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太江、汪晓：马克思与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分析的比较研究
——基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分析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系统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事件的典范，其中蕴含着深刻的阶级分析方法。1927年，毛泽东在实地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后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的第七部分中准确透彻地分析了农民阶级，其分析思路及方法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思考，《报告》中对农民问题的深刻分析就是毛泽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阶级分析方法，并将其应用到中国具体实践中的成功尝试。基于历史主义方法，对两篇文本相关内容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理解建党初期毛泽东的农民观与法国大革命后马克思农民问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一、《雾月十八日》与《报告》中关于农民问题的分析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客观评述了路易·波拿巴实施政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以法国小农的经济地位与生活状况解答了“12月20日和21日大选的谜”，指出法国小农的支持是波拿巴成功政变的重要原因。《雾月十八日》中关于农民问题的分析集中在农民阶级的二重性问题和工农联盟思想两方面，文本中，马克思通过对法国小农经济地位的剖析，论证了法国小农的二重性，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建立工农联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毛泽东在《报告》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阶级本质上是经济范畴的认识，通过对农民阶级不同阶层农民经济条件及生活状况的科学分析，厘清了不同阶层农民的革命性。基于此，毛泽东论证了农民革命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强调了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重要地位。
（一）农民阶级的二重性分析
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和落后性的二重属性。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肯定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侧重于分析其落后性背后的物质根源与思想因素。毛泽东在《报告》中科学分析了农民阶级三大主要阶层的生活状况与革命性的关系，深情讴歌了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
1.农民阶级的革命性毋庸置疑，源于其所处的低下经济地位。
虽然马克思并未在《雾月十八日》中明确定义法国小农的概念，但恩格斯曾指出，小农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让他养家糊口的限度”，加之文本第七部分关于农民阶级的相关论述中，马克思使用“小块土地”一词的频数达20余次，因此小块土地所有制可作为分析法国小农经济地位及其革命性之间关系的出发点。马克思曾指出，在拿破仑时期，小块土地一方面作为城市中自由竞争和大工业发展的补充，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小块土地所有制使半农奴式的农民转变为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满足了小农的生产需要。这里需要特别说明，正是因为拿破仑时期小块土地所有制带给小农极大益处，所以法国小农幻想拿破仑的侄子波拿巴同样能够维护他们占有的小块土地，在大选中极力支持波拿巴。而在波拿巴时期，农民的小块土地转变为“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马克思在文本中生动描绘了资本奴役下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带给小农的深重灾难：赋税沉重、流离失所、濒于死亡等，沉重的剥削与压迫迫使一部分革命的农民放弃对波拿巴的幻想。波拿巴时期小块土地所有制下小农的低下经济地位及悲惨生活就是小农革命性的重要基础。
经济条件及生活状况的好坏决定了农民革命性的强弱。毛泽东以农民阶级中不同阶层具体生活状态为依据论述了不同阶层革命性的强弱。毛泽东在《报告》中将农民阶级划分为富农、中农与贫农三大主要阶层，并指出，富农的革命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他们只是在农民协会发展形势大好的情况下才慢慢加入农会，在农会中也并不热心做事；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认为革命的益处不大，“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在农会势力大盛时才加入农会，在农会中的表现虽不甚积极，但比富农好；贫农的革命性最强，根据对长沙的调查，贫农占据了乡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生活条件在农民阶级中最次。毛泽东又根据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将贫农划分为赤贫与次贫两类，赤贫“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人数占乡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次贫“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人数占比达乡村人口的百分之五十。综上，富农的生活状况优于中农与贫农，革命性弱于二者；中农的生活条件优于贫农次于富农，革命性弱于贫农强于富农；贫农生活最为困苦，革命性最强。
从两篇文本中关于农民阶级革命性的分析来看，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的阶级本质上是经济范畴的认识，二者均是以农民阶级经济状况作为分析基础，不同处在于二者的分析切入点。马克思以土地问题作为分析小农经济状况的核心，集中探究小块土地所有制下法国小农的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等状况，展现了小农低下的经济地位与悲惨的生活环境，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法国小农的革命性问题。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将法国小农划分为革命的农民和保守的农民两类，指出了革命的农民进行反击的主要举措，肯定了法国小农的革命性。毛泽东以生活条件作为分析农民经济状况的核心，集中体现在财富占有和生活状况两方面。毛泽东在《报告》中通过对农民阶级不同阶层的职业状况、土地占有、资金收入等基本生活资料情况的详细描述，深刻剖析了其与富农、中农、贫农革命性强弱的关系，即生活资料的丰富性与革命性的负相关关系。
2.农民阶级的落后性不可避免。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的第七部分对法国小农的狭隘性与保守性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法国小农在低下的经济地位、历史传统、顽固守旧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他们对其他阶级强烈的政治依附性，这也是法国小农支持波拿巴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在《报告》中也没有否认中国农民的局限性。
法国小农对小块土地和对波拿巴的幻想是小农落后性的突出表现。法国小农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经济地位低下，土地是小农维持自身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由于拿破仑时期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小农，小农对小块土地和拿破仑形成了迷信式的信仰，因此当波拿巴时期小块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发展相悖时，他们“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将波拿巴视为自身利益的代表者。马克思在文本中指出，小块土地虽然在拿破仑时期带给了小农实质益处，但小块土地却是波拿巴时期造成小农窘迫生活现状的根源。小农对土地的占有仅是名义上的占有，由于小块土地的分散性、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的传统与落后、高昂的地租赋税等因素，小农不得不提高劳动强度以期获得更多超出地租的私有部分来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小块土地实质上成为小农遭受更多奴役与剥削的根源。然而，落后的法国小农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法国小农强烈的政治依附性是小农落后性的典型表现。小块土地的生产方式缺乏社会分工，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缺乏社会交往，加之交通不便，法国小农群体中形成了“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的单位。法国的小农只是简单地被整合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方式、教育程度和自身利益等与其他阶级相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成为一个阶级，马克思形象地将法国广大群众的集合比作“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这种情况下，法国小农缺乏阶级意识，地域联系及利益同一性并不能使他们在政治上形成有组织的阶级，难以维护自身利益。由此，他们寄希望于其他阶级代表自身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毛泽东在《报告》中热情地赞颂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同时他也承认有些贫农领袖是存在缺点的，但强调只有“少数不良分子”，贫农领袖中“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并且对这些“少数不良分子”可以通过在农会中整顿纪律、加强宣传来训练他们。
（二）工农联盟思想的阐发
农民阶级的革命性是建立工农联盟的基础，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不断激发自身革命性，推动建立工农联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大工业发展的产物，“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农民阶级自然包含其中。这不是对农民的贬低，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描述。农民阶级将在资本的剥削与压迫不断加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身阶级意识与阶级力量，与同样反抗资产阶级的工业无产阶级实现联合。《雾月十八日》中，固守小块土地的保守法国小农尚未意识到小块土地的耕作方式早已不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需要，在高昂的地租、落后的生产工具和分散的生产方式的共同作用下，法国小农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成本极大增高。为了维持生存需要，小农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债，债台高筑的小农在恶劣的生产环境中重复落后生产，而后为了自身生存需要再次借债，如此恶性循环，直至最终出卖唯一的生产资料——土地。小块土地所有制终将被大土地所有制取代，土地所有权终究会被资本剥夺。在进行生产与失去土地的过程中，小农的劳动成果实质上被剥削者占有了。小农与剥削者间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小农在资本的深重压迫下，生活境遇不断恶化，对小块土地与波拿巴的幻想破灭，最终能够看清自身阶级地位，走上革命道路，“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除资本压迫的客观因素外，农民阶级自身具有革命性，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明确强调革命的小农具有“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特点。
毛泽东撰写《报告》的初衷就是为了驳斥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纠正党内放弃农民作为同盟军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在《报告》中深情讴歌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其中农民阶级中贫农的生活状况最糟糕，革命性最强，毛泽东盛赞“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需要赢得农民阶级的参与和支持，《报告》明确分析了农民革命斗争问题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指明了推动革命发展与建立工农联盟的方向。
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农民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受剥削的根源一致，“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这就为实现工农联盟提供了可能。但《雾月十八日》与《报告》两篇文本均缺乏对该观点的深入分析与探讨。
二、《雾月十八日》与《报告》中农民问题分析的差异及原因
马克思与毛泽东在分析农民阶级二重性和阐发工农联盟思想上存在部分差异，突出表现为对农民阶级革命性和落后性力量对比的差异和工农联盟形成过程中农民阶级所发挥作用大小的不同态度。以上两处差别归根结底源于不同时期两国特定历史背景及具体国情的不同，应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剖析。
（一）马克思与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分析的差异
1.农民阶级二重性的力量对比差异。
马克思认为，小农阶级的落后性大于革命性。在《雾月十八日》的第七部分中，马克思从波拿巴成功政变入手，深入分析了小农阶级支持波拿巴当政的原因，深刻揭示了造成小农阶级落后性的物质根源与历史文化传统。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指出，法国小农阶级革命性弱于落后性的主要表现有三：一是经济落后妨碍形成政治联合。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落后的经济地位和不便的交通阻碍了小农阶级实现政治上的联合，难以形成代表自身阶级利益的政治力量。二是小农对小块土地所有制及拿破仑的狂热追逐根深蒂固。拿破仑时期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带给小农阶级的自由和财富使他们不肯轻易改变旧制度，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局势不同往昔的情况下仍旧固守历史传统。三是革命派的小农势单力薄。革命的农民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议会制共和国的严酷统治打破了革命的农民对波拿巴的幻想，他们做出了对政府采取独立态度，反抗军队的斗争，但他们的斗争不仅受到资产阶级的镇压，也受到大多数保守的农民的反对。
毛泽东则认为，农民阶级的革命性远胜于落后性。毛泽东在《报告》中高度肯定了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称“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报告》中，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发展状况，驳斥了农民运动“糟得很”“过分”“痞子运动”的论调，强调农民是革命的先锋，特别肯定了贫农在革命中的作用，热情赞颂他们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毛泽东还详细介绍了农民协会领导农民所作的十四件大事，充分论证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
2.工农联盟形成过程中农民阶级所发挥作用大小的态度差异。
马克思与毛泽东基本认同工农联盟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但对农民阶级革命性强弱的认知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农民阶级在推动工农联盟形成过程中所发挥作用大小的认识。
马克思认为，在法国工农联盟形成过程中，小农阶级所发挥作用较小。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深刻分析了法国小农支持波拿巴的物质根源与思想因素，并指出，从小块土地所有制出发，资本主义发展最终将导致小块土地所有制崩溃，法国小农在失去土地、生活穷困潦倒的现实冲击下，最终放弃对小块土地及波拿巴的幻想，进而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这是在历史前进过程中，法国小农作出的无奈选择。此外，法国小农中为数不多的革命的小农不仅要遭受资产阶级的打压，甚至还要受到小农阶级中保守落后小农的抵制，这样进退维谷的境地极其不利于法国整个小农阶级反抗意识的产生与发展，是法国小农自主自发地与工人阶级结成同盟的极大现实阻碍。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只要占有小块土地，法国小农的革命性就很难被激发与强化，就难以做到自发抛弃桎梏自身的小块土地所有制与对波拿巴的幻想。最终，法国小农成为无产阶级同盟者只是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被迫作出的选择。
毛泽东则基于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实际，高度肯定了农民阶级对推动建立工农联盟的巨大历史作用。在《报告》中，毛泽东开宗明义指出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革命的党派与同志在农民运动面前是领导他们、批评他们，甚至是反对他们的三项选择都是时局强迫人们作出的选择。这个时局就是农民运动方兴未艾、成就卓著。湖南农民运动从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乡村封建地主势力到十四件大事，展现出农民极高的革命热情，这种革命热情是农民成为无产阶级同盟者的重要条件。中国农民阶级高度的革命性以及他们采取的切实的革命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工农联盟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断壮大工农联盟的革命力量。
（二）马克思与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分析差异的原因
在农民阶级二重性问题上，马克思与毛泽东的认知差异集中于农民阶级革命性与落后性力量对比上；在工农联盟问题上，他们对农民阶级在工农联盟形成过程中发挥的历史作用认知也不一。马克思与毛泽东在中法两国不同历史背景及具体国情下，对农民阶级的关注度不同，对农民阶级发挥历史作用的判断不同，自然导致他们在以上两个问题上存在认知差异。
《雾月十八日》著于《共产党宣言》之后，基于法国1848—1851年的特定历史背景。此时，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开辟了法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一方面，资产阶级内部斗争激烈，秩序党中金融贵族与共和派中工业资产阶级矛盾激化。金融贵族掌握七月王朝统治实权，不顾整个国家与人民利益，制定大量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政策，剥削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在内的其他阶级，严重损害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同时，随法国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发展而不断壮大的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逐步提高，为扩张自身权利与扫清其工业发展障碍，他们希望进行民主改革，导致工业资产阶级与金融贵族间矛盾加剧。另一方面，在工业资产阶级与金融贵族的激烈斗争中，无产阶级及农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依靠大机器生产，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实力日渐雄厚，与金融贵族间的经济争夺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及农民成为二者斗争的牺牲品，承受愈加沉重的经济剥削，生活环境恶劣，工作时长与工资收入严重失调，饥饿与疾病如影随形。在此过程中，无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且二者矛盾较之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更甚。据此，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的第二部分至第六部分详细阐明了从1848年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到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整个时期法国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在第七部分中才阐述工农联盟思想，同时，在第七部分中还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国家观。综上可知，马克思此时关注重点集中于无产阶级如何摆脱资产阶级剥削的问题，对农民阶级的革命性问题及工农联盟思想的思考略有忽视。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特别是党的一大到二大这一时期，党的精力集中于城市及工人运动，缺乏对农村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但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区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各地农民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强调应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党外，国民党右派指责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毛泽东基于对湖南省五县的农民运动考察现状撰写了《报告》，以事实为依据，有力回击了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高度称赞农民运动。
此外，从农民阶级自身出发，中法两国农民受剥削程度不同。事实上，法国小农的经济地位与生活状况优越于中国农民，相比较而言，中国农民受到了国内外更为深重的多重剥削压迫，因此革命性更强。同时，这一时期，毛泽东较马克思更推崇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与农民阶级在推动建立工农联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同他早年参与农民运动，切身体会到农民的强大革命力量，并在面对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时，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入调研考察密不可分。
三、《雾月十八日》与《报告》中农民问题比较分析的时代意义
《雾月十八日》是唯物史观与阶级分析方法运用的卓越代表，《报告》是毛泽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阶级分析方法的代表作之一。虽然两篇文本对农民阶级及工农联盟思想的阐述尚存不足之处，此后马克思与毛泽东也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与全面的思考，但是两篇文本中深刻的分析与论述仍为后世留下了深远启迪。
从理论研究角度出发，可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坚持历史主义方法，历史分析不能超越特定历史条件。马克思与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认识差异归根结底是中法两国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差异所致，剖析他们认识上的差异不能脱离两国当时的历史环境及具体国情，否则就存在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巨大风险。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必须立足国情，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在《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阶级分析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不是机械地、教条地继承，而是在中国革命实际与对湖南农民运动深入调研及考察基础上的发展。我们应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三是为纠正国外部分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知偏差提供依据。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迈斯纳在《毛泽东主义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论题：城乡关系》《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民粹主义观点》等文章中，多次提及《报告》，指出《报告》具有显著的民粹主义倾向，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误解与歪曲。以革命领导权的论述为例，《报告》实质上回答了开篇提出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党派，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阶级，二者是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在《报告》中毛泽东强调，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工人阶级是农民运动的领导者，这与马克思和列宁一贯主张的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阶级开展革命运动的思想一脉相承。四是强调了实地调研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如《报告》中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深入剖析正是基于对湖南五县农民生活状况与革命行动的实地调研而展开的，是对农民革命性和其在革命中重要地位客观准确的解读，实地调研是客观有效分析现实问题的必要前提。
从现实发展角度出发，两篇文本关于农民问题的分析为当前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思路参考。首先，注重维护农民物质利益，保障脱贫攻坚成效。两篇文本在分析农民阶级革命性的过程中都突出了经济地位及生活状况对农民阶级革命性的重要作用，故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其次，乡村振兴战略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不动摇。两篇文本均凸显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根本政治立场，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建设积极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注重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民教育水平，引领农民克服自身局限性；重视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鼓舞农民首创精神，依靠农民实现乡村振兴。最后，推动乡村振兴必须在改革发展中处理好工农关系。两篇文本均强调了工农联盟的历史必然性，协调好工农关系在推动乡村振兴及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仍旧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大连干部学刊》2022年第07期
发布时间：2023-06-01 10:3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