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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荫 高杨:《反对本本主义》的群众路线思想探析

  毛泽东写于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是为了反对当时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而作。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3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首次在文中得到了集中展现。“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162《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毛泽东自己特别看重的代表作之一。“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2]10《反对本本主义》具有丰富的群众路线思想,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和方法的奠基之作,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重温毛泽东这一重要著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是一句空话,隐藏着丰富的哲学智慧和现实能量。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3]1096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指出以往革命工作中存在一味执行上级指示、盲目听从著作典籍的“本本主义”倾向,对这种相信本本甚于相信群众、依靠本本甚于依靠群众、背离群众路线基本原则的做法进行深刻批判。本本主义实质上是违反群众路线基本原则的,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种表现。以本本作为决定与决策的依据,不做调查研究,不去了解实际情况,其结果总是事与愿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在破除了将本本作为决定与决策依据的思想之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将群众看作“真正的铜墙铁壁”[4]139“克服一切困难”[5]220的法宝,群众路线才能真正确立起来。

  第一,反对教条主义,相信群众甚于相信本本,依靠群众甚于依靠本本。1961年3月,毛泽东在为印发《反对本本主义》而写的批语中交代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6]553在之后召开的“南三区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〇年写的。”[7]252-253什么样的大斗争呢?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经历大革命的惨痛失败,处于艰难探索革命道路和发展方向的时期。敢不敢革命、怎样革命、依靠谁来革命,成为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当时红军党内存在盲目照搬苏联军队一长制的建制,贯彻共产国际不正确的指示,主张成立军委来代替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前委。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争论的核心“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8]277、276这实际上点出了“以唯书为根本尺度的教条主义”和“以唯实为根本尺度的群众路线”之间的现实分歧。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明确对如何认识本本进行本质的界定,“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4]111“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4]111-112而本本主义者不了解革命任务会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少数人坐在房子里冥思苦想、打主意,或者开口闭口说“拿本本来”,一味盲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脱离群众,将“本本”奉若神明、盲目遵从的本本主义。这一论点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第二,反对官僚主义,到群众中汲取实际知识和养料,依靠群众了解中国历史和现状。“官僚主义”是另一个阻碍处于幼年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探索正确革命道路的错误思想,给根据地建设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后果。毛泽东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指出,一些人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他严肃地批评道:“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4]110毛泽东后来指出:“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到我自己做调查的态度,是必须恭谨勤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不然人家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你有什么法子呢?”[7]264毛泽东强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4]109不到群众中汲取实际知识和养料,不到群众中了解中国现状和历史,领导者就会像“没头苍蝇乱转”,找不到方向和目标,决策者就会胡乱决定、盲目决策。毛泽东对此批判道,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在那里作怪,因此必须注重调查,反对瞎说。

二、熟悉群众,了解群众

  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首先必须熟悉群众、了解群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系统提出了认识和了解群众的方法论原则,即“谁是群众”的阶级估量、“如何熟悉和了解群众”的社会经济调查以及“熟悉和了解群众重在哪里”的范围判断。

  第一,认知前提:了解群众的阶级属性。毛泽东早在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4]3了解群众就是要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了解谁是革命的主力军、谁是革命的同盟军、谁是革命的反对派。经济基础决定伫立于其上的整个上层建筑结构,相应地,要判断社会各阶级的革命倾向与革命立场,也只能从现实的物质生活中去寻找。我们要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进而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秘诀在于对社会各阶级做社会经济调查,解剖各种社会阶级,了解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毛泽东把当时的社会阶级、阶层排列如下:工业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城市贫民、游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中农、富农、地主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等。毛泽东指出,“这些阶级(有的是阶层)的状况,都是我们调查时要注意的”“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4]114“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4]113-114,成为熟悉群众、了解群众的首要任务。

  第二,认知方法:“每事问”而非“听故事”。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中国共产党人要时刻放在心里,要有切实的把握和了解。只有这样,群众工作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怎样才能有切实的把握和了解呢?毛泽东指出,要“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4]110,细致解剖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对人民群众建立起本质而深刻的了解。与之相反的是“听故事”式的调查方法。毛泽东批判这种“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4]113看似进行了形式主义的调查研究,但只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其结果用处不大,并不能达到我们进行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在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量,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等以阶级、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量;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4]113

  第三,认知范围:农村与城市的辩证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表述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斗争经验,一般认为,农民虽然具有革命性,但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其难以克服自身的阶级局限,不可能在革命中占据领导地位。处于艰难探索时期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内也长期存在着“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4]102的观点。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不变,那么,革命的潮流就不可能低落。当务之急仍在于组织暴动,甚至在一些反动势力强大、敌人控制严密的城市举行起义。毛泽东指责这是一种盲动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4]112。这是共产党早期盲目认知革命形势的阶段,对城市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都尚未得到清晰的认识和了解。毛泽东结合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结构,强调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重要性,提出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从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出发,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毛泽东有力地驳斥了中层以上社会和国民党右派关于农民运动“糟得很”“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的非议,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4]12,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农民运动代表着中国革命最深层的力量,“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4]13。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进一步重申“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4]103。以上充分表明,以农民为调查重点是这一时期群众工作的主线。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结合新的斗争形势,尤其是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多次“围剿”的事实,提出以往调查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4]114-115这实际上提出了农村调查与城市调查并重的调查方法。这种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及时调整调查重点的工作方式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的要求。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4]115他又强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3]112“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4]112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都是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的。这样,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之中,形成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

  第一,确立调查研究的重要地位,强调调查研究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必经环节”。毛泽东历来提倡和亲自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把它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1921年他写给周士钊的信中表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8]54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状况,尤其是农村情况,进行了深刻、全面而细致的调查,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著作,以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等调查报告。这些著作和报告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开展土地革命等活动提供了科学依据。毛泽东针对“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的情况,告诫他们如果“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4]110身体力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群众工作的有效方法。他形象地形容“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4]110只有深刻注意到群众生活中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针对群众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真正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将党的政策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毛泽东后来曾这样举例:“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4]138

  第二,形成调查研究的正确方法,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供方法支撑。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结底地说,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制定斗争策略的咨询者。毛泽东指出,仅仅明确要进行调查研究是不够的,现实存在的问题在于“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4]113。1931年4月2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发布《总政治部关于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基础之上,补充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8]337的口号。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以一个章节的篇幅系统探讨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主要有7个方面:第一,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第二,参加调查会的人要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包括老人、青年和各种不同职业类型的人;第三,参加调查会的人数多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第四,要定调查纲目,要有大纲和细目;第五,各级领导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第六,要深入调查一个地方、一个问题的底细;第七,调查过程要自己作记录。这些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是党的群众工作者必须切实掌握的基本手段。这些方法技术行之有效、指导性强,为后来的共产党人学好和践行“群众”这一课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树立长期调查的优良传统。世情国情党情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总有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涌现。这就决定了调查研究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长期的事业,永远做不完的课题。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对保守主义倾向作出深刻的批判,指出“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4]115-116。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社会调查。1941年,他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9]3281961年,遗失多年的《反对本本主义》失而复得,毛泽东感慨万千,第一反应就是以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契机,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个实事求是年”,强调“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6]567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既是政治路线也是组织路线;群众路线既是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也是一种工作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践行群众路线,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了伟大胜利。汲取历史经验、立足时代大局、展望美好未来,我们才能深刻理解邓小平所说的,“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10]217;也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不断强调的群众立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11]135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与贯彻群众路线中走过百年辉煌历程,也将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崇高理念指引下迈进更加光辉灿烂的第二个百年征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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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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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发布时间:2021-07-20 10: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