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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婷:《巴黎笔记》的书目线索与马克思的思考逻辑

  1843年至1845年年初,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系统地研读政治经济学文献,他留下的这一时期的9本经济学摘录性笔记和一页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摘要被狭义地命名为《巴黎笔记》。这组笔记完整地呈现出马克思初次接触经济学的过程:一方面是以青年恩格斯、赫斯、蒲鲁东和西斯蒙第为理论参照对国民经济学的初步评论;另一方面是萌生于李嘉图笔记并在《穆勒摘要》中达到顶点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人本主义哲学话语批判。

一、《巴黎笔记》的书目线索与马克思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巴黎笔记》涉及近18位学者约20余部著作。从《1844—1847年笔记》中的线索来看,《1844—1847年笔记》记载了马克思1844年至1847年这段时期内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兴趣和阅读需求。该笔记的第一部分([9]-[31]和[108])是他在巴黎所列的图书目录和人名摘要,其中[9]-[15]标记编号Nr.28至Nr.134的是马克思的私人图书目录——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摘录的斯密的《国富论》(Nr.28)、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Nr.29)、比雷的《论工人阶级的贫困》(Nr.31)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Nr.57),(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此时已经在他的个人藏书里了。同时,《1844—1847年笔记》第一部分出现的萨伊、李嘉图、边沁、麦克库洛赫、普雷沃和罗德戴尔等人,也是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的研究对象。另一与《巴黎笔记》所涉书目相关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笔记本第三页上的一张包含29本经济学著作的摘要目录。这份目录没有标注具体的时间,但据考证,它不可能在1847年以前出现(用于记载该目录的纸张和马克思《伦敦笔记》所使用的纸张一样,均带有英国Towgood公司的水印,在他侨居伦敦以前从未使用过这种纸)。并且,这个目录所列的著作均是马克思在1844—1847年间摘录的,其中有5本在《巴黎笔记》中出现,分别是:欧仁·比雷的《工人阶级的贫困》(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第2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Richesse des nations)第5卷;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及其他》(Discours sur l'origine etc de l'économie politique),日内瓦,1825年;德斯蒂·德·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图片第4—5册,巴黎,1826年;边沁的《惩罚和奖赏的理论》(Théorie des peines et des récompenses)第2卷(《巴黎笔记》中只提到边沁和他的著作,但未做摘录),巴黎,1826年。根据图片编委的推断,这份目录里记载的《巴黎笔记》的部分书目极有可能是马克思在1850年为新的政治经济学探索做的文献回顾。

  马克思曾提到自己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是从巴黎开始的,因此人们对于《巴黎笔记》几乎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巴黎笔记》是马克思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印记。不过,为何马克思会中断克罗伊茨纳赫以来的历史研究转而研究经济学呢?实际上,这个“中断”并非偶然,其“进入”经济学也完全是他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一,对“所谓的物质利益”发声(诸如林木盗窃案、摩泽尔农民的状况、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等问题)是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其二,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性分析时,马克思发现法的关系正如国家的形式一样,是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想要解剖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即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就必须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他当时对黑格尔提到的斯密、李嘉图等人的著作明显“一无所知”,这对马克思产生了强烈的理论刺激。另外,马克思在移居巴黎后对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了新的认识,这些曾被他认为是“肤浅”的理论加深了他对政治经济学在社会过程中的作用的理解。最后,在于他同青年恩格斯、赫斯以及蒲鲁东的交往。当时与马克思保持密切联系的青年恩格斯、赫斯和蒲鲁东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都能进行一定的讨论:赫斯从人本主义哲学出发阐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异化;青年恩格斯虽然推崇赫斯,但他是直接从现实出发,把矛头指向资产阶级经济现象背后的、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基础的私有制;蒲鲁东则是在一定程度的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这些对同样身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批判冲动但又无话可说的马克思而言,无疑是来自同行者和对话者的鼓励和激发。

  《巴黎笔记》里涉及经济学内容的笔记是从萨伊开始的。马克思摘录了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1837)和《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 pratique,1837)。图片编委从笔记的摘录方式指认萨伊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开端,同时还推测了他受周围人影响的可能性(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里曾直接讨论过萨伊)。笔者认为,空想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或是他从萨伊进入经济学的另一因素。马克思自1842年年底开始阅读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其中圣西门曾是萨伊的拥护者。马克思对圣西门及其后继者的研究必然促使他去了解萨伊的理论。马克思在这一笔记中摘抄了近两百多段引文,(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几乎囊括了此书前两卷的全部内容。在这里他陡然遭遇由劳动力(travail)、机器(machine)建构的非直观的工业世界及其被劳动赋形的社会财富。面对这种陌生的语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手的那种“失语”状态。该笔记仅有的评述是马克思批判“私有制是国民经济学不予论证的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却形成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整个国民经济学便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的基础上的。”这处评论实际上与青年恩格斯和赫斯对政治经济学的评判类似,同时隐射了一种西斯蒙第的主体批判思路。根据摘录情况来看,该文本极有可能是马克思用来概要性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及其范畴的,也可能是他从萨伊的通俗化和系统化注解中进入斯密的导读性作品(萨伊是斯密学说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但马克思此时还没有看到萨伊对斯密的庸俗化理解)。

  在与摘录萨伊同一本笔记本里,马克思还摘录了波兰经济学家斯卡尔培克(此人也是斯密的追随者)的《社会财富的理论》(Theorie des richesses sociales, 1829)。虽然这篇笔记只包含了涉及《社会财富的理论》第1卷的导论、第1篇和第2篇共24段较短的摘要,但马克思非常重视这个文本并反复引用,他不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利用了这些笔记,而且在之后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乃至《资本论》中也参考了其中关于“不同种类的分工”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摘录了几段斯卡尔培克关于“价值”的观点,斯卡尔培克认为,“价值”有作为自然馈赠的“原始价值”(valeurs primitives)和作为人类劳动产物的“次要价值”(valeurs secondaires)之分。“次要价值”中蕴含着两种不同的力量:一种是人的力量,另一种是社会状况的力量。“人的内在力量是:他在劳动时的才智和物理力量。来自社会状况的力量则包括:在人们之间划分和分配各种劳动工作(divers travaux)的能力……与交换相互提供的服务和构成这些手段的产品。”可见,在斯卡尔培克那里,社会状况的力量是与“交换”(échange)和“劳动分工”(division du travail)相关的,并且这种“交换和劳动分工是相互依存的(échange und division du travail bedingen sich wechselseitig)”。

  在接下来的关于斯密的摘录笔记中,马克思继续关注了“分工”“交换”等问题。这里他利用的是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1802)的热·加尔涅译的五卷本。这些摘录写在两本笔记本里:一本是独立的笔记,主要涉及第1、2卷,另一本涉及第2、3卷,同时还有关于勒瓦瑟尔的摘录。马克思发现,斯密的“分工”不仅能够“增进劳动的生产力”,而且“分工一旦被引入,(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每个人的大部分需求就必须通过他人的劳动(anderer Arbeit)来满足。人们因为他能够支配或有能力购买的劳动的量,而变富或变穷”。这里的分工并非黑格尔那里的原子化的市民社会的分工,而是工业体系之下具有“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du travail)的工人的分工。由于马克思此时未能洞悉斯密学说的精华——劳动价值论,因此他只能得出斯密做的是十分可笑的“循环论证”(der Cirkel im Demonstriren)的结论,看来他在面对这位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时仍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

二、经济学理论的成长与思维转换的前奏

  在下一个笔记本里马克思摘录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Des principes de I'economie politique et de I' impot,1835)(萨伊是该版本的注释者)。笔者猜想,马克思希望借助萨伊注释的版本,在理解李嘉图立场的同时又能将其与斯密和萨伊的观点进行区分。所以与此前的笔记不同,马克思在这本笔记中做的评注大部分是李嘉图与萨伊、斯密观点的对比。他发现了李嘉图和萨伊在“价值”上的区别:李嘉图抓住的是“生产费用”(die Productionskosten),而萨伊则是从“效用/有用性”(die Nützlichkeit \ Brauchbarkeit)出发。在“自然价格”(Der prix naturel)的笔记里,马克思批判李嘉图把“竞争”作为“自然价格”的偶然因素,批判斯密把“自然价格”看作是由工资、地租、利润组成的,因为“一切物品的价格都太贵了”(这里马克思赞同蒲鲁东的看法,但没有看到蒲鲁东实际上是错的),继而肯定萨伊的“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存在市场价格”。随着对经济学话语理解的不断加深,马克思发现,相较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李嘉图更为“无耻”地表现出国民经济学的犬儒主义(Cynismus)。(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李嘉图那里,工人不再是“人”,他们仅仅是作为“纯收入”即为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而存在。国民经济学用“抽象”否定人生活的一切意义,“仅仅证明: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外,非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中(die Menschlichkeit ausser der 图片Unmenschlichkeit in ihr liegt)”。这里的“人”(也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中的“人”)激活了马克思新的逻辑爆发点。他意识到“西斯蒙第和萨伊为了同非人的结论进行斗争,不得不从国民经济学中跳出来(herausspringen müssen)”。虽然马克思没有看到西斯蒙第和萨伊的本质区别,但他开始在西斯蒙第的启示下用“人性”去否定国民经济学的“非人性”,这对后来《穆勒摘要》中人本主义哲学话语的转换而言具有标志性意义。

  接着马克思摘录了麦克库洛赫、普雷沃、特拉西以及恩格斯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Discours sur l'origine, les progrès, les objets particuliers, et l'importanc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1825)是麦克库洛赫从李嘉图学派思想出发对经济学问题的论述(但马克思未分辨出该书把李嘉图学说庸俗化了)。相较于麦克库洛赫的文本,马克思更关注作为该书附录的普雷沃的《评李嘉图体系》(Réflexions du traducteur sur le système de Ricardo,1825)(普雷沃是该书的译者,他把自己对李嘉图的评论以附录的形式放在书里)。普雷沃称赞李嘉图学派是“深邃的经济学家”,“他们把科学归结为十分简单的东西,以平均的东西作为基础,撇开可能妨碍它们一般化的一切偶然的情况”。对此马克思激动地反问:“这种平均的东西证明了什么呢?它证明,人愈来愈被抽象掉,现实生活也愈来愈被抛在一边,(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考察物质的、非人的财产的抽象运动。平均数是对各个现实的个人的真正侮辱、诽谤。”“李嘉图学派极力主张的以积累劳动(‘travailaccumcle’[aufgehaufte Arbeit])代替资本(这种说法在斯密那里已经有了)只有这种意义:国民经济学愈是承认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原理,工人就愈是被贬低、就愈是贫困,劳动本身就愈是成为商品……劳动……与其以人的活动来理解,不如仅仅以资本的形式来理解。”如果说马克思在李嘉图笔记中看到“抽象”使人“非人化”,那么普雷沃所说的“平均数”则让工人更加无法摆脱异化的命运。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哲学话语在这里进一步释放出来。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oekonomie)的摘要记载于麦克库洛赫与特拉西(《意识形态原理》图片, 1826, 第4、5卷内容,很短也未做评论)的笔记之间。继1843年接触该书后,马克思在巴黎重新研读了恩格斯的这一著作。笔记主要集中于恩格斯对斯密和李嘉图学派关于价值的争论,以及对私有制、商业、竞争、价格、地租、资本和劳动等范畴的分析。

  随后马克思在另一本笔记中关注了来自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者们的声音,摘抄了许茨、李斯特和欧西安德尔的著作。众所周知,李斯特是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即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者,而许茨和欧西安德尔则是李斯特的批判者。马克思没有评论地、较短地摘录了许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图片 der National-Oeconomie,1843)。紧接着在之后各页写下了对李斯特和欧西安德尔的著作的摘录,其中左栏摘录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1841)第一卷,右栏摘录欧西安德尔的《公众对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利益的失望,或对李斯特博士工业力哲学的阐释》(图片 des Publikums über die Interessen des Handels, der Industrie und der Landwirthschaft,1842)。有趣的是,马克思通过这种摘录方式,使李斯特的每一观点都对应欧西安德尔的相关论述。这部分笔记只有一条关于李斯特的“分工”和“生产力”的评论。马克思认为,李斯特在“在分工上达成了一致,而没有取消那些与之相反的发生冲突的利益,这种利益与劳动相互对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他对‘社会劳动’(Gesellschaftliche Arbeit)一词很满意。他称劳动者为‘生产性劳动力’(produktive Arbeitskraft),这并没有超出他所谓的‘价值理论’(Werththeorie),只是他更加主观地对待了价值”。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读出李斯特“分工”理论的进步性,“‘劳动的分工’……可以被视为‘劳动的联合’ ……个人之间有不同的商业活动的划分,同时也有各种活动、智慧和力量为一种共同生产而实行的结合或联合。这些活动的生产力的基础不仅仅在于前面那种分工,根本上在于后面这种联合”。这些观点背后的历史意义,在后来的《评李斯特》中才被重新对待和肯定。这部分笔记的最后是欧西安德尔的《论各民族的商业交往》(Ueber den Handelsverkehr der图片,1840)的摘录,但没有作评论。

三、《巴黎笔记》的理论高潮与人本主义哲学话语的迸发

  《巴黎笔记》中经济学研究的制高点是马克思做的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图片d'économie politique,1832)的摘要(《穆勒摘要》)。穆勒是李嘉图体系的经典解释者,他试图以系统的形式阐明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之前马克思极为感兴趣的普雷沃“评李嘉图体系”就是根据穆勒的这本书来的。笔者认为,马克思有可能通过普雷沃注意到了穆勒的观点,便转到对他的著作的法译本的研究上了。《穆勒摘要》与此前的所有笔记不同,马克思评论的篇幅超过了文本摘录的篇幅,这不仅是马克思初次经济学研究取得的最高理论成果,也反映出他在思考结构上发生的理论突变:一是马克思通过人本主义的哲学话语掌握了经济学研究的话语,实现了论说“自由”;二是在这里他建构了最初的劳动异化理论。

  《穆勒摘要》在《巴黎笔记》第四、第五本笔记中。前一本记录了摘要的主体部分,共17页,后一本记录了结尾部分,共6页。在笔记中马克思保留了作者原著的结构,按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主题进行摘录。他的经济学思维在“论交换”第6点关于“货币”的摘录中开始活化,(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穆勒货币理论背后的人的异化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马克思认为,穆勒把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但人在这种中介活动中丧失了自己的本质。他在这里短暂地接受了赫斯的交往异化的人本主义思维逻辑,批判货币作为人的媒介却异化成了人之外的、在人之上的东西。“这个媒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das sich selbst abhanden gekommne, entfremdete Wesen des Privateigenthums),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在人的生产与人的生产之间起外化的中介作用,是人的外化的类活动(die图片des Menschen)。”“基督是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马克思同时吸收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宗教异化观,只不过他批判的是经济关系的异化本质。可以看出,他此时在经济学领域里已经能够“自由地”发表评论了!

  不过,当马克思发现“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unmittelbaren Erwerbarbeit)”的时候,他的目光立即从交换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同时激发了他思想的质变,初步生成了一种新的劳动异化思想。马克思意识到,劳动虽然是人生活的来源,但它的本质应该是人的自我享受和自我实现,而现实中劳动却在交换关系中异化了。“人——这就是私有制的基本前提——进行生产只是为了占有。”同时,“我们的生产并不是人为了作为人的人而从事的生产,即不是社会的生产(gesellschaftliche Production)。也就是说……我同你的社会关系(Die gesellschaftliche Beziehung),我为你的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只不过是假象”马克思对这里的“劳动异化”做了四方面的规定:(1)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和偶然联系;(2)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偶然联系;(3)外在的社会需要成为劳动者异己性的强制;(4)劳动者的生命活动异化为手段性的谋生劳动。。马克思强烈主张要扬弃这种异化,恢复人的生命本性。对此,他给出了一种假定:“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对象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遗憾的是马克思这时未能理解劳动价值理论,以至于不能在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中找到革命的方法论,(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只能寻求哲学的帮助(在赫斯、费尔巴哈那里不能实现),这个哲学就是马克思随后摘录的黑格尔哲学。因此,他暂时中断了经济学研究,转而逐字逐句地摘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绝对知识章”(图片 des Geistes,1841)。马克思一开篇就摘录了“精神的现实的自我意识还不是它的意识的对象;精神和它的各个环节都寓于表象并寓于对象性的形式(die Form der图片)之中。表象的内容是绝对精神;问题还在于扬弃这种单纯的形式。”这段话或许正是他最需要的方法论支撑。他发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最核心的方法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不但要求扬弃异化,还要求复归自身。笔记的8个要点几乎都是围绕异化的扬弃与复归展开的,如第2点,“对象是表现为向自我复归的东西……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为物性(die Dingheit);这种外化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一方面,是由于它把自身外化了……另一方面,这里同时包含着另一个环节,即意识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同样也把它们收回到自身”。在第4点中,马克思加粗写下了“肯定(Position)。否定(Negation)。否定的否定(Negation der Negation)……自我扬弃的中介性(Sich aufhebende Vermittlung)。……外化(图片)。从外化向自身复归(Rückkehr aus der图片 in sich)”等概念。在第5点里,他还注意到了“物是自我,就是说,物被扬弃了;它不是自在的东西,它只有在关系中,只有通过自我,以及通过它与自我的关系,才有意义”。这些摘录无不表现出马克思不可遏制的理论冲动:或许能够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里找到一种新的哲学逻辑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物性逻辑,恢复人的自由本质,这也许是促使他写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原始动因之一。

  在黑格尔摘录之后,马克思又回到了经济学领域,并把视线转移到了布阿吉尔贝尔和比雷等几位法国思想家的理论上。在马克思看来,法国古典经济学是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并且其学说存有“某种人的东西和有意义的东西”。他摘录了布阿吉尔贝尔的《法国详情》(Le détail de la France,1843)《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es richesses, de l'argent et des tributs,1843)和《论谷物的性质》(Traité de la nature, culture, commerce et intérêt des grains,1843)三部著作,关注布阿吉尔贝尔对货币颠倒为人的目的的批判和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立场。马克思在这里再次看到“生产过剩”问题,他发现“布阿吉尔贝尔由产品交换不足以及因此而来的生产和生产的消费不足来解释过剩中的不足时,这同萨伊以其销路说否认生产过剩是颇为相似的”。萨伊同穆勒和李嘉图一样,(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都承认在极端缺乏生活资料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生产过剩,“这归咎于生产的盲目性,恰恰是生产不是按人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在私有财产异化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另外,在同一本笔记中还摘录了约翰·罗德的《论货币和贸易》(Considérations sur le numéraire et le commerce)以及尼布尔的《罗马编年史概要》(图片Geschichte),但没有评论。另一单独的笔记本则摘抄了罗德戴尔的《论公共财富的起源和性质》(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origine de la richesse publique,1808),这里马克思除了关注罗德戴尔的财富起源问题的论述以外,似乎也对罗德戴尔关于斯密的批判感兴趣。整个摘录里斯密出现了7次,其中包括罗德戴尔指责斯密对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劳动的区分。

  《巴黎笔记》的最后是关于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1840)的笔记。比雷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西斯蒙第的信徒。马克思在斯密和李嘉图的摘要中,跟随西斯蒙第的主体性批判看到私有财产以及竞争是如何影响工人的生存境况的,并使之陷入了非人化的条件。因此,工人的生存状况同样是马克思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普雷沃摘要里这种认识进一步加深,到布阿吉尔贝尔笔记中马克思更为清楚地看到发财致富本质上是以普遍贫困为条件的,比雷这部关于“工人问题”的著作对这个观点起到了注解的作用。该书内容详实地阐述了无产者的贫困状况,(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仅有英国的情况(他从斯密与李嘉图的著作中获悉这种状况),也描述了其他一些同样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欧洲国家里的劳动者的贫困状况。不仅如此,比雷在他的著作中利用了大量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其中有英国人艾利生、凯·沙特尔沃思,法国人维尔纽夫·巴尔热蒙、蓬尼尼埃尔,杜夏特利特等人,还利用了许多官方统计参考书、英国议会委员会关于穷人状况的报告、法国济贫会的报告等。马克思摘录了大量的经验事例,并运用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笔记本和《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发布时间:2021-12-17 09: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