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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段学慧:《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下)

 

《资本论》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贯穿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和批判之中,因而贯穿于《资本论》的始终。《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经济计划和按比例发展等思想已在《<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上)》[参见《经济纵横》2017年第4期。]一文中做了详细阐述。本文作为上文的续篇,继续研究共产主义的再生产、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共产主义的各种基金、分配制度、农业和土地制度、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教育和人的发展等内容。通过上篇和下篇的系统梳理,以反映《资本论》中的共产主义经济思想,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所启发。

七、共产主义社会的再生产

(一)共产主义社会的总产品仍然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将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社会总产品的实物形态分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其价值构成为cvm,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般条件。马克思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进行的一般考察或理论抽象所揭示的社会再生产规律,目的是为了说明:第一,任何社会的生产都要按比例进行。第二,社会再生产要顺利进行,不仅两大部类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需要保持平衡,而且各部类内部各产业之间、各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生产也要保持平衡,即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第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目的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无秩序状态,无法实现社会生产的按比例进行。要实现社会生产的按比例进行,必须首先消灭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私有制根源,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然后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总产品仍然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1]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未来社会总产品是属于社会的,属于联合体全体成员的。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再生产不再是盲目的,人们可以计算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假定国民跟全体资本家有所不同,国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价值同价值这样相比:国民可以计算用于补偿消费了的不变资本部分和加入个人消费的产品部分的全部劳动时间,以及花在创造用来扩大再生产规模的余额上的劳动时间。”[2]不表现为商品价值的劳动时间的直接计算,保证了社会劳动在可控的条件下按比例地分配到再生产的各个环节,这在日益先进的计算机和大数据时代,更容易较精确地实现。

(二)社会公共生产的第Ⅰ部类某些产品需要在本部类内交换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时曾不止一次指出,当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在社会公有的生产基础上,他所阐明的再生产理论仍将适用,共产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也存在社会总产品在两大部类内部和外部进行交换的需要和运动。马克思在分析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时指出:“如果生产是社会公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Ⅰ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3]同样,第Ⅱ部类生产的生活资料也需要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供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消费,另一部分则转给其他生产部门的消费者消费。

(三)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固定资本更新和物质储备要由相对过剩来补偿

共产主义社会再生产也必须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用于补偿消耗掉的劳动条件。工人“他自己也必须用总产品的一部分补偿这些劳动条件,以便按原有的规模继续再生产或者扩大再生产(而后者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也是必需的)”。[4]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依然存在固定资本更新和物质储备的需要,必须有剩余产品对其进行补偿准备,也就是要有必要的生产过剩。“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问题就归结如下: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里是指在消费资料生产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像人一样,超过平均死亡率),那在下一年就一定会很小。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消费资料年生产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辅助材料的数量不会因此减少;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5]保持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首先,必须保证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优先增长的剩余部分,一方面用于补偿固定资本更新,另一方面用于物质储备以预防各种意外和风险。其次,生活资料的生产也要有相对过剩,以满足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各种风险的预防。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不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是由私有制的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是相对于劳动人民购买力的普遍过剩。而共产主义的生产过剩是根据社会客观需要而有计划、有控制的后备性过剩或剩余。

(四)在公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也要注意生产周期不同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社会生产由于“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不同、生产周期不同,“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一样。在劳动期间较短的生产部门,工人将照旧只在较短时间内取走产品而不提供产品;在劳动期间长的生产部门,则在提供产品之前,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取走产品。因此,这种情况是由各该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不是由这个过程的社会形式造成的。”[6]也就是说,不仅共产主义生产,而是所有社会生产,都要注意生产规模大的长期投资与生产规模小的短期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对那些生产周期长的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7]“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8]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9]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依然要遵循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尤其是共产主义再生产的思想,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和经济结构平衡,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和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对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和长远性的大投资项目,政府要在财力、物力许可的条件下有计划地实施,确保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战略重点,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八、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一)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为了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把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相应地,工作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中对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马克思分析指出:“当然,如果我们把工资归结为它的一般基础,也就是说,归结为工人本人劳动产品中加入工人个人消费的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个部分从资本主义的限制下解放出来,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也就是工人的劳动作为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如果我们再把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缩小到社会现有生产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按社会需要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限度;最后如果我们把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为社会上还不能劳动或已经不能劳动的成员而不断进行的劳动,包括到1.必要劳动和2.剩余劳动中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10]“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的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在这里我们撇开用于生产消费的部分不说。”[11]

(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虽然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但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所采取的不同的社会形式,则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剩余劳动归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占有。在阶级社会,广大劳动阶级投身于物质生产活动,以他们的剩余劳动使社会上少数人从必要劳动中解脱出来。这部分少数人,不仅不从事必要劳动,而且占有劳动阶级的剩余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同奴隶主、封建地主一样,都是占有剩余劳动的剥削者。不同之处在于,资本家通过占有剩余价值表现出来的财富来占有剩余劳动。资本家将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起混合在工作日中,因而对剩余劳动的剥削与以往的剥削相比,不是赤裸裸的,而是具有隐蔽性和无限性。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最后一个阶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二者是对立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条件归劳动者共同所有,剩余劳动自然归劳动者共同占有,进而消除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一切为养活不劳动的人而从事的劳动都会消失。”[12]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只有为资本家生产或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相反,在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创造和占有剩余劳动的工人的劳动才是真正意义的生产劳动。[ 马克思指出:“假定不存在任何资本,而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即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他消费的价值的余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说,这种工人的劳动是真正生产的,也就是,它创造新价值。”(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43页)]共产主义社会剩余劳动存在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剩余劳动是为社会创造新财富的劳动,另一方面还需要“为那些由于年龄关系还不能参加生产或者已不能参加生产的人而从事的剩余劳动”。那时,必要劳动时间被缩减到最低限度。但“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3]

在共产主义社会,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划分的内涵与资本主义不同。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灭,所有劳动都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剩余劳动的阶级属性消失;另一方面,“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的范围,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界限逐渐消失,从而把工作时间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于是,必要劳动的范围扩大了,它不仅要生产劳动者自己不断扩大的生活需求,而且要为那些由于年龄关系还不能参加生产或已不能参加生产的人从事剩余劳动,即为社会生产准备金和积累基金[ 马克思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们的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8页)]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活劳动依然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要求我们必须厘清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性质与归属。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的剩余价值归国家所有,即国有资本获取“国有剩余价值”;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剩余价值归集体所有,即集体资本获取“集体剩余价值”;而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剩余价值归私人资本所有,即私人资本获取“私人剩余价值”,带有明显的剥削性质。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提高公有制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对非公有制经济严格坚持“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方针。尤其要在“引导”上下功夫,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合法合理”地获取剩余价值,限制其一切为追求剩余价值而无视劳动者利益和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

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相对应,社会主义阶段劳动者活劳动的产品也分为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其中,必要产品用于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生活需要,剩余产品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储备,以及国家党政管理、国防等某些非生产部门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生活需要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需要等。这就要求我们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过高的积累率在短期会促进生产增长,但从长期看,却牺牲了生产增长的后劲即消费。

不劳动的剥削阶级占有劳动阶级的剩余劳动,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结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意味着剥削在一定范围还存在,也意味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任务。而实现这一长期任务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扩大公有制的活力、竞争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九、共产主义社会的各种基金

(一)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有剩余劳动来生产和提供各种基金

“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14]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都必须有剩余劳动,必须有积累以及为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等必须进行的社会总产品扣除。不同的是,资本家以占有私人剩余劳动为目的,而且对剩余劳动的追求超越了社会道德界限和劳动者的生理界限;共产主义剩余劳动的存在,目的是为了生产积累基金、保险基金和准备金等各种基金,此时剩余劳动将“缩小到社会现有生产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按社会需求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限度”。[15]可见,共产主义社会的剩余劳动已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为资本家进行的剩余劳动,而是劳动者直接为社会劳动,同时也是为自己劳动。从这个意义和性质上说,剩余劳动也是必要劳动。[ 马克思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8页)]

(二)共产主义社会的几类基金

积累基金是共产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使物质财富极大富有的手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积累基金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是加大剥削工人的条件,而共产主义的积累基金是劳动者为自己积累,是保证社会生产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证,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以后,为了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社会也必须有固定资本的实物更新所需要的物质储备和人口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储备,即“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作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16]

防止意外如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疾病、残障等所需要的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的安全网,任何社会都应当有社会保障基金以应对各种风险。“即使不谈资本主义的生产,生产者在这方面也会有一定的支出,就是说,他们必须支出自己的一部分劳动或者说一部分劳动产品,以防自己的产品、财富或财富的要素遇到意外等等。”[17]然而,资本主义的积累一方面是通过对剩余劳动的占有而形成的财富积累,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失业、贫困的积累。“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18]资本主义只是在阶级矛盾尖锐化时,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和社会稳定、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不得不采取社会保障措施以救济贫民、抚恤伤残等。况且,资本主义社会或高或低的各种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实质都是剩余价值或工资的一种扣除,但表面上似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高保障相似,因而带有“人民资本主义”“真正社会主义”等理论迷惑性。共产主义的社会保障基金“也是在剩余价值、剩余产品、从而剩余劳动中,除了用来积累,即用来扩大再生产过程的部分以外,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也必须继续存在的唯一部分。当然,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通常由直接生产者消费的部分,不再限于它目前的最低水平。”[19]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保障基金来源于劳动人民剩余劳动的积累,它是通过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共产主义社会把各种保障基金通过计划分配纳入正常的社会运行体系,以保证每个人平等的发展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社会风险超出了马克思的预想,因此,必须处理好消费与积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做好社会保障,降低社会风险,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用于教育、保健、社会福利等的发展基金是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手段。“这部分利润归结为剩余劳动时间,即使没有资本存在,社会也必须不断地完成这个剩余劳动时间,以便能支配一个所谓发展基金——仅仅人口的增长,就已使这个发展基金成为必要的了。”[20]教育、保健、社会福利等发展基金是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基本保障,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内容,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我国现阶段教育、医疗保健、社会福利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还很大,必须按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公共财政的积极作用,实现发展基金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

十、共产主义社会的农业和土地

(一)合理的农业需要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

相比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土地所有权,资本主义土地制度把人从超经济统治关系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并使所有权与使用权完全分离,一方面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资本主义大农业,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的社会化程度;另一方面,形成了大土地所有者、农业资本家和农业雇佣工人三者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而这种物质利益关系的集中体现就是地租。地租反映了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关系,是农业雇佣工人创造的、农业资本家缴纳给土地所有者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超额利润)。租种土地的农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利润,总是尽其所能地榨取土地的自然生产率和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21]因此,“在现代农业中,……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22]资本主义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和对农业工人身体与精神的摧残,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土地,剥削地下资源,剥削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23]这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24]然而,小农经济与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在小规模园艺式的农业中,例如在伦巴第,在中国南部,在日本,也有过这种巨大的节约。不过总的说来,这种制度下的农业生产率,以人类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而这种劳动力则是从其他生产部门剥夺来的。”[25]因此,与马克思分析的“私地悲剧”不同,合理的农业必须是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控制。“如果土地所有权归人民所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基础,使劳动条件变成一种独立于工人之外并同工人相对立的力量的基础,就不再存在了。”[26]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把农业建立在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有计划、合理地开发利用土地,并保障农业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

由于投入土地的资本以获得平均利润为前提,因而在农业中,农产品的市场价值由条件最差土地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决定,它的市场价值含量要比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高得多,所以在它的市场价值中出现了一个虚假的社会价值。[ 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设想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已被推翻,社会已被组成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10夸特就会只代表一定量的独立的劳动时间,而和240先令内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因此,社会就不会按产品内所包含的实际劳动时间的二倍半来购买这种土地产品;这样,土地所有者阶级存在的基础就会消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45页)]农产品虚假的社会价值是由资本在所有领域都要获得平均利润,以及肥力有差别的土地的私人垄断经营造成的。它意味着级差地租中包含着由农业以外的其他部门支付的剩余价值,从而降低了非农生产部门获取的平均利润,最终会损害社会再生产的平衡。所以,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不仅不能实现农业的合理经营,还会给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造成影响。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建立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农产品才能按照实际包含的劳动时间与其他部门进行交换。

(二)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土地的占有者与合理利用者

“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27]在共产主义社会土地公有的条件下,绝对地租、级差地租都将不复存在,人们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量不会因为利润的驱使而有所不同。那时投入到土地上的总劳动量会减少,投入到不同土地上的劳动量却相等,[ 马克思指出:“保持不变的只是这种情况(指级差地租与资本主义生产一起消失后——编者注):社会劳动耕种肥力不同的土地,而且,尽管使用的劳动量不同,这种社会劳动在各种土地上的生产率都会提高。但是较坏土地产品所耗费的较大的劳动量,决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制度下的那种后果,也就是对较好土地的产品也必须以较大的劳动量来支付。相反,在Ⅳ上节省下来的劳动,会用来改良Ⅲ,在Ⅲ上节省下来的劳动,会用来改良Ⅱ,在Ⅱ上节省下来的劳动,会用来改良Ⅰ;因此,现在由土地所有者吞食的全部资本,那时将被用来使不同土地上的劳动相等,并使农业上花费的总劳动量减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1页)]这样不管土地等级的优劣,土地都能得到合理的改良和利用。

(三)公有生产要安排好用于林业生产的土地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周转时间时,不仅分析了农业部门生产时间与其他部门生产时间的不同,而且分析了农业中林业部门生产时间与其他农业生产时间的不同。林业生产的周转时间漫长,资本周转速度慢,为购买造林用地而投下的资本,只有经过长时期以后,才会获得有益的成果,因此不适合私人经营,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在公社生产的情况下,不需要这种资本;问题只是在于公社从耕地和牧场能抽出多少土地用于林业生产。”[28]因为在社会共同占有的土地制度下,不是以利润为生产目的,不因林木的周转期长而不生产,只需根据社会的需要合理地计划和安排用于林业生产的土地。

马克思关于农业和土地制度的理论,对我国当前农村经济改革具有重要启示。第一,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基础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目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释放的生产力相对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需要具有一定局限性,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第二,必须真正落实农业双层经营制度中的集体层生产经营,而不宜长期维持“一分了之”个体家庭层生产经营,进而在不断壮大村或联村集体层生产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第二次飞跃”[ 199033日,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就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或集体化。河南省的南街村、河北省的周家庄乡等均为“第二次飞跃”的先例。第三,应在土地“三权分置”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合作经济。2015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提出以“三权分置”为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其内容就是在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的基础上放活土地经营权,坚守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和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应在“三权分置”基础上积极组织村或联村的合作经济,学习借鉴目前贵州等多省市广泛推行的“塘约合作经济模式”。防止盲目以扩大私人家庭农场为改革最终目标的土地变相私有化和“私地悲剧”,防止私人资本下乡对农业的破坏和对农民利益的侵犯。简言之,应在家庭经营的同时,大力组织村或若干联村的集体层经营、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高度重视贯彻邓小平多次强调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二次飞跃”。这无疑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农民的培育,对缓解“三农”困境、推动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将起到深远影响。

十一、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

(一)分配制度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

分配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是所有制的“背面”和收益实现形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时指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29]“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30]资本家之所以占有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工资之所以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报酬,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而获得了索取剩余为私有的经济权力。然而,“只要工人和资本家的社会关系发生改变,只要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发生革命,这种情况(指较多工人为资本家生产消费品,较少工人为自己生产消费品——编者注)就会立即发生变化。收入,用李嘉图的话来说,就会‘实现在不同的商品上’。”[31]显然,要消灭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分配关系,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

(二)劳动时间将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

马克思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联合体成员用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产品在成员之间共同分配。那里没有私有制,没有商品生产,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交换价值和货币都将消失,但是作为价值决定的物质内容的劳动时间,仍在生产和分配中起着计量尺度的作用。“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32]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依据和分配方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劳动时间是衡量个人在共同劳动中贡献大小的尺度,依据劳动贡献的大小确定分配给个人的消费品份额,即按劳分配。

(三)社会公有的生产将通过不流通的“纸的凭证”来实现按劳动时间分配

在马克思设想的全社会公有制和无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中,随着劳动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分配不再通过价值形式,而是通过“纸的凭证”来进行。“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33]这个“纸的凭证”,就是每个人提供的劳动时间多少的证明。

诚然,我国现阶段实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社会主义,因而不仅按劳分配需要采取货币和市场的形式,而且在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其他多种分配方式也是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马克思和我国目前设定或划分社会主义的标准不同,因而不存在二选一的对错问题,而应分别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34]

(四)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指出,自由人联合体“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35]首先,未来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力还不是高度发展,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不可能使物质极大富有,所以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只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极大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才具备实行按需分配的物质基础。其次,未来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完善之中。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所有制形式不可能实行全社会所有,还会存在较低级的公有制形式,如合作制、集体所有制;旧的分工还存在,所以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只有当公有制发展成熟为全社会占有和完全计划经济时,才能实行按需分配。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公有制的形式还不成熟,且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与此相适应,收入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马克思设想的“完全社会所有制+完全社会按劳分配+完全计划经济”还有很大差距。[36]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只有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逐步实现共富共享。针对当前收入分配差距仍较大的现状,应从所有制状况寻找根源,才能从根本上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

十二、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

(一)工作日缩短是在必然王国基础上建立的自由王国繁荣起来的根本条件

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自由王国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一种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自由时间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自由王国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但并不是说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就是自由王国,只有当人类把自己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时,才有真正的自由王国。在那里,劳动不是为了谋生,而是超越生存和个人物质需求的自觉进行的劳动。物质生产活动的“此岸”与“彼岸”的对立,实质上是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自由王国的实现是劳动  时间与自由时间对立的扬弃,其直接表现是工作日的缩短和劳动的普遍化。

所以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37]

(二)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时间是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费用的尺度,自由时间则是财富本身

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财富的费用尺度,依然存在。[ 马克思指出:“即使交换价值消灭了,劳动时间也始终是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财富所需的费用的尺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2页)]不过,它与资本主义社会创造财富的劳动性质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劳动的特点是“劳动从属于资本”,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自由”劳动,具有极大的对抗性、强迫性和剥削性:资产阶级享有的自由时间,是以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为条件的。即使在正常工作日确立以后,资本还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工人的劳动时间依然受资本支配。只有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劳动,才能使劳动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因为,按照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情况,剩余劳动可以在一个小的总工作日中显得大,也可以在一个大的总工作日中相对地显得小。”[38]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时间支配上的体现是:工作日缩短,劳动时间较显著地缩短,自由时间显著增加。“不言而喻,随着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对立的消灭等等,劳动时间本身——由于限制在正常长度之内,其次,由于不再用于别人而是用于我自己——将作为真正的社会劳动,最后,作为自由时间的基础,而取得完全不同的、更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自由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39]人真正成为自己、社会和自然的主人。一方面,“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40]因为“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41]另一方面,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因为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42]

(三)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普遍化是工作日缩短从而自由时间增加的社会基础

共产主义社会公有制的实行,消灭了剥削,“一切为养活不劳动的人而从事的劳动都会消失。”劳动的特征之一是“劳动的普遍化”,除了老病残幼等特殊情况外,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从事劳动。

劳动普遍化的前提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所有的人都必须劳动,如果过度劳动者和有闲者之间的对立消失了,——而这一点无论如何只能是资本不再存在,产品不再提供占有别人剩余劳动的权力的结果。”[43]“如果资本不再存在,那么工人将只劳动6小时,有闲者也必须劳动同样多的时间。这样,所有的人的物质财富都将降到工人的水平。但是所有的人都将有自由时间,都将有可供自己发展的时间。”[44]资本主义消灭后,大多数“非生产”工人都会因劳动状况变化而转化为“生产”工人,“如果明天把劳动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并且把工人阶级的各个阶级再按年龄和性别进行适当安排,那么,要依照现有的规模继续进行国民生产,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绝对不够的。目前‘非生产’工人的大多数都不得不转化为‘生产’工人。”[45]

只有劳动实现了普遍化,工作日的缩短才能成为可能。“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必须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就越小,从而个人从事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46]只有所有人都劳动,才能使所有人都有更多的用于发展才能等的自由支配时间。

(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缩短工作日、实现劳动普遍化的技术条件

“如果把资本创造的生产力的发展也考虑在内,那么,社会在6小时内将生产出必要的丰富产品,这6小时生产的将比现在12小时生产的还多,同时所有的人都会有6小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有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 这是马克思分析当时一个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时的论述。][47]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作为自然必然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劳动时间不断缩短,为共产主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奠定了基础,也为自由时间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但是,纵观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劳动力参与率普遍比社会主义国家低,而且法定工作日制度也难以真正实行,变相延长工作日的情况属于常态。因此,要真正消除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实质性地主动缩短劳动时间,必须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限制,在公有制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提升全体劳动者的自由时间。

十三、共产主义社会的教育、人的发展和家庭

(一)机器大工业在对劳动力摧残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转变为人类教育发展的源泉

“现代工厂和手工工场雇用的大部分儿童从最年幼的时期起就被束缚在最简单的操作上,多年遭受着剥削,却没有学会任何一种哪怕以后只是在同一手工工场或工厂中能用得上的手艺。”[48]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把童工和妇女卷入劳动之中,儿童由于学不到知识和技能而“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骇人听闻的最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在那里为所欲为。”[49]这种“过火现象”被社会进步阶级所反对,从而使儿童、妇女被纳入工厂法的保护范围。“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50]机器大工业在大量使用妇女儿童的过程中,客观上需要重视妇女儿童的教育,以便把这些劳动力也纳入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轨道,目的在于资本和利润,而被迫重视雇佣劳动者的教育培训,势必会促进人类的发展。

(二)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马克思认为,教育是提高劳动者和劳动生产率、“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是“直接把劳动能力本身生产、训练、发展、维持、再生产出来的劳动”,[51]“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52]“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53]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一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使工人的子女为了生存被迫离开学校进入工厂,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廉价工具,他们不仅智力被荒废,而且道德堕落。而成年工人也成为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局部工人,智力得不到提高。这种忽视工人阶级及其子女的教育的不平等,根源于旧的社会分工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分析的基础上,预示了未来社会的教育状况。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为了提高利润,满足赚钱的欲望,资本家也会培训工人、发展教育。尽管这种教育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的需要,但从中出现了现代教育的萌芽。马克思指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54]

(三)共产主义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资本主义大工业以前时期,教育主要以家庭的父传子和行会师傅带学工的方式进行,教育内容取决于他们的特殊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随着机器生产逐步代替手工劳动,要求劳动力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从而促进了生产劳动与教育的互相结合。“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55]当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教育与劳动的结合是劳动者谋生的需要,是资本家为利润所驱使。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业的变动和工人的流动性,而职业变换和劳动力流动的频繁,要求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以适应现代生产的客观要求。因此,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现代教育预示着未来教育的萌芽。“‘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56]共产主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教育,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功利性教育和教育上的重要阶级差别。

(四)大工业使用女工和童工,为共产主义家庭和两性关系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把妇女儿童卷入劳动者队伍,必然伴随野蛮的剥削和掠夺,以及对人本性的摧残和蹂瞒。然而,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丈夫不得不让妻子、父母不得不让子女进工厂劳动,于是妻子、子女走出家庭,到社会上来;另一方面,工厂制度催生的未来教育的萌芽以及对儿童教育和妇女职业教育的重视,提高了妇女儿童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从而“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57]社会主义社会还将存在工厂制度,这种新的工厂制度当然同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有着本质区别。只要废除资本主义这个“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公有工厂制度必然会反过来成为社会主义新型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发展的源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教育思想完全一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遵循马克思的教育理论。首先,加大教育投入,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转移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其次,保证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着力解决由于收入差距拉大及区域经济发展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受教育权利和教育资源占有的不平衡问题。再次,走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创新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模式,尊重和激发个性潜能,克服过度突出应试教育的弊端,处理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多方面发展人才。最后,特别重视女性和儿童的教育,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并从小培养少年儿童热爱各类劳动的良好习惯。

结语

《资本论》中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是丰富和科学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设计具体模式。在他们看来,这是要靠共产主义建设者们去解决的问题。“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58]“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59]“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60]

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又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61]可见,共产主义并不是在未来才实现的东西,不应只停留在“理想”层面,而是体现为现实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将为全社会掌握,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成为可能,最终为未来新社会的产生创造各种有利因素。[62]确切地说,共产主义经济目标和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信念是紧密相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实现公有制主体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实践,就是批判和改变资本主义现存状况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现实运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马克思论证的共产主义还有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二重性理论可以看出,社会生产方式的结构本质上具有二重性,所以对于生产方式诸因素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需要联系一定的历史条件做全面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着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由此,也更需要科学地分析我国现阶段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63]实际上,现阶段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二元化,导致调节手段的二元化(市场与计划两种手段)、经济规律的二元化(市场调节规律与国家调节规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同时发挥作用并互相影响)等等。要处理好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二元化矛盾,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发展的主要经济制度。[64]既要考虑发展生产力的主要任务,也不能搞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而是要把发展生产力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统一起来。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面临来自国际国内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不仅要坚决抵制与《资本论》原理相悖的新自由主义影响,而且要学好用好《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西方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危机和巨大风险依然存在,这再次验证了《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预见性和科学性。[ 而英国女王200811月访问皇家科学院时质询“毁灭性的市场危机扑面而来,经济学家为何无法觉察并预警?”,更是宣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破产。(参见孙涤:《经济学家为何未能预测金融危机?》,http://book.sohu.com/20091110/n268088608.shtml]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写道:“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得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65]一百多年前,危机“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66]如今,危机又一次把辩证法和共产主义思想灌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头脑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资本论》骤然热销。德国柏林专门出版学术著作的卡尔-迪茨出版社销售业绩显示,仅2008年前10个月《资本论》就卖出1500套,是2007年全年销量的3倍,更是1990年销量的100倍。法国时任总统萨科奇拍摄和传播阅读《资本论》的照片;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斯给予马克思正面评价:“长久以前,马克思就窥探到了资本主义的运转之道。”;罗马教皇赞扬马克思有“绝佳的分析技巧”;银行家和经理们也开始读《资本论》,试图从中探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见中新网转发香港《文汇报》20081110日的文章《谁盗窃了财富?欧美重新认识马克思》,http://www.chinanews.com/hb/news/2008/11-10/1443488.shtml]更加坚定了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和共产主义的科学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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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段学慧,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经济纵横》2017年第5

发布时间:2017-08-25 13: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