由市场经济时代,处在资本主义发展前期(上升时期),以自由调节为特征,市场秩序由混乱逐步走向有序,新兴的资产阶级主导市场。(3)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体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吻合,到20世纪30年代后才明确了“两只手”(“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匹配,但西方大垄断资产阶级控制市场和掌握政权,实质上不等价交换占相当大的部分,出现了许多现代化市场形式,而金融垄断更加突出,经济危机由短周期性(大体10年)演变为长短期相兼,几十年一次的大危机殃及世界。(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最高级形式,由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协调用好“两只手”配置资源加上信息技术引导,从各个方面贯彻等价交换原则,完善平等竞争,充分利用市场的积极作用,全面抑制它的消极因素,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两种优势的协调统一。这就要在研究矛盾普遍性的同时,特别注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不同时代存在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其社会特征取决于不同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取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即以现代社会生产力为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是市场第一主体,其生产、流通的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按照社会主义的要求和规则运行、经营。更重要的还要有强有力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党的领导。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由大垄断资本家和大金融寡头所主宰,为他们发财服务;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由共产党领导,在日益完善的法制治理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必将得到充分释放。邓小平讲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根本不同。

总体来说,按照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的时期必须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但绝不是要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而是要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这就必须系统研究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把握好它的两重性。为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性与个性的结合,就要进一步认识它的两重性,发挥正能量,克服消极面。

发挥交换经济“坐标”的活力,形成联系、核算、激励、竞争、联动、配置、优选等诸多机制的集成功能。(1)基础的功能是把社会分工之间、供给与需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乃至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联系起来,打破闭塞的分散孤立状态,形成经济合力,而今发达的交通、信息又形成平台经济和各种发达的链条。(2)促使各种产品在市场中进行质量、数量、成本、效益的比较,形成价值-价格的权衡,构成一种客观的核算,更好地促进优胜劣汰。(3)由于生产与消费者在市场中沟通,使得人们直接与利益挂钩,能够激励人们发展、创新、前行、进取的积极性。(4)竞争能产生强大的动力,既是压力又是拉力,使产品在适应需求中相互竞争,促进质量提高和生产工具、工艺等的不断改善,在优胜劣汰中推动生产力发展与提升。(5)联系和比较形成联动功效,一个环节突破可以带动一个链条、一个系统,形成扩大型的再生产循环系列。(6)选择高效、畅销、竞争力最强的资源组合方案,利用最新技术配置资源,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发展愈加便捷的交通和信息,加速物流、人流、信息流的流通。(7)市场经济的这种资源配置的优选,可以扩展到所有制结构,选择更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发展自身,不仅使之多样化,而且可以在自由竞争中相对集中,形成更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所有制形式和结构。这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所决定的。

为什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市场有利于发挥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功能,提升企业活力。企业是社会分工的承担者,发展生产、创新科技的主体,经济核算和经济利益的基础单位,市场竞争的主力,没有企业就没有发达的市场。我们之所以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克服行政管理上的指挥失误,发挥其自身的独立性、自主性内在动力,更加强劲提升竞争力,从而也改善其自身的行为和组织形式。与此同时,还要结合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让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体现国家的宏观调控(宏观政策本身也要以市场信号为基础)。这样就把两种优势结合在一起。

然而,市场经济也有它消极的一面,这也是它的一般规律的必然性。(1)自发性,由于每个分散的生产者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定产生盲目性、短期性、竞争的过渡性,难以长期保持发展的稳定性。(2)由于价值信号是随着供求关系而波动的,加上一些投机者刻意制造虚假信号,生产者、投资者、消费者很容易落入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陷阱,造成生产过剩、质量下降、产品陈旧落后,导致企业倒闭、寿命短期化。(3)一些企业和小生产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很可能以各种不正当手段降低成本、质量,弄虚作假,欺骗宣传(如虚假广告),坑害消费者,甚至造成人身伤害。(4)市场的经营者以发财为宗旨,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会形成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进而腐蚀人们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以致影响执政者、管理者的素质,出现道德危机。(5)追求利益至上会形成专门欺诈、抢劫、盗窃等恶势力集团,所谓“第三只手”,甚至贿赂官员,形成“金钱政治”、腐败势力。在一定范围和限度内趋利性是发展的动力,超出这个范围和限度就成为祸端。总之,对它的负能量不可低估,需要采取一系列治理措施。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用法制加以规范引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专门作了下述规定: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生产许可制度,健全破产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索建立集体诉讼制度;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同时,它受基本经济制度整个体系乃至国家治理体系规导、引领,相互影响,依法治理,使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系统轨道上运行,能够扬其利、抑其弊,体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特殊规律。

有的同志担心,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会不会取消计划手段,不能发挥经典作家设想的计划功能?不会。我们还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尤其是概括为“放(开)、管(理)、服(务)”三大功能;我们科学地制定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和实施宏观政策,运用法制治理,加强市场监管,特别是金融监管、资本市场的监管等,社会主义通过完整的配套措施克服诸类消极因素,提高经济违规、犯罪成本,严于规范市场秩序,对企业提出负面清单等等,就是克服市场自发性泛滥的弊端。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的结合中,经济活力倍增,其中国有经济几十年增长上百倍,在世界企业500强中占比不断增大;民营企业也发展很快,消费市场活跃,人民生活愈加丰富。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善于扬弃借鉴国外有益的形式和方法,但绝不走西化、私有化、两极分化的邪路。不过,这里要明确,计划不能等同于规律。计划不能统得过死,要有一定的弹性;计划要与市场结合,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所以,应当按照习近平提出的新发展理念要求协调发展。

为进一步正确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优势,20205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又提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复杂精细的系统工程,必须把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放在首位。为此,全国上下都要积极行动起来,聚焦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的总体要求和战略部署,立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不失时机地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制度供给,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等一系列目标要求,推动新时代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更加相互适应,更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全面领会历史唯物论的精神实质,联系新时代的实际,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应当更完整地理解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生产方式决定交换关系;然后构成经济基础,再决定上层建筑;同时,被决定方又会反作用于决定方,在一定条件下还起决定作用。其中要特别注意以往被忽视的交换关系的地位和作用,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内涵中,从基本矛盾的高度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提升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好地完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时代历史任务。

至于市场经济到将来的发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命运如何,按照毛泽东的观点,那就看它是否还对现代化生产和人民生活有利。我想,将来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分工之间的交换还会存在,但以等价交换为尺度和以趋利为宗旨的市场经济形态是会改变的。恩格斯曾说了这样一段话:“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生产资料来安排生产计划,这里特别是劳动力也要考虑在内。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他还在“价值”一词后边特别加注:“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效用和劳动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余留下的全部东西。”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之后还会建立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仔细领会这段话,可理解为:到共产主义社会以价值为交换尺度、受价值规律支配的市场关系没有了,但仍有各类产品的效益比较、成本核算,而以日益发达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劳动及其产品交换还存在。至于交换关系采用什么样的形式,由于科技水平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现在还很难预料。如今,我们的任务乃是正确而充分地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加发展的动力。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网络编辑:静穆

发布时间:2020-09-17 23: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