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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平 杨臻煌: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恩格斯对《资本论》的巨大贡献

 

 

列宁在恩格斯逝世后不久写的一篇悼念文章中指出:“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毕生工作”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资本论》的创作。《资本论》共四卷,1867年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1883314日,其他各卷还没有出版,马克思就与世长辞了。这是马克思未了的心愿!列宁在悼文中写道:“可是,这部著作的草稿已经完成,于是恩格斯在他的朋友逝世后就从事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艰巨工作。1885年他出版了第二卷,1894年出版了第三卷(他没有来得及把第四卷整理好)。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其实,不仅是《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而且连《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笔者甚至认为,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开始,恩格斯就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资本论》这座宏伟的大厦共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并以此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一、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资本论》培土奠基

(一)共同为《资本论》创作打下实践基础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的。与黑格尔的从概念到概念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不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是“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在1844年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国民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这种批判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对资本主义的世俗基础的批判应该从它自身的矛盾中去说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批评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当时并没有发表,但恩格斯却用行动诠释了这一思想。

184211月底,22岁的恩格斯从德国巴门来到英国工业重镇曼彻斯特,这里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使他大为震惊。于是他决心对这个国家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走进英国生活的深处”。在英国期间,恩格斯认真研究英国的历史和现状,实地观察各阶层的生活和相互关系,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和活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为《莱茵报》《德法年鉴》和巴黎《前进报》等报刊撰写论文,向欧洲大陆报道英国状况。这些论文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18448月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第二次会见和两位革命导师的终生友谊打下牢固的基础。

一文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接触了大量英国经济事实后,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阅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密、斯图亚特、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的著作,于1843年底至18441月写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指出无论是自由主义或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的,并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革命,共产主义社会具备了对劳动进行直接的、自觉控制的必然性等。马克思认真研读该文,并摘录要点,还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特意提到:“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这“另一条道路”应该就是恩格斯所身体力行的“走进英国生活的深处”实践探索的结果。

一书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该书于1845年出版,副标题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一文中,恩格斯写道:“工人们!我献给你们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想把你们的状况、你们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描绘给我的德国同胞们。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他称此书旨在“向全世界控诉英国资产阶级所犯下的大量杀人、抢劫以及其他种种暴行”,论述工人阶级伟大的作用。他很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的诡辩……总是把一切归结为范畴……过于抽象了”。恩格斯基于实践的研究,给马克思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多次提到和引用该书的材料,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论述英国资本家榨取剩余劳动的历史过程中写道:“英国从大工业产生到1845年这段时期,我只在某些地方提到,有关情况,请读者阅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1845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业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把他的著作和过了1820年以后才发表的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1867年)的官方报告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是多么令人惊叹。”该书把英国作为研究“无产阶级的状况”的“典型的形式”,也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认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是把英国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一旅是1845712日到821日,恩格斯专门陪同马克思到英国访问。18452月,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巴黎,移居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两个月后,恩格斯也来到布鲁塞尔。当时,马克思正在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为写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收集材料,而恩格斯在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后,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仍有浓厚的兴趣,这促成了他们的英国之行。马克思很愿意认识这个国家,因为英国是欧洲最工业化的、拥有在工会方面和在政治方面最强大和最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国家。此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他们拟议中的新的历史观获取更多的经济实践验证。他们先到恩格斯曾经住过的曼彻斯特。为了同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取得更紧密的联系,他们去了伦敦。恩格斯介绍马克思与英国宪章派领导人哈尼、正义者同盟领导人沙佩尔等相识。810日,他们参加了一次国际民主会议,恩格斯在会上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性革命组织,认为“全世界无产者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因此,“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在这里,已经包含着后来成为国际无产阶级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萌芽,恩格斯的建议得到了与会人士的热烈赞同。这次英国之行虽然时间不长,但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说却是得到了实践方面的有力支持。

(二)共同为《资本论》创作铸造方法基础

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专门论述了方法问题,认为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都很差,包括俄国的经济学家考夫曼,但他从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摘引了有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大段论述并作了很好的发挥,马克思指出,“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没有唯物主义历史观作指导,就不可能有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有《资本论》。

 

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历史观,是由马克思首先发现并作了明确而系统的阐述,但恩格斯也“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样的结果。在马克思逝世两年后,恩格斯在回顾唯物史观创立时写道:“我在曼彻斯特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此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他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把这些看法作了以下概括: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且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而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1845年春天当我们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英国旅行回来后,就抓紧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从18459月一直工作到18468月,心无旁骛,投入了全部精力,以至于把马克思早就动手撰写并与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了出版合同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恩格斯已着手写的《英国通史》都暂时搁置一旁。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无产阶级要想使自己的战斗取得胜利,就必须完全彻底地摈弃唯心主义、专断主义和空想主义,要有一个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把创立唯物史观、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作为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功绩之一(另一功绩是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但客观地说,恩格斯主动、积极地参与到这一伟大发现的全过程,他和马克思都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作者。

令人遗憾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能出版,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资本论》中,它就像一根红线,贯穿全书的始终。

(三)共同为《资本论》创作夯实政治基础

唯物史观创立以后,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把唯物史观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并把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他们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为建党作准备,恩格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一是和马克思紧密配合,对各种冒牌社会主义进行严肃的批判斗争。当时,魏特林平均共产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影响较大。1845年底,马克思邀请魏特林到布鲁塞尔对他进行耐心地教育和帮助,但他不思悔改、依然故我。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330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对他的理论和活动作了严厉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的批判教育了英、法等国的工人阶级,削弱了魏特林的恶劣影响。此外,海尔曼·克利盖在美国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说是共产主义。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严厉批判了克利盖在美国的言行,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揭露了克利盖在美国活动的实质,阐明了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原则立场。

二是单身赴巴黎,帮助工人群众摆脱格律恩化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出版后,沉重打击了蒲鲁东主义,但蒲鲁东主义当时在法国还有很大的影响。18468月,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派,到巴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成立一个与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的团体。在巴黎,恩格斯连续几个晚上参加工人们的讨论,向工人说明,蒲鲁东所谓拯救世界的改良主义计划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而从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和庸人的东西,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沉湎于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而必然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去消灭资本主义。通过恩格斯义正词严的斗争,格律恩分子遭到彻底的失败。18461023日,恩格斯出色地完成了巴黎之行的任务。“最主要的是,以前使我不得不和这些人斗争的各种争执问题现在都解决了……我提出的反对他们的议案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三是共产主义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精彩亮相。1847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得知国际性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准备接受他们的科学世界观和改变同盟的密谋性质时,加入了该同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下,184762日至9日在伦敦召开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代表巴黎组织出席大会,马克思则因经济原因未能赴会,不过他相信恩格斯一定会不辱使命。果然,恩格斯不负马克思所望,在大会发言中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主持许多重要文献的起草和审定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促使代表大会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如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通过了由恩格斯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恩格斯向与会代表详细阐述了他与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大会起草了包括二十二个问题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获得许多代表的赞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

四是和马克思共同起草《共产党宣言》。18471129日,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开幕。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大会,恩格斯当选为大会秘书,并与马克思一起在大会上作有关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重要发言,他们的观点得到世界各国工人代表的拥护。大会一致通过了新原则,并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党纲。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制定党纲的工作十分重视。恩格斯在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后,接受巴黎区部委托,用一周时间写成《共产主义原理》,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他把其内容要点告诉马克思:“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说明的那些内容。”在赴会途中,他们又作了深入讨论,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共产主义原理》为《共产党宣言》作了必要的准备。大会结束后,他们进一步研究了宣言的内容、结构和表达方式。最后,由马克思执笔,完成了《共产党宣言》这部伟大著作,并于18482月问世。《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同国际工人运动第一次结合的理论成果,是国际工人运动从自发向自觉的新阶段转变的标志,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成立的标志。

《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这种研究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就是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列宁说:“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因此,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感到十分欣慰的是:“《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其次,这种研究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它是和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最近目标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消灭了三大差别,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再次,这种研究是共产党所迫切需要的,是党交给的任务,所以,必须对党负责。1857128日,马克思已开始撰写《资本论》第一稿,他致函恩格斯:“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即将付梓时,马克思难掩心中的激动:“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185921日,马克思告诉约·魏德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很快就要出版,“我希望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18671011日,马克思致函库格曼,《资本论》是经过千辛万苦写成的著作,目的是为了在理论上“把党提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因为肩负着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为党而写作,所以给了马克思无穷无尽的动力。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克思虽然还没有着手创作《资本论》,但恩格斯和马克思为以后的《资本论》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方法基础和政治基础。

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1867年:支撑《资本论》创作不遗余力

18498月,马克思来到伦敦,在那里一直居住到逝世。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创作《资本论》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他写下了《资本论》的三个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创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恩格斯不遗余力地提供支持和帮助。

(一)不是合著者的合著者

马克思研究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个成果,出版的每一部著作,都倾注了恩格斯的大量心血。

一是提供马克思研究所需的各种材料。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因此,“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为了使马克思及时了解有关经济动态,恩格斯定期给他寄《卫报》《观察家报》等报纸,购买马克思所需要的书籍,如罗杰斯的《农业史》(马克思认为“必须把这本书读一遍”,“并且专门为此在一章中留出了空位”)、约翰·瓦茨的《论机器》等。恩格斯会经常告诉马克思一些“工业上的琐碎消息”,如“在今后六个星期内,如果不发生特殊情况,今年棉花的收获量将达到三百万包……同样出现了营业萎缩的征兆:东印度商品充斥,叫喊要停止输入棉织品。这里的棉纱和棉织品市场由于棉花价格不稳定自然处于混乱状态。如果市场的崩溃和这样的大丰收碰到一起,那就热闹了”。这些“消息”也许言者无意,但听者是有心的。更多一些材料是马克思研究所需的,如马克思1858129日致函恩格斯:“我在经济学的写作中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从你那里得到一些实际材料的解释,因为这在理论著作中是找不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资本的周转。”“再者,你能否告诉我,隔多少时间——例如在你们工厂——更新一次机器设备?……机器设备更新的平均时间,是说明大工业巩固以来工业发展所经过的多年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个问题我也只需要一个例证……例如在你们工厂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一般工厂的营业中流动资本在原料和工资上是如何分配的?你们平均有多大一部分流动资本存进银行?其次,你们在自己的簿记里是怎样计算周转的?”对这些问题,恩格斯都作了详尽的回答,不仅有准确的数据,还特意编制了机器损耗的平衡表,使人一目了然。

二是密切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预见到,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象瘟疫一样的生产过剩危机必然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要来了。马克思之所以发狂似的通宵总结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恩格斯在185110 15日致函马克思:“英国在几个星期工业品和原料价格都将大跌……德国来的消息也很不妙。市场的萎缩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那末我们在几星期内就可以看到末日的开始。美国的萧条和破产……是真正已经开始了……出现暴风雨的十分明显的征兆……可以有把握地说,大陆上明年春季的动荡将和非常严重的危机同时到来。”1852814日,马克思致函恩格斯,指出危机正在逼近:“革命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早……”1857年前后,恩格斯和马克思在通信中,讨论危机越来越频繁,内容也越来越具体,恩格斯不仅介绍各国危机来临的最新情况,还分析了危机的特点和造成的严重后果。18571217日,恩格斯写道:“曼彻斯特的情况越来越困难,市场所受到的连续不断的压力……谁也卖不出去什么东西……纺纱厂和织布厂厂主们陷于绝望的境地……无产阶级也开始遭遇不幸……为了密切注视危机的进程,现在我必须在人们中间到处奔走……”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准备了三本笔记簿,用来收集英国、德国、法国有关危机的材料,他甚至提议要和恩格斯“合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

三是和马克思深入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过程中遇到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时,都要预先听取恩格斯的意见,以期取得共同的认识。1851年初,他们讨论了地租问题。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李嘉图把地租理论建立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基础上,但其“论点处处都是和历史相矛盾的……在这里,主要问题仍然是使地租规律和整个农业的生产率的提高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才能驳倒马尔萨斯关于不仅劳动力日益衰退而且土质也日益恶化的理论”。恩格斯肯定马克思“关于地租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李嘉图关于土地肥力随着人口增加而递减的看法,我始终是不信服的,同样他关于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论点,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论据”。恩格斯称赞马克思“现在把这一问题彻底弄清楚了……如果把你的论述地租的文章发表在英国一家杂志上,这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他们还讨论了货币流通理论。马克思认为,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和国内的商业扩大决定的,只有业务迅速发展,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来进行这些业务的情况下,货币流通才会增加。因此,货币流通的增加是和投资增长相联系的。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对于把复杂的流通理论变为简单明了的基本原理,大有帮助”,但指出要对萧条初期、萧条发展时期、萧条严重时期三个阶段加以具体分析,“你会看到,这些意见只涉及你的说明的方式,问题本身则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曾询问恩格斯:“商人、工厂主等等怎样计算他们自己消耗的那一部分利润,这些钱是否也是从银行家那里取、还是怎么取?请对此给予答复。”恩格斯认为他的“说明”可以使马克思“满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探讨是通过通信来进行的,但他总觉得意犹未尽。他希望恩格斯“能不能来这里逗留几天?我在我的批判中要推翻许多东西,因此我想有几点要预先同你商量一下,这一切靠通信,你我都会觉得乏味的”。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也是真正的知音!

四是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同命运,共忧乐。恩格斯深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多么的重要,盼望其研究成果能早日问世。但他知道马克思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是个完美主义者,所以著作出版总是一再延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后,恩格斯致函马克思:“这里最重要的自然是在最近出版你的第二分册,我希望福格特的事不妨碍你继续写作这本书。最后,对你自己的著作哪怕就稍微马虎一次也好……主要的是要把东西写完出版;你所看到的缺陷,蠢驴们是不会发现的。不然,暴风雨时期到来,在你还没有写成‘资本一般’之前就不得不把整个工作中断,那你怎么办呢?我清楚地知道对你有妨碍的一切其他困难;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拖延的主要原因一直是你过于谨严。总而言之,书出版了总比由于这种疑虑而根本不出版好些!”真是殷殷之情,力透纸背!当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手稿已完成,要亲自把手稿带到汉堡,恩格斯难掩心中的激动和喜悦:“乌拉!当我终于在白纸黑字上看到第一稿已经完成,你想立刻把它带到汉堡去的消息时,我禁不住欢呼起来……”



186677日,马克思高兴地告诉恩格斯,他二十多年前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很受工人的欢迎,“需求日益增加”,建议“从党的利益出发,务必要出第二版”。马克思希望恩格斯能写一些东西:“我可以把你写的东西署上你的名字放在我的书(指《资本论》——引者)中来作为附录。请你考虑一下,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应当放在专门探讨这个题目的第一卷里,你可以了解,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份出现,而不只是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马克思的态度是极其真诚的!恩格斯虽然不是《资本论》的合著者,但许多事实表明,他是实实在在的合著者!

(二)撰写书评宣告政治经济学新时代的到来

18596月,包含着序言、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两章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柏林出版,它是马克思计划出版的六个分册中第一分册《资本一般》的一部分。722日,马克思希望恩格斯写一篇书评。恩格斯虽然事务缠身,但还是抽出时间写了三篇文章,前两篇发表在86日和20日的《人民报》上。这两篇书评像一声惊雷,宣告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的时代的到来。

恩格斯在第一篇书评中首先指出,德国政治经济学是一切科学领域中唯一一门没有德国大师的学科:“原因很清楚。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只有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随着英国和法国经济学的输入,才产生了德国的经济学著作,而这种著作是极其乏味、肤浅空洞、冗长、存在明显的抄袭。“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作不可侵犯的教条死记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的唯物史观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公开发表,所以世人对它了解不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虽然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扼要的阐述,但未必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恩格斯则郑重指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喊家极大的愤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力图剽窃新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又极端无知。”

18482月,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共产党推上了政治舞台,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已经象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并作为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

在第二篇书评中,恩格斯着重阐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应用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研究究竟采用什么方法?一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形式,虽然曾经在德国思想界风行一时,但现在已经被边缘化了;另一种是平庸的、正在时兴的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恩格斯认为,虽然黑格尔辩证法在现有形式上是根本不适用的,但“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它没有受到过批判,没有被驳倒过;任何反对这位伟大的辩证论者的人都没有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巍然大厦上打开缺口;它被遗忘,是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干些什么。因此,首先应当对黑格尔的方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

恩格斯高度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式是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的,黑格尔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因此,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干这件事。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这段论述有二点值得注意:一是这一观点不仅是恩格斯的,也是马克思的,因为成稿前后他们都讨论过,意见完全一致;二是马克思所批判地应用、改造和发展的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并依此制定出一种新的方法,其意义堪与他们十五年前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相媲美!

恩格斯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书关于商品与货币的分析,论述了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这一辩证方法。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已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线索,这和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是一样的,但是,逻辑和历史的一致要作辩证的理解,而不能机械地照搬照抄,因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运用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方法的科学解读!

恩格斯还尖锐地指出,马克思分析商品的方法迥然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且引起他们头脑可怕混乱的地方是,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这种联系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由于这一发现,马克思把不可一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远远抛在后面了。

恩格斯的第三篇书评是关于该书的经济学内容,可是由于《人民报》停刊没有发表,手稿也没有找到。但是,前两篇书评“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的德文报纸都转载了”,“通过小小的《人民报》,就可以掌握美国的所有德文报刊”,这使马克思很开心!

(三)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

马克思移居伦敦后,由于没有固定收入,过着流亡者的贫困生活。在极端困难的五六十年代,家庭屡遭不幸,四个儿女先后夭折;马克思由于长年累月废寝忘食地写作,他的健康因此受到严重损害,长期处于各种疾病的折磨中。但这一切并没有摧毁马克思的意志。他在给迈耶尔的信中坦露了心声:“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的话,我的确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的是恩格斯,真正能对马克思施以援手的也是恩格斯!

恩格斯在同马克思的亲密交往中,深深感到在经济上对马克思一家进行资助,是保证马克思从事繁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写作《资本论》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尽管恩格斯也有自己所喜爱的科学研究领域,但为了马克思,还是毅然决定到曼彻斯特去从事他不喜欢的商业生意,而且在那里一待就是二十年。从185011月开始,恩格斯源源不断地资助马克思一家。有时,马克思遇到突发事件,求助无门时,也请恩格斯予以帮忙。如1857128日,马克思致函恩格斯:“当我在楼上给你写上一封信的时候,我妻子在楼下被一群饿狼包围,他们借口‘困难时期’逼她要钱,而她没有。”又如,1859121日,马克思致函恩格斯:“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如果你能寄来两英镑,那就好了,你也理解,恰好在现在,正当你把开在弗莱里格拉特名下的期票的款项刚刚付清或正要付款的时候,我又来逼你,我是多么难受呵。但这是万不得已。”恩格斯除了直接汇款资助马克思一家外,还通过主动承担撰写报刊论文的任务,帮助马克思获取稿费收入。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曾刊登由马克思署名的关于德国局势的连载论文共19篇,均出自恩格斯的手笔。据统计,马克思在这家报上发表的评论中,恩格斯撰写的约有一百多篇。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把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稿件译为英文。后来马克思初步掌握用英文写作后,恩格斯又为之帮助修改润色,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马克思对恩格斯在经济上的倾力相助甚至作出的巨大牺牲,充满由衷的感激之情。1866220日,马克思致函恩格斯:“亲爱的朋友,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下,比任何时候更感觉到,我们之间存在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夕,马克思18678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又说:“序言也已校定并于昨日寄回,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出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列宁曾公正地指出:“马克思及其一家饱受贫困的折磨。如果不是恩格斯牺牲自己而不断给予帮助,马克思不但无法写成《资本论》,而且势必会死于贫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境遇用两句中国的古语来说,那就是: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

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为《资本论》增光添彩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怎样才能引起社会对该书的关注,了解其巨大的科学价值对德国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何重要意义?《资本论》第一卷在出第二版时,还要作哪些修改?面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猖狂进攻,如何组织有效的反击,在批判中进一步发扬该书的宏大思想?恩格斯和马克思一道,殚精竭虑,作了周密的部署安排,而恩格斯则把这种安排化为实际行动。

(一)撰写九篇书评为《资本论》第一卷大力鼓与呼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夕,恩格斯担忧:会不会再次出现八年前《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时的冷遇?因为到处都看不到有关《资本论》的广告;另外,由于《资本论》的革命锋芒,在德国有可能被封禁。1867911日恩格斯致函马克思,主动请缨:“你认为,为了推动事情,我是否需要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书进行抨击?”马克思答复:“你从资产阶级观点对书进行抨击的计划是最好的作战方法。”马克思清楚:“不论来自敌人或者来自朋友方面的认真的批评,都不会很快出现,因为这样一部篇幅巨大而且某些章节十分难懂的著作是需要时间才能读完和领会的。但是,决定最近的成功的,不是认真的批评,而是——用粗话来说——吵吵嚷嚷,吹吹打打,来迫使敌人也发表意见。首先最重要的,不是人们说了什么,而是人们说话了。最主要的就是不要错过时机!”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观点完全一致:“德国报刊对于《资本论》仍然保持沉默,而十分重要的是使人们说话。……要经常不断地发表对该书的评论。由于在这种场合下,马克思的手脚受到束缚……所以正是我们这些第三者,必须来做这件事。”

书评要写,那么该如何写呢?这就是斗争的策略问题。恩格斯指出:“我们在行动时,用我们的老朋友……话来说,要象鸽子一样驯良,象蛇一样灵巧。那些勇敢的庸俗经济学家毕竟是相当聪明的,他们对这本书小心翼翼,不强迫他们,他们绝口不谈它。因此,我们必须强迫他们发表意见。”在书评发表时间上,要越快越好;书评发表的刊物要越多越好,“如果在十五至二十种报纸上同时出现了对本书的评论——不论是肯定的或否定的,不论是文章、通讯或刊登在最后一版的给编辑部的信——只要是把它当做注意的重要现象”,那就达到目的了;恩格斯除了亲自动手撰写书评外,还发动熟悉人士甚至远在美国的朋友参与其中。

恩格斯从186710月至18685月,先后写了九篇书评。令人惊叹的是,这九篇书评内容不同,风格各异,根本看不出竟出自同一作者之手。这些书评既宣传了《资本论》的重要思想,又适应了不同报刊的具体要求。恩格斯的第一篇书评发表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未来报》上,突出了《资本论》的科学性。恩格斯首先大发感慨,德意志这么一个出思想家的民族,但直到现在为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贡献如此之少,这对于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可悲的事实!其原因在于把任何认真研究经济科学的人都推到社会主义的怀抱里去,政治经济学在德国成了一个在科学上谁也不感兴趣的领域。而《资本论》这本书则不同,它以严格的科学性和无情的批判而出类拔萃。这本书的结论并非无可反驳,问题在于我们全体经济学家中有哪个人能把这些结论驳倒?该书的研究不仅有极大的科学确切性,而且从中可以知道好多新东西。对于所谓的德国御用经济学家,“让这本书给他们的严厉教训,促使他们从昏睡中醒来,提醒他们,政治经济学不是供给我们牛奶的奶牛,而是需要认真、热心为它工作的科学”。

第二篇书评是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莱茵报》写的,可惜没有刊登。第三篇书评发表在曾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爱北斐特日报》上。恩格斯指出:“谁也不能否认,它(指《资本论》——引者)包含着充分的、并且非常充分的勇敢而大胆的新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完全科学的形式呈献出来的。这一切马克思拿他的不平常的原理,不是向公众、而是向科学界人士请教的。科学界人士应该保卫他们那些在这里被从根本上驳斥的经济理论的规律,他们应该证明,资本固然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但不是积累起来的无偿劳动。”恩格斯还直接下了战书,期望象罗雪尔、劳、麦克斯·维尔特这些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不要放过机会“保卫”到现在为止公认的政治经济学正确性,来反对这个无疑不能轻视的进攻。

第四篇书评发表在曾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的《杜塞尔多夫日报》上,所以也就放得开。书评一开头就指出:“谁有眼睛,谁就会看到:这里社会革命的要求是足够清楚地提出来了。这里所指的不是像已故的拉萨尔所说的拥有国家资本的工人协会,这里所指的是根本消灭资本。”马克思是始终如一的革命家,他从不掩盖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归结为一条,就是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这个原理象一根红线一样贯串全书。马克思的不可抹煞的功绩是把德国人所特有的历史联系和发展观念引入政治经济学领域,从而展现出非常广阔的天地!

1867127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了写好书评的几个步骤:一开始就提出,无论对这本书的倾向抱什么态度,这本书还是使“德国精神”获得荣誉,而这是一个普鲁士人在流亡中写成的;对这本书要区别其中的两个部分,即正面叙述和作者的倾向。前者直接丰富了科学,用一种完全新的方式来考察新的经济关系,后者也要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来看待。从客观上说,作者考察社会形态的变化,和达尔文在自然史上的发现是同一个逐渐变革过程;从主观上说,作者自己怎样设想或怎样向别人表述现代运动及其最后结果,同他对实质的发展的叙述没有共同之处。马克思指出:“按照我的意见,这是欺骗士瓦本的迈尔……的方法,而他那个讨厌的小报虽小,却是法国所有联邦主义者的最孚众望的预言家,并且在国外也有读者。”恩格斯的第五篇书评发表在德国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第303号上,巧妙地体现了马克思上述信中的意图。他在文末指出:“我们在这里能够注意的仅仅是这部庞大卷帙的基本特征;在详细地分析时,还可以指出许多我们在这里必须省略的东西。可是,有很多专门杂志正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它们当然会详细地论述这部无论如何是十分出色的著作的。”



恩格斯第六篇书评发表在德国中部的《维尔腾堡工商业报》第306号上。针对工商企业主的特点,恩格斯指出,这本书不管其倾向如何,包含着值得所有人注意的科学研究和实际材料,这里只谈实际材料。这本书分析了从中世纪起到现在为止的近代工业史的基本特征,工业进步的每一个方面,涉及现代的情况时则引证了现在德国还不知道的英国议会报告,读者在这里可找到宝贵的可资借鉴的泉源。现在各国的经济部门都是相互依赖的,因此紧邻的国家的进步和变动着的世界市场行情,对于所有工厂主都是必须要知道的。特别是在关税同盟的立法下,工厂主要怎样调整各工厂中的劳动时间,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时间。光凭德国现有的经验是不够的,要依靠从其他国家的立法特别是英国的立法及其后果中获得借鉴。“我们号召我们的工厂主不要害怕本书的倾向,特别是本书的一部分要认真研究;无疑地,你们迟早一定会面临这同一个问题的”。

第七篇书评发表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新巴登报》第20号上。这篇书评一开头就与众不同:“我们让别人去研究这部著作的理论部分和严格的科学部分,批评作者对资本起源的新看法。”但笔锋一转:“可是我们不能不注意,他同时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这些材料几乎毫不例外地全部是从各种调查委员会向英国议会所做的正式报告中拿来的。他不无根据地着重指出这种调查委员会对于研究任何国家内部社会状况的重要性。”紧接着,恩格斯指出英国在进行这类调查以前,任何英国人都不知道他国内的最贫穷的阶级是如何生活的,而没有这一类调查,任何社会立法都无从谈起。恩格斯借机抨击德国政府机关的所谓“登记”和“调查”,都是官僚主义的老一套,其所获得的情报的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英国的委员会的调查对象之广泛(从工厂主、工头到工人,从医生、治安法官、神甫、教师以及凡是能够提供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人)、之真实(每一个问题和每一个问答都用速记记录并逐字地刊印出来)、之权威(全部材料附以委员会据此而写的结论和建议的报告),使读者可以从中读到详细的情况以及无数的实例。马克思先生在书中给我们做了这种发展的详细的历史的叙述,相比之下,德国在这一方面整个事情是很恶劣的,我们应该感谢作者如此详尽无遗地考察了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任何对政治经济学、工业、工人状况、文化史和社会立法感兴趣的人,无论他抱什么观点,都不能不读这本书。”恩格斯娴熟地运用英、德历史和现实比较分析法,以不可阻遏的逻辑必然性把德国公众引向马克思的《资本论》!

恩格斯的第八篇书评比较长,分两次刊登在德国工人的报纸《民主周报》1868年第12号和第13号上,后来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作了转载。因为读者是工人群众,所以恩格斯把《资本论》中最重要的理论、观点用明白如话的语言叙述出来。恩格斯首先指出,“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马克思就是“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的那个德国人。资本与劳动是怎样交换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什么是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在马克思以前,谁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马克思才探寻和揭示了利润发生的整个过程,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把一切都弄明白了。恩格斯还进一步解释,什么是一个工作日?是8小时还是18小时?资本家想尽量延长工作日,因为工作日越长,生产的剩余价值就越多,而工人则为了自己的健康,为每天几小时的休息而斗争,以便在工作、睡眠和饮食之外,还能像人一样从事别种活动。所以,为延长或缩短工作日,资本家和工人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马克思的这本书提供了英国由法律规定工作日的历史和极其详尽的材料,值得好好利用。恩格斯还解释了什么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最后结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群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

恩格斯的第九篇书评虽就内容和形式多次与马克思交换意见,马克思甚至就某些地方提出了表述方案,拟以英国朋友塞·穆尔的名字发表在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的《双周评论》杂志上,但被编辑部拒绝了。该书评较详细论述了马克思所发现的剩余价值规律,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从恩格斯和其他人所发表的一系列书评的社会反应看,马克思、恩格斯所发起的这一打破“沉默”阴谋的行动取得了很大成功,不仅使《资本论》传播到工人群众中,连反映资产阶级观点的报纸也不得不正视这本书的存在和影响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被迫发表意见,如柏林大学讲师欧根·杜林就在186712月《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期发表攻击《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马克思称他为“一个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此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相继被迫开口,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期目的达到了。

为了进一步宣传《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还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一是写了《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用浅显通俗的语言介绍《资本论》的基本思想,按《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六章的结构,写了前四章的提要。虽然语言明快,但不乏精彩之处,例如第一章商品和货币末尾就指出:“理解商品的困难在于:商品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范畴一样,表现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者使他们的不同种类的劳动作为一般人类劳动互相发生关系,是通过使他们的产品作为商品互相发生关系;没有物这种中介,他们便不能这样做。这样一来,人的关系便表现为物的关系了。”可惜的是,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只包括《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前三分之二,到“机器和大工业”一节为止,而且在恩格斯生前也没有发表。但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来看这个“提纲”,对研究《资本论》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是写了《卡尔·马克思》,这是第一篇关于马克思的传记。18687月底先是为一家文艺性报纸《凉亭》写的,但该报没有采用。一年之后恩格斯对那篇初稿作了加工,发表在《未来报》18698日第186号。《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社会影响不断扩大,那么该书作者是何方神圣?这是人们很想了解的,恩格斯适时推出的传记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要。传记的语言生动活泼,一点也不枯燥:“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他除了把组织这个政党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还把对所谓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即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卡尔·马克思。”恩格斯概述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最后,1867年终于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这部著作是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而且正是德国终于有机会也在这方面作出这种贡献”。恩格斯指出马克思还有三个特别之处:一是多年来马克思是受诽谤最多的一位德国著作家,但他勇敢地进行斗争,而且所有打击都能准确命中目标;二是马克思在我们这个模仿者的时代,是最具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三是马克思除了科学研究之外,还从事工人运动,他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在这个无论如何是标志着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时代的组织里,德国人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功劳,也占有一个应有的重要地位。”

1868911日,在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德国代表们提出一项决议案,建议各国工人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协助把这一著作译成各国文字。他们还指出《资本论》的作者的不可估量的功绩,因为他破天荒第一次对资本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这是马克思——当然也包括恩格斯获得的来自工人阶级的最高褒奖!

(二)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修改操尽了心



恩格斯在看《资本论》第一卷清样的过程中,除了对个别地方提出修改意见外,还对结构提出中肯的修改建议。首先是价值形式,恩格斯指出:“你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缺陷,没有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使这种抽象阐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一部分你应当用黑格尔的《全书》(指《哲学全书缩写本》——引者)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写成简短的章节,用特有的标题来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转变,并且尽可能把所有的附带的说明和例证用特殊的字体印出来。这样,看起来就可能有点象教科书,但是对广大读者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读者,甚至有学识的读者,现在都已经不再习惯这种思维方法,因而必须尽量减少他们阅读的困难。”马克思的回复是:“至于说到价值形式的阐述,那末我是既接受了你的建议,又没有接受你的建议,因为我想在这方面采取辩证的态度。这就是说:第一,我写了一篇附录,把这个问题尽可能简单地和尽可能教科书式地加以叙述,第二,根据你的建议,把每一个阐述上的段落都变成章节等等,加上特有的小标题。我要在序言中告诉那些‘不懂辩证法的’读者,要他们跳过x-y页而去读附录。”在过了五天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还特别指出:“为了使你看到,我在附录中是怎样准确地遵照你的建议做的,我这里把这一附录的结构——章节和标题等——抄给你。”第一章第一节的附录层次分明,使人一目了然。但采用附录毕竟是一个权宜的办法,马克思在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时,就把附录移入正文中,与原来的第一节正文合并,改写成单独的一节,并加了标题“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结构修改的另一个建议是:“你怎么会把书的外部结构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第四章大约占了二百页,却只分了四个部分,这四部分的标题是用普通字体加空排印的,很难找到。此外,思想进程经常被说明打断,而且所说明之点从未在说明的结尾加以总括,以致经常从一点的说明直接进入另一点的叙述。这使人非常疲倦,在没有密切注意的情况下,甚至会使人感到混乱。在这里,题目分得更细一些,主要部分更强调一些是绝对合适的。”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意见非常重视,他在复信中写道:“请你把你的要求、批评、问题等都写到清样上,这对我非常重要,因为我预期迟早出第二版的。”1872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第二版时,马克思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全书结构也作了重大改变。在修改时,他充分考虑了恩格斯提出的意见。在第二版中,不再分为六章,而是分为七篇,共二十五章。原来的第一章商品和货币,现为第一篇,下分四节,把原来等价形式的第四个特点——“商品形式的拜物教在等价形式中比在相对价值形式中更为明显”改写为第一章的第四节,标题改为“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恩格斯在信中提到第四章在第二版中改为第四篇,包括四章,而其中的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为五节;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则细分为十节。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开宗明义:“我首先应当向第一版的读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显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标明是第二版注。”关于正文中所作的修改,主要有: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关系;二是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三是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四是第七章剩余价值率作了很大修改;五是对第一版中局部的、各处都有的修辞上的修改。第二版比起第一版无论是在内容的充实还是形式的明确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恩格斯可谓功不可没!

(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打了个漂亮仗

1867年末杜林发表攻击《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后,马克思并不以为意,甚至还“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专家。没想到,后来杜林越来越狂妄,不仅在政治上投机钻营,在理论上居然以社会主义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在1875年前后连续出版经济学、哲学等多部著作,扬言要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全面“变革”。他一方面恬不知耻地自吹自擂,把自己说成是“一切时代最伟大天才”,自己的理论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另一方面恶毒攻击马克思,对《资本论》进行肆意歪曲和诬蔑。令人气愤和担忧的是,杜林的谬论居然在党内和工人群众中像瘟疫一样迅速传播,有些人甚至胡说“杜林用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不仅“补充了马克思,也可以说继续了马克思”。这种种怪象引起了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的严重不满,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左派领导人也多次要求恩格斯要下决心“收拾杜林”,彻底批判杜林著作,肃清其恶劣影响。

1876524日,恩格斯致函马克思:“在德国,一批受雇佣的煽动家和浅薄之徒大肆咒骂我们党。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些人以为,杜林对你进行了卑鄙的攻击,就使我们对他无可奈何……结果是,杜林愈蛮横无理,我们就应该愈温顺谦让……总之,这件事把我气坏了,试问,难道不是认真考虑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的时候了吗?”马克思在第二天的回信中,表明了态度:“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马克思也坦承,原来把批判杜林“看作是次要的工作”,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使我们注意到那些平庸思想在党内传播的危险性的时候,我们才感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恩格斯批判杜林的意见获得马克思的大力支持,信心增强,毅然“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他也知道,可能要“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论战,那也只好这样了;反正我是得不到安宁的”。恩格斯具有很强的指挥力和战斗力,他已经明确“应当从哪里进攻和怎样进攻……他现在已经落到我的手里。我已经订好了计划……开始时我将纯客观地、似乎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胡说,随着对他的荒谬和庸俗的揭露越来越深入,批判就变得越来越尖锐,最后给他一顿密如冰雹的打击……而杜林则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应当让这些先生们看到,我们是善于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付这种人的”。恩格斯对打这场针对杜林的论战底气十足,胜券在握!

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费时两年,即从18765月底开始到18787月初,先是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187878日前后《反杜林论》一书出版,由恩格斯署名并写了序言。马克思称赞这本书“在德国社会党人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欧洲乃至世界各国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杜林对马克思的攻击是全方位的,恩格斯对他的批判也是全方位的,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等多个领域,这里着重论述对杜林攻击《资本论》的谬论的批判。《反杜林论》哲学编第十二章“辩证法·质和量”指出,杜林不仅放肆地诋毁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是“越荒谬越可信”,而且把“反辩证法的怒气”发泄到《资本论》上,诬蔑马克思“引证黑格尔关于量转化质这个混乱的模糊观念,从而认为预付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单单由于这种量的增加而成为资本,这岂不显得多么滑稽!”恩格斯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反驳,其结论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的规律是普遍存在于社会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根本不是像杜林所说的“混乱的模糊概念”!第十三章是“辩证法·否定之否定”,批驳杜林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段话(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攻击和诬蔑,指出马克思只是历史地证明并简略地概述,由于社会历史自身所包含的否定性发展造成小私有者被剥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面临被否定的命运,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如果说它同时又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那么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尽管杜林对此非常讨厌!



在《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编,恩格斯用五章篇幅来批判杜林对《资本论》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攻击。杜林胡诌劳动价值论无非是一种普通的学说,其中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理论,是“有教养的阶级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因为“在有教养的阶级看来,承认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和建筑师的劳动时间本身在经济上完全等价,好像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杜林胡说剩余价值理论“是企图创造一种更专门的、辩证的历史的观念,这种观念无异于玩弄概念和历史的变态术”,“在这些应该半是历史和半是逻辑的、而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的荒谬观念中,知性的识别力连同一切诚实的概念运用全都消失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引起混乱……产生冒充深刻的逻辑真理的轻率见解”,由此“造成基础的薄弱”等等。关于价值理论,恩格斯在批驳中指出:“马克思书中引起杜林先生这样‘强烈愤怒’的那段话是非常短的。马克思探讨了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并且作了回答: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人的劳动决定的。”人的劳动可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马克思在这里确证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简单的事实。这一事实是这样确凿……马克思的叙述是这样简单明了,除杜林先生外,肯定不会有人感到‘在这里是完全不清楚的’。”只是因为杜林“完全不清楚”,才会胡扯什么“自然成本”“绝对价值”,“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到过这些东西,而只是讨论商品价值;在《资本论》有关价值的整整一章中没有一点迹象表明,马克思是否认为他的商品价值理论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社会形式,或者可以应用到什么程度”。杜林把“莫须有”的东西硬按到马克思身上,可见其理论之混乱、人格之卑鄙!

关于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指出,《资本论》深刻分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这种转化既不是因为任何欺骗,也不是采取暴力掠夺,而是因为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发现了劳动力这样一种特殊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而劳动力之所以成为商品,它本身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马克思的这一发现,概念是清晰的,逻辑是连贯的,论证是充分的,它严格遵循商品等价交换规律,但却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秘密。“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辱骂马克思“玩弄概念”“逻辑幻想”“引起混乱”的恰恰是杜林本人,他把剩余价值等同于利润,又把资本家的资本与奴隶主的财产混为一谈;一边说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是资本,一边又说资本反映一个历史阶段,但又把一切阶级社会的地产都宣布为资本,随后又加以否认!恩格斯尖锐指出:“我们又不得不说,恰好在杜林对资本概念的解释中,国民经济分析的一切尖锐性丧失了,识别力连同一切诚实的概念运用全都消失了;而荒谬的观念、混乱、冒充深刻的逻辑真理的轻率见解和基础的薄弱,在杜林先生那里却似繁花怒放。”恩格斯把杜林批判得词屈理穷、体无完肤!

这场对杜林的论战,以恩格斯的完胜、杜林的完败而告终!通过对杜林的批判,恩格斯也全面阐述了他和马克思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因此,《反杜林论》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成了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四、1883-1895年:为使《资本论》臻于完美竭尽全力

3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逝世。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这是恩格斯1883317日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马克思时发表著名讲话的头二段。恩格斯概述了马克思一生中所作出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以及其他重要发现,指出马克思的毕生使命就是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因此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在恩格斯看来,悼念马克思的最好方式,就是把马克思“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继续做下去,而且一定要做好,“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

(一)整理、编辑和出版《资本论》第二卷

在马克思“许多未完成的工作”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的整理、出版。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恩格斯和他人通信中提及最多的就是第二卷手稿,如:“我找到了《资本的流通》和第三册中《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手稿,约一千页对开纸。现在还不能说,这一手稿是否能按原样刊印。”(42日致拉甫洛夫)“马克思留下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大量手稿,我必须先通看一遍(它是用什么字迹写的啊!),然后才能说,它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搞好可以付印,需要从比较后期的笔记本中选取多少东西作为补充。无论如何,主要的东西已经有了。”(411日致纽文胡斯)“一个人要有何等卑鄙的灵魂,才能设想,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似乎‘经常’拿第二卷来‘威胁自己的反对者’,而‘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写这个第二卷,似乎这个第二卷无非是‘马克思借以回避科学论据的狡猾诡计’。这个第二卷是有的,不久就要发表,那时,您大概终于会得到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区别。”(4月底致洛里亚)“首先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这不是一件小事。……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522日致贝克尔)“可怜的摩尔(马克思的家人和亲近朋友对他的昵称——引者)去世以后,杜西(指马克思三女儿爱琳娜——引者)在一次答复我的问题时告诉我说,摩尔对她说过,要她和我处理他的全部文稿,并关心出版那些该出版的东西,特别是第二卷……”(624日致劳拉·拉法格)等等。整理、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已成了恩格斯的当务之急!

恩格斯后来在第二卷出版“序言”中坦承:“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册的付印工作,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什么不容易?首先是马克思留下的修订稿很多,要从中加以选择。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一稿、第二稿时,已涉及资本流通过程的内容,但真正开始写作第二卷是从1865年开始的。恩格斯找到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写成的有关《资本论》第二卷的八份手稿,其中第Ⅱ~Ⅳ稿大约写于18651870年,第Ⅴ~Ⅷ稿大约写于18771881年。八份手稿如何选择、取舍,确实很费脑筋!其次是现有材料主要部分的整理难度大,表现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在有些章的结尾,由于急于要转入下一章,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联贯的句子,表示这里的阐述还不完全”。第三是手稿字迹很难辨认。恩格斯在给拉甫洛夫的信中写道:“这使我特别担心,因为现在在活着的人中只有我才能辨认这种字迹,这些缩写的字以及整个缩句的句子。”

针对以上问题,恩格斯首先解决的是辨认字迹,誊清手稿。字迹无法辨认,影响的不仅是第二卷,也包括第三卷。恩格斯和马克思在一起合作了几十年,当然可以辨认,但除了恩格斯,竟无人可以替代。开始时,是恩格斯边辨认边誊清,但这样进度不可能快。1884622日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从复活节起,我加紧工作,往往要伏案八至十小时,这样长时间坐着,我的老毛病又有些复发……于是我决定采取果断的措施:请了艾森加尔滕,向他口授手稿。本周初起,每天从十点到五点,和他一起又紧张工作起来……出乎意料,事情进行得很好。”为了整理出一个初定稿,恩格斯白天口授手稿,晚上还要对口授手稿进行加工。艾森加尔滕和恩格斯配合很好,使手稿整理进展顺利。

其次是选择文稿,安排结构。恩格斯在对第二卷八份手稿的细心比较研究后,最后确定以第Ⅱ、Ⅷ稿为主,对全书进行了编排。为了便于查阅,恩格斯在第二卷正文前面,把采自第Ⅱ~Ⅷ稿的地方,都作了说明:第一篇采自第Ⅱ、Ⅳ~Ⅷ稿,第二篇采自第Ⅱ、Ⅳ稿,第三篇采自第Ⅱ、Ⅷ稿。马克思原计划把第二卷分成三章十一节十七小节,恩格斯把三章改为三编,把十一节、十七小节扩编为二十一章、四十五小节,并依据一些章节的内容加上了标题。通过这样的整理、编排,第二卷成为一部完整统一、结构明晰的著作。

最后是推敲文字, 讲究辞章。在正文中把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改为规范的语句,把用英语表达和英、德文混合词改写成德语的句子,审核了手稿上的数字和例证;改进了手稿中的一些笔误和文法上的疏忽,在十分必要的地方,加进了一些句子和段落,但都作了说明。关于这方面的改动,恩格斯强调:“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我所改写和插入的文句,总共还不到10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这种“形式上的改动”所花费的工作量是十分巨大的,但结果是使第二卷叙述连贯,文字流畅,大大方便了读者。

恩格斯经过坚持不懈的整理编排,《资本论》第二卷终于于18857月出版。恩格斯特意选择188555日马克思生日那一天,写了长篇序言,详细说明第二卷整理、编辑、出版情况,严词驳斥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对马克思的无耻指责,高度评价《资本论》“第二卷的卓越研究”,“这种研究在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内所取得的崭新成果”。这是恩格斯对老朋友马克思诞辰六十七周年的最好纪念。

(二)整理、编辑和出版《资本论》第三卷

马克思的第三卷手稿主要写于六十年代初、中期,恩格斯没看过,也不了解这一卷完成的程度。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找到了篇幅浩大的手稿,大为惊讶!在《资本论》第二卷出版前,恩格斯已开始阅读第三卷手稿,并认识到它巨大的科学价值。188538日,恩格斯致函劳拉·拉法格:“一个人有了这么巨大的发现,实行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把它在自己身边搁置二十年之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不管怎样,我要把这整理摩尔的书的工作坚持下去。这部书将成为他的纪念碑,这是他自己树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说实在的,在整理这部书时,我感到好像他还活着跟我在一起似的。”

整理第三卷手稿的难度大大超过了预期:一是与研究对象特殊有关。马克思在“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涉及领域很多,需要翻阅大量有关经济文献。恩格斯指出:“由于这最后一卷是一部如此出色而绝对不容置辩的学术著作,我认为我有责任在出版这一卷时,要使全部论据都十分清楚而明确。然而在手稿目前这样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它只是初稿,是断断续续写的,而且还没有完成。”二是与恩格斯的工作任务繁重有关。恩格斯除了整理第三卷手稿,还有许多理论工作要完成,仅《资本论》第一卷的英译本就几乎占用了他一年的时间。此外,还有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对恩格斯来说,也是一种义不容辞、必须履行的义务。所以,他也会无奈地感叹:“我真不知道哪里去找时间再来做其他工作。”三是与恩格斯的身体状况有关。由于长时间看材料,恩格斯的视力急剧下降。他在信中多次提到这一问题:“如果我的眼睛支持得住的话……那末《资本论》第三卷在今年冬天就可以付印。”“我的眼睛现在好些,但是由于我在着手搞第三卷,打算把它搞完,所以我还是要保护眼睛,避免过度疲劳。”恩格斯整理第三卷手稿时,年事已高,已不能经常熬夜。他曾自嘲:“一个人过了70岁,大脑中的迈内尔特联想纤维工作起来迟钝得令人讨厌,要克服困难的理论工作上的中断造成的影响,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容易那样迅速了。”由于上述原因,第三卷手稿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前后历时十年。

第三卷手稿的整理开始时走的是和整理第二卷手稿一样的道路:先按照原文把全部手稿口授一遍,然后誊清,从18852月开始,费时大半年。从结构上看,马克思对篇幅长达70印张的手稿只分为七章,各章也未分节,恩格斯重新编排,改为七编五十二章,章内再分节,并加上章节标题。结构确定后,整理就上了轨道。至于文字、表达方面的问题,虽然也很麻烦,但也都按第二卷手稿方式,逐步加以解决。第三卷手稿整理最大的困难来自于欠缺和重复的内容要否增删以及如何增删上,恩格斯在第三卷序言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

恩格斯指出:“本卷的编辑工作根本不同于第二册,第三册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冒出来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在这个手稿里面有许多提示,表示这些地方留待以后阐述,可是这些诺言并没有全部实现,这对一个初稿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恩格斯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即把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凡是意义明白的地方,尽可能保存;个别重复的地方,也没有划去,因为马克思可能是不同的角度论述同一问题,或至少是用不同的说法阐明同一问题。有些不能直接采用的,则作相应的调整。比如手稿中题为《混乱》的一大篇东西,都是议会关于18481857年危机的报告和摘录,汇集了一些企业主和经济学家关于货币和资本、贵金属的流动、过度投机等的证词以及简短的评注。恩格斯在编辑过程中经过多次尝试以后,认为按原来顺序整理好是不可能的,于是把这些材料进行挪动、删节和加工,一部分用于第31章,其余则编入第33~35章。有改动和增补的地方,恩格斯逐编作了说明。

“对第一篇来说,主要的手稿只有大大压缩才能使用。”第一章有两个各有对开纸八页修改稿的开头部分可供利用,第二章采自主要的手稿,第三章手稿有许多数学计算问题,恩格斯请剑桥的一位老数学家朋友帮忙整理写出摘要,和手稿其他材料编成第三章。第四章只有一个标题,因为这一章研究的问题即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极为重要,就由恩格斯执笔写成,全章正文都放在括号内。第一编从第五章到第七章,第二编到第四编,恩格斯除了文字上的修订,几乎完全按原来的手稿进行编辑。

整理工作“主要困难的在第五篇,那里讨论的也是整个这一册最复杂的问题。……这一篇不但没有现成的草稿,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按照其轮廓来加以充实的纲要,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头,不少地方只是一堆未经整理的笔记、评述和摘录的资料”。恩格斯曾试图像编辑第一编那样,把空白补足,对只有提示的片断进行加工,但尝试了三次,无果而终。“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当机立断,尽可能限于整理现有的材料,只作一些必不可少的补充。这样,我就在1893年的春天完成了这一篇的主要工作。”

“论述地租的一篇写得完整得多,尽管也决没有完全整理好。”恩格斯的整理、编辑工作有三方面:一是补写级差地租在生产价格上涨时的变动情况(对生产价格不变、生产价格下降前两种情况手稿中已作了研究,但对第三种情况手稿中只有一个标题,没有展开);二是对级差地租Ⅱ包含的三种主要情况和九种派生情况进行全面研究,作出一般性结论;三是恩格斯还编制和插入一个表格,以说明级差地租Ⅱ的各种情况,使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研究更为全面,提供了数量分析的基础。

“最后,第七篇的手稿是完整的,不过也只是初稿,必须先把无限错综复杂的文句拆开,才能付印。”最后一章“阶级”手稿只有前面五段就中断了。恩格斯认为:“这种结论性的总结,马克思通常总要留到快付印的时候再作最后的加工,因为那时最新的历史事件会按照永不失效的规律性为他的理论阐述提供最恰当的现实例证。”恩格斯对此没有增补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此时无声胜有声”!

 

189211月,恩格斯给倍倍尔信中写道:“整个这段时间我都在认真地整理第三卷,所幸并不是没有成绩。最困难的地方……已经相当顺利地挺过去了……当然,这是一件复杂和很费时间的事情。这一工作给我带来很大的愉快。”他把《资本论》第三卷的即将出版比喻作“漫长的胎儿期终于要结束了”,充满无限的喜悦!经过恩格斯的十个寒暑精心整理,《资本论》第三卷于189412月在汉堡出版,实现了马克思生前未竟的愿望。恩格斯在出版前二个月为第三卷写了序言,第一句话就是:“我终于把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第三册,理论部分的终结,交给读者了。”

恩格斯在整理完《资本论》第三卷后,即着手编辑《资本论》第四卷。遗憾的是,他没有来得及亲自完成这一重要工作,但他却为以后《资本论》第四卷的出版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三)精雕细刻《资本论》第一卷的新版和英文版

马克思逝世时,《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已经出版十周年了。早在前二年,出版商就要求出第三版,马克思也有所考虑,并作了一些必要准备:“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可惜天不假年,功亏一篑!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第三版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恩格斯身上了。恩格斯致函劳拉·拉法格,坚定地表示:“我应当为第三版准备好法译本中的各种补充,据我所知,这些补充摩尔曾打算收进去。这项工作必定在三四个星期里做完。”“《资本论》第三版要求我做大量的工作。”

恩格斯给修订工作确定了一个原则:“在这第三版中,凡是我不能确定作者自己是否会修改的地方,我一个字也没有改。”使恩格斯大喜过望的是,他在清理马克思的遗物中发现了准备第三版用的德文本,其中有些地方已作了修改,标明何处应参看法文版;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法文版,其中准确地标出修订所要采用的地方。这些材料为恩格斯的修订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恩格斯对第三版的修订工作,一是努力把马克思原来的修订设想付诸实施;二是对有的地方的理论部分进行加工,如第六篇“资本的积累过程”的一些章节;三是在文体方面做许多润色和订正。在修订时,恩格斯没有把原版中到处使用的英制货币单位和度量衡单位换算成新德制单位,这是因为,“对于一部几乎完全要从英国的工业状况中取得实证例证的著作来说,采取英制计量单位是很自然的。最后这个种理由直到今天还有决定意义”。由此可以看出,恩格斯当时就很有国际视野!恩格斯在为第三版所写的序言中,还特别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不大为人们了解的引证方法:“在引证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地方……只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里考虑的只是,所提到的经济学见解在科学史上具有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这种工作在这样一种科学上是很必要的。”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科学精神!经过恩格斯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于1883年底出版。

《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的出版也是马克思“许多未完成的工作”的重要内容。这既是马克思由来已久的愿望,也是客观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首先,《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而这种生产方式典型地点就是英国,理论阐述上主要以英国作为例证,英国读者渴望看到《资本论》当在情理之中。其次,“在英国,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目前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运动在‘有教养者’队伍中的传播,不亚于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传播。但这并不是一切。彻底研究英国的经济状况成为国民的迫切需要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因此,英译本的出版是很受期待的。最后,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面临危机的情况下,英国“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并从研究中得出科学的结论。《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的出版已是刻不容缓了!



整个翻译工作由恩格斯主持。马克思对恩格斯是非常信赖的,早在1865年就说过:“在英文翻译方面,我非依靠你的帮助不可。”英译本关键是要确定好合适的译者,最后英国律师赛姆·穆尔入选,他的译稿很得恩格斯的好评。但美中不足的是其律师业务太忙,影响了翻译进度,恩格斯又请艾威林和爱琳娜夫妇参与这项工作,并明确了三人的分工。译者只对各自的译文负责,恩格斯则对整个工作负全部责任。1886428日,恩格斯在给劳拉的信中告知英译本工作的进展情况:“把《资本论》翻译成英文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先由他们翻译。然后我来审查译文并用铅笔写上我的意见。再把译稿退给他们。然后进行协商,解决有争议的问题。然后我得再通看一遍,从文体和技术角度检查一下,看是否准备好可以付印,同时还要检查一下杜西在英文原著中找到的引文是否正确。”经过三年多的辛勤努力,《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于18871月在伦敦出版,终使马克思宿愿得偿!恩格斯为英文版写了序言,说明“为什么这个英译本延迟到现在才出版”。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后不久,恩格斯即着手德文第四版的出版,1884915日恩格斯致函考茨基:“我从2月份起就根本无法搞第三卷,而现在第一卷又需要出第四版,而且必须先把它搞出来。”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主持翻译工作的法文版和英文版,第一卷德文第四版的修订出版也势在必行了。恩格斯对第四版的要求是“尽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具体的修订工作,一是对照法文版和根据马克思亲手写的笔记,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二是参照英文版,对论文引文作了全面校订。原来德文版的英文引文大多为德文的转译,现在可参考英文版直接采用英文原文。另外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也一一作了改正。恩格斯强调,“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

校订后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于1890年下半年出版,它凝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年的大量心血,是最完善、最权威,也是世界各国最通行的一个版本。

余论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恩格斯初心不忘、始终如一,为《资本论》的创作、宣传、捍卫和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这种传奇式的故事为什么会发生在恩格斯身上?或者说,恩格斯究竟有何特异之处,能创造出令后人称羡不已的佳话?笔者试图破解这个历史之谜。

一是恩格斯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恩格斯虽然出身工厂主家庭,但最终选择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列宁指出:“恩格斯是在英国,是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结识无产阶级的。……他常常到工人栖身的肮脏的住宅区去,亲眼看见工人贫穷困苦的情景。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亲身的观察,他还阅读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这种研究和观察的结果,就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该书认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低下的经济地位将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恩格斯就把自己的命运和无产阶级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持有相同的认识、相同的立场,所以他们18448月在巴黎会面后,就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他们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共同书写《共产党宣言》,一起参加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实现共产主义就成了他们毕生的使命。18953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中指出:“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恩格斯这段话不仅是写给“群众”的,同时也是自己内心的流露,因为这时离他生命尽头只有半年时间了。这五十年来他之所以能够与马克思不离不弃、经历千辛万苦,为《资本论》鞠躬尽瘁,贡献自己的最大力量,就是因为“明白为什么”,明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所以能无怨无悔、甘之如饴,视苦难与奉献为最大的幸福!这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使命使然,是共产主义崇高的理想信念使然,从而使恩格斯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二是恩格斯在实践中学习,博学多才,具有超强的行动能力。恩格斯没有上过大学,他只是在当兵期间以旁听生身份在柏林大学听过一些教授的讲课,他的学识主要是靠平时坚持自学和从实践中获得。他不到24岁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令马克思刮目相看,十五年后还对它大加赞赏。恩格斯扎实的经济学知识在《资本论》创作和《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的整理、编辑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恩格斯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书评,无人能出其右,特别是他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攻击、诬蔑《资本论》所作的鞭辟入里的批判,令人拍案叫绝!《反杜林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则是每个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必读的书籍,这两本著作都直接或间接涉及《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观点之深刻甚至使搞自然科学研究的专家也感到惊讶,这当然得益于他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自然科学的“脱毛”过程。恩格斯精通多门外语,因此他在主持《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翻译出版上能够应付裕如、得心应手。恩格斯具有过人的胆识和超强的行动能力,马克思交给他的任务都完成得非常出色,比如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如何打破资产阶级的“沉默”阴谋方面,令人叹服!正是因为恩格斯具有渊博的学识和出色的行动能力,马克思对他信任有加,所以两人的密切合作能够优势互补、相得益彰;所以恩格斯也当之无愧地成为《资本论》不是合著者的合著者,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正如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历史学家弗兰茨·梅林所说的:“马克思似乎高于恩格斯。但是,如果没有恩格斯和他一样提高,他也不能达到这种高度。因为恩格斯向来不只是马克思的助手和解释者,这样的人在马克思生前或死后都是很多的。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一个有独创能力的协作者,他不等于马克思,但在精神上都是相近的。”

三是恩格斯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和无比广阔的胸怀。列宁指出:“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总的说来这是十分公正的。……他对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马克思和恩格斯巴黎相遇后,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内,无论是从事政治斗争或理论研究,他们总是并肩战斗,亲密合作,都作出各自的重要贡献,但恩格斯总是把马克思摆在首创者和领军者的位置。在1859年他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书评中,就把创立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归功于马克思,认为“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则公开宣示,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虽然大家都知道,唯物史观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难能可贵的是,恩格斯既有知人之慧,也有自知之明。18841015日,他给贝尔克的信中写道:“不幸的倒是,自从我们失去了马克思之后,我必须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很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在1888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作了郑重的说明:“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制定了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高风亮节、光明磊落?这就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恩格斯时时处处体现了勇于自我牺牲精神:虽然他先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而且作出了出色的成就,但后来自觉服从他和马克思之间的分工,马克思主要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他则把精力转向军事学、语言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他虽然也钟情于理论研究,但为了要在经济上支持马克思,他不得不回到曼彻斯特从事令人讨厌的“生意”;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马克思贫病交加、深陷困境的时候,正是恩格斯给了马克思一家以温暖、光明和希望。185541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深情地说:“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什么叫情深似海、大爱无疆?这就是!恩格斯的勇于自我牺牲,在于他有大海一般广阔的胸怀。有这样的心灵和胸襟、学识和能力,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

 

文章来源:《东南学术》2020年第4

网络编辑:静穆

发布时间:2020-09-17 23:0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