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收入的是习近平在2020年2月3日至2022年5月10日期间的重要著作，共有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指示、贺信等109篇。全书分为21个专题，每个专题的内容按时间顺序编排。需强调的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以统揽“四个伟大”，尤其是推进“两大布局”为总框架，坚持系统观念，用大历史观和战略思维，聚焦回答“中国之问”（如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世界之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程中如何为解答“世界向何处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即为世界谋大同）、“人民之问”（如何推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并过上美好生活，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时代之问”（如何掌握历史主动，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而实现强起来，如何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引领时代，即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进而深化理解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总体来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以文本方式，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涉的历史方位、根本问题、哲学方法、总体框架、原创贡献、历史地位等进行了阐述，是掌握历史主动，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光辉文献；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风险挑战的战略谋划。

一、历史方位：新时代与大变局

　　要读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首先要理解和把握其面对的历史方位。这里的历史方位，主要是“新时代”和“大变局”。

　　就国内而言，新时代，就是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此可称为“战略全局”），是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就世界而言，大变局，就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和“大变局”实际上讲的是“两个大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强调，要“胸怀两个大局，做好自己的事情”。

　　先谈谈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都对“新时代”或“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内涵作出了全面界定。其核心要义是：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五句话，总体上讲的就是要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相关论述，实质上就是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新时代，即属于实现“强起来”的“强国时代”。为此，就需要作出战略性的谋划。

　　再谈谈大变局，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里的大变局，就是指整个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进程中，使“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这种动荡变革导致了整个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其集中体现在：一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处于深刻变化之中，世界变化越来越复杂，这是“大变化”；二是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是多边主义，世界越来越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发展，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却百般阻挠，世界变革越来越激烈，这是“大变革”；三是一些国家往往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问题，不断把世界导入“激烈竞争”的境地，“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新冷战’，排斥、威胁、恐吓他人，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人为造成相互隔离甚至隔绝”，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的境地，使隔阂和对立加深，世界分裂越来越深刻，与此同时，下决心推动世界经济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趋势和努力也在加强，这是“大调整”；四是世界发展方向处在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激烈较量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愈演愈烈”，世界越来越多变，这是“大变数”；五是多边和单边、公道和霸道之争较为激烈，干涉内政、单边制裁、“长臂管辖”愈演愈烈，世界博弈得越来越激烈，这是“大博弈”；六是人类迷茫感无力感越来越凸显，信任赤字有增无减，这是“大赤字”。总之，“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仍然很不稳定，前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些不稳定不确定因全球疫情，更使整个世界处在新的“动荡变革期”，因而迫切需要重构世界格局。

　　上述强国时代和战略谋划、世界变革和格局重构，实际上构成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大的时代背景，也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论基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对许多问题、思想和内容的阐释，都是在这种时代背景或历史方位中展开的。

二、根本问题：社会主要矛盾与坚持“五为五谋”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具有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强调“治大国如烹小鲜”。也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善于抓住治国理政的中心任务或工作重点，其中心任务或工作重点是到新历史方位中那些决定党和国家发展命运的根本问题中去寻找的，而根本问题则需要进一步到社会主要矛盾中去寻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使习近平总书记更为关切的，首先是新时代“如何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根据《决议》，新时代，要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关键是在新发展阶段，要聚焦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聚焦破解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决定党和国家发展命运的五大根本问题，即人民生活“好不好”，国家或民族“强不强”，世界“和平不和平”，中国共产党“硬不硬”，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生机活力”。

　　社会主要矛盾以高度浓缩和凝练的方式，集中表达的是一定时代或历史发展阶段的“根本问题”。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际上就是解决人民生活“好不好”的问题；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解决国家或民族“强不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是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的核心主体，要解决好这两个“根本问题”，就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打铁必须自身硬，这实际上就是解决中国共产党自身“硬不硬”的问题。社会主要矛盾是就国内而言的。就整个世界来讲，当今世界面临的总问题，主要就是世界人民日益增长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诉求与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我们要着力解决世界“和平不和平”的问题。解决人民生活“好不好”、国家或民族“强不强”、世界“和平不和平”、中国共产党自身“硬不硬”，都关乎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生机活力”的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人民立言的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是胸怀天下并解放全人类的理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所解决的问题很多，而所解决的根本问题，主要就是上述五大根本问题。第一个专题（掌握历史主动，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讲的就是“如何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三个专题（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第十个专题（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第十三个专题（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第十四个专题（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节，主要就是解决人民生活“好不好”的问题；第一个专题、第四个专题（坚持敢于斗争）、第五个专题第四节（使伟大抗疫精神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第六个专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第七个专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第八个专题（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第九个专题（全面深化改革）、第十个专题第七节（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第十一个专题（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十二个专题（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第十三个专题第三节（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第十五个专题（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第十七个专题（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等，主要就是解决国家或民族“强不强”的问题；第十八个专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十九个专题（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第二十个专题（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主要就是解决世界“和平不和平”的问题；第二个专题（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第五个专题（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第二十一个专题（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实质上就是主要解决中国共产党自身“硬不硬”的问题；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并解决好上述四大根本问题，直接影响乃至决定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命运，其实质就是要解决好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生机活力”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共21个专题，都是致力于解决这五个根本问题的。

　　解决上述五大根本问题之实质，分别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

三、哲学方法：以系统为基础的战略辩证法

　　解决治国理政中的根本问题需要方法，尤其是哲学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致力于解决上述五大根本问题的根本方法，主要是哲学方法，如他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曾多次讲的历史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以及精准思维等。

　　贯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哲学方法，主要是系统观念、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精准思维等，尤其是系统观念、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可整合成为“以系统为基础的战略辩证法”。这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的。从根本上且简要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可以理解为“重点突破-全面发展-系统谋划”。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由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使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实践上相对注重“重点突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注重先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等。2007年前后，依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把“全面协调可持续”突出出来，更注重“全面发展”。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在重点突破的基础上，把“全面发展”问题提上了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注重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系统观念，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进行“系统谋划”，进一步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注重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以及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作出战略谋划，推动党和国家各个领域、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他强调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概言之，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进行战略谋划时提出的，是谋划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

　　坚持系统观念，在实践和现实中意味着，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大都是“系统性问题”。面对系统性问题，就需要运用辩证思维进行战略谋划，即以系统为基础，运用辩证法进行战略谋划。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被习近平总书记看作“划时代”的，就在于它具有转折性与系统性、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需要以系统为基础并运用辩证思维，从战略上进行“系统整体设计”。这就把从整体上进行“系统性的战略谋划”推到了历史前台。实际上，习近平同志从政以来，始终注重战略谋划，如在福州工作时提出“3820”战略设想，在浙江工作时提出“八八战略”，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战略全局”“战略思维”“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环境”等。

　　从学理上，系统观念首先是一种基础观念。表面看，事物似乎都是杂乱无章的，然而，运用哲学理性思维看待事物，就会发现任何事物都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在揭示事物各要素的基础上，系统观念要求进一步揭示其中的根本要素，并运用其根本要素分析事物。系统观念其次是一种结构观念。在揭示构成事物的根本要素的基础上，系统观念要求进一步分析这些根本要素之间的关系、顺序、比例，即结构。事物内部的结构至关重要，它影响事物的整体功能及其发挥，事物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其功能就是什么样的。结构性观念是系统观念的根本，要发挥好事物的功能，首要在于调整好结构。系统观念再次是一种整体观念。坚持系统观念，既要揭示事物的根本要素，又要调整理顺根本要素之间的关系、顺序、比例，使其相互配合，构成最佳的合理结构，从而充分发挥事物的整体功能，实现整体效应最大化，事物的各个根本要素最终都要服务于事物整体功能的发挥。整体性观念是系统观念的核心。由此，要把事物各部分根本要素置于事物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谋划。系统观念从次是一种战略观念。系统观念强调以整体眼光看事物，而事物的整体性是在时间、空间、外部环境中呈现出来的。时间上，系统观念要求跳出眼前从长远看眼前，正确看待眼前和长远的关系，从事物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把握其完整性；空间上，系统观念要求跳出局部从全局看局部，把握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从事物的全局上把握其完整性；外部环境上，系统观念要求跳出事物自身，把事物置于更为宽广的外部大环境中来把握，把握好事物自身与外部大环境的关系，从事物与外部大环境关系上把握其完整性。系统观念最后还是一种辩证观念。辩证法是把握事物之关系的一种根本方法。每一种事物作为一个系统，处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诸如事物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事物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事物发展的目前和长远的关系、事物之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事物和外部大环境的关系等等，因此需要运用辩证思维来理解、用发展眼光看待系统，避免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具有许多“以系统为基础的战略辩证法”的典型样本。其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运用系统观念、战略思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需要把各领域各方面联系起来分析、统筹起来谋划。这五个方面的建设是总体布局中的根本要素，五个根本要素是相互贯通、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彼此理解的关系，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这意味着要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来彼此理解和把握，不可割裂，理解其中一种建设，一定结合其他四种建设。其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运用系统观念、战略思维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样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需要加强系统性的战略谋划。其中每一个“全面”都是战略布局中的根本要素，四个根本要素相互贯通、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彼此理解，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这意味着要把“四个全面”看作一种协调推进的系统有机整体，使“四个全面”彼此理解和把握，理解其中一个“全面”，一定结合其他三个“全面”。其三，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系统观念、战略思维谋划构建新发展格局。他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准确把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他还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这种战略谋划主要就是：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其四，习近平总书记还运用系统观念、战略思维对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进行系统性战略谋划。

四、总体框架：根本观点与内在逻辑

　　只要深入分析就可以看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21个专题及其标题，实际上都是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观点即“十个明确”来分解的。其中第二、二十一个专题对接的是“第一个明确”；第一个专题对接的是“第二个明确”；第三、十个专题对接的是“第三个明确”；第六、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个专题对接的是“第四个明确”；第九个专题对接的是“第五个明确”；第十一个专题对接的是“第六个明确”；第七、八、十六个专题对接的是“第七个明确”；第十五个专题对接的是“第八个明确”；第十八、十九、二十个专题对接的是“第九个明确”；第四、二十一个专题对接的是“第十个明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21个专题有其内在逻辑，这一逻辑总体上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逻辑思路展开的。这种逻辑思路大致来说就是：“历史方位-奋斗目标-总体方略-全面保障-根本抓手-领导力量”。一个时代只能提出和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是在新时代或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治国理政的，这可以从第一、七个专题看出来；强调历史方位，是为了与时俱进、切合时宜地确定这一时代或新的历史方位的奋斗目标，这一奋斗目标总体来讲，从事实维度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价值维度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可从第一、三、五、六、十、十三个专题看出来；要实现一定历史方位中的奋斗目标，首先需要确定总体方略，这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分两步走”，第六、七、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个专题就是谈论总体方略的；要实现一定历史方位中的奋斗目标，也要提供全面保障，就国内而言，就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就国际而言，就是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个专题就是如此；要实现一定历史方位中的奋斗目标，还要找到根本抓手，这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九个专题涉及这一点；要实现一定历史方位中的奋斗目标，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第二、四、二十一个专题就是集中谈论这一点的。

　　大道至简，纲举目张。可以按照“历史方位-奋斗目标-总体方略-全面保障-根本抓手-领导力量”这一治国理政的总体性逻辑思路，依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内容，从“十个明确”中提炼概括出“历史方位-民族复兴-人民中心-发展理念-两大布局-战略步骤-国家安全-命运共同-国家治理-强大政党”等十大根本观点。显然，这十大根本观点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一个总体框架，也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五、原创贡献：总体性贡献与“三大发展史”

　　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多从“条条”思路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这属于“目”的思路。所谓“纲举目张”，我们还是首先要从“纲”也就是从具有总体性的“块块”的思路，来分析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按照这种思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主要可以归纳为从无到有的开拓性贡献、与时俱进的发展性贡献、补偏救弊的完善性贡献和整合融通的集成性贡献。这里，我们基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主要从总体上围绕人类社会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简要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1.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原创性贡献可集中表述为：由资本现代性（资本逻辑）走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民本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理论、中国力量。

　　马克思曾经提出人的发展的“三形态”理论，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呈现为“人的依赖”；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呈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未来理想社会，人的发展将呈现为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我一直强调，马克思当年处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他毕生直面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总问题，就是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逻辑，致力于实现人类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总问题具有典型性，既涉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是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者致力解决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从理论上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根本路径和方法原则，但后人仍须从实践上破解。列宁以“利用和限制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表达了对“资本和劳动关系”所采取的态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这一问题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这一问题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物质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致力于从总体上、实践上真正、全面、彻底破解这一根本问题。这是通过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意义在于用社会主义规制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既用市场经济激活生产要素，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避免贫富悬殊），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上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的。

从理论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引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这主要体现在13个方面，其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努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因为这些都是关乎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从理论上建构起民本逻辑的总框架：把人民当作目的，为了人民；把人民当作主体，依靠人民；把人民当作标准，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当作根基，扎根人民。他指出：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从实践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就是真正这么做的，即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正全面彻底地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中去，包括贯彻落实到解决世界或人类问题中去，从而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了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确实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真正彻底超越了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逻辑，真正彻底确立了以人民为本的逻辑，真正彻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集中体现在：在总体上，致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真正解决人民生活“好不好”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以“新发展理念”“中国特色反贫困”，致力于解决“高质量发展”“精准脱贫”“共同富裕”问题；在政治领域，以“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致力于解决民主制度建设难题，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文化领域，以“文化强国”，致力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社会领域，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致力于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出“两山理论”，把生态看作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致力于解决污染防治问题；在治国理政上，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强调“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在世界维度，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

　　这就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总体上、实践上真正全面解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想解决但未完全解决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根本问题，因而是一种原创性贡献。

　　2.在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原创性贡献集中体现为：曾经经济落后的中国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努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简要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较为关注的是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列宁相对关切的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经济文化落后俄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注重探寻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何种道路”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注重解答的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使习近平总书记更为注重的首先是新时代“如何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与资本主义“竞跑”中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社会主义，是能解决经济落后国家全面治理并建成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社会主义。沿着这一逻辑继续前行，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我们党着力解决了三大根本性问题。

　　第一，积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聚焦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真正不断地使人民生活美好起来，使国家或民族强起来。新发展理念就是直奔社会主要矛盾而去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有助于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关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助于国家强起来。

　　第二，我们党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政党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效能，运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不断创造中国奇迹，从而全面助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多次强调现在依然认为，我国国家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效能实现六个结合，即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效率和公平相结合、国家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效能相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相结合、促进改革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相结合、经济加快发展和保持民族独立相结合。这既为解决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尤其是中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全局性、根本性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深邃智慧，也解决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悖论”（要么经济有活力但社会不和谐，要么社会稳定但经济没活力；要么经济加快发展但国家失去独立性，要么国家保持独立性但经济发展缓慢；要么享受了现代性成果却付出巨大代价等），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了由“自我辩护”到“中国主体”再到“影响世界”的历史性转变。这就以中国方式真正破解了自马克思以来尤其是列宁、毛泽东试图破解但在实践上还未破解的难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击中了要害：“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列宁……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有助于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理，我们党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3.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为“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恩格斯指出，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强调，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每个时代只能提出它能解决的问题、确定它能完成的任务。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实质上是探寻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这两次结合之理论创新成果，就是创立并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起来，由此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总体上解决了中国人民“富起来”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站在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新时代，其实质就是强国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致力于破解的一个时代课题，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今我们已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强国时代要研究和揭示大国成为强国的强国逻辑。这一逻辑主要体现为解决关于实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四大根本问题，即人民生活“好不好”、国家或民族“强不强”、世界“和平不和平”、中国共产党“硬不硬”。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质上就是强国时代、基于强国逻辑的关于“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强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依据来看，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今天，我们正在此前发展的基础上续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历史”。

六、历史地位：新飞跃与主形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需要就国内而言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和就世界而言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来进行阐述和论证。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集中且系统的阐述不多，人们对这一问题也已经给予了较多的思考和研究，如从新历史方位、新时代背景、新时代课题、新社会主要矛盾、新历史使命、新哲学方法、新战略谋划等方面来阐释和论证这种新飞跃。因此，本文着重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发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形态这一历史地位。

　　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讲话，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继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而推进理论创新提出的一个标志性论断，是中国理论走向世界和未来的标识性符号，当然也是一个正在生成发展的重大命题。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历史性变化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历史性转移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最早提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2月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指出：“希望党校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加强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努力。”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又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决议》也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更是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论述，是按着“作出努力-继续发展-如何发展-引领时代-‘是’的判定”的逻辑，从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的高度，反复强调要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也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历史地位和世界地位的政治判定，为从学理上全面准确深入研究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界涉及较少的基础性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要持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中国理论”走向世界，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释世界与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理论形态。

　　我们既要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理解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要从“牢固坚守”“反思现代”“与时俱进”“胸怀天下”“引领时代”五个维度理解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应在赓续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基本原理、方法原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演进逻辑，研究“两个大局”、当代中国和世界交融互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背景下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所谓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是“牢固坚守”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基本原理、方法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深刻反思”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历史性转移到当代中国，“与时俱进”地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21世纪时代和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新境界的马克思主义；是以“胸怀天下”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直面“两个大局”的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为解释和引领21世纪的世界贡献科学理论体系进而掌握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抓住了21世纪带有总体性、时代性、全局性的根本问题，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大“基石”，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典型样本”，从实践、理论和历史三个层面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也能为解释当今世界与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提供科学理论体系，由此能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理论形态。

七、新的亮点：新发展阶段注重战略谋划与新动荡变革期注重风险防范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从第一卷到第四卷都是从文本上阐述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这是共同点。同时，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三卷相比，《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有其新的特点重点亮点。

　　一是具有新特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2014年10月出版），主要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集成，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雏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2017年11月出版），主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文本阐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2020年6月出版），主要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基本方略的文本表达和阐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2022年6月出版），则主要是按照“纲举目张”的思路，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基本观点、基本方略中提炼出根本观点，构成总体框架，这是用“十个明确”来明确表述的，称得上是“原创性思想”。

　　二是增加新专题。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前三卷相比，《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增加了新的专题，主要有：掌握历史主动，坚持敢于斗争，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统筹发展和安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等。

　　三是体现新思考。新思考之一体现在，在踏上新征程的新发展阶段，面对目标更加接近、任务更加艰巨、风险挑战更加严峻的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注重作出新的战略谋划。《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就相对多地表达了这种新的战略性谋划，集中体现为对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系统阐述，这在第四卷中格外亮眼。立足新发展阶段，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定历史方位。所谓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站在新的起点上的一个更高阶段，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阶段，是实施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阶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对贯彻新发展理念给以新的更高定位，把它看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指导原则和行动指南，看作“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也看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对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调整的最重要、最主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了13个方面的调整，“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这种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其着力点主要是：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建设国内统一市场体系等。

　　新思考之二体现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程中新的动荡变革，更加强调防范风险。“两个大局”交织互动、相互影响，全球的世纪疫情，西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逆时代潮流而动等，导致了“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日趋增多，如“灰犀牛”事件（具有必然性且影响全局和长远的大风险）和“黑天鹅”事件（具有偶然性且随时发生的小风险）就日趋增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相对多地阐述了风险挑战日趋增多及其防范和应对问题，强调要运用好党百年奋斗积累起来的历史经验，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紧紧依靠人民，坚持敢于斗争，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掌握历史主动，做正确的事。这在第四卷中也格外亮眼。

　　新思考，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的重点。

　　四是丰富新内容。面对新发展阶段和新动荡变革期的任务更加艰巨、风险更加严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作出了新的思考，丰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新的亮点。在历史方位上，首次提出坚持系统观念与“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重大论断；在根本主题上，首次提出掌握历史主动、坚持“两个结合”、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论断，并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行；在党的全面领导上，既首次提出了党的“根本问题”、心怀“国之大者”等重大论断，也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伟大建党精神和精神谱系，以及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进一步强调坚持敢于斗争，强调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聚焦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既首次提出并阐释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命题，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统一，是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也首次系统阐述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包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并强调我们党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在发展理念上，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把新发展理念看作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在国内保障上，格外强调要进一步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疫情防控和国家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国际保障上，特别明确强调要进一步坚持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国家治理上，既强调要进一步运用好历史经验，把握好“三大规律”，也系统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强调要树立精准思维，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掌握历史主动，强调团结奋斗，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进而自觉主动地去化危为机。

　　（作者简介：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