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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泳鑫:从地域民族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兼论共同体变革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际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多次郑重呼吁以后,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有一整节的重要论述, 而且成为中国宪法的应有内容。它与半个多世纪前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道, 都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战略方针。由此,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理所应当地备受关注。那么, 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是什么, 其中包含的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概念有什么递进关系, 共同体变迁是否有规律可循, 共同体变迁与个人命运、民族命运和国家命运有什么联系等基本问题, 似有探讨的必要。对此, 这里权且谈点粗浅认识, 抛砖引玉。

一、地域性命运共同体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历史基础与现代民族国家命运

人类是群居和社会性的高级动物种群, 始终以各种各样规模的大小不同的群体存在着, 正所谓人以群分。然而, 不同群体内个体命运之间的关联程度各不相同, 只有那些命运攸关的群体才构成命运共同体。而能够组成命运共同体的群体, 往往由多种命运攸关的因素凝聚而成。在诸多因素中存在最具基础性的三个支柱: (1) 物质生活的生命攸关所构成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2) 精神生活和价值认同上的密切关联所构成的文化共同体; (3) 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权力结构存在所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实际上, 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并非是建立在共同体内部成员自愿的基础上, 还有着复杂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制约等因素, 人类历史上的各共同体形成或消亡都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历史地看, 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联度及其规模在不断发生变化, 比如存在过从族群、部落到王朝等规模上的衍变, 相应地, 形成过部落体制、城邦制、封建贵族制、帝国体制等共同体结构上的衍变。中国历史上有过诸侯割据、军阀割据等其他形式统治或管理结构。相比之下, 作为地域性共同体, 具有独立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则是近现代史上最晚出现的、也是最具权威性和统合力的政治权力结构形式。当然, 民族国家作为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和发展, 是因其政治结构在捍卫民族利益和维护民族性统一等方面获取了合法性和向心力, 从而形成上述共同体的三个根基。

首先, 从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来看, 现代民族国家之所以具有共同体作用, 在于它通过对外争取到民族独立和权利自由, 对内形成统一的政权、疆域、语言文化、流通市场, 推动商品经济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大发展, 进而产生实现工业化即现代化的富强梦。比如, 从公路、铁路、航运等交通建设, 到银行信用体系建立、公用事业兴建、民间经济扶持、大型工业直接投资、法律制度设置等各个领域, 主权国家通过重商主义、工业化等财富增长方式, 打造出不可替代的经济共同体角色, 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是经济利益共同体变迁的深层动力, 生产方式变革则表现为直接动因。

其次, 在文化共同体上, 任何一种文化最初都是由某个民族创造, 都具有民族性, 也因此成为民族文化, 包括民族语言、民族风俗、艺术和人文精神等;任何一个民族都存在群体利益, 也因此可以寻找出共同利益。因此, 当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特征被彰显出来, 进而产生民族尊严、民族独立、民族兴旺等民族意识之后, 民族文化就上升为共同利益, 而且这种共同利益构成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动员力, 会以某种权威性的方式加以凝固, 比如在与外界交往中, 某一民族会竭力保护以民族图腾符号为代表的民族精神文化, 并将之看作关乎民族自身生存安全的核心利益, 对外冲突往往貌似文化冲突, 文化往往成为解释问题的工具, 民族主义成为大多数民族国家立国的理论基石。

第三, 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基础是政治向心力, 即具有凝聚力的权力结构的确立, 表现为从一般个人到整个民族的效忠指向。在现代主权国家形成之前, 人们效忠的对象可能是各自不同的社会组织或社会权威, 如家庭、氏族、宗族、教会、城邦、君主等等, 所属结构相对分散和松散。民族国家克服了之前分散的政治结构和松散的忠诚纽带之不足, 把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政府和公众对公共福利 (包括社会秩序和安全感) 负有责任的思想基础上, 通过制订宏大发展战略规划和实施具体政策, 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培养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使命感, 从而作为现代一种有效的权力运作形式, 构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

需要指出的是, 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完全出于某种主观愿望, 而是有着共同体内在和外在诸多因素决定。从外部看共同体是一个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利益密切关联的整体, 但深入到内部, 共同体内的成员并非真正地位平等、利益共享, 往往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富与贫之间的阶层分化、地位差别和阶级对立。这种内部矛盾也是推动共同体不断发生变化的动力因素。从共同体规模变化的历史趋势看, 人类历史上的共同体规模逐渐由小到大的发展衍变具有客观的必然性。由地区或区域性的宗族种族团体, 到民族国家, 最后走向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

二、世界历史趋势下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扩展

() 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与人类命运的改变

世界历史这一概念单就字面的宽泛理解, 往往是指地球全人类的历史总和, 但理论界已经赋予它特定的涵义, 即指近代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市场和殖民扩张, 打破民族和地域的界限、进行国际分工而使得民族历史具有了世界性, 也就是说, 世界历史是特定条件下产生的, 并随着条件的成熟而走向深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趋势:“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进程与人类命运的改变的关联性在于, 它不仅改变了各地域、民族所属的之前共同体的总体命运, 而且改变着每一个人的个体命运, 不断将个体命运从之前共同体中解放出来, 即马克思所说:“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从相对隔离封闭的区域性单一性的民族历史转变到世界历史,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虽然早已存在人口流动、贸易、文化交流、相互战争等, 但也只是短暂的、地域性的。资本主义兴起使产品普遍采取商品的形式, 商品交换构成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 特别是劳动力成了创造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这一最关键性因素, 使资本主义的本性表现为对剩余价值的强烈追逐, 其威力不断打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所有市场界限, 不断开拓世界市场, 把商品交换扩展到全球, 从而不断消灭旧的生产方式, 不断促使新的国家形成, 不断将新国家纳入商品经济体系, 形成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完成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且, 这种转变是不以个人或民族的意愿为转移的, 它无情地将民族命运乃至个人命运与世界历史联系在一起。正如世界历史本身的整体性内涵一样, 人类命运也开始步入具有共同体性质的整体性历程。

() 不能再用外部刺激和挑战的旧眼光看待世界历史潮流下的人类命运

地域各国各民族乃至个体命运纳入世界历史潮流之后就成为世界历史的内在构成。之前, 像中国这样的古老国家有数千年自己文字记载的连续不断的民族史和独特文明史, 也呈现出以各族群为中心的区域史。似乎世界历史成为打断这一特定民族和地域独自发展史的外部因素, 即如果没有这种外部影响, 各民族文明史可能会按照自身的规则独自延续。似乎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整个社会变迁都是出于对外部刺激因素的反应过程和互动过程。虽然这种理解也符合事实, 但不够全面和本质。因为这种理解依然停留于旧的思维传统, 属老眼光看新问题。之所以说是新问题, 是因为在世界历史面前, 各地域、国家、民族所遇到的外部刺激和挑战已经不同于古代历史上的无数次外部刺激和挑战, 以往发生的相邻地区之间的民族、国家间的冲突都有相对孤立性、封闭性、间歇性, 对方往往是经常变换的, 是可以消灭掉或同化掉的。

而世界历史对于各地域、国家、民族命运的影响不仅是外在的, 而且具有内在规定性, 因而形成的世界潮流的外部冲击却有着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其一, 地域性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 并非先验的主观力量或偶然因素使然。其二, 世界历史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即发展规律, 它将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卷入进来并按照世界历史的规定性重构自身道路。其三, 其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永久性的, 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 不是可规避的封闭的, 而是难以逃避的, 对手也不再是确定的、个别的、可以消灭掉的有形国家, 而是不断变换聚合的无形力量, 它使得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地区、每个人都不再愿意也不能够自我封闭和孤立发展。从此, 各地域国家民族的发展道路也不能远离世界历史潮流, 都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 必然深深打上世界历史的烙印。

由此, 看待世界历史潮流对各民族国家命运的影响, 不能仅仅停留于外部冲击的简单思维, 要明白世界历史对于各民族国家的命运和道路抉择既是外在影响又是内在规定。任何地域、民族或国家历史一旦纳入世界历史和全球化进程, 就不可能再逆转回来, 就必然遵循世界历史的逻辑, 民族要生存、发展、兴旺, 国家要发达、强盛、崛起, 就要顺应历史潮流、融入历史潮流、抓住历史机遇, 并且通过自身发展进一步推动历史潮流, 而不是反历史潮流、开历史倒车, 不应固步自封、孤立发展。当然, 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并非对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收益, 并非大家都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好处, 对有些地域或国家一时间所带来的冲击和风险可能远大于收益, 所以伴随有不断产生的抵触情绪。

虽然资本主义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进程, 但资本主义主宰阶段, 许多地域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被践踏, 人类发展命运遭到扭曲。人类要走出厄运, 就要摆脱资本主义对世界的主宰, 未来愿景是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平等相待、一荣俱荣地共同发展, 形成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这需要一个历史变革过程, 人类正在经历这一过程。

() 从少数列强主宰世界到各民族国家共命运的时代变换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 最先表现为西欧列强的轮番向外武力扩张, 先后形成以少数欧美发达国家主宰其余多数国力弱小落后国家的霸权强权局面。在殖民体系和霸权体制下, 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命运总是好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 似乎成为历史宿命。也就是说, 只要存在一部分民族或国家主宰其他民族或国家命运的情形, 对于主宰者和被主宰者来说都不是共命运。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要达到共命运需要努力达成:其一, 走出由资本主义列强所主宰的经济全球化阶段, 打破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的格局, 消除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 消除大国的民族沙文主义及其命运的例外论。其二, 国际交往的充分发展使得各地域民族或国家利益密切关联在一起, 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不再闭关自守、独自发展、独善其身, 而是彼此相互依赖、命运攸关。而这些是建立在互联互通等高科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基础上的。

可以说, 世界历史这种早期由西欧主导或欧美列强主宰他国命运的阶段必将过去, 改变已经在发生。当然, 真正消除长期形成的旧秩序, 建立平等、共享、共治的国际社会, 让世界各国彼此真正共命运, 从而形成全人类命运共同体, 则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推动的趋势一旦形成, 世界历史新进程便已悄然到来。

三、世界历史新进程推升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时代, 上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条件正在逐步生成。这就是, 建立在科技迅猛发展和生产力飞跃进步这一根本动力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国际关系、世界秩序等一系列变革正在发生, 全人类的普遍交往正在形成, 人们关于世界面临的发展问题的深刻共识正在达成, 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累了物质文明的客观条件和变革世界的实践基础。

() 科技大发展推动信息时代的人类交往革命

以新科技革命为标志的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飞跃性发展, 不仅重新改变了世界分工, 而且一下子缩小了人类时空, 迅速带来了交往便利, 使得地球人之间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自然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产生互联互通和相互影响, 其趋势就是不断将全人类的命运关联起来。以物联网、智能制造、生物工程为标志的当代极致技术在不断推升人类生产力达到极致, 生产力飞跃发展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的发展, 已经形成的“区块链”在孕育更大规模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变革, 呼唤人类共享共建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力革命不仅造成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客观需求, 而且将带来人类主观意识的认同变革。信息时代人们获取知识和交流信息的便捷, 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 在是与非、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等问题上经过交流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从而能够作出趋利避害、去恶向善的取舍, 进而助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叠加变革。世界历史并不必然消灭民族个性, 相反, 世界历史通过增进交往而彰显民族个性, 世界交往的深度发展使各国各地区之间相互依存加大, 各国在比较中选择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增强。主权国家的全球林立和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取向必然推动国际社会的民主化发展, 世界历史由此进入主体和道路多元化的阶段, 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发展共同推动世界历史进程。

()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模式

世界历史正是在国际分工、商品交换、相互依赖等国际交往不断加深推动下向前迈进, 当新科技革命使得生产力获得飞跃性发展之后, 世界历史将产生阶段性跨越, 经济全球化必将呈现新态势, 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大西洋重心向太平洋重心的转移, 以美国霸权为特征的旧时代已经悄然发生新变化。所有这些预示着人类命运将发生巨大变化。

如果说任何历史阶段总有个终结, 那么世界历史进程早期欧洲开启的西方扩张道路必将走到尽头。虽然资本具有无限的扩张本性, 但这种无限性本身具有局限性。当一国之内无法满足其扩张时, 它可以跨越国界进行全球扩张, 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充分发展, 资本对资源的掠夺将触碰底线, 它引起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具有全球性, 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危害认识更为深刻, 从而唤醒人类理性以限制资本。一次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和随之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 已经激起世界范围反殖民体系运动、民族革命以及抵制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运动, 只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优势在先, 欧化西化依然大行其道, 非西方道路则充满曲折和坎坷。然而, 新生事物毕竟是有发展前途的, 毕竟出现了对欧化西化的质疑, 欧洲中心主义影响式微;社会主义已经从理想和理论形态转化为现实运动和多国制度实践。其中,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既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又具有中国特色, 让世人看到世界历史趋势变革的希望。因为中国主张无论国内或国际上大小民族一律平等, 民族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和平共处、合作发展、共同繁荣, 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剥削, 反对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推动建立共享共治的全球治理新秩序, 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预见, 新一轮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或重心的转移, 将造就一批新兴国家的崛起, 世界历史将终结西方扩张道路, 而不是由其终结世界历史。

()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基础的主观努力

新时代人类命运的关联性, 只是意味着每个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是与他人相关联的, 并非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生活已经成为现实存在, 还有待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奋斗。在我们所处的当今世界, 贫穷落后地区和国家的人们首先遭遇的往往不是幸运而是不幸。随着经济危机、文化冲击和政治社会动荡的波及面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扩大, 无论哪个国家的人民都无法独善其身。较早的反全球化现象多出现在经济落后国家, 往往出于某种民族文化守成或国家主权利益的自我保护的动因, 并非反对发展民族经济。然而,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信息化时代, 反全球化现象也开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这正说明了靠丛林法则、单边主义、零和游戏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之后的自我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全球共治、共同发展, 地球本是全人类的, 应该姓公而不是姓私。分工合作基础上的经济利益相互交织和交往能力的提升, 已经提供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物质基础;不断加深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表明, 一方面世界历史已经推进到全人类命运攸关的阶段, 从地域性的民族命运共同体已经开始扩展到全球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 对整个人类命运构成危害的旧体制旧秩序依然存在, 必须变革, 也必将彻底变革, 从而构成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改革动力和实践基础。这就需要世界人民共同努力、同心协力地去奋斗去创造条件,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我们呼吁, 各国人民同心协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同心协力本身是主观认识上的努力, 主观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具备现实条件, 正如全球化的未来要消除人类不幸命运, 还有待现实条件的形成一样, 以当下大势来看, 人类基于以下方面主客观因素的努力至关重要。

1. 争取在社会主义实践上取得重大成就, 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

作为消除西方资本主义现实弊病的替代制度, 社会主义被寄予厚望。社会主义作为批判思潮已经存在了数百年, 在完成从空想到科学的理论形态革新之后, 又经历了近百年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实践既让世界见证了苏联在二战中的辉煌战绩和强大历程, 也遭受了苏联东欧上个世纪末改革失败的严重挫折, 更让世人瞩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然而, 社会主义要肩负起拯救人类命运的历史使命, 要成为人类普遍渴望的新社会, 就需要成为人类文明成就的集大成, 需要取得方方面面的重大文明成就。而社会主义实践毕竟需要长期的探索过程, 现在依然处在初探阶段, 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有待深入, 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把握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成熟, 社会主义经历曲折和坎坷不足为奇, 社会主义探索仍然存在人们的美好愿望与现实主观认识和客观条件局限之间的张力。可以说, 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的曲折性二者之间具有直接相关性。

2. 深入揭示资本主义危机与人类命运危机的内在本质, 促进人类的普遍觉悟。

社会主义和人类共同体的当下命运还受制于资本主义以及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人们常说的现代性、现代化、工业化、现代文明、现代国家、全球化以及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增长、效率、财富、福利、公平、公正等许多概念, 似乎都有着普遍的认同, 但这种认同恰恰是基于资本主义所营造的环境影响所致, 而人们很少反思这种认同是如何形成的, 是在什么氛围下被塑造而成的。这就是资本主义最成功之处, 即将异化做到彻底, 湮没人类理性或使人类理性失去力量, 从而让人们习惯现实的一切, 包括认知在内的这一切却都打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深深烙印。然而, 人类无需太悲观, 因为每一次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都会成为人们警醒的机会, 警醒的程度则与危机内在本质的暴露程度密切相关。随着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具有世界性, 与人类厄运的关联度越来越明显, 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危害一次比一次大, 人们的认识也一次比一次更深刻, 人类将越来越趋于普遍清醒, 基于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理性的力量的回归, 将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步入健康发展的人间正道。

人类的普遍解放不是地域性的, 没有人类的普遍交往和普遍觉悟, 也无法实现人类的普遍解放。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指出, 个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地域性的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认知还远远不够, 人类自由解放必须同时具备全球性的财富积累和人类的普遍认知, 也就是物质文明和交往文明的极大发展, 这两者依赖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飞跃发展, 需要现实能够同时提供全球性的物质财富和交往工具等充分交流的条件, 这就需要以高科技为标志的先进生产力的普遍发展,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 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 ……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也就是说, 建立在先进生产力水平之上的人类交往, 将地域性的存在扩展为世界性的存在, 将人的活动归属从地区性的共同体扩展为世界性的类活动, 使人摆脱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世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实际地联系起来, 从而获得利用全球资源进行全面发展的能力, 也将通过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及个人之间实实在在的利益关联和感知, 实现物质流通和认知交流等交往的充分化, 从而促进人们认识领域的彻底变革和新型生产方式的构建共识, 实现人类对世界资源共同占有基础上的财富共享, 从而达成全人类共命运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 当今互联互通等技术的广泛运用, 不仅将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和步入变革的新进程, 而且将不断加快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为此, 生活在同时代的人们, 不去学习研究同时代的生产力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从人的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高度, 来认真对待支撑信息时代的科学技术, 认真学习、研究、掌握, 学以致用, 为我所用, 积极投入到社会变革的实践运动中, 共同推动和迎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时代的到来。(注释略)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世界民族》 2018年第2

 

发布时间:2019-04-18 20:5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