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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空间正义思想解读

 

 

尽管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及我国学术界对马恩经典作家的空间理论给予了大量阐释和解读,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 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以下简称《形态》) 中的空间正义思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马恩在《形态》中尽管没有以显性的逻辑话语专门论述社会空间问题,但对城乡关系、全球化、资本扩张、殖民地、住宅、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问题的批判和揭示,隐性表达了空间正义思想: 空间正义不是以分配为主的社会正义的一种,而是包含着对空间资源进行合理合法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种综合性正义。由于社会空间是一个包含各个层次和不同领域的复杂性概念,所以,在差异的空间结构中,空间正义的价值原则和标准也表现出差异性,因而,空间正义又是一种差异正义。基于正义视角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评价,空间正义主要是指对社会空间及其资源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及是否符合社会主体共同价值取向的支持和认同,既满足合规律性要求又要满足合法性要求。空间正义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被给予了极大关注,同样,在空间不平衡问题日益严重并走向全球现代化的当代,更应在空间正义维度进行反思。

 

一、从空间发展实践出发: 马恩分析社会空间问题的方法论前提

 

空间正义问题出场的理论语境源自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对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空间观的批判,其现实语境是对空间生产实践所产生的非正义性问题的批判。而这双重的批判是马克思当年建构新世界观的重要路径。在马恩看来,唯心主义者从“哲学的基地”“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出发解释现实的问题,因而他们把解放看作思想观念活动,而没有看作是历史的活动。如对于像“家庭”这一社会空间来说,德国的玄想家们是“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和阐明家庭”,而没有“根据现有的经验材料来考察和阐明家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80 ) 也就是说,德国的唯心主义玄学家们没有从现实家庭的产生、变迁的历史出发解释家庭这一生活的基本空间,而是用“以头立地”的方式,用概念来阐释家庭。马克思还特别提到,唯心主义者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所形成的全球化看作是“自我意识”和宇宙精神的抽象活动的产物,把异己力量的支配及压迫想象为“宇宙精神”等神秘力量的圈套( 同上,第84 ) ,把“威慑和驾驭”人们的“异己的力量”同样也幻想为“类的自我产生”。( 同上,第90 ) 总结起来,唯心主义“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 同上,第94 ) ,即现实生活的生产和财富的集聚等被看作是理论问题,所以,社会空间的生产在他们那里是一个理论的形而上学问题、概念的逻辑问题,而不是一个真实的空间实践问题。

相比较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已经能够自觉地立足客观世界本身来看待周围的感性空间,这是一大进步。但是费尔巴哈对周围空间世界仅限于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在费尔巴哈看来,空间是自然的、一成不变的,他看不到空间的历史性、实践性和变化性。他没有意识到,他周围的空间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空间生产实践的产物,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人类空间生产实践改造的结果。他看不到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得以产生、分离及其统一的基础就是人类的空间生产实践行为,所以,自然和社会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空间。费尔巴哈的优点在于承认社会空间这一感性对象,但他谈论的空间是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空间,是抽象的、内在的、无声的空间,而不是感性的实践空间。故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所谓的先在自然空间的非人性、与人无关性作了批驳,认为,社会空间作为一种关系性空间是为我而存在的,那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空间,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空间,这对人来说是“无”。

与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思辨的、神秘的和直观的解释方式不同,马恩对社会空间实践中产生的非正义现象是从现实的客观前提出发去揭示和说明。“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同上,第73 ) 根据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及生活过程来解释社会空间及其产生的正义价值观念,是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形成的基本路径: 不是从正义价值观念出发解释空间生产实践,而是从空间生产实践出发解释空间正义观念。马克思断定,就连最基本的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 同上,第81 ) 这里,“可感知的环境”正是一种人化后生成的社会性空间。当然,在强大的自然面前,自然空间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压迫性力量,这就产生了原初意义上的空间压迫和空间异化。唯心主义从概念出发解释现实的生活实践,人本学唯物主义从直观出发看待周围的空间世界,因此,社会空间的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要么在“头脑的天国”,要么在“与人无关的自然”。空间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现实真实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 自然) 和超乎世界之上( 神灵或概念) 的东西。这样,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 同上,第93 ) ,也即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及其人和空间的对立。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空间实践中形成的非正义状况的揭示

 

马克思指出: “平等仅仅存在于同不平等的对立中,正义仅仅存在于同非正义的对立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 卷,第670 ) 马克思的空间正义思想正是基于对非正义空间现实的批判而产生的。当年,马克思立足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客观地分析了资本全球化及大工业生产造就的空间对立,并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予以解答。

第一,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对立。“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68 ) 具体而言,( 1) “先进”与“落后”的对立。乡村“地旷人稀,居住分散”,生产方式以“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为主,是与较为落后低下的生产力相联系。( 参见同上,第71 ) 城市则是“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生产方式主要以手工或工业生产为主,是与较为发达的生产力相联系的。由于在乡村分工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69 ) ,所以“产生了地域局限性”。( 同上,第103 ) 而在城市,“产生了发达分工和广泛贸易的前提”,它为克服地域局限性和狭隘性创造了客观条件。( 2) 文明与野蛮的对立。马恩指出: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开始的”。( 同上,第104 ) 城市由于较早实现了体脑分工,生产工具克服了自然局限性,在技术文明中创造了劳动产品,因而,在人类历史中被看作是文明的; 乡村由于体脑不分,生产工具更多的是自然形成的,人们受强大的自然界的束缚,因而被看作是野蛮的。( 3) 乡村屈从于城市。这种屈从首先表现在生产力上。在现代社会,乡村由于处在资本边缘地带,成为廉价劳动力和工业生产的原料供应地,结果是,城市大工业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其次还表现为劳动的畸形发展。“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 同上) 城乡分离意味着劳动者日益完全依附于劳动,而且是极其片面、机械性的特定劳动,意味着劳动成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再次是使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进一步分析道: 资产阶级“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同上,第276 277 )最后是城市受地域局限性相对较小,乡村受地域局限性比较大。( 4) 阶级关系及身份的分化。在城乡对立的空间关系中,等级结构表现得非常鲜明,“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 同上,第71 ) 自城市这一空间单位产生起,就与私有制、等级分化、阶级对立相伴。随着城乡对立的加剧,工业在城市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日工,进而造成了大量平民,进入城市的平民小农逐步转化为无产阶级。( 5) 利益的隔阂。城市空间是以生产工具、人口、财产、需求等的空间集中为标志的,在发展过程中一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同另一些代表乡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出现了,引起“城乡利益的对立”。( 同上,第68 )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分析了当时法国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分歧,指出: “在法国,像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在城市的生产者与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101 102 ) 不同的财产形式和劳动方式,造成了城市生产者和乡村农民之间的利益“隔阂”。

第二,地域性、原始封闭性与全球性的空间对立。一是表现为封闭与开放、狭隘与全面的对立。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在马克思的空间视域中,世界历史或者说全球化是相对于各民族的地域性、原始封闭性状态而言的。资本及大工业生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114 ) 马恩站在大工业生产推动人们交往是否普遍的角度看待全球化空间带来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在这种意义上,全球化意味着开放、全面、普遍、进步,工业化以前的民族或国家则意味着封闭、片面、特殊、落后。与全球化相比,这种自然空间是待消灭的状态。同时,大工业生产及资本的全球扩张所推动的全球化一旦形成,就会转化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对民族国家、自然共同体和个人构成威胁。其二是生活境遇的空间差距。

马恩指出: “在一个国家里,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域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还因为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被大工业置于比在大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同样,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115 ) 在工业化造就的不同生活空间中,大工业所到之处,相比而言,其工人的生活水平、生活境遇要较好。非工业化国家,由于缺乏竞争力和资本积累的优势,人们的生活状况要更为糟糕。其三是“中心—边缘”的空间对立格局。工业化起步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业化起步晚的农业国家的商品及资本输出,形成的殖民压迫,改变了全球社会空间的地理结构,形成了政治及经济地理的“中心—边缘”格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马克思,第8 ) 在大工业生产中,资本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把其触角伸向世界的每个角落,打破了原有民族国家及其地域的界限,重构了世界地理版图,形成了中心宗主国和边缘殖民地的地理格局,加强了对落后国家的资源、劳动力等的剥夺。也就是说,帝国主义正是通过重构空间而实现在全球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的。正如列斐伏尔所说,谈论“‘城市空间’,就是谈论中心,或者中心位置。城市与乡村就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两者之间是感知的距离和想象的统一”。( Lefebvrepp. 101 122) 其四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剥削、压迫、从属的结构。马恩在《形态》中还描述了生产力水平特别是工场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通过生产扩张、商品输出而掀起的殖民化浪潮,这一殖民化浪潮无疑改变了全球空间结构。马恩看到,一方面殖民化在扩大交往、输入新产品、摧毁封建等级制度、改变原有的阶级关系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 但是,这一发达国家掀起的生产、商品、资本的全球扩张过程使得“新发现的土地被殖民化”,“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加剧了更为“残酷的”斗争,使得殖民地成为宗主国过剩产品的消费市场和资本的增殖空间。在全球殖民扩张过程中,强大的帝国主义形成了空间垄断,使得商业和工场手工业出现了集中。在这种殖民运动中,资本及财富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进一步加剧了对落后国家的剥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总结道: 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277 )

第三,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在共同体空间上的对立。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构成社会空间的主要方面,也体现了人类生存空间由无序到有序,由自然到社会,由私人到公共,由血缘情感调节到法律制度调节的空间进步序列。无论是黑格尔断言的“空间是一种秩序”,列斐伏尔叙述的“空间就是社会”本身,还是大卫·哈维指认的“空间是关系和意义的集合”,都呈现出人类的进化与发展史就是一部从无序到有序,生活空间从自然到社会、从群居到家庭乃至形成社会和国家的历史。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社会秩序观时就专门探讨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家庭、市民社会是国家产生的天然基础,国家这一虚幻共同体来自家庭和市民社会。在《形态》中,马恩又从不同所有制关系及其内在的秩序结构角度探讨了不同的社会空间形态,如家庭、市民社会、共同体及行会组织等。这些无疑都是人类重要的社会空间形式。

首先,马恩揭示了人与其生存的共同体空间的对立。在马恩看来,共同体从产生起,其目的就是“对付被统治的生产者阶级”( 同上,第70 ) 的,因而,在古典古代的共同体中,奴隶与其对立;在封建的共同体中,小农奴与其对立,但国家从市民社会基础上形成之后,便与其发生了分离、异化,国家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共同体。

其次,马恩揭示了城市行会组织这一社会空间对劳动者的控制、束缚和压迫。行会是在城市产生的手工业的封建组织,包括各种手工业行会和商人行会。在行会组织中,充斥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等级关系。逃亡农奴逃进城市,虽然解脱了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但并未就此成为“独立的自由劳动者”,而是听从师傅的家长制奴役。马克思分析道: “作为行会师傅,他继承、赚得、积蓄这种消费储备,而作为徒弟,他不过是一个学徒,还完全不是真正的、独立的劳动者,而是按照家长制寄食于师傅。”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第499 ) 行会团体本身“已经是被创造出来的、产生出来的、派生出来的,由劳动者本身创造出来的共同体”。( 同上,第501) 同时,行会组织还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行会的规章严格限制一个行会师傅所能雇用的帮工人数,有计划地阻止了行会师傅变成资本家”。还说: “行会竭力抵制商人资本这种与它对立的、唯一自由的资本形式的任何侵入。商人可以购买任何商品,但是不能购买作为商品的劳动。他只许充当手工产品的定购人。” ( 马克思,第317 ) 封建手工业者受封建行会组织的束缚,不能有效扩大生产,改进技术。

最后,马恩揭示了个人利益、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在共同体空间中的对立。对虚幻共同体的批判及超越是马恩空间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马恩在《形态》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专门对人类生存空间及场域的共同体做了详细的论证。从是否体现真实的共同利益的角度,把共同体分为虚幻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 根据人的发展程度把共同体分为自然共同体、货币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部落、村社、民族、国家等具体形态的共同体,在历时性上都曾构成人类不同阶段生存空间的基本单位和前提基础。离开共同体空间,人类是无法生存的。在《形态》中,马恩根据共同体空间中阶级利益的对立,对虚幻共同体做了深刻批判,并指出了如何超越的实践路径。在马恩看来,社会分工必然引发阶级的产生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加剧,同时,在阶级斗争中形成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进而使得共同利益以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表现出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84 ) 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加强其统治和消灭旧的统治形式,往往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或共同的利益,但现实中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共同体空间对他们来说就成为“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 同上,第85 86 ) 虚幻的、自然的以及货币的共同体空间是扼杀个性的,是奴役和压迫人的“铁笼”,人生活在空间的异化状态,缺乏主体性和独立性,个人成为共同体空间“狭隘人群的附属物”。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实现空间正义路径的解答

 

在城乡对立、全球化、社会空间结构异化等问题的解答上,唯心主义、人本学唯物主义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等唯心主义者来说,消除空间的非正义性,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只是发生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他们“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66 ) ,因而认为,解除了思想意识的枷锁,人类现实社会的真正镣铐也就解除了。唯心主义把解放没有看作是历史的活动,而是看作思想观念活动。他们都用“自我意识”“唯一者身份”等精神的批判消灭“异己的力量”。事实上,正如马恩批判的,“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 同上,第92 ) ,他们“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同上,第93 ) 费尔巴哈在如何解决空间发展中不平等的问题时,只会求助于“类的平等”和“观念的直观”,他不会从现实空间生产实践出发去致力于空间非正义想象的解决。费尔巴哈“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 同上,第96 )对费尔巴哈来说,“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97 ) 实质上,费尔巴哈仍是以唯心主义的态度来解决现实空间不公的问题。与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思辨的和神秘的方式不同,马恩根据经验来揭示现实的空间对立等问题,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及生活过程来解释非正义现象的形成及解决途径。不是正义价值观念决定空间生产实践,而是空间生产实践决定空间正义价值观念。“个人力量( 关系) 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 同上,第118 ) 马克思站在现实空间发展实践的立场描述、揭示空间问题,同样,他用经验的实证科学方法论去解答问题。那么,马恩是如何提出实现空间正义的途径的呢?

一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城乡之间、全球空间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宗主国与殖民地、市民社会与国家等在空间上的对立或非正义关系,本身是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但是没有充分发展的产物。因此,要消除这些对立,代之以和谐均衡的空间关系,最主要的就是要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速发展”。只有产生力的这种发展,才能使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代替地域性存在,才能消除城乡分离中的贫穷、落后和“陈腐污浊”的东西,才能建立起人们的普遍交往。马恩指出: “‘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同上,第74 75 ) 人们要从城乡、先进与落后的全球不正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除了更加快速而充分的发展工业、商业、农业及其交往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就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方式的完善和交往的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才能被消灭。当然,个人从狭隘性、地域性获得解放的过程也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 同上,第89) ,也就是和全球化过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 也同精神的生产) 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 人们的创造) 的能力。”( 同上) 城乡空间、全球空间及共同体空间的和谐统一要随着社会工业实践快速发展才能改变。连续不断的空间发展实践才是实现空间正义的真正基础。

二是实行共产主义革命。空间关系的对立和异化对个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强制性的力量。这种强制性的异化力量不能用理论的批判来解决,而必须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因此,“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 同上,第74 ) 才能铲除造成城乡对立、国家对立、共同体异化的实际条件。这就需要共产主义革命。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同上,第75 ) 尽管当年的法国和英国的思想家“首次写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说明他们从客观的角度对空间实践做了唯物主义的认知尝试,但无论是德国的唯心主义还是人本学唯物主义,都没有想到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去实际变革现存的社会空间结构。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同上,第87 ) ,共产主义革命需要三个条件,即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形成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和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 参见同上,第93 )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没有空间活动的固定化,人可以在不同的空间里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其社会空间关系也不会成为统治、控制或者压迫人的力量。城市、乡村的身份关系不再固定。“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87 ) 共产主义革命能够消灭阶级统治及阶级本身,也能触及到产生空间异化的实践的性质。并能抛掉革命阶级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 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122 )

三是建立真正的共同体。马恩依据社会发展规律对共产主义做出一般性描述时,始终认为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只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共同体或真实的共同体,所以,要消除把人束缚于地域局限性和狭隘性的空间关系,必须和消灭虚幻共同体同步进行。没有虚幻共同体和共同体对人压迫的消灭,就不会有和谐的空间生存关系。随着对城乡关系、虚幻共同体的消灭,社会空间关系不再成为奴役、控制人的对象,并将真正成为属人的关系。马恩认为,没有共同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同上,第119 ) 马克思的共同体与人的解放始终联系在一起,扬弃虚幻共同体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共同利益。真正的共同体就是对虚假共同体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同时,马恩认为,单个人是有“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的,只有在全球化语境中,才能克服单个人所具有的片面性、地域局限性和狭隘性,也才能实现人的全面性、开放性和完善性。

从对《形态》文本的解读可以看出,空间正义是马恩在共同创立新唯物主义过程中基于对城乡二元对立、虚幻共同体和资本全球化深刻反思基础上,对资本扩张本性和城乡失衡的批判性分析,是对解决资本全球化、城乡分离和共同体利益对立中造成的发展不公正性问题所做出的正义性回应,也是马恩进行正义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取得了原创性的成果。

《形态》是马克思科学的空间正义思想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具有承前启后的理论效应。从马克思空间正义理论的逻辑演进来看,在1845 年之前,立足理性主义和人本学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恩格斯在《乌培河谷的来信》、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在捍卫劳苦大众利益中隐含着不同空间身份的人实现利益公正的思想; 1845 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恩展开了城市化、城乡关系和资本全球化的实证批判研究,开启了科学的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历程; 继之,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确立了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空间正义向度; 晚年,马恩面对资本主义新变化和人类学研究新成果,聚焦全球城市化、工业化对东方民族的后效应,确立批判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正义向度,马克思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新世界观最终得到完善。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国内有关空间正义的研究情况来看,《形态》中的空间正义的思想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回到“当年马克思”,重新发掘其理论生成的文本根据,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空间正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并能进一步厘清马克思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后来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空间正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来源:《哲学研究》2016年第4

网络编辑:保罗

发布时间:2016-11-07 19:3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