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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言君、程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定位

 

 

 

一、彰显弘扬中华文明特色、风格和气派的经济理论品牌

 

从世界文明横向比较看,包括与马克思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较,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列重要讲话,就是定位其彰显弘扬中华文明特色、风格和气派的经济理论品牌地位。

所谓中国特色,主要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恢弘实践特征——是深深打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烙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足迹相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大致有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以毛泽东倡导并率先垂范地研读创新“苏马”政治经济学为标志。由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需要,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非常重视,认为“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而不仅要求广大干部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要批判式的而不是教条式的阅读”,而且率先垂范地带领专家学者逐章逐句地研读,并在研读中洞察了其中的问题,提出了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形成了一批至今乃至将来都有重要价值的创新成果。其中,“三大改造”成功经验和理论成果就弥足珍贵。“无论‘三大改造’中的农村集体化,还是民族资本的赎买改造,都没有照搬苏联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化道路,标志着中国模式建构的起步。”尤其是“立足中国国情破天荒地创新马克思主义赎买理论,前无古人地走出了一条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物的改造到人的改造有机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资本改造道路,”实现了苏联曾努力但没有实现的马克思赎买民族资本的设想等等,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不容小觑。虽然后来直至改革开放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走了一些弯路,但依然形成了一批理论创新成果。如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等等。第二次高潮是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称为中国版政治经济学为标志。中国版政治经济学的肯定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南方版、北方版等具有理论体系特征的多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版本。但是,不久就受到新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冲击而出现被严重边缘化的局面,受到了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坚决抵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新马派”(创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下同)刮起的“程旋风”和“刘旋风”。“程旋风”主要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的旋风,因程恩富为首的10位教授联名,于200496日在新浪网、《社会科学报》等刊物发表《关于郎咸平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的学术声明》而得名,是之前郎咸平揭批顾雏军非法侵吞国资形成的“郎旋风”,向端正改革方向探讨的深入发展。“刘旋风”主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边缘化的旋风,因刘国光2005年“7.15”谈话和有关文章在《经济研究》等刊物发表引发而得名。从《刘国光旋风实录》、《郎咸平旋风始末》等多部论争纪实著作看,“程旋风”和“刘旋风”不仅“震惊论坛”,而且促使政界发生了国务院国资委终止国企改革“MBO”方式、顾雏军被拘捕等多个重大事件。但是,直到习近平发表有关重要讲话,“边缘化”局面一直没有根本性改观。第三次高潮即当下,以习近平发表有关系列重要讲话为标志。习近平有关系列重要讲话所呈现的空前力度,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边缘化局面正在发生根本性改观,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高潮的到来。由此回观改革开放乃至整个新中国建设历程,无疑,既是新中国建设走出中国道路形成“中国模式”的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形成中国特色的历程。

所谓中国风格,主要指中国文化特征——是具有华语语言风格,融合中华民族文化内涵,展现中国人文风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点,在当下,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思想最具代表性。陈锡喜主编的《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萃岚的《领略习近平语言风格的八大特点》等等研究结论, 适用于习近平政治经济学以及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陈锡喜的“五有”:有“魂”、有“势”、有“情”、有“趣”、有“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特征。有“魂”才能有“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有魂,而且是指导改革开放的定力之魂,这个“定力之魂”,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现今这一“定力之魂”,已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阻挡之势。如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中国方案”引领全球治理变革之势(参见“中国气派”),等等。有“魂”有“势”还必须有“情”,只有对人民大众感情笃厚,符合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接地气,才能坚持好人民立场,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阶级性与科学性有机统一的性质。具体如习近平所说“共同富裕”“不能出现有人掉队”,就既情真意切又朴实无华富有生活情趣,有一种亲切感人的语言魅力。 至于有“典”,在习近平那里以及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止是有。如习近平用“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阐释运用规律顺势而为的经济学原理;用“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阐释优势互补共建共享地建构合作共赢世界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意义等等,如数家珍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表述的活灵活现,中国风格十分了然。

所谓中国气派,主要指中华民族的博大格局——是展现中华民族复兴奋起非同凡响格局气节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方面,即便仅从习近平合作共赢世界理论(详见本文“三”)看,也可以做出这样的概括: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造福全球引领合作共赢的大气,五千年文明积淀铸就的中华民族实现世界大同舍我其谁勇敢担当的豪气,世界人口大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奉行合作共赢而不以邻为壑的义气,胸怀正义维护主权不畏强权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勇气,等等。而且,这些中国气派已经产生了重大国际影响。如习近平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的讲话,被惊呼为使G20峰会发生了方向性变化:由“应对危机的国际机制”峰会转变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峰会,实现了“从中国自身的复兴,朝着领导世界的全球性大国方向转变”,“确实颇有一种‘中国新纪元’”、“有了某种历史转折点的味道”。

从学术流派百花齐放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及至当下,到了积极推出彰显弘扬中华文明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经济理论品牌的时候了。早在2009年初,薛宇峰教授就研究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八大流派,认为程恩富领衔的“新马派”(又称“海派”)最具影响力。就“新马派”而言,八年过去了,现在看来,“新马派”形成了相辅互补、相得益彰、特色鲜明的两大理论体系:“五过程”理论体系和人本产权论。两大理论体系相辅互补、相得益彰、特色鲜明,主要指两者分别从社会制度变迁视角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视角,特色鲜明而又相辅互补相得益彰地研究了当代中国和全球的基本现实——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既相区别又相互渗透交织发展融为一体,殊途同归地系统研究了中国发展特殊规律和全球发展一般规律。如程恩富、马艳、冯金华和余斌主编的初级、中级、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一套300万字异常厚重的重大理论价值至少有两个。一是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缺乏内容连贯的中、高级版本,难以满足硕士、博士等中、高层次人才培养需要的教材问题。二是“五过程”理论体系,即由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的总过程、国家经济过程和国际经济过程所组成的理论架构,摒弃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老套路,传承发展马克思“六分册”的设想,首创每章“范畴一般和范畴特殊分析法”,使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既相区别又相互渗透交织发展的运行规律,深层次地跃然纸上。而人本产权论对马克思人类异化复归规律和人力产权实现规律的研究,尤其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由物本产权型向人本产权型转型研究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与《现代政治经济学》一样,既适用于当代中国又适用于全球各国,且具有超越当代局限的一般规律特征。“新马派”理论这种既反映中国国情又反映全球世情,既揭示中国特殊规律又揭示全球一般规律所显现的“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性质,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可以指导中国道路形成和完善发展,又可以超越国界指导全球各国发展的性质。应该肯定,“新马派”理论以及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性质不是外部赋予的,而是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本来性质。还应肯定,“新马派”理论见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引领全球合作共赢恢弘实践的国内外影响,已有诸多历史性见证。

“新马派”理论的国内影响是广泛的,仅就人本产权论以问题为导向所作的研究看,诸多理论已一再见之于国家政策和决策部署。如旨在解决新自由主义误导国企改革所致雇佣劳动化倾向,于2012年提出的“国企治理人本论”,如国企党委、工会和职代会是人力产权代表组织,具有行政组织性质;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组织成员应由人力产权代表和物力产权代表共同组成;应建构人力产权为主导,人力产权主体与物力产权主体共同治理、共享利润的法人治理结构;等等研究结论,现在回头看,已有诸多见之于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政策和决策部署的例证。如20159月颁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前所未有地指出:“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均应有职工代表”,“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符合条件的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等。再如201610月的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议的核心精神,如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所强调:“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要坚持和完善职工董事制度、职工监事制度,鼓励职工代表有序参与公司治理,等等。此外,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的还有“四个文明一体论”、“改革邪路防止论”、“中特建设一贯论” 等等,分别为“五位一体总布局”、“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两个不能否定”等中央精神,提供了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的理论和舆论支持。虽然这只是人本产权论部分理论对改革开放初露端倪的影响,但足以表明“新马派”对中国特色会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

关于“新马派”的国际影响,除《现代政治经济学》(越南国民经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出版)等著作和一些论文在国外出版、发表外,程恩富连选连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WAPE)会长十多年也是有力见证。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WAPE)作为政治经济学学科唯一的全球性学术组织,对全球的重大影响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会员遍及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且多为各国著名经济学家。二是年会先后在中国、俄罗斯、美国、法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召开,至今年已11届。三是会刊《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于2010年由英国柏拉图出版社在伦敦正式发行,进入全球2000千多个图书馆和学术研究机构。四是设立了具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声誉的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等,至今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多个国家的著名学者荣获这些奖项。当然,虽然“新马派”的国际影响不仅这些,但即便仅就这些而言,也足以表明其全球影响的重大。无疑,“新马派”的国际影响是“新马派”努力的卓有成效,但要看到,“新马派”的国际影响根于中国特色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改革开放形成的中国道路的举世瞩目。因而,把“新马派”的国际影响,视为标志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走向全球的起步理所当然。与此相比较值得深思的是,西方经济学影响不仅日渐式微,而且迫于学生抗议教材无用而在全面修改,以致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无奈地承认:宏观经济学在过去30多年的研究成果,说得好听点是毫无用处的,说得难听点甚至是有害的。藉此再看基于中国国情和世情、具有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能否取代西方经济学都可以肯定,作为彰显弘扬中华文明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经济理论品牌,随着“中国方案”日隆而独领风骚地走向全球具有必然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全球变革的必然,更是全球发展使然。

 

二、指导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理论体系

 

从动态发展历史过程以及其历史作用和地位看,习近平有关系列重要讲话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阶段性,即揭示了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创立、发展及至当下,已经到了日臻成熟地向定名、定型理论体系历史阶段转变的时候了。

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现已凸显为两个历史阶段:创立构建阶段和完善成熟定名、定型理论体系阶段。创立构建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传承马克思和“苏马”政治经济学创立中国架构并不断发展完善,虽然其间不乏创建理论体系的努力,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缺乏等客观条件不充分,而致理论体系难以成熟定型。但这种情况现已发生并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完善成熟定名、定型理论体系的政治环境、实践经验基础和理论创新成果等条件都已基本具备。

从政治环境条件看,相对于前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一、二次高潮而言,习近平不仅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发出“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号召掀起第三次高潮,而且率先垂范地梳理原有成果界定出一套“重大原则”,创新发展了一批新成果,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思想。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述的百花齐放,标志着毛泽东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未尝夙愿变为现实的时期已经到来。

从实践经验基础和现实发展亟需看,完善成熟和定名、定型理论体系既是新中国建设经验积累的必然,更是当下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要求。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 恩格斯虽然说的是自然科学技术发展与现实需要的关系,但也适用于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架构早已建构完成,虽然由于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干扰迟滞了完善定型,但当下“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改革,客观上亟需作为指导思想的经济理论尽快成熟定型起来。

从理论创新成果看,经过近70年创新发展的中国化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善成熟定名、定型理论体系的条件已经基本充分。首先,中共十八大以来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的新高峰”,形成了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思想;其次,“新马派”等学术流派的形成,标志着造诣深厚基本完善成熟的中国化成果,已经奠定了成熟定型、定名的理论条件;再次,名称繁多和良莠不齐的多种理论体系,亟需定名、定型以加快规范发展。

“名正才能言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历程和现状看,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直观的意义,是规范正名而使过去的诸多名称,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等,都将成为建构发展过程中的“乳名”而标志着创立构建阶段的结束,定名、定型理论体系的完善成熟阶段到来。与直观意义相比较的深层意义,首先是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地位,如列宁定位马克思经济学说在其全部学说中的地位那样。其次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北京共识”等西方思潮不得要领的矫正性回应,更是对国内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至今不悟者的当头棒喝,具有正本清源性质,极具现实针对性。

 

三、主动引领全球建构合作共赢世界的经济理论旗帜

 

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改革开放的指导地位,从习近平合作共赢世界理论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看,就是定位其以“中国方案”引领全球建构合作共赢世界的经济理论旗帜历史地位。

所谓习近平合作共赢世界理论,指习近平把握全球治理变局及其带来的历史机遇,扬弃我国长期以来的“学习适应”被动“接轨”开放理论,所创立的以“中国方案”主动引领全球变革建构合作共赢世界的“改革促进”理论。习近平合作共赢世界理论揭示了我国对外开放由被动“接轨”向主动“引领”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必然,标志着开启以“中国方案”引领全球建构合作共赢世界的大幕,意义重大,而且已经初步形成了由“恢弘目标”、“依靠主体”、“主要载体”、“两个杠杆”和“三大变革”构成的理论架构。从这一理论架构看,可谓竖起了一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丰碑,谓之引领全球建构合作共赢世界的经济理论旗帜并无虚言。

1.“恢弘目标”——建构合作共赢世界

地球本来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加如此,从而使全球各国共商共建共享地建构合作共赢世界变得更加必然。但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一元独霸”攫取全球“霸权红利”的以邻为壑治理,使世界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了。当下,可以说“一元独霸”与各国合作共赢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不得不变革的时候了。但如何变革、走向何方?已是全球面临的亟待破解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建构合作共赢世界“恢弘目标”的提出,实为人类发展至今的必然,具有应运而生性质。习近平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全球治理变革正处在500年来大变局历史转折点上;重构全球治理体制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指出:我们必须从学习适应向引领全球建构合作共赢世界的改革促进转变。于是,在联合国毅然决然地阐明了全球治理变革的“恢弘目标”:“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包括“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和“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2.“依靠主体”——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

处于全球治理500年来大变局历史转折点上的当今世界谁来推动,将决定变局走向和成败。无疑,建构合作共赢世界离不开发达国家,但发达国家不可能是依靠主体,因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掌控的发达国家“一元独霸”治理体制,是建构合作共赢世界的否定对象。何况,全球治理变革依靠主体已经历史地形成:“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方向发展”,“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对此,连白宫智囊团也已不得不认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认为国际力量对比正经历着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不会有任何霸权主义强国。权力将会转移到一个多极世界中的一个网络和联盟之中。

3.“主要载体”——“一带一路”为主的全球命运共同体建设

习近平说:“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我们可以用创新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将带动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和就业增长点,增强各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无疑,“一带一路”建设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性质,但需要指出,这里的“一带一路”不是仅指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是借以代指加强全球命运共同体性质的所有载体,基于“一带一路”建设是突破国际垄断集团“一元独霸”治理体制、构建合作共赢世界的根本基础性举措。

4.“两个杠杆”——中俄、中美两个大国关系

中美、中俄两个大国关系,是建构合作共赢世界撬动全球治理变革缺一不可的两个杠杆。就中美关系而言,习近平说:“中美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冲突和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虽然美国不是建构合作共赢世界的依靠主体,但要肯定,美国作为“一元独霸”霸主,决定了搞好中美关系无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还是对于建构合作共赢世界,都是撬动全球具有“压舱石”意义的杠杆。再就中俄关系而言,习近平说:“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虽然俄罗斯国际经济、政治影响力次于美国,但俄罗斯作为当今世界能够牵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国家而影响全球的大国,决定了中俄关系是建构合作共赢世界不可或缺的杠杆。如果再考虑到中美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票否决权,中美、中俄关系之于建构合作共赢世界的“杠杆”作用,就更加明了。

当然,“两个杠杆”在建构合作共赢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无需赘言,美国是建构合作共赢世界的天然障碍,而俄罗斯则不然。俄罗斯作为强烈要求变革全球“一元独霸”治理的国家,是合作共赢世界建构的天然盟友。普京提出欧亚联盟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不是说中美关系没有搞好的余地,在合作共赢世界建构成为顺昌逆亡全球大势的当下,即便在西方,有真知灼见的学界、政界人士都看的很清楚。沃勒斯坦断言“我们正见证资本主义的最后表演”,“资本主义可能很快要崩溃”。英国、加拿大等美国盟友不仅看得很清楚,而且已经行动——不听美国招呼毅然决然地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等等。

5.“三大变革”——全球治理理念、治理主体与治理格局和体制变革

建构合作共赢世界的历史过程,实质是全球治理理念、治理主体与治理格局和体制变革的历史过程。治理理念变革,指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理念取代零和博弈乃至以邻为壑理念的变革。治理主体变革,指多元(全球各国)共同治理取代“一元独霸”的变革。治理格局和体制变革,指全球各国共同治理格局和体制取代“一元独霸”治理格局和体制的变革。

“三大变革”是习近平合作共赢世界理论的核心。“三大变革”各自的历史定位可以这样界定:治理理念变革是确定全球治理变革目标、主体和格局与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是全球各国形成共识付诸行动的先导或前提;治理主体变革是确立全球治理理念和格局与体制变革的责任人或推动者,也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治理格局和体制变革是全球治理变革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变革目标、方向和动力所在。可见,“三大变革”既是建构合作共赢世界的“牛鼻子”,也是具体抓手,三者必须相辅相成协同推进。

综上“恢弘目标”、“依靠主体”、“主要载体”、“两个杠杆”和“三大变革”,所构成的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合作共赢世界理论,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谓之竖起一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丰碑,还是从全球治理变革视野谓之引领全球建构合作共赢世界的经济理论旗帜,都应是实至名归。

 

四、三重“历史定位”的时代价值和初步见证

 

纵览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至当下,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重历史定位,是习近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思想落到实处的必然,更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然。其重大时代价值,如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所说:当前人类正处于数百年难遇的走向协力共有模式(即合作共赢,本文注)的“巨变时代”,中国大陆的兴起和中国模式对于世界而言是一场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由此看中国特色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似乎只有“三重历史定位”才能充分彰显“中国方案”之于全球的“石破天惊”影响。何况,已有三大事件标志着“三重历史定位”对全球治理变革“石破天惊”影响的重大深远。一是由中国主导联合57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在2016116日于北京盛大开业,成员国到2017619日已增至80个,今年落实项目资金达到7.7亿美元,这不仅标志着合作共赢格局和体制建构已经势不可挡地昂然起步,而且有了发展迅猛影响越来越大的趋势。二是人民币加入SDR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迈开了关键一步。虽然历史不可重复,但美元、英镑国际化推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表明人民币国际化之于全球建构合作共赢世界的重大意义。三是建构习近平合作共赢世界理论日渐成为全球性共识,上述事件是初步见证,更多更有力的见证还在后面是全球命运共同体日趋强化决定的必然。因而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重历史定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治理变革的客观要求。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8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7-10-21 13: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