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邰丽华: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局限性剖析

 

 

20世纪2030年代,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人主要是从狭义角度界定、“创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此后近百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不仅继续沿用了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解读,而且不同流派或学者关于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内涵的分歧较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不利后果非常明显。例如,从地理空间角度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既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相区别,又忽视了英、美、日等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地域对立;从时间演化角度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等不同的称谓,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存在根本差异,为所谓马克思主义错误论、过时论、消亡论等观点提供了注脚,甚至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走向衰落的“工具”;从研究立场、方法和观点角度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些观点明确持有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论鲜明,其理论观点的科学性委实有待商榷;从具体研究领域出发,如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哲学、历史学、文学和美学等方面研究,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原则,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日渐脱节,理论解释力和现实说服力十分薄弱。基于此,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内涵亟待整合与拓展,笔者尝试在本文中对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局限性一一进行剖析。

 

一、根据地理空间定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地域阻隔

从自然地理空间角度出发界定的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指西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欧马克思主义。如首次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科尔施,一直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安德森在西欧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把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均划归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认为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集中在德、法、意三个国家,而在这些国家之外,“由于不具备这个或那个条件而妨碍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出现”。[1](p.40)他甚至强调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最为典型和突出的地区位于德国西南部,因为这里是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出生地,也是卢卡奇生活和成长的地方,德国文化传统给予卢卡奇的影响远远超过他的祖国匈牙利。安德森等人坚持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地域性特点,甚至直接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门限定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直接联系在一起,因为“从地缘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集中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几个存在共产主义大党的国家”。[2](p.268)南斯拉夫学者格尔科奇科夫于20世纪80年代曾经撰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苏联东欧和中国的东方马克思主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三类。根据他的划分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特指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尔施和安德森等人相比,格尔科奇科夫定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突破了西欧或德、法、意三国的地域。但是,作为拓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项重要探讨,格尔科奇科夫的观点在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根据地理空间定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排除或否定了东方国家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同时也强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及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如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里指出,那些“当代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人物”或“老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共同坚守着马克思主义教条,他的这本小册子正是“包含了对某些教条的深恶痛绝的抵制”。因此,反对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的控告不仅是无理的,而且是徒劳和无效的”。[3](pp.5666)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同样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之外的传播不利,以及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都毫无例外地产生于政治上孤立和失望的环境之中”。[1](p.58)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安德森结合法兰克福研究所的变迁、一些代表人物的理论主张以及法国阿尔都塞、意大利葛兰西等人的不同观点,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传播和发展情况,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缺失有关,而德、法、意三国恰恰符合这一特质,于是产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空间定义。安德森的论断明确排除了“西班牙、南斯拉夫和希腊等欧洲文化的外围地区”[1](p.58)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另一方面,根据空间维度定义的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在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内部制造了隔离。如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欧马克思主义或者专门指代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三个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定义,美国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就不能归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格尔科奇科夫的定义虽然将英国和美国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阵营,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却面临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排斥的命运。事实上,作为政治意义上典型的西方国家,日本长期位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流和前沿,产生了很多有世界影响的著述、学者和流派。日本很多大学在二战后坚持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业课程,也有很多学者常年面向普通民众开办《资本论》讲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日本多家出版社陆续推出不同版本的《资本论》漫画,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作出了突出贡献。近些年来,在MEGA2编辑、整理和出版的过程中,仍然活跃着很多日本研究人员的身影。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忽视或否认日本的作用。笔者认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地理空间维度的狭义界定,简单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域性特征,有自我孤立、封闭和固化之嫌。

 

二、根据时间维度定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加剧了马克思主义虚无化的倾向

有些学者以时间的先后为顺序,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相区分。他们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创建的理论体系和学说,其诞生的标志性作品是19世纪60年代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苏联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18年的十月革命及其后70余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出现于20世纪2030年代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指“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或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甚至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有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1920年以后没有发生任何大革命高潮”。[1](p.58)这是因为,在1918年到1968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受到西欧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多次失败以及反马克思主义集权势力的影响,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失望情绪激增,逐渐放弃了改造世界的努力,转而试图去解释世界。另外,由于担心遭受纳粹德国和美国麦卡锡主义等极权势力的迫害,一些研究者不得不遁于书斋,埋头于探讨哲学、文学、艺术和美学等纯学术问题,致力于解释世界、忘记或忽略了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呈现出理论与实践脱离的态势。[4]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世界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等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思潮,也可视为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时间维度上的划分。

运用时间维度定义的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简单明了,与所谓后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等不同名目的马克思主义相比,亦存在比较清晰的时间界限。但是,这一定义仍面临概念内涵不清、外延范围不明的局限。如有学者将后马克思主义概括为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根据后马克思主义这一定义,以卢卡奇、科尔施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无法与后马克思主义进行有效区分,或者可以直接得出后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因此,采用不同名称指代同一或相近的研究对象,除了徒增理论研究的混乱与困难以外并无任何裨益。也有学者将后马克思主义专门指代拉克劳和墨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这一定义虽然突出了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贡献,却忽略了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齐泽克、哈贝马斯和詹姆逊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事实上,作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福柯等人的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取向,无论如何不能被忽视。

另外,根据时间脉络界定的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既能够支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破产的结论,同样也可以证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的观点。《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多年以来,一直有学者不遗余力地宣扬有关《资本论》的过时论、错误论和有害论,试图以此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消亡。苏东剧变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有人趁势提出“历史终结论”,宣告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失败,又一次引发了所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灭亡与否”的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亦呈现出许多新特点。伴随着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世界工人运动新阶段的到来,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有望再度统一的现状,有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和消亡已经无可挽回。甚至有观点指出,20世纪7080年代至今,着力批判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趋向没落的产物。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均已过时,已经不能解释或说明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因此,他们“力图通过解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来革新马克思主义,激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5]笔者认为,基于时间维度界定的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经后马克思主义解构、革新或激活的马克思主义,明显背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和核心要义,是马克思主义走向弱势化和虚无化的真实写照。

 

三、根据研究立场、方法或观点定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蕴

一些学者根据不同研究立场、方法或观点界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仍属于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如主要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世界兴起的专门研究马克思的生平、事业、著作和思想的所谓“马克思学”,提出了所谓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相对立、恩格斯与马克思相对立、列宁与马克思相对立甚至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等观点。他们或极力推崇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中所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竭力反对《资本论》及其科学主义的马克思;或基于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的基本事实,宣扬放弃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或否定价值规律的说法,突出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背离;或者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为例,强调列宁对马克思理论的否定或修正。马克思学的上述研究成果,在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间设置了严格界限,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其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研究立场不言自明。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大加赞赏,提出了忽略马克思的全部观点而只保留其研究方法的主张,并认为这样做不意味着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因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6](pp.47-48)卢卡奇强调马克思方法论的重要性,与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的观点相吻合,也指明了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但令笔者不解的是,如果完全如卢卡奇所言,单单保留下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而将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主张弃之不顾,那么如何应对“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的疑惑?如何辨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实质和未来发展趋势?另外,卢卡奇关于一般阶级意识与真正阶级意识的划分,呼吁唤醒真正的阶级意识并重视其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事实上为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类的精神、心理、欲望和需求等因素在人类社会产生、发展和更替中的作用埋下了伏笔。如莱博维奇的人类需要首要性理论认为,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增长的人类需要是决定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从而否定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又如,依照海尔布隆纳关于资本主义“本质”与“逻辑”的分析框架,所谓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指其根本推动力,即由财富与权利相统一的“资本积累的欲望”,这种欲望根源于资本家自我保护的动机,“是最强烈、最奔放的本能反应”。[7](p.42)总而言之,卢卡奇、莱博维奇和海尔布隆纳等人有关物化、总体性、阶级意识、人类需要的首要性、资本积累的欲望等范畴,实际上是“以较少的唯物主义为基础”,[8]其方法论的唯心主义特点无须多言。

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或理性预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罗默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和均衡分析方法,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等理论进行数学模型化构建。罗默认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及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状况共同决定了真实工资水平。他不赞同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由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观点,但也认识到如果“工资不再停留于生存资料的水平,劳动力价值也就失去了其完善的界定。所以,重建一个没有生存性工资概念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9](p.165)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罗默以放弃劳动价值论为代价论证资本主义剥削,与马克思一贯反对的分配中心主义并没有本质区别,构成了庸俗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版本。另外,霍奇森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剥削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则以市场的竞争性、均衡性及社会和谐性等假设为前提否认资本主义剥削。霍奇森试图回避上述两条研究进路,并“赋予剥削概念一种不同的实质”。[10](p.267)但是,霍奇森的努力并未成功,原因在于他对剥削概念的界定或局限于公平与平等的角度,或停留在合法与违法的层面。根据他关于契约前剥削与契约后剥削的划分不难发现,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仅存在于不同阶级之间,还存在于同一阶级内部,甚至存在于同一家庭成员之中。霍奇森的剥削理论在泛化剥削概念的同时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置于无意义的境地。

 

四、根据研究领域定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特征

除了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以及不同的研究立场、方法或观点理解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另有学者根据某些研究领域进行概念界定。其中,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比较盛行。早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化倾向就已经十分明显,因为包括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人在内的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具有哲学教育经历和学术专长。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由专业哲学家把持的局面仍然如故。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内容、主题选择、论证逻辑和话语体系等逐渐与哲学学科趋同。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研究热潮的涌现,相关成果的哲学色彩也非常浓厚。如有学者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划分为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六个类别,西方哲学流派亦可据此进行同样的划分。

除哲学化倾向以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美学、艺术甚至性别方面的研究进展也是政治经济学无法比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还很典型地率先研究文学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上层建筑的更高领域——仿佛要以灿烂的文采来补偿他们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构和基础的忽视。”[11](p.13)如文化马克思主义反对经济决定论,强调文化因素在人类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决定作用。他们将研究视角深入到民族、种族、性别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等方面,对包括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等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存在“过于强调文化因素,忽视经济分析;过于强调人的主体性,忽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对人的制约作用的内在缺陷”。[12]

有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在《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中走到了尽头,《垄断资本》的出版更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内的正统结构丢弃得差不多了”。安德森不无遗憾地称这一现象为“令人困惑地倒转”,[1](pp.6368)意指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之作的《资本论》问世后,研究者却越来越背离政治经济学传统。鲍尔斯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缺失经济学的事实,强调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文化和政治分析与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经济理论各自孤立地发展。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新本身没有延伸到经济理论上去,两种趋势中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涉及那么多的经济理论自身的建构……”[13](p.131)甚至有国外学者直接宣称,缺失了经济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14]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去经济学化”[15]是其理论活力枯竭和现实解释力萎缩的重要原因。这一现状既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又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不平衡和不平等发展等世界性难题,德波、马尔库塞、高兹等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启了生态学转向之旅。随着阿格尔、奥康纳、福斯特等学者加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迹象。研究者们围绕着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问题是否相容、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以及未来社会的替代等内容展开讨论。绝大多数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多重危机的困扰很难再持续下去。因此,为保证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辩证统一,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值得探索。如奥康纳强调,通过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联姻的方式,将自然与文化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或劳动范畴中,从而保护或重建资源、环境和社会生产条件。他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主张将国家建立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一方面实现生产关系的清晰化,消除市场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和资本主义剥削;另一方面实现生产力的清晰化,终止对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的破坏。他认为,在西方国家兴起的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城市运动等各种新社会运动,能够有效阻止资本对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的利用或滥用,因为一旦把自然看成“劳动、财产、剥削及社会斗争的历史的结果,我们的未来就越有可能是可持续的、公正的及具有社会正义性的”。[16](p.11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勇于正视社会现实,将解释世界的努力与改造世界的行动协同并举的做法值得推崇。但是,如何避免生态学社会主义陷入生态乌托邦的怪圈,如何论证生态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关系,都是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简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释和解决生态问题,以维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和目标的所谓“生态社会主义”,难掩其改良主义色彩,亦无法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特点和未来发展潮流。

国内外学界近百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受制于四种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界定,各自的局限与不足十分明显:地理空间的定义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地域阻隔;时间维度的定义加剧了马克思主义虚无论的倾向;按照研究立场、方法或观点的定义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蕴;依据某一研究领域的定义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特征。总而言之,为提升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质量,增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服力和现实影响力,亟待整合与拓宽现有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由此,笔者倡导广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替代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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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3)[M].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 []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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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炳辉.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1).

[6]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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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M].余文烈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

[12] 王雨辰,孙珮云.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及其当代效应[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8,(6).

[13] 周凡等.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4] Alan Freeman.Marxism without Marx:A Note towards a Critique[J].Capital and Class,2010,(1).

[15] 邰丽华.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现象反思[J].当代经济研究,2013,(1).

[16]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M].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0年第8

 

发布时间:2021-01-03 23: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