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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冯恺 彭无情:社会批判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第五个阶段

  目前学术界或自发或自觉将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分为四个阶段,具体表现为宗教批判——政治批判——经济批判——文化批判阶段。(1)宗教批判阶段是马、恩宗教观的早期体现,此阶段二人在思想上尚未完全与青年黑格尔派划清界限,宗教观上体现为激烈批判宗教的虚伪性、人为性。(2)政治批判阶段,马、恩宗教观的政治批判是以宗教批判为手段,实现对宗教背后欧洲政治的批判,揭示宗教的政治根源。但此时马、恩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尚不完善,宗教观上无法触及宗教产生的经济根源。(3)经济批判阶段是马、恩二人创立唯物史观后,对政治经济学有深入研究后成熟的宗教观阶段。对宗教根源的探讨以及通过批判宗教来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等重要论述均诞生于经济批判阶段。(4)文化批判阶段是马、恩晚年宗教观的体现,文化批判阶段认为马、恩晚年将宗教视作复杂的文化现象。(5)目前学术界在提出马、恩宗教观存在文化批判阶段后就戛然而止,通过重温对马、恩经典文本可以发现,文化批判阶段并非是马、恩宗教观的终点,马、恩宗教观在文化批判阶段后尚且还有一个阶段——社会批判阶段。

一、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分期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存在四个阶段的提法,首次见于陈荣富先生在2009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发展的四个阶段两次飞跃》一文,在此文中陈荣富先生将马、恩宗教观详细定义为宗教批判、政治批判、经济批判、文化批判四个阶段。之后,叶蕾女士《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方法论与现代宗教文化学研究》一文中,沿用了四个阶段的提法,文中提到的四个阶段概念,也是基于陈荣富先生的划分。将马、恩二人宗教观分阶段的做法早已有之,尤其在宗教批判——政治批判——经济批判这三个阶段上,学术界对于马、恩宗教观分阶段的定义,与陈荣富先生前三阶段的定义极为接近,只是表述方式有所不同。诸如吕大吉先生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中,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分为《莱茵报》时期、《德法年鉴》时期和《共产党宣言》问世后时期三个部分;牛苏林先生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解》将马、恩的宗教观划分为早期宗教观、转型时期的宗教观与唯物史观确立后的宗教观;曾传辉先生在他《论马克思宗教观的发展脉络》一文中,将马克思的宗教观划分为民主主义宗教观、唯物史观的宗教观与晚年对宗教观的补充。

  对于马、恩宗教观的前三个阶段的划分,即宗教批判阶段、政治批判阶段与经济批判阶段,学术界不存在争议,只是不同学者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述。而对马、恩宗教观是否存在文化批判阶段尚有争议,但大体而言,学术界普遍认可四个阶段的存在。如《莱茵报》时期或者早期或者民主主义时期等表述对应宗教批判阶段的宗教观;《德法年鉴》时期或者唯物史观萌芽时期等提法,对应政治批判阶段的宗教观。而且不同学者对于马、恩宗教批判、政治批判阶段的宗教观定性也相同,一方面,宗教、政治批判为经济批判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另一方面前两阶段是未完全成熟时期的宗教观,因为不管是宗教批判阶段或是政治批判阶段,都是从上层建筑层面批判上层建筑,并未分析批判宗教背后的经济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问世,尤其是《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第一卷之后,马、恩将唯物史观的方法融入到宗教观中,宗教观上升到经济批判阶段,学术界对此也无异议,故学术界用成熟的阶段、唯物史观的阶段等方式来定义马、恩宗教观的经济批判阶段。

  综上所述,学术界从发展史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分阶段的划分,即使表述形式不同,但就性质而言与宗教批判——政治批判——经济批判——文化批判的此种划分方式相似。然而,结合马、恩的经典文献,具体来说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宗教的部分表述与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致弗·梅林》来看,再结合马、恩晚年分析宗教问题的新方法论,马、恩宗教观还应有第五个阶段的存在,即社会批判阶段。

二、第五阶段——社会批判阶段的内涵阐述

  马克思在宗教观上的社会批判阶段是指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分析法对待宗教问题,还从文化、政治、历史、个人意志等社会合力角度,整体的分析宗教问题。总体而言,社会批判宗教观是从具体的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入手,去阐释宗教的本质与规律。

  1.社会批判阶段宗教观的概念阐释

  综合恩格斯晚年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尝试对社会批判阶段宗教观作出如下定义:社会批判阶段的宗教观是指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在真实历史中综合考察各种社会形态,并从综合的社会形态出发阐释宗教问题,同时不能忽略宗教对整体社会形态的反作用力的一种宗教理论。

  首先,影响宗教发展的因素,除了经济基础外还包含综合的社会合力。恩格斯指出:“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宗教观的社会批判阶段正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指明在宗教问题中起决定作用的物质生产的同时,更加重视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与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从现实的交往形式与社会关系中分析与引出宗教关系的社会批判阶段的宗教观,统筹考察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的社会综合因素,这种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同时综合考察各种社会合力的宗教理论,也是对将曲解唯物史观为“经济唯物主义”的错误思想的有效反击。

  其次,对于宗教问题的研究,还需要从历史出发,详细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综合社会条件。恩格斯在1890年的《致康·施米特》中提到:“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此处的观点明显呈现出恩格斯在宗教观上从经济批判转向了社会批判。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提到:“但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这里对宗教的定义是典型的经济批判体现,是从宗教到现实存在的分析过程。但是在《致康·施米特》中,恩格斯则倒置了这个关系,不再是从宗教到社会存在,而是从社会存在引出宗教。恩格斯强调宗教分析的前提,即必须先“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之后在这个研究基础之上找出宗教关系。“社会形态”是宗教研究的基础,恩格斯甚至提到“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后再进行宗教分析。1882年,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中已经提到宗教的根源是:“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这些条件紧紧连在一起。”由此可见恩格斯的社会批判观念并不是自发地而是自觉地,恩格斯逐渐认识到经济批判的宗教观并不能全面的分析宗教问题,需要重头进行一次完整的社会研究与社会批判,才能为宗教分析提供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再次,对宗教的考察不仅要着眼各种社会形态对宗教形成、发展的影响作用,还要反思宗教形成、发展对社会形态的反作用。恩格斯在1893年的《致弗·梅林》中回顾早年和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定义,承认他们早年过于聚焦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与制约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有所忽略。“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恩格斯在这里的相关反思,为宗教观从经济批判阶段转向社会批判阶段提供了理论基础。如果唯物史观仅仅只是描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制约和决定作用,那么唯物史观则存在边界性和局限性,所幸恩格斯和马克思并没有将唯物史观简化。那么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恩宗教观,必然也不会仅仅停留在仅聚焦某一领域的经济批判阶段或者文化批判阶段。从《致弗·梅林》中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相关补充,我们可以推论,文化批判阶段的宗教观要求:不仅仅要重视社会合力对宗教的影响作用,同时也不能忽略宗教对各种形式的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

  从《致约·布洛赫》中的社会合力论,我们可以得出影响宗教发展的,除了经济基础还包含综合的社会合力这一作为社会批判阶段宗教观基础的理论;从《致康·施米特》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对于宗教问题的研究,需要从历史出发,详细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综合社会条件;从《致弗·梅林》我们可以总结出,对宗教的考察不仅要着眼各种社会形态对宗教形成、发展的影响作用,还要反思宗教形成、发展对社会形态的反作用。因此,社会批判阶段宗教观的定义也就呼之欲出了,即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在真实历史中综合考察各种社会形态,并从综合的社会形态出发阐释宗教问题,同时不能忽略宗教对整体社会形态的反作用力的一种宗教理论。

  2.社会批判阶段宗教观存在的必然性

  马、恩宗教观从经济、文化批判阶段转向社会批判阶段,还存在着一个必然性,以下具体分析。

  首先,对宗教分析的社会批判的整体性视野也是宗教观社会批判阶段出现的必然性。在《致康·施米特》的另一封信中,恩格斯提到:“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状态的愚昧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在晚年,恩格斯越发认识到对于宗教问题的研究,仅靠经济批判的视角无法完成,即使加上文化视域也是远远不够的,对宗教问题的研究需要整体的社会视野。

  其次,宗教观上的社会批判阶段就是在把握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突显辩证法的宗教分析阶段,该阶段中,以社会各要素为核心,从复杂的社会存在出发去把握上层建筑,弥补经济批判、文化批判阶段的不足,从多向度考察宗教的本质、规律。1893年恩格斯在《致弗·梅林》中谈到: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恩格斯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分析法是根本,但是经济分析并不是终结,如果只做单向度的分析那么必然会导致对问题其他方面的忽视。包括在宗教问题上,经济基础之外的一切其他社会因素,都是主动积极的互相发生着作用。

  再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创作时就出现了社会批判宗教观的萌芽。他曾说:“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此时马克思的宗教观尚处于经济批判阶段,对宗教的定义是从反映论出发,认为宗教是现实生产关系的变形反映,但在此时,马克思已经敏锐的察觉单靠经济分析法只能定义宗教反映论,并不能更加全面的掌握与彻底的了解宗教。因此,马克思在经济分析法的基础之上,提到了从现实生活关系中寻找宗教的规律。在上述表达中,马克思先提到了“世俗核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一切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么在“世俗核心”之后的“现实生活关系”必然不会再特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现实生活关系”指的便是整体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所指的“唯一的唯物主义方法”便不是从宗教分析经济基础的经济批判法,而是从社会入手探索宗教规律的社会批判法。

  进一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商品拜物教时,从商品拜物教的神秘性入手,通过揭示商品拜物教的宗教外衣来去除商品关系之间的神秘性,把商品的关系还原为劳动关系。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的宗教观明显过渡到了社会批判阶段,不再是从宗教入手批判经济基础,而是采取“唯一的唯物主义方法”。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及剩余价值和资本物神的关系时,马克思分析:“现在利息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原初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和增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这段论述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关系在资本形式上的外化的探讨,因为主题集中,马克思并未将话题散发到整体的社会领域。但从方法论来看,《资本论》第三卷对商品物神诞生的根源的探讨方法,同第一卷中商品拜物教诞生的根源的探讨方法完全不同。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已经落实了从现实生活关系引出宗教关系的社会批判分析法,马克思从资本家的利息收入与再生产这一现实生活关系引出资本物神的形态与观念的宗教关系,《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对资本物神的分析法,表明晚年的马克思在宗教观上已经有意识的主动从经济、文化批判阶段向社会批判阶段过渡。

三、第五阶段——社会批判阶段的方法论探析

  马、恩宗教观处在宗教批判、政治批判阶段时,二人在宗教观上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类似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概念归纳法。马、恩宗教观到经济、文化批判阶段时,马、恩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经济分析法。而他们社会批判阶段的宗教观中呈现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种新的方法论是对经济批判方法论的螺旋上升,具体表现为坚持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并注重从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具体条件入手,去阐释宗教的本质与规律。

  首先,在宗教批判阶段时,马克思对宗教问题的分析在方法论上仍然沿用青年黑格尔派的概念分析法,将宗教的本质定义为宗教自身蕴含的概念规定性。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对宗教的本质分析到:“因为每种宗教都认为,它同其他各种特殊的、虚构的宗教的区别,正在于它的特殊本质,正是由于它有这种规定性,它才是真正的宗教。”

  马、恩二人的宗教观处于政治批判阶段时,在分析宗教问题的方法论层面仍属于概念上的归纳与演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宗教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但是这里的国家和社会,是概念上的归纳和演绎而得到的答案。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将宗教的本质归为对自然的反映之外,还将宗教的本质定义为对人本质的异化,此时恩格斯对人本质的定义用的是概念分析法,他对宗教本质的定义从方法论上来说,同样还是概念归纳法。

  马、恩宗教观的经济批判、文化批判阶段是在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的基础上的成熟的宗教观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马、恩阐释宗教问题所用的是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对宗教的来源作出如下定义:“宗教从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现实的力量中产生的。”并且,马克思对于这一“现实力量”的定义也不再是概念的归纳,而是在其后的《资本论》中更进一步的指出这种“现实力量”自身的内部关系,即为一种“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其次,社会批判阶段,是对比经济批判、文化批判阶段,在方法论上即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综合分析法,从原来的宗教入手分析经济基础变为从社会整体性入手解释宗教。与之前的宗教观相比,社会批判阶段宗教观所采取的方法论更具备层次性,结合了从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范式。具体而言,马克思先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到了这种新的研究宗教的方法:从现实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中引出宗教关系。恩格斯后在《致康·施米特》进一步补充到: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宗教的观点。

  经济批判、文化批判指明宗教的经济根源,去除了宗教神秘性,解释了宗教的人为性。社会批判则更进一步的回答了经济根源之外的复杂的社会合力与其他社会因素对于宗教的影响。而新的方法论,即从现实的交往形式中引出宗教形式,这种方法是把宗教现象视作整体全面的交往形式、社会生活关系的反映,将社会现象与宗教现象通过社会发展规律结合起来。“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到的新的方法论中,从古典经济学入手,但是不再仅限单纯的经济分析法,而是结合社会历史同经济基础一道进行考察。

  因此,从宗教批判阶段、政治批判阶段的概念分析、归纳法发展变化为经济批判、文化批判阶段的经济分析法最后上升到社会批判阶段的社会分析法,在方法论层面上来说这是从一般到个别,再从个别到一般的螺旋上升。从认识到实践的两次飞跃来看,从经济批判阶段到文化批判阶段只是实践到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因此文化批判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终点,只有完成从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即从文化批判到社会批判,才能完成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飞跃。

四、第五阶段——社会批判阶段的意义分析

  首先,马、恩宗教观上的社会批判转向有利于更进一步认识宗教的本质,为正确处理宗教问题提供理论遵循。经济批判、文化批判的宗教观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成熟的宗教观,曾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如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提到的:“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经济批判的宗教观为马克思、恩格斯发起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猛烈的批判提供了切入点,同时经济批判的宗教观也是首次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宗教问题的宗教观,为认识宗教根源、宗教发展规律贡献了革命性的指导方向,还终结了青年黑格尔派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宗教思想。文化批判的宗教观在经济批判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宗教的文化属性,也进一步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厚重感。社会批判阶段的宗教观,在经济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合力论的思想,揭示宗教与社会众维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回答了宗教规律与对待宗教问题在具体道路上的辨证关系。

  社会批判的宗教观是马、恩既不偏离经济基础中轴线又能涵盖经济必然性之外的各种偶然性的宗教观。同时社会具体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从具体社会形态的考察而来的社会批判宗教观就不会是教条的宗教观。“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社会批判向度的宗教观既要求全面的重新考察过往历史,又要求对当前的考察,所以社会批判的宗教观是行动的指南,是从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

  经济批判与文化批判向度的宗教观探究了宗教的根源、总结了宗教发展的规律与分析了宗教的文化因素,社会批判向度的宗教观则对宗教信仰自由与私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工人阶级政党对是否进行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态度问题、宗教政策的“左”与“右”的界定问题、宗教工作与统战工作的关系等问题作出回答。马克思能在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恩格斯能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等文中,对是否实行政教分离、是否实施宗教信仰自由等具体的宗教事务上作出正确的回答,是因为社会批判向度的宗教观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辨证统一。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宗教批判意义在于揭示宗教的虚伪性和人为性,而其中的社会批判阶段正体现了马恩宗教观的完整性。在形成宗教批判阶段的宗教观后,马、恩二人发现宗教批判并不能真正达到对宗教彻底的批判,因此加入政治批判作为对宗教观的补充。政治批判的宗教观并不是仅有政治批判,而是宗教批判加上政治批判,即在揭示宗教虚伪性、人为性的基础上,同时批判欧洲的政治制度。同理,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在之后补充加入了经济批判、文化批判,就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发现仅靠前阶段的宗教观,不能完成对宗教彻底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之所以在宗教观上形成、发展出社会批判阶段,也正是马、恩二人发现仅靠前四阶段的宗教观,无法实现对宗教全面完整的批判,究其原因在于,马、恩二人对宗教的认识也是不断完善的。他们从最开始意识到宗教的虚伪、人为性后,发现了宗教的政治属性,又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加深认识,探究了宗教产生的经济根源,随后他们还意识到宗教中存在着文化因素,直到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对宗教的探究需要结合各种具体的社会形态。

  马恩为何要创立社会批判阶段的宗教观,马克思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做了回答,即实现对人自我异化的扬弃,实现人的解放。宗教是人对自身的异化,那么要扬弃这个异化,需要加深对宗教的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认识宗教的过程中,发现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形成宗教观上的五个阶段。

  最后,不论宗教观有多少阶段,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实现对宗教自我异化的扬弃,实现对人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开放的、发展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而是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就具体社会,回答具体问题,绝不会从这个社会形态出发回答另一个社会形态的问题。具体社会形态始终是发展变化的,那么社会批判的宗教观便能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考察、分析宗教问题。不论怎么定义马、恩宗教观的阶段性,马、恩宗教观都是社会批判的,或者是解决“人”的问题的宗教观,因为马、恩批判宗教的落脚点在于:在社会层面上,消解宗教的自我异化,最终实现人的解放。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2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2-07-11 10:5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