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我的位置 > 首页 > 理论动态
宋树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路径的国际价值论

 

 

“主导”行业的国家竞争优势路径

 

这一发展路径的基本原则是适度对外开放,依靠国家宏观调控来提升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是全球产业链中的高端比较优势,以及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它是能够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种国际竞争能力。不难发现,该路径与互利共赢路径不同,主要适用于“主导”行业。“主导”行业的比较优势,一般是高端比较优势,即在全球产业链上游具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具体来看,有两种类型,分别是“现实”的比较优势和“潜在”的比较优势。

先来讨论“现实”的比较优势。具有这种优势的“主导”行业,也代表着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尤其是在刚刚出现的时候,比如历次工业革命兴起时催生的相关行业,往往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市场需求,成为深化国际分工的一个新的环节。按照第二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世界劳动量必将分配给该行业较大的比例,并且,该行业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能够提高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按照第一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它可以降低单位国际价值量,而增加行业国际价值总量,以及国别国际价值总量。进一步分析,该“主导”行业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从而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扩大世界劳动量对该行业及其国别的定向配额。一般来看,“主导”行业的发展有两种路径可以选择:一是直接参与自由贸易,凭借“先发”比较优势,在创造国际价值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行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创造更多的国际价值。但是,该路径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即在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之前,其他国家若利用保护措施,甚至是优惠政策,在短期内培育出这种行业,且具备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那么,后者在自由贸易中就拥有了“现实”比较优势,可以扩大国外市场份额,替代他国只有“潜在”比较优势的这种行业。于是,“后起”国家可以创造更多的国际价值量,也在世界市场上使该行业分配到更多的世界劳动量,但是,这却阻碍了“先发”国家高端比较优势的“积累”,再考虑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其不利影响将进一步扩大。二是政府需要及早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待“先发”的“主导”行业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之后,再推进自由贸易。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被“后起”国家赶超的风险,能够最大化地创造国别国际价值量。长期来看,他国即使可能具有“潜在”的高端比较优势,但是,由于失去了先入为主的机会,短期内难以扩大市场份额,除非该政府采取更加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激励机制,才能反客为主,将“潜在”的高端比较优势现实化。

再来讨论“潜在”的比较优势。具有这种高端比较优势的“主导”行业,也代表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但是,其他国家在该行业已经表现出了“现实”的比较优势,甚至已经积累了较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以,“潜在”比较优势的现实化需要政府的适当保护。具体来看,一种情况是这种“潜在”的比较优势确实存在,而且比他国“现实”的比较优势更具优势,即劳动生产率更高,只是由于起步较晚,失去了抢占市场的先机。但是,若该国单个企业参与到自由贸易中,由于没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劳动生产率不能达到“潜在”比较优势的程度,甚至比他国“现实”比较优势的劳动生产率还要低,那么,它尽管能够分配到一定的世界劳动量,但是,相对较少,重要的是,由于没有竞争优势它必然会退出该行业。若政府实施合适的保护主义,虽然短期内可能要承担较高的成本,但是长期看则可以超越他国的“现实”比较优势,于是,无论是按照第二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还是按照第一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它都能够分配到更多的国际价值量,并进一步影响国际价值量的积累。另一种情况是这种“潜在”的比较优势根本不存在。然而,由于高端的比较优势长期内不仅可以分配到更多的国际价值量,而且通过该行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相关行业也可以在长期内分配到更多的国际价值量,于是,培育这种“主导”行业的比较优势成为这个国家国民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它一方面可以多种渠道借鉴国外该行业的发展技术,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劳动力的培训、科技研发的投资、物质资本的积累,以及一定的垄断价格等。比如,新能源汽车行业是世界各国新兴起的一种“主导”行业,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现实”比较优势,但是,还没有较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在传统汽车行业领域一直落后于发达国家,无法形成高端的比较优势,然而,却搭上了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快班车。只要中国政府保护恰当,该行业的比较优势完全可以从无到有、从“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

 

汇率改革的稳健路径

 

这一发展路径的基本原则是,汇率的变动在短期内不能完全自由浮动,长期内不能完全固定化,都要维持适度的浮动区间。这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浮动汇率有本质的区别,它的理论基础并不是以国际价格为基础的市场供求论,而是以国际价格为货币表现形式的劳动价值论。两种不同国际货币内含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关系决定了它们之间的汇率水平,市场供求结构则通过影响世界劳动量分配给其中任意一种或者两种国际货币的份额来作用于汇率的变化,长期内该汇率也会随着其中任意一种或者两种国际货币内包含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故人们把短期内的汇率称为“绝对值”,而把长期内的汇率称为“相对值”。这即为汇率变化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了一个国家实施稳健的汇率战略的必要性。

先来讨论短期内汇率的不完全自由浮动性。短期内,在社会生产条件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任意国际货币所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基本稳定的,这就决定了汇率不会出现自由浮动的特征。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世界市场供求的瞬息万变,汇率必然出现相应的调整,就像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一样,汇率也会围绕外国货币国际价值量上下波动。尤其是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货币贮藏功能使货币流通量可以根据商品流通的变化实现自动调整。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故汇率不会出现剧烈震荡。但是,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由于纸币没有贮藏功能,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又往往会超发货币,再加上金融投机活动的普遍存在,导致汇率变化很难表现出国际货币所代表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关系。这不仅加剧了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供求结构失衡,更容易引发汇率的“畸形”变化,造成国际经济关系的不稳定发展。若推行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即所谓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对于实体经济增长慢、经济结构不平衡、中央银行不独立、金融体制不完善的国家而言,它可能会得到一定的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短期“收益”,却要承担无法估量的长期“成本”,比如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国家,其市场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反映人民币汇率所代表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比例,政府需要进行必要的适当调控,避免陷入自由市场的沼泽。

再来讨论长期内汇率的不完全固定化。除了市场变化对汇率变化的即时影响之外,随着各国资本的长期积累,世界复杂劳动普遍提高、国际垄断资本增加、国际生产技术创新,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调整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开放型国家的社会生产条件,进而影响国际货币所代表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及其决定的相应汇率。进一步来看,当世界经济发展普遍进入繁荣期或者萧条期时,各种国际货币所代表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基本上保持一致,所以,汇率也基本上保持不变或者仅发生轻微的波动。但是,当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时,比如,有的国家经济发展进入繁荣期,有的国家则进入萧条期,特别是有的国家由于受到战争、自然灾害、政治动乱等因素的影响,这就可能会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从而造成不同国际货币所代表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的不同变化,于是,汇率会出现比较剧烈的波动。短期内,为了稳定汇率、促进经济发展,央行可以采用适当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然而,长期内,世界市场在各国央行或者国际金融机构的过度干预下无法正常运行,导致汇率不能反映实际代表的世界劳动量的分配比例关系,就会引起世界经济结构的失衡,以及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崩溃,比如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维持29年就退出了世界市场。所以,中国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应该继续贯彻渐进稳定的金融市场自由化改革路径,提高中国央行的调节和监管职能,发挥社会主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作用。

 

主要结论

 

综上分析,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技术创新能力等经济效应,它们在国际分工中创造或者转移国际价值量的能力也不同。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理论所倡导的对外经济发展路径,只能强化按照发达国家利益形成的传统国际分工格局,有利于提高发达国家支柱行业和主导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形成有利于发达国家行业发展的汇率制度,使欠发达国家的行业结构依附于发达国家行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十三五”时期,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要在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理论指导下,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合理选择有利于提高我国不同行业国际竞争力以及可以优化我国行业结构的对外经济关系发展路径。

第一,我国支柱行业应该坚持互利共赢发展路径,扩大对外开放,充分融入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一方面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进行国际交换,这样尽管会转出一定的国际价值,但是,利用比较优势相对地也创造了更多的国际价值,也可以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促进相关行业的国际价值创造;另一方面与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进行国际交换,这样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国际价值,还可以转入一定的国际价值。

第二,我国主导行业则应该坚持国家竞争优势发展路径,适度对外开放,并充分利用国家宏观调控培育和进一步提升新常态下的国家竞争优势。那些具有“现实”比较优势的主导行业应直接参与自由贸易,凭借“先发”比较优势,在创造国际价值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行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创造更多的国际价值;同时,政府需要及早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待“先发”的“主导”行业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之后,再推进自由贸易。对于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主导行业,要考虑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种“潜在”的比较优势确实存在,而且比他国“现实”的比较优势更具优势,即劳动生产率更高,政府应实施合适的保护主义。另一种情况是这种“潜在”的比较优势根本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多种渠道借鉴国外该行业的发展技术,加强劳动力的培训、科技研发的投资、物质资本的积累,以及一定的垄断价格等。

第三,推进稳健的汇率改革发展路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实施渐进的金融市场适度自由化改革。在短期内不能完全自由浮动,长期内不能完全固定化,都要维持适度的浮动区间。

 

来源:《管理学刊》2016年第6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7-04-05 18: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