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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龙、李文宇:世界经济变局下中国道路的制度价值——国外左翼学者的视角

2019101213,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当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 国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就世界经济的变局、中国道路的制度属性、中国道路发展完善的可能路径,以及中国道路对世界经济的意义等问题发表了学术见解。参会的外国学者中有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大卫·科兹(David Kotz),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尤里·瓦西里耶维奇(Taranukha Yuri Vasilievich),法国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秘书长丹尼尔·塞瑞拉(Daniel Cirera),印度旁遮普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包文德尔·辛格·提瓦纳(Balwinder Singh Tiwana),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萨拉邦德(Chandrasekharan Saratchand),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前执行秘书长、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教授埃米尔·萨德(Emir Sader),芬兰社会保障中心高级研究员佩蒂·哈基宁(Pertti Honkanen),希腊马其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斯塔·马夫罗迪亚斯(Stavros D. Mavroudeas),爱尔兰国立大学经济学系荣休教授特伦斯·麦克唐纳(Terrence McDonough),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赵英男(Cho Young-Nam),韩国瑞永大学副校长李龙洲(Lee Yongyeon)以及教授金允培(Kim Yoonbae)、具伦希(Cho Hurnjin)、赵献珍(Koo Yoonhee)、金镇英(Kim Jinyoung)等。

 

一、世界经济的变局

英国脱欧、特朗普掀起“逆全球化”浪潮、民粹主义兴起,西方世界的政治生态在近些年发生了巨大变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陷入危机。对于西方世界面临的变局和危机,国外学者不仅从现象层面予以揭示,还从资本主义的制度根源解释导致这些问题和危机的根本原因。

第一,西方世界的变局是金融资本积累导致体系性危机的表现。塞瑞拉将民粹主义2 视作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和集中表现形式。他以法国为例,认为自己这代人要同时养活父母和子女两代人,但是人民的住房和医疗成本却持续上涨;失业问题也看不到改善的希望。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最终酿成政治危机,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此紧密相关。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是从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美国爆发并蔓延的,政府竟置人民贫困于不顾,用巨额资金挽救大公司。这些都对民众的政治观念产生巨大冲击,促成民粹主义的勃发。赵献珍概括指出,发生综合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富足程度下降,市场需求急剧减少。哈基宁认为,一方面,经济危机引发了西方民众对其政治价值观的信仰危机;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欧国家中左翼党派力量弱小,美国甚至没有左翼政党。这些都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赵英男指出,西方国家对“普世价值”的坚持远不如其对自身利益和经济发展的重视,而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权力平衡带来很大影响。麦克唐纳主张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认识西方世界的变化。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竞争阶段、垄断阶段和新自由主义阶段都以危机而宣告结束。资本主义的复苏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后,远不如二战后的黄金时期,与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速相伴随的是严重的贫富分化。在西方社会,这种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被戏称为全民中的“百分之一”现象,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更因全球金融危机而陷入了困境。马夫罗迪亚斯则直接地表示,过去几十年来,关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广泛传播,致使人们认为民族经济的时代结束了,一国在全球流动资本面前无力保持独立的经济政策。然而,帝国主义使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没能在各个国家之间均衡地分配,经济全球化未能兑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减小贫富差距的承诺。

第二,西方世界目前应对危机的方法治标不治本。萨拉邦德认为,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提出了替代性政策;但实际上,它们往往以不同方式延续其维护大资本利益的原有政策。美国工人并没有因特朗普的竞选承诺,摆脱越来越沉重的劳动压榨。在对外政策上,特朗普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更高的贸易赤字和更低的账户盈余,结果遭到了以中国为首的许多国家的抵制。提瓦纳说,西方世界的变局无疑始于2008,那时发生了以银行倒闭为背景的金融危机,其影响至今还没有完全消散。面对这次危机带来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经济增长滑坡等问题,发达国家试图对外转嫁国内困境。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即与此相关。经济施压、贸易摩擦,乃至军事干预和战争,都成为解决危机的手段。瓦西里耶维奇指出,由国际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产生了两组基本矛盾。一方面,资本流出母国以追求更大利润;另一方面,资本母国的政府又必须为本国公民提供就业岗位、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对利润的跨国追逐,同时造成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加剧。特朗普作为美国资本家的代表,极力反对、抵制经济全球化,试图让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然而,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特朗普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全球化趋势。科兹更倾向于用“威权右翼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来描述当前西方国家中的所谓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一词在英语国家里通常是指那些为百姓谋福利的政策。但最近涌现出的政治人物和政党,如特朗普和约翰逊,以及法、意等国家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并没有切实为百姓办实事。相反,他们将责任推脱给其他民族、种族或少数族裔头上。他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的长期停滞和不平等现象加剧,引致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众的强烈不满。这与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十分类似。那时,资本主义有向法西斯主义转变、实行罗斯福式的改革和转向社会主义三种可能的发展道路。然而在当前,向社会主义转变并不在政治议程上。因此,资本主义体系必须在工人权利、利益共享和绿色政策方面进行改革。在英美两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问题上,麦克唐纳对未来民粹主义是否继续主导两国政坛表示不确定,并主张西方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进入资本主义的新纪元,以告别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时代。

第三,当下国际经济变局中,不同国家面临不同情况,未来走势存在不确定性。萨德指出,当前英美两国都反对全球化。例如,特朗普本着“美国第一”3 的思想,认为本国国家利益更为重要,拒绝继续担任西方集团的领袖,进而导致美国与欧盟、日本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这并不代表美国会自动放弃领袖地位和对世界事务进行干涉,而是要求获取与其现有财力所能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相匹配的更多权利或好处。但在萨拉邦德看来,英国的保守党领导层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约翰逊式的民粹主义。麦克唐纳也认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政策实际都是对外推行民族主义和逆经济全球化,对内继续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英国与美国之间也存在具体区别:对移民问题的担忧而非彻底的经济保护主义,是英国脱欧的主要原因;而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却包含在其经济保护主义的主张之内。具伦希基于既得权力阶层同其反对阶层之间的矛盾指出,英国脱欧、美国出现反移民浪潮的原因在于,两国既得利益者认为这样做对其非常有利。韩国的此类矛盾冲突不如英美尖锐,但并非完全不存在。塞瑞拉提出,中国长期凭借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从全球化中获利,而金融市场和雇主对经济全球化的利用却使法国工人阶级损失惨重。法国工人权益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进步,都来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下的斗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人利益则因增加工时和延迟退休而受到极大损害;再考虑到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以私有化作为解决手段根本是杯水车薪。

 

二、中国道路的制度属性

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及其制度属性格外关注。他们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主要围绕三个关键词:经济发展、苏联模式和新自由主义。其中,经济发展是中国道路最耀眼的成就,这既与中国放弃苏联模式有关,也与中国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有关。因此,中国道路具有可被其他国家学习借鉴的普遍性。

第一,充分认可新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国外学者评价新中国70年发展成就,多从经济增长速度、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经济结构,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等方面入手。塞瑞拉和麦克唐纳表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尤其引人注目;考虑到中国经济在短短几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将其称为奇迹毫不为过。哈基宁还指出,中国并非仅仅关注经济总量和贸易数额的增长。在经历了70年发展后,除经济领域外,中国的社会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都有了长足进步,国家整体现代化水平实现了较大提升。中国试图通过政府干预克服市场自身固有的弊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萨德指出,中国人民通过革命战胜种种压迫而取得民族独立,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堪称世界历史中的壮阔图景。反观拉美国家一直以来深受美国霸权和新自由主义之害,国民经济命脉长期被外国控制,正迫切寻找出路和解决方案。而中国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较大危机,经济不断发展,人民权利也得到保障。因此,中国开辟出的新发展道路,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瓦西里耶维奇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此外,韩国既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又受美国影响较大,这种特殊性使韩国学者在比较中国的发展成就时,往往将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作为参照物。赵献珍表示,中美贸易摩擦从侧面体现中国在经历70年的发展后,国家实力有了很大提高。赵英男表示,在经济增长率、增长持续时间、人口规模和经济体总量等指标上,中国的发展让日本和韩国望尘莫及。金允培认为,新中国70年来,中国的军事力量有了质的飞跃,有力地维护了本国和地区和平。

第二,中国经济的成就源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萨拉邦德称赞中国政府扩大公共项目开支,不断提高交通通信设施建设水平,保障充足的就业率,通过一系列政府干预措施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而中国政府的积极作为是中国发展水平高于印度的主要原因。提瓦纳和萨拉邦德还认为,在改革开放前30,中国建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尤为关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在农业和农村方面的政策,这与印度自身的国情密切相关。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取得独立,但其当前的发展水平远不如中国。印度没有像中国那样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极大地影响了本国农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金镇英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流传着“社会主义最终会崩溃”的神话,但在苏联模式瓦解后,中国用自身发展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是可行的,“社会主义失败论”反而自己失败了。因此,坚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金允培也认为,在学习借鉴和坚持自我方面,中国道路实现了平衡,体现为一种开放的社会主义。而在瓦西里耶维奇看来,单从经济层面讲,中国道路在激励机制、利用市场建设社会主义和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与此同时,在政治层面,中国也确保了无产阶级政党对经济发展全过程的管理。因此,改革开放可以视为列宁新经济政策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第三,中国道路的各个发展阶段既有区别,又内在统一。多数外国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塞瑞拉和科兹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打牢了工业发展基础;如果没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期间规划建设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增长就没有客观的物质基础。前一个阶段为后一个阶段准备条件,后一个阶段则正确利用了前一个阶段积累的优势;正是二者的相互作用,才成就了今日的中国。萨拉邦德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也有少数外国学者认为,这两个时期的差异性更为重要。麦克唐纳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以1992年为界,划分为两个小时期。在改革开放前后乃至在1992年前后,中国进行资本积累的方式都是不同的。在1978年之前,中国的积累方式与苏联类似,生产主要依靠社会动员,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在1978年至1992,中国更多地效仿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模式,建设公有制主导下的市场导向型、激励型经济体制。1992年以后,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发展起来,国家对社会福利、退休金和医疗方面的干涉越来越少。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前后两个时期,中国的发展道路有着本质差别。既不能对这些阶段一概而论,而是要进行区分,以便得出更确切的结论;又不能对前后两个时期中的共性作过多的强调。麦克唐纳关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差异,有利于丰富对历史的理解;但将这些差异绝对化,反而不利于对历史的整体把握。

第四,中国道路体现了中国的特殊性,但也包含普遍性,对其他国家具有借鉴意义。提瓦纳和萨德表示,在谈论中国道路时,苏联模式是绕不开的。苏联官僚体制扼杀了经济的活力,而中国引入市场机制正是为了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萨德也认为,苏联模式的国家主义和官僚主义过分限制了市场和民间的活力,最终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不考虑苏联的失败,就不能理解中国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联模式的失败为社会主义实践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科兹指出,市场经济对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无能为力,促使人们转向社会主义运动。由二战时期美国举国动员、备战参战的事例可知,与市场经济相比,计划经济在一些关键历史时期和重大问题上更有利于解决问题。市场并非万能,而政府决策亦有其不可或缺之处。因此,中国道路有着独特优势,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借鉴。他还提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抗拒和阻挠,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整体实力对美国构成了威胁;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壮大代表着一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崛起,进而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威胁。赵英男认为,中国道路是东亚模式的中式变体,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外国投资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这主要是因为海外华人华侨群体的投资和中国巨大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所谓中国道路与东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和地区,20世纪实行的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诸多共性,如强调发展至上、实行国家主导、主张社团主义和坚持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等。关注这些共性是有益的,但由于忽略了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差异,这种观点也就忽视了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原创性,仅限于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而无法解释中国崛起对世界秩序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中国发展成就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

研究中国道路在制度层面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应避免可能产生的三点理论误区。一是将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片面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其丰富内涵狭隘化。二是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联系,仅仅将前一阶段视为后一阶段的条件,以致不能真正把握和揭示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的完整逻辑。三是忽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必须意识到,部分国外学者提到的所谓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实际上是指中国采取的措施相对于新自由主义或苏联模式的差异性,并没有上升到中国自身发展特点决定的必然性高度。而他们谈论的中国道路的普遍性,其实是某种潜在的共性,即其他国家可以与中国采取相同或类似的举措。这种认识的局限在于,没有看到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没有认识到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是代表普遍性的特殊性,进而割裂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联系,使二者出现了界限分明的对立;而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转化,就成了少数变成多数的过程。这既不能说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也不能说明中国道路的普遍性。国外学者讲的所谓中国道路,较多侧重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较少指中国实行的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此必须强调,中国道路的中国特色固然重要,但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仅仅从改革开放的角度理解中国道路,就会陷入对改革开放前30年的否定;仅仅从市场经济角度理解中国道路,又容易造成对其丰富内涵的狭隘化,乃至忽视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忽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以瓦西里耶维奇的观点为例,他从苏联解体的教训出发,认为不应仅仅关注社会底层,还应争取社会精英阶层。他从苏联解体得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支柱是中产阶级”这一结论,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党领导国家支持中产阶级。其实,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发展;增加人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与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思路截然不同。

 

三、中国道路进一步发展的路径

在过去70年里,中国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不足。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深刻变化也呼唤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未来的路怎么走,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在参与全球分工中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国外学者由此对中国道路发展完善的可能及路径提出看法。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大前提。瓦西里耶维奇谈到,部分俄罗斯人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因为很多中国青年趋于追求物质享受。为此,中国应加强对下一代青年社会主义品质的培养和教育,以避免人的异化。科兹建议中国继续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原则,朝着共产主义不断前进。他强调,改革应使普通劳动者从中获益而不是受到伤害,要以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导致社会贫富急速分化为鉴戒。赵英男提出,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问题上,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切忌迷信他国经验或模式。

第二,经济体制上正确处理国内外两个市场、经济发展动力和收入分配等结构性问题。当前,中国发展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突出,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严峻。具伦希和赵献珍建议中国加强生产领域创新,重视可持续发展。在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上,科兹认为,中国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哈基宁主张中国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积极补充公共开支。提瓦纳建议中国在兼顾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同时,注重扩大内需,深耕国内市场,让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红利惠及更多人民,从而提高人民的购买力,实现更长远的发展。提瓦纳表示,发展中国家看重中国道路带来的农业和制造业的高增长率,但中国道路仍存在不足,如不平等问题,也值得关注和重视。

第三,政治体制上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取向。大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瓦西里耶维奇鉴于苏共教训提出,中国4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问题,如显著增大的收入差距,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考验。中国应系统总结苏联剧变的经验教训,始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赵英男关注当代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举措,认为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准是法律至上,只有这样才能依靠法律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民权益;总体来看,中国的法治建设还处于较低水平。萨拉邦德建议中国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确保人民群众对企业和社区决策的参与等。

第四,在文化领域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提高国际话语权。韩国学者从韩国文化产业和教育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出发,认为韩国过去由于欧美文化的强势输入,进步主义大行其道,以致人文关怀普遍缺失,传统文化也无人问津。韩国政府为此进行了大量投入,情况才有所改善。如果较早重视这些问题,就可能避免过多资源的耗费。中国不仅要重视人文学科发展,还要警惕教育的过度市场化。麦克唐纳认为,中国目前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存在某种程度的扭曲,对其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其中的积极因素关注不足。要客观评价毛泽东及其所处的时代,从中汲取更多有益经验。对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的回溯并不会改变当前的中国道路,正是70年的丰富实践为中国决策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印度和巴西学者指出,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体系难以解释中国的巨大成就,这是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和话语霸权的良好时机,希望中国积极总结发展经验,以便其他国家更好地学习借鉴。

第五,在国际关系领域成为经济全球化秩序的维护者和倡导者。国外学者多从两个角度评价中国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即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与中国使经济全球化更具普惠性。哈基宁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积极主张,体现了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友好态度。科兹反对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作“旧殖民主义翻版”。今天的中国经济依赖于深度参与全球经济,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了中国不会也不愿控制其他国家。麦克唐纳指出,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然选择。满足人民需要和实现自主发展,是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不得不面临的两个问题。通常来说,美国等发达的经济体更倾向于自由贸易,中国等相对落后的经济体更强调独立自主,但现在的事实却完全迥异。这或许与两国所处的竞争地位有关。麦克唐纳表示,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实力反映在中国对自由贸易的坚持和重视上。在某种意义上,经济主张反映着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并非完全抽象的政治理念。因此,麦克唐纳对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转变,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丝毫不感到意外,并认为是中国发展水平接近西方的自然结果。提瓦纳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使许多国家实现互联互通,不仅将众多国家联合起来,还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萨拉邦德进一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许多国家,特别是欧亚大陆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套替代方案。塞瑞拉认为,在过去短短几年内,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时期。中国在过去更多地扮演着被发达国家“利用”的角色。发达国家通过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获利颇多;但现在,单方面“利用”中国的日子结束了,来自中国的竞争日趋激烈,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而遇到严重问题。雪上加霜的是,国际社会现在需要加强合作来解决极端贫困、气候变化和教育等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但对抗正日益取代合作,使全球治理陷入困境。全球左翼力量需要联合起来,全力以赴地开展斗争;反对抗和反压迫成为当今全球治理的关键命题。中国的发展战略或将成为解决当今全球普遍问题的重要突破。萨德认为,过去40年中国没有发生明显的经济衰退,发展潜力不可限量,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中国提倡互利互惠的新型国家关系,充分利用美国霸权衰落留下的国际公共产品空间。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从侧面反映了中国道路的成功。

上述观点虽有其合理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倡导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正是针对当今国际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弊端提出的。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说明中国方案为什么优于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而不是用中国优先取代美国优先。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舆论大力鼓噪所谓“中国威胁论”,尤其引起中国周边国家的不安。如韩国学者表示,一些国家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抉择上陷入了两难,经济上不得不靠中国,但安全问题则指望美国。而金允培谈到,中国在展现国防实力的同时,还突出了自身维护世界和平的意愿。印度和俄罗斯学者认为,作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发起国,中国应更多考虑其他国家经济自主发展的利益,否则就容易像欧洲共同体市场那样,起初看起来很美好,但结果并没有使所有国家都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科兹对中美关系发表了见解。他强调,当今世界是全球互联互通的时代,中国与美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因此,中国需要谨慎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并建议两国共同寻求从对抗走向合作的途径。对于国外学者的相关建议,中国应持审慎分析的态度,除了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还应保持定力和自主性。

 

四、中国道路对世界经济的意义

中国道路在世界经济变局中的制度潜能、中国在今后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作用成为国内外关心的议题,多位外国学者就此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中国道路改变了西方国家完全屈从于金融资本的被动角色。

萨拉邦德指出,中国公共部门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基础作用。首先,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政府的公共政策是目前中国顺利推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主要原因。特别是中国各级财政投资有助于刺激本国需求。例如,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就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公共部门在通信设施和交通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建设,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国政府还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其次,在就业方面,公共部门确保就业率更加稳定。再次,在投资和技术创新方面,公共部门也参与其中,使得发展进程更加有序和新兴技术快速发展。最后,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方面,公共部门的参与促进了区域发展再平衡。相比之下,印度政府更青睐私人部门而不是公共部门。印度抑制公共部门发挥作用,公共部门影响总需求的能力日趋减弱。其实,公共部门对资本主义的积累起着很大作用,在需求受限制的经济体中,公共部门的积极举措(包括财政政策)有助于增加总需求。萨拉邦德强调,私人部门难以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原因在于,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大量固定资本,且投资回收期较长。印度政府往往把基础设施项目交由私人企业建设运营,即那些私人控股达到51%以上的企业。很多企业在中标后,通常会再次与政府进行谈判,以便得到一个更有利的条件。此外,1991年之前,印度公共部门在改变工人就业条件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1991年之后,公共部门的重要性越来越低,在工人就业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也越来越小。

第二,中国道路积极利用市场,同时避免了新自由主义陷阱。

萨拉邦德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并不是朝着新自由主义方向前行。提瓦纳教授指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实现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开始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步融入全球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设立经济特区的方式,逐步对外开放。这些举措都对中国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中国并没有否定政府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眼下,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取得巨大进步,并成为全球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近几年来,全球GDP的增长主要源自美国和中国,且中国占比增长非常快。中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为世界上最为主要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

第三,中国道路制衡了西方金融帝国的新自由主义霸权。

塞瑞拉指出,首先,美元主导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货币危机,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对于制衡美元霸权和优化全球资源分配产生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主导下,出现了全球产业链牵引的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浪潮。在这样一种极具竞争性格局的世界,南方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被迫进行了结构性调整。但中国不仅抵挡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还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为自己争取了很多权益。其次,中国积极参与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了整个世界秩序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的探索,对于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在金融、投资等领域,中国和其合作伙伴进行了基于共赢的广泛合作。不同于西方国家主导的合作形式,中国强调不论国家大小强弱,都应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这也是多边主义在当今重新焕发活力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不仅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也向整个世界敞开大门,努力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最后,中国积极融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助推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当今中国作为一个自主开放的主权国家,主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获得了法国、英国及很多其他国家的积极响应,日益在世界舞台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姿态。

第四,中国道路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道路。

在世界政治经济环境面临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国外学者充分肯定中国道路为其他国家提供全新现代化道路选择。塞瑞拉长期研究适合法国和欧洲的发展道路,以期建设比资本主义更公正合理的社会形态。他指出,不论在历史还是当下,中国都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中国道路的发展将回答,我们如何转变思维来实现社会秩序的变革,而不是始终站在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立场上。 “走自己的路”虽不是中国的专利,但只有中国真正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塞瑞拉主张从中国与发达国家、中国与南半球发展中国家联结的角度审视中国道路。他认为,中国道路的独创性在于正确应对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数字革命和环境危机使当今世界的发展问题与20年前大为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正面临着能源、农业、气候变化等种种难题,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解决。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金融领域的开放合作,正推动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变革。例如,在气候变化、环境治理方面,中国敢于直面挑战,并在巴黎协定以及其他重要国际场合展示出坚定立场,这种表率作用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在当前塑造新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欧洲加强了与中国的紧密合作,以找到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最佳方案。萨拉邦德指出,中国道路是落后国家发展道路另辟蹊径的创举,开创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新路。中国政府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所发挥的作用,完全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而目前已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向中国学习。

 

社会主义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成就及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需要系统总结的重要课题。首先要正确认识中国道路取得的成就。新中国建设是在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农业社会基础上起步的,改革开放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则巩固和推进了这些经济成就,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新型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制度基础。中国道路冲破了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改变了落后国家作为其“守夜人”的角色,避免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陷入的新自由主义陷阱。中国道路是在苏联模式和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之外,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的新选择。形成和完善中国道路的前提是以人民为主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应对和处理好国内外的一系列困难与挑战,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满足人民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最终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当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也被称为第三届“小世马会”。2015年和2018,北京大学召开了两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第三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将于20205月于北京大学召开。每两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之间,还召开一次小型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简称“小世马会”。

2民粹主义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兴起的一种思潮和政治运动,有左右翼之分。潘维认为,英文“populism”是精英主义“elitism 的反义词,准确的翻译应为“平民主义”而非“民粹主义”。参见潘维:《“平民主义”错译成“民粹主义”,该纠正了》,《环球时报》202012,15版。

3“美国第一”“美国优先”是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提出的口号。特朗普批判美国新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原则,认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原则导致了美国的衰落。为此,特朗普政府举起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旗帜,采取了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政策。

 

(作者简介: 宋朝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文宇,北京大学历史系暨马克思主义学院大钊班学员。)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0年第 1

发布时间:2020-06-30 10: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