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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扬、陆树程:邓小平关于正确处理党与法关系问题的思想

 

邓小平关于党与法关系问题的思想是其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部署,并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宪法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地位。然而,有些人却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将“依宪执政”直接简称为“宪政”,鼓吹要尽快实行西方宪政或所谓的“社会主义宪政”,其实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代中国依法治国、依宪执政的战略思想主要源于邓小平的法治思想理念,而邓小平的党法关系思想理念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治国。这与西方的宪政有本质差异。当下,深入探讨和研究邓小平的党法关系思想,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探索关于党与法关系问题十分必要

 

在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刻,如何正确处理党与法的关系问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必须思考与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新形势下,探索和研究正确处理党与法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为了避免重蹈“文化大革命”和苏联亡党亡国的覆辙,确保我国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避免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

没有妥善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党代法普遍存在。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曾经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党内“左”的思想愈来愈严重,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坚持党的领导逐渐演变为坚持个别党员干部领导的人治现象。而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法的关系,这种演变将会不是一种偶然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传统历史就是人治的历史,人治比法治的传统更深,影响更远。

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历程来看,始终贯穿人治现象,成为我国封建社会较为突出的特征。人治现象起源于我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为政在人”等思想,虽然人治与孔子所强调的“仁政”“德治”思想具有本质差别,但是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阶级性的“德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被统治者利用并衍化成为“人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探索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制体系,使得人治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脱胎于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中国一时难以摆脱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缺乏孕育法治思想的环境和土壤。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可以说是把人治现象发展到了畸形状态。邓小平指出:“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这就导致已有的法律形同虚设,法制的权威性遭到严重践踏,极大地危害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民主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避免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党与法的关系问题。

2.避免重蹈苏联亡党亡国的覆辙

“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党深刻反思了建国以来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逐步认识到法治在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中的重要作用。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日渐完善,各项事业的发展先后实现了有法可依,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也普遍提高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梦想展现出了光明的前景。如何处理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讲法治是否就是取消党的领导地位呢?这一深层问题成为我们应该认真探讨的新问题。这个问题若不能妥善解决,势必会影响到国家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进而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必须深刻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避免重蹈苏联亡党亡国的覆辙。

总结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教训,在所谓的“改革”中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是最根本的原因。尤其是放弃党的领导地位竟然是在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通过修改宪法来实现的,令人感到震惊。苏联在宪法中取消了党的领导地位,并通过出台《新闻出版法》《私有化法》等法律倡导“新闻自由”、国企私有化,其实质就是效仿西方国家的宪政制度,并以此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与多党制,彻底颠覆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苏联在法治“改革”中的颠覆性错误使其不可避免地走上亡党亡国的道路。

西方宪政思想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构成严重挑战。我们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经验与教训,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系。

研究关于党与法关系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邓小平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苏联亡党亡国的见证者,深刻认识到处理好党与法的关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围绕这一重大理论问题,邓小平开创性地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一重要思想,为我们正确处理党与法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开辟了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二、邓小平党法关系思想的核心观点

 

在处理党与法关系的问题上,邓小平从来都不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恰恰相反,邓小平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辩证统一性,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党自身又要以身作则,遵循法律法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密不可分。这一观点贯穿于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始终,为我们正确认识党与法的关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坚持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性前提

近期不时有人提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混淆视听、搞乱人们思想的伪命题,其实质是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一贯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存互融、不可分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持党的领导是前提性的,具有关键性和核心性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始终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切工作的根本性前提。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历史将进一步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前提。其一,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依法治国的人民性,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立法和司法为人民服务,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其二,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全面加强法制观念,推进以法治国。良法和守法有赖于人们法治观念的不断增强,这种增强离不开党重视法制教育,离不开坚持党的领导。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对法律的普遍服从,不仅源于法律本身的合理性、人民性,而且离不开相关的教育。邓小平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他强调:“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通过法制教育,使人们普遍认知法律,在实践中认同法律,从而使依法治国真正深入人心,行之有效,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2.共产党员既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主体,又是模范遵法守法的表率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我国宪法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党的领导原则。党的领导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党领导、支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主体;另一方面,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成为模范遵法守法的表率。邓小平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他特别强调:“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他在指出共产党人务必是模范遵法守法的表率的同时,强调必须强化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责任意识,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从而保障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治国核心主体地位。

3.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正确处理党与法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回避的问题。而是否坚持党的领导、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则是我国依法执政与西方宪政的根本区别。西方宪政尽管鼓吹民主和自由,但其实质依然是维护资产阶级和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邓小平指出:“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和维护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两者的最终价值目标都是指向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指向人民当家作主。为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邓小平明确指出,党必须坚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而且提出了党政分开的理念。他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这实际上提出了将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的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是党员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制定出符合人民当家作主的相关法律,并依靠国家机器有力地保障法律的实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思想充分显示了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三、邓小平党法关系思想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党法关系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远,构建了一套相当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邓小平党法关系思想的当代价值就蕴涵于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之中。

1.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根据邓小平党法关系思想的核心观点,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协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对邓小平党法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当代中国,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表现在“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坚持党领导立法,通过法定程序,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落到实处。坚持党领导执法,要通过党对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领导,确保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通过领导立法和执法,以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性,使党的意志成为国家意志,进而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下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

坚持党的领导,要更加注重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执政方式。这既是增强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也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强调:“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遵守党的纪律既包括遵守党规党纪,也包括遵守宪法和法律。习近平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有机统一。

2.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正确处理好党规党法与国法的关系

国法与党规党法的关系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要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其实质仍指向党与法的关系问题。宪法法律和党规党法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邓小平党法关系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纪与国法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国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制定的国家法律,党规党法是国法的重要保障,治国必先治党。邓小平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要真正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党规党法不仅用以规范党员和领导干部自身的行为,更有利于保障国法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

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处理国法与党规党法的关系时,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法治思想,并根据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不断完善。习近平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如何处理党规党法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已成为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党纪党法严于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对邓小平党法关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3.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协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我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突出问题的切入点。邓小平党法关系思想中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完善制度建设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等问题,为当前我国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现实路径。

邓小平党法关系思想蕴含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思想,他提出:“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其中,“制度是决定因素。”解决思想问题,就必须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邓小平指出:“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解决共产党员信仰缺失问题成为当前协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举措的关键。解决制度问题,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制度建设,把执政党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协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指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严明党的纪律,坚持不懈纠正‘四风’,保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努力取得人民群众比较满意的进展和成效。”

邓小平党法关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科学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邓小平党法关系思想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治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路径。

 

 

来源:《马克思主义文摘》2017年第3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7-06-22 16: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