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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延庭:非洲去西方化转型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探索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非洲政治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非洲实现民族解放和经济独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在冷战后遭遇了挫折,社会主义并没有从此与非洲绝缘。当前非洲的各类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探索,正是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价值在现阶段的发展和表现。社会主义元素在非洲发展中重新迸发活力,为充分诠释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发展的光明前景,提供了具象化的非洲案例。

一、社会主义探索在非洲重现活力的表现

在相关政党执政理念或社会活跃度变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与非洲政治经济发展呈现加速融合态势,为推动非洲实现转型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制度探索动力。

(一)社会主义探索构筑部分执政党改革的基础

这类政党基本上是带领非洲国家独立、且经历过冷战后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冲击、至今仍然执政的非洲政坛明星政党,具体可以细分为两大类。

第一,从曾经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寻找改革突破口的执政党。尽管在冷战结束后,这些政党面对“华盛顿共识”的绞杀,在文字表述上暂时中止了社会主义实践,但支撑其治国理政的底层逻辑依然带有显著的社会主义特征。相较于当前非洲一般的选举型政党,这些执政党具有多重优势:其一,拥有较为完备的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组织建设相对完备,基本可以实现对国内各地与各行业的全方位覆盖,在民众中拥有较高的政治威望;其二,高度重视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在对外合作中强调,坚持公有制、掌控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部门或行业,对于国家的稳定发展不可或缺;其三,构建了以党为核心的民主政治体系,党的广泛代表性与党内的监督与决策机制相辅相成,保证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渠道畅通,维护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益。这些政党近年来着眼于继续扩大上述优势,增强自身的时代适应性,推动国家发展提质增效。2015年以来,在约翰·马古富力(John Magufuli)的带领下,坦桑尼亚革命党(Chama cha Mapinduzi, 以下简称革命党)以尼雷尔(Julius K. Nyerere)、乌贾马(Ujamaa)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引领,打出了一套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经济改革、国家统一的组合拳,不仅消除了党在群众中遭遇的信任赤字,而且于2020年带领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提前5年实现了既定的发展目标,创造了东非的发展奇迹。2017年,若昂·洛伦索(João Lourenço)当选总统后,以内图(António Neto)执政时期建设马列主义政党的若干举措为依托,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 以下简称“安人运”)内部大力清理特权阶层,扩大普通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参政议政的空间,同时积极追讨因腐败而流失海外的国有资产,并加大引领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Sonagal)的利润反哺民生工程建设的力度。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nte de Libertação Moçambique, 以下简称“莫解阵”)在菲利佩·纽西(Filipe Nyusi)的领导下,自2014年以来不断借鉴萨莫拉(Samora Machel)、尼雷尔依托政党建设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经验,巩固党内团结,强化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引领,以此作为提升政绩以应对反对党政治攻势的基本着力点。2018年以来,以埃默森·姆南加古瓦(Emmerson Mnangagwa)为核心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 以下简称“津民盟”)吸取穆加贝(Robert Mugabe)以土地改革为依托的社会主义探索的经验,提出了继续合理深化土改,重塑本国人民在对外合作中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新经济秩序(New Economic Order),带领全国加快摆脱经济发展困境的步伐。

第二,此前没有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但愈发重视社会主义价值的左翼执政党。这类政党在其执掌的非洲国家政治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与第一类政党大体相同,区别在于这类政党的意识形态以民族主义为主。当前,在这些政党中,越来越多的党内有识之士认识到,应以借鉴社会主义实践实施改革作为破解组织建设与国家发展僵局的支点。例如,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outh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zation, 以下简称“人组党”)长期坚持民族主义,然而,面对当下纳米比亚日益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人组党内部要求借鉴社会主义的呼声持续高涨,全党施政的重点已转变为遏制私有化的过度膨胀,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在2018年全党特别会议上,党内提出的建设“纳米比亚特色社会主义”提案,反映了全党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又如,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以下简称“非国大”)原本将民族主义作为建设新南非的中心,但面对近年来国内社会加剧撕裂的危机,全党逐渐认同执政同盟中南非共产党的纲领,顺应时代呼声,将坚定支持土地改革、限制白人垄断资本、提前预防黑人垄断资本出现、国有化南非储备银行等举措作为施政焦点。几内亚与佛得角独立党(Partido Africano da Independência da Guiné e Cabo Verde, 以下简称“几佛党”)领袖阿米卡尔·卡布拉尔(Amílcar Cabral)虽深受马列主义影响,仍强调党的基础是民族主义。进入21世纪以来,几内亚比绍政变频发,几佛党自2014年八大后,积极借鉴卡布拉尔在马列主义影响下的探索成就,一方面统一党内思想,抵制自由化干扰;另一方面强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与调控,提升公有制经济的占比,增强国家发展保障民生福祉的能力。

(二)社会主义探索增强部分非执政党的社会影响力

认同社会主义理念的各个非执政党,近年来在非洲各国政治中的活跃性显著增强,社会认可程度和民众支持率稳步提升。

第一,老牌非执政党的政治地位日渐上升。

南非共产党是非洲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主义政党之一,也是南非左翼政治力量中的典型代表。在近年来南非愈演愈烈的社会危机中,南非共产党积极投身于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权益的斗争,社会支持率持续走高。南非共产党与非国大、南非工会大会(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形成的三方执政联盟,成为推动执政党重视社会主义的中心力量。与南非共产党联系密切的莱索托共产党和斯威士兰共产党,分别在推动以限制两国王室权力为中心议题的政治民主化、经济普惠化的改革进程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也是推动两国与南非实现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力量。苏丹共产党是非洲阿拉伯国家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左翼力量,以推动苏丹实现全面的政治民主化和真正的经济独立为奋斗目标。特别是在2019年巴希尔(Omar Hasan Ahmad Al-Bashir)总统被军事政变推翻,以及2021年年底军方终止与临时政府的交权协议后,苏丹共产党积极发动民众举行民主示威,成为保护民权的重要领导力量。阿尔及利亚民主与社会主义党(Parti Algérien pour la Démocratie et le Socialisme, 以下简称“民社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对该国大城市中的低收入群,特别是手工业者、青年学生有着较强的号召力。无论是在2010年~2011年保卫阿尔及利亚免受“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的侵袭,还是在2019年大力化解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总统辞职后引发的国内政治危机,民社党都积极推动执政者与民众开展对话协商,奠定了其后若干改革措施出台的基础,有效维护了国家的和平与全社会的团结。加纳人民大会党(Convention Peoples' Party, 以下简称“人大党”)为非洲社会主义先驱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创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后因政变丧失执政地位。近年来,人大党明确提出将重新赢得执政地位作为奋斗目标,把复兴恩克鲁玛思想作为从发展困局中拯救加纳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并且在青年、妇女群体中赢得较高声誉,得票率在连续多届议会选举中位居前三。此外,旨在促进工人阶级团结互助的加纳社会主义论坛,于2021年9月改组为加纳社会主义运动(Socialist Movement of Ghana),为包括人大党在内的左翼政党的交流与联合提供了必要的框架机制。争取发展与革新全国同盟(Union National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et le Renouveau)为乍得最大的非执政党,主张在推动全民共享政治权利和经济发展红利的基础上,实现民主与社会主义,奠定国家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基础。

第二,新成立的共产党彰显社会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不少非洲国家一度严格禁止本国成立共产党。但2010年后,多个非洲国家相继出现新成立的共产党,标志着马列主义开始重新受到非洲重视。2014年,纳米比亚共产党正式成立,主张捍卫矿业工人权益,并积极支持人组党开展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探索,为纳米比亚左翼政党联盟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南苏丹于2011年正式脱离苏丹而独立,是非洲最年轻的主权国家,苏丹共产党原在南方各州的支部合并组建成南苏丹共产党。尽管南北苏丹分立,南苏丹共产党与苏丹共产党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基本政治主张与后者一致,一方面积极呼吁两国尽快结束因石油收益分配、阿卜耶伊(Abyei)地区归属权而产生的分歧与冲突;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国内努尔族、丁卡族实现全面政治和解,支持联合国解决南苏丹安全局势相关决议和行动,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在长期被西方视为东非发展样板的肯尼亚,2017年成立的肯尼亚共产党聚焦该国的私有化问题,指出公共财富的私有化是引发国家政局周期性动荡的根源,但无论是2010年政改后颁布的新《宪法》,还是当前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实现和解的“建桥倡议”(Bridge Building Initiative),都没有触及叫停私有化改革的实质性问题。为此,肯共将推动实现土地国有化作为参加2022年大选的首要议题,引领了肯尼亚左翼政治力量的呼声。

(三)社会主义探索强化了非洲与国际左翼力量的团结

社会主义之于非洲发展的意义,还在于为非洲的相关政党与国际左翼力量强化交流合作搭建了必要的桥梁。

第一,在国际多边交流方面,非洲相关政党普遍参加左翼政党联盟。目前,非洲的各个马列主义政党,都是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成员。在此机制框架下,各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兄弟政党通力合作,积极支持会议批判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指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催生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根源,重申生产资料公有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对于推进世界治理的必要性。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非洲各党在此机制下积极发声,指责西方借疫情谋求地缘政治利益,并且在2021年年底召开的特别(线上)会议上达成联合行动声明,提出妥善解决难民问题、团结抗击疫情、保护生态环境、加强工人阶级对世界治理的贡献等议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夯实了基础。与此同时,非洲其他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各个政党,基本都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认同民主社会主义。除了前文提到的相关政党之外,主要还包括肯布基纳法索人民进步运动(MPP)、摩洛哥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USFP)、多哥非洲人民民主大会(CDPA)、塞内加尔社会党(PS)、喀麦隆社会民主阵线(SDF)、尼日尔民主与社会主义党(PNDS)、马里非洲统一与正义党(ADEMA)、加蓬进步党(PGP)、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力量阵线(ASF)、中非人民解放运动(MLPC)、毛里塔尼亚民主力量大会(RFD)、刚果(金)民主与社会进步联盟(UDPS)、突尼斯劳动与自由民主论坛(FDTL)、吉布提民主革新与发展运动(MRD)、西撒哈拉波利萨利奥阵线(PF)、冈比亚联合民主党(UDP)、赤道几内亚社会民主联盟(CPDS)等。2017年社会党国际机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下设区域委员会的职能,促使上述各党依托非洲委员会(Africa Committee)建立起固定的对话机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如何破解非洲公共医疗体系建设面临的资金障碍成为各党对话的焦点。2021年6月,非洲委员会举行年度会议,聚焦疫情下的非洲民主与安全,强调只有实质性扭转现实发展权益在国家和阶层间分配的严重失衡,才能真正在非洲实现包容性发展。

第二,在国际双边交流领域,非洲各党积极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对话,以部分非洲执政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为典型代表。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而且始终是非洲民族解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坚定支持者,中非党际交往是支撑中非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石。中共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5年中非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中非党际交流合作步入发展快车道。首先,中共持续派出高级代表出席部分非洲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2016年后,由于全球经济形势波动,西方国家保守主义势力泛滥,大多数非洲国家发展困局加剧。中共派出高级代表赴非参会,是对相关政党独立探索适合非洲发展道路的充分肯定,为在新时代持续夯实中非政治互信打下了牢固的根基。其次,中共大力推动与非洲政党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近年来,中方通过举办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中共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开办非洲政党高层研修班等机制,邀请非国大、安人运、莫解阵等非洲政党代表来华交流学习,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对接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最后,非洲政党全力抵制西方对中共的无端抹黑。当前西方借助炮制疫情责任论、债务陷阱论、人权践踏论、环境破坏论等所谓“论据”,大肆诋毁中共治国理政成就和中非关系,面对这些挑衅,人组党、革命党、津民盟等非洲政党怒斥西方谎言,在中国决胜脱贫攻坚、中共建党百年、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等重大历史时刻积极发声,盛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于全世界的借鉴意义。

二、非洲重新重视社会主义价值的原因

非洲重新探索社会主义之于推进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意义,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一)资本主义与非洲发展客观规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

由于殖民统治的原因,独立前的非洲各国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现代民族融合的过程,因此并不适合机械套用西方的发展理念、道路、模式。非洲与西方之间的客观差异,是推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倾向于社会主义探索的内在原因。

在政治层面,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不利于非洲国家的族群融合。由于殖民入侵扰乱了非洲族群的自然融合进程,支撑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发展的基础仍然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各个族群,与主权国家相适应的现代民族并未完全成型。如果贸然引入西式民主,实则为族群政治泛滥行了便利,与非洲国家推动族群融合的初衷背道而驰。为此,无论是泛非主义,还是非洲各国的民族主义,都强调依托各个族群间的团结互助,建立起超越族群差异的政治权威。社会主义推崇的集体协作、团结互助等政治理念,契合非洲领导人的诉求,是非洲国家维持政治稳定的保障。

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制约非洲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大多仍过度依赖对前殖民宗主国的原料出口,实质上并未改变在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原料产地的角色。在剪刀差、技术壁垒、金融垄断等新殖民主义手段的夹击下,非洲如果不另起炉灶,则无望彻底摆脱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中心-边缘”关系模式。通过引入社会主义要素,非洲国家与西方“脱钩”后,不仅没有断绝经济来源,而且依托公有制经济、国家宏观调控、按劳分配等制度,逐步拔除了根深蒂固的殖民地经济,让本国人民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夯实了实现经济独立的物质基础。

在文化层面,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非洲传统的集体意识相左。集体主义、大家庭等传统观念,在非洲社会根深蒂固,本质是原始社会公有制在思想领域的投射。在近代黑人启蒙运动中,无论是哲学中对“黑人性(Négritude)”的强调,还是政治中对“非洲中心”的推崇,皆是对集体意识的呼应。因此,资本主义鼓吹的个人解放、自由意志、否定权威等理念,与非洲的传统文化之间,明显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相较之下,社会主义推崇的同工同酬、合作共赢、共同富裕等原则,更容易被非洲社会接受,有助于将民众的传统价值观转化为适应非洲国家发展建设的社会集体意识。

综上来看,尼雷尔关于“非洲天然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优先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时至今日,老一辈非洲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论述并未过时,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仍面临上述三方面的挑战。社会主义之于非洲民族主义的重要意义,依然是推动非洲国家重新发掘社会主义价值的底层逻辑支撑。

(二)新自由主义改革失利激化非洲与西方的矛盾

冷战结束后,西方以“胡萝卜+大棒”政策强行向非洲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药方”,以承诺“帮助”非洲摆脱发展困局的形式登场,却以加剧非洲治理失序的结局走向尾声。“华盛顿共识”在非洲逐步跌落神坛,是促使非洲国家重拾社会主义的催化剂。

从政治演进来看,多党选举是诱发非洲政治不稳定的罪魁祸首。随着大批民族主义政党被西式民主拉下政治舞台,权力真空下横行的选票政治加速非洲社会的撕裂。一方面,族群政治沉渣泛起,引发社会横向断裂。新成立的选举型政党普遍缺乏系统的指导思想和完备的组织建设,主要依靠族群认同来争夺选票。定期举行的多党选举,实系加速国家政治裂解为以族群为基本单元的无序竞争。另一方面,精英寡头强势崛起,加剧社会横向断裂。上述政党的主要活动范围为中心城市,推举的候选人普遍是金融寡头、大企业家、网红达人等富裕群体。多党选举实质上是这个既得利益群体中的不同成员轮流坐庄,广大人民特别是乡村人民参政的途径被彻底堵死。从1991年主张非洲社会主义的联合民族党(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下台后,赞比亚陷入周期性选举危机,到主张学习中国经验的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解散后,埃塞俄比亚于2020年年底爆发内战,可以看出,西式民主裹挟下的政治碎片化,无疑是非洲政治稳定的巨大威胁。

从经济发展来看,自由化和私有化加剧非洲财富的外流。西方提出的《结构调整计划》(SAP),实则是一方面让非洲人民在私有化中放弃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另一方面让西方垄断资本借自由化抄底非洲财富。接受这些药方后不到十年,非洲相关国家在近半个世纪积攒起的人民集体财富基本流失殆尽。以刚果(布)为例,劳动党(Parti congolais du Travail)实施国有石油公司(Société Nationale des Pétroles du Congo)的改制后,埃尔夫·阿奎坦(Elf Aquitaine)、道达尔(Total)、埃克森美孚(Exon Mobil)、雪佛龙(Chevron)等西方石油巨头迅速成为当地油气开发权的实际掌控者。与此同时,西方通过与非洲签署合作协定,进一步强化和固化对非洲的经济剥削。从欧洲联盟的四个《洛美协定》(Lomé Convention)与《科托努协定》(Cotonou Agreement),到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表面上是西方用最惠国待遇吸引非洲国家开放国门,实则重新将非洲推向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食物链底层。冷战结束后,非洲虽然多年维持5%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速,但在西方垄断资本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非洲人民却并未真正享受到实际的发展红利。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非洲获得投资减少的同时,财富却加速外流西方,沦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的场所。迄今为止,非洲不仅没有一个国家完全跨过工业化门槛,而且依然是全球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国家数量最多、贫困总人口最多的地区。新冠肺炎疫情下,虽然美国2021年提出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议(B3W)”和欧盟打造的“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竭力渲染“助力”非洲复苏,但掩盖不了两者本质上只是西方国家企图继续把控非洲经济命脉的幌子。

在安全形势上,新干涉主义是践踏非洲和平的毒瘤。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不惜牺牲非洲的安全利益,对不接受“华盛顿共识”的非洲国家采取了严酷的绞杀措施。从确保实现卢旺达的“选举民主”而煽动大屠杀,到孤立因土地改革“践踏经济自由”的津巴布韦;从制裁在达尔富尔实施“种族灭绝”的苏丹,到发动颜色革命颠覆突尼斯、埃及的“独裁者”;从借口“人权高于主权”武装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暴政”,到在非洲之角、萨赫勒地带借反恐肆意轰炸民用目标,非洲当前存在的所有武装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都与西方霸权主义肆意插手非洲国家内政有着直接的关联。当前,非洲面临最紧迫的安全危机是恐怖主义的肆虐和蔓延,马里北部、乍得湖沿岸等地之所以会沦为全球恐袭风险最高地区,祸根仍在于被西方搞垮了的利比亚、索马里等国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客观上成为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从中东渗透进非洲的通道。此外,西方给非洲带来的安全赤字也加剧了非洲居民的民生困境,越来越多难以维持生计的民众铤而走险,或者成为活跃在几内亚湾、亚丁湾上的海盗,或者加入各类极端主义组织,令非洲安全愈发滑向无解。

新自由主义加剧了非洲治理失序,这从实证角度证明,“华盛顿共识”与非洲发展道路的结合,只是西方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强行催生的产物,是西方在冷战后初期的世界多极秩序中一家独大的反映。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自身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西方,对非洲的“管控”日益减弱。在此形势下,“华盛顿共识”既背离非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无法兑现发展承诺,必然被非洲国家逐步抛弃,这是非洲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失序加剧非洲对西方范式的信任危机

全球各国休戚与共,正日益形成命运共同体,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加强各国间的务实合作。但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却成为制约国际合作的最大障碍。作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当前成为西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泛滥的最大受害者。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非洲难以依靠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弥合“免疫鸿沟”。提升疫苗接种率是国际社会的抗疫共识,非盟力争在2022年实现非洲民众的疫苗接种率达到60%,这是非盟制定的非洲疫后复兴计划的关键。但实际情况是,截至2021年年底,非洲第一针疫苗的接种率不到6%,没有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真正启动了全民接种计划,非盟几乎没有可能如期实现普惠、公平的免疫计划。西方国家在疫苗生产与分配上的作梗,是导致非洲成为全球免疫链条上最薄弱一环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疫苗的生产问题上,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西方国家不可能在生物医药技术方面让利于非洲。疫情发生以来,西方国家虽满口承诺加强对非洲的双边医疗援助,并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但大多口惠而实不至。疫情虽已持续两年多,阿斯利康(AstraZeneca)、辉瑞(Pfizer)等西方医药巨头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却裹足不前,致使非洲至今未能实现通过本土化生产降低疫苗成本的目标,仍然需要到国际市场排队高价抢购。与此同时,西方主要国家一直拖延到2021年中才开始缓慢兑现对世卫组织的疫苗捐赠承诺,且优先拿出国内不需要的临期疫苗,导致一些非洲国家虽然等来了免费疫苗,但实际上无法给民众实施有效接种。另一方面,在疫苗的分配问题上,资本的垄断性催生了西方的疫苗霸权主义。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拥有资金、技术优势的西方国家不仅没有把疫苗当作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反而将其打造成为一种趁机谋取地缘政治利益的工具。自2020年下半年来,西方国家变本加厉地囤积疫苗,其中仅有3.3亿人口的美国就囤积了超过26亿支疫苗,是全球疫苗的最大囤积国。囤积引发的国际市场疫苗短缺,客观上加剧了非洲对西方国家的依赖,造就西方霸权主义插手非洲内政的新契机。无论从2021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虚拟访问”非洲时的焦点,还是从“非洲-法国新型峰会”的议题来看,决定西方是否给予疫苗援助的核心变量并非当地疫情,而是非洲国家对待“华盛顿共识”的态度。西方在疫苗分配上的政治操弄,严重践踏非洲国家分享国际公共产品的合法权益,阻碍抗疫工作的正常开展。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非洲难以依靠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捍卫“气候正义”。非洲是当前全球遭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典型的地区之一。一方面,非洲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只占全世界的2%~3%左右,是全球最接近碳中和目标的地区;另一方面,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气候韧性最弱,干旱、飓风、沙漠蝗灾等气候灾难直接和间接波及近千万人口,引发全球最大规模的气候难民。西方国家的气候霸权进一步加剧了非洲在应对气候变化时低“贡献率”与高“受害度”之间严重失衡的矛盾。其一,西方国家消极应对气候融资承诺。2012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坎昆协议》规定发达国家每年提供2000亿美元气候融资,支持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气候适应,但该协议实际执行度堪忧。在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COP26)上,非盟轮值主席国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Félix-Antoine Tshisekedi)指责西方国家爽约,导致非洲每年的气候融资缺口高达270亿美元,无力实施有效的气候适应。其二,西方国家大肆炮制绿色保护主义。2021年3月,欧盟正式通过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以倒逼碳减排为名,对“非绿色”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受技术和成本等因素的限制,非洲当前多项对欧出口商品因不符合“低碳”标准而面临被征税的风险,因此非洲舆论批评欧盟此举将是欧非贸易战的导火索。此外,美国目前也在酝酿对进口货物征收碳边境税,碳壁垒正在成为西方盘剥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全新利器。其三,西方国家埋下去工业化的气候陷阱。非洲大多数国家当前正处于迈过工业化门槛的关键时期,仍主要依靠传统化石燃料满足能源需求。西方国家作为温室气体的最主要排放者,却处心积虑地向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甩锅碳减排义务,实质是企图通过能源结构强行转型,抵消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成本优势。受此影响,工业化成果本就有限的非洲,极有可能受制于技术短缺和成本激增,最终完全走向去工业化,从而彻底沦为西方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免疫鸿沟的扩大与气候正义的缺失,正是非洲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边缘化地位的真实写照。因此,只有彻底摆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束缚,非洲才能在真正的国际公平与正义的基础上,探索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的非洲方案。

三、社会主义在非洲全面复兴面临的挑战

如要推动社会主义在非洲再度迎来发展高潮,则必须全面审视当前非洲的社会主义探索面临的挑战,并以此为基础,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

(一)社会主义探索的实践者具有多重局限性

从微观角度来看,作为在非洲推动社会主义探索的生力军,相关政党在自身的发展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局限性。因此,它们能否最终成长为带领非洲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力量,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上的不确定性。

其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占比偏低。在非洲认同社会主义或者实施社会主义探索的政党中,绝大多数都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认可所谓超越阶级利益的民主社会主义,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成员只有不到十个,且目前没有一个马列主义政党是执政党。这实际上是非洲当前正处于意识形态过渡期的体现。在西方的政治经济影响并未全面消退,冷战后新自由主义改革创造的政治经济体制框架尚未被全面抛弃的影响下,除共产党外的其他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虽然在施政上愈发回归或者偏向社会主义,但鲜有公开宣称以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更难奢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在当前中美博弈加剧的态势下,非洲相关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表态更为谨慎,以备政治回旋空间。但从社会主义的内在演进逻辑来看,如果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则非洲各政党的探索将难以避免盲目性、碎片化的弊端,无法真正走出一条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其二,各党的无产阶级属性偏弱。如前所述,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有限,族群认同而非阶级分化是左右非洲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首要变量。在把社会主义作为实现民族主义最有效手段的非洲语境下,相关政党在实践上仍然依靠族群的政治化来推动社会主义探索。对于执政党或者活动范围较广的在野党而言,为增强其权威的合法性,通常会聚合且平衡本国所有族群的政治诉求,将自身打造成为全民党,比如修改指导思想后的安人运、莫解阵;对于新成立或者规模较小的政党,则通常会以某些弱势或边缘化族群为基础,依托其维权或抗争诉求,作为本党参政的切入点,即便是共产党也不例外,比如新成立的肯尼亚共产党的成员,主要来自东部各郡的米基肯达族(Mijikenda)、康巴族(Kamba)。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上述非洲政党都是族群政党的不同表现。由于阶级属性弱化,这些政党的社会主义探索缺失明确的实践主体与服务对象,而更多表现为族群间以及族群内部不同利益群体间的政治妥协。

其三,参选是各党参政的唯一途径。受所谓西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非洲各国目前均对多党选举作出了宪制性规定,在不修宪的前提下,基本不存在通过领导和发动群众运动上台执政的基础。鉴于参选是目前非洲政党登上政治舞台的必由之路,相关政党无法回避为生存而接受政治纲领折中化的问题。执政党出于其全民党的性质,需要通过在左翼和右翼间保持大体平衡来获取选票。例如,为回应南非反对党指责土改、打击垄断资本等政策“极左”,非国大也在一定程度上采纳民主联盟(DA)等右翼政党的政见,支持通过发展私营经济来解决就业,以维护自身中间偏左的政治形象。反对党特别是规模相对有限的政党,往往需要与持其他政见的党派组建竞选联盟。尤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而言,这种政治妥协不免会带来伯恩施坦主义的困境。例如,作为在非洲参政程度最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南非共产党通过与非国大结盟,本党成员以非国大党员身份参选的方式参与组阁。非国大为争取选票而采取的部分右翼措施,与南非共产党的宗旨根本相左,实质上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南非发展的弱化。

(二)社会主义探索引领非洲发展的功效需进一步凸显

从宏观角度来看,非洲相关政党和国家目前尚未从理论和战略的高度,对自身发展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科学系统的论述。如果当前探索中的自发性、盲目性、功利性、分散性等弊端得不到克服,则社会主义在非洲全面复兴依然任重而道远。

第一,对于冷战结束前非洲的社会主义探索,非洲相关政党仍缺少辩证的认知。截至目前,非洲对自身发展特征与社会主义对接的理论剖析,仍主要停留在尼雷尔、桑戈尔、卡翁达等先驱的论述上,并没有结合非洲当前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形成有关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全新理论突破。反映在现实层面,非洲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探索集中体现在相关政党通过直接借用或复兴前人的思想或政策,替代失效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但从演进逻辑上来看,这种直接的拿来主义只是一种单纯的简单重复,而非具有革命性的进步。前人有益的探索在当前固然仍旧有效,但前人探索有局限性甚至出现失误,因循守旧会成为制约发展的障碍。因此,如果不能有效回答先前的非洲社会主义实践在冷战结束后陷入低谷的真正原因,则非洲当前的社会主义探索恐难以彻底突破先前模式的历史局限性。尤其是马里非洲团结与正义党、布基纳法索人民进步运动这两个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执政成员党分别于2021年5月和2022年1月被军事政变推翻,非国大与南非共产党执政联盟面对2021年7月的全国骚乱束手无策,这些事件再次凸显了非洲需给社会主义探索注入新动能,尽快弥补治理能力赤字的紧迫性。

第二,对于当前探索的目标是否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制度,非洲相关国家并没有清晰的规划。非洲逐步放弃新自由主义政策固然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的反映,但结合非洲的具体语境来看,目前的变化是否标志着社会主义已经在非洲全面复兴,仍然有待继续观察。冷战结束后,非洲的改革就开始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各国制定的近期和中期规划中对制度基础的描述普遍较为模糊。非洲相关国家之前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原有社会主义探索遭遇困难,而如今重新重视社会主义则是为寻求现成的解决方案,替代逐步失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两个阶段变化的动因和方法大致相同。社会主义虽然从长远上看更符合非洲发展的特点,但如果不依靠科学的理论指导、无产阶级的实践、明确的制度保障,单纯沿袭前人的探索难以在可预见时期内实现从量变到质变。倘若未来再度遇到前人探索的困境,实用主义左右下的非洲是否又会转向新自由主义或西方炮制的其他范式,亦或是走向国家主义,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只有彻底打破这种循环往复,非洲各国开展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探索,才能真正厘清思路、明确方向,为推动社会主义制度重新落地非洲进行必要的实践准备。

第三,对于现阶段社会主义与泛非主义的关系,非洲各国目前尚缺乏强有力的共识。随着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在非洲的蔓延,社会主义之于实现泛非主义目标的意义,一度被非洲社会各界所淡忘。虽然当前一些非洲国家和政党开始重新发掘社会主义的价值,但对于由54个国家构成的非洲大陆而言,力量相对有限。在不少非洲国家当前对是否完全抛弃新自由主义持观望态度的形势下,社会主义能否重新赋能非洲一体化,仍然面临着若干现实的障碍。在非洲一体化的顶层设计层面,非洲缺少推动社会主义探索的自主多边合作机制。前文所述的社会主义国际交流机制固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非盟主导下的非洲自主多边合作机制并无直接关联,因此并不能直接影响所有非洲国家。相关非洲国家与政党至今没有在非盟或次区域组织框架下成立类似于拉丁美洲圣保罗论坛之类的机制,或在领导人峰会上提出相关的议题,不仅难以进一步强化以社会主义探索为基础的非洲相关国家间的直接合作,而且也无法为其他非洲国家提炼出可供借鉴和推广的社会主义改革方案或举措。受此影响,社会主义探索尚未能对非洲一体化提质增效发挥有效的推动作用。在非洲一体化的实践层面,开展社会主义探索的非洲国家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合作关系亟待建立。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是当前非洲推动一体化的头号工程,但在如何定义生产要素无障碍流通方面,率先强化公有制改革的非洲国家与其余尚在观望的国家存在现实利益冲突。例如,马古富力改革自2017年引发东非两大经济体间贸易战,坦桑尼亚指责肯尼亚的“剪刀差”经济剥削,而肯方则谴责不断壮大的坦桑国有化改革和公有制经济“违背”自由竞争原则。两国交恶导致东非共同市场建设受阻,而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出现在非洲其他地区。如何使一国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成功嵌入并最终引领区域发展联动,仍需要努力探索。

四、结

非洲当前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探索,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多重内涵与深刻的意义。非洲范围内多个微观视角的实证案例,充分诠释了社会主义之于人类发展进步的伟大意义。诚然,上述探索目前只局限于一些非洲国家和政党,且仍面临多重挑战的制约,但随着新自由主义“普适性”与全球治理间的结构性矛盾加剧凸显,社会主义将在引领非洲加快实施发展转型,全面实现与西方范式脱钩的进程中,进一步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并最终成为所有非洲国家的共识。在新冠肺炎疫情加速西方衰落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有助于非洲充分吸取其他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有益成果。特别是在中非携手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非洲发展持续贡献的中国智慧、方案,不断赋能非洲实现自我革新的探索,为社会主义在非洲的全面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作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社会主义极有可能助推非洲的发展,实现从停滞不前到换道追赶的跨越,为泛非主义目标的最终实现提供新时代的答卷。(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非洲研究院安全研究室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年第5

发布时间:2022-07-21 16: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