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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斌:南希·弗雷泽的资本主义危机新论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从欧盟的移民危机,到英国的脱欧运动,再到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日益陷入一片动荡与困顿之中。尤其是在2016,“累积的动荡似乎汇聚成了一场全面的政治霸权危机,全球各地的选民集体反抗新自由主义,威胁要把新自由主义的政党和精英赶下台,让左翼和右翼的政党和精英们支持民粹主义的替代方案”1。对此,当代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20187月通过与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的弟子拉赫尔·耶吉(Rahel Jaeggi)合作,推出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下的对话》的新著,对现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进行了批判性解析与回应。

一、“前景—背景”的方法论视域: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核心特质与系统性危机

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资本主义所衍生的议题(例如全球化、现代性、分配正义或市场经济等)再次受到广泛关注,不仅在微观视角上反映出人们生活方式中深层的结构性焦虑和功能性紊乱,而且在宏观层面上寓示着现实中资本主义社会所累积的系统性危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传人,弗雷泽与耶吉都认为,当代批判理论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及时地回应现实的发问,清晰地提出反思资本主义最好的理论方式是什么,尤其是要指出今天再次探讨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弗雷泽认为,长时间以来,理论界对于资本主义的核心特质的理解是模糊不清的,这就会直接影响到对当前面临的危机究竟是不是一场资本主义危机的确定。按照弗雷泽与耶吉的观点,资本主义不同于其他社会的核心特质在于以下四个方面:(1)所有者与生产者之间的阶级划分;(2)工资劳动的制度化、市场化和商品化;(3)资本积累的动力;(4)生产资料和社会剩余的市场配置。1正如耶吉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关于资本积累的探讨,还是对阶级划分的强调,对上述特质的揭示都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判断。这鲜明地显示出两人作为批判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是,两人的理论省思显然不是简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危机。通过与耶吉的对话,弗雷泽试图借鉴《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并将该方法改造成一种前景背景”(foreground-background/front story-back story)的理论模型。

在《资本论》的“所谓原始积累”章中,马克思专门考察了资本的原初起源,并追问生产资料是如何转变为私人财产以及如何与生产者相分离的。弗雷泽认为,马克思正是在该章中成功地揭示出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逻辑。《资本论》第一卷其实隐藏了一个从剥削(exploitation)的前台故事转向征用”(expropriation)的幕后故事的逻辑转换。弗雷泽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其实存在着两种转变。其一是从交换到生产。马克思用剩余价值向我们揭开了资本主义所谓等价交换背后的剥削世界。在这个剥削世界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是使它神秘化的形式”2。其本质是资本家采用工资的形式来支付工人必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而把剩余的部分留给自己来增加资本,以此来实现资本积累和无限增殖。这就是剩余价值学说揭开的有关剥削的故事。但是,弗雷泽感兴趣的是第二个转变,即从生产到原始积累。她认为,原始积累这一过程所展现的是一种赤裸裸的剥夺式积累”3,如果说剥削还是通过法律认可的劳动合同形式进行资本积累,那么征用则是残酷的公然掠夺,完全撕下了任何温情脉脉的平等交换的面纱。在此基础上,弗雷泽提出征用的概念。所谓征用,将没收(confiscation)和强征(conscription)融入[资本]积累之中”4。换言之,就是公开地没收和掠夺。相较于剥削而言,征用是采取除合同式自由交换以外的其他粗暴形式来实现的,即通过公然地没收劳动工具和劳动力,以及土地、动物、矿藏和能源等各类资源,甚至还包括人类本身、孩子、身体器官、性以及再生产能力等方面。被征用的能力被纳入到定义资本的价值扩张过程中。以简单的盗窃概念解释是不够的。不像资本主义崛起之前的那种掠夺,我要表达的征用是将财富引导到资本的积累中,在那里,财富与剥削交织在一起。这种重叠就构成了资本主义征用的特殊性。”5弗雷泽认为,对于资本积累而言,剥削和征用二者作为前提性条件缺一不可。但是,在这两者之中,征用更为根本,因为剥削的出现取决于征用,没有征用就没有剥削。因此,征用是整个资本主义积累的前提。这是弗雷泽论证的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弗雷泽的征用概念虽然源于原始积累,不过,原始积累在马克思那里是资本积累的最初环节。但是,弗雷泽则强调,征用是一个持续到当代的没收过程,尤其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阶段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这一点上,弗雷泽更接近于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大卫·哈维。但是,弗雷泽不同于两人及马克思的地方在于,她不仅将征用视为阶级分化的历史根源,也将其作为当代社会身份分化和种族分化的现实根源。

在弗雷泽看来,《资本论》在逻辑转换和观察视角上的两次转变给了她极大的启示:“6带领我们从我指称的前景’(在第一种情况下是交换,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剥削)转而揭示相关的背景’(首先是剥削,然后是征用)。在每种情况下,其效果都是使曾被遮蔽的东西变得明白可见。”7这就促使弗雷泽直接提出了前景背景的理论视域。她指出,区分前景背景的目的是要表达认识背景对于前景的重要性。弗雷泽与耶吉在对话之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四大核心特质如果离开了背景条件就是抽象的。只有填充它的背景条件时,四大特质才具有历史意义。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前景需要通过一个非经济背景进行拓展和补充,才能真正揭示其中的具体内涵。而弗雷泽提出这种前景背景理论模型的初衷就像耶吉所总结的那样,旨在坚持批判理论的去正统化的理论立场,也就是试图祛除苏联建立以来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一元论,“我们不希望将资本主义简化为其经济体系。我们需要的资本主义概念不应把自身局限于单一的历史动力——经济,因为它是以一种片面的、一元的方式决定了社会中的一切。相反,我们需要的资本主义概念应以某种方式来占据更微妙和动态的复杂性网络,它涵盖了社会的多个领域。经济是重要的、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要素,但不是唯一的要素,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作用的相互关系和多种方式”8。因此,弗雷泽的目标在于扩大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理解,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前景基础上延伸到对非经济背景的分析,采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探讨马克思尚未充分探索的一些问题,以构建探讨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框架。

如果说从剥削到征用的探讨更多地是在经济前景中展开,那么追问征用的产生乃至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集中爆发就需要在非经济的背景叙事中去进行。在弗雷泽那里,这种背景式分析框架主要表现为再生产、自然和政治三个维度。首先,弗雷泽意义上的再生产维度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立场上,她认为社会再生产不能仅关注劳动力的再生产,而是要关注包括人类的创造、社会化和主体化在内的各个方面,还包括对文化的创造和再创造,对人类所居住的各种主体间性的创造和再创造,即人类赖以生存和呼吸的统一性、社会意义和价值视野”9。与早期社会不同,资本主义将社会再生产与商品生产区分开来。而在女性主义的眼中,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这种区分造成的结果是彻底的性别分工,也即生产与男性相关,而再生产与女性相关。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正是这种生产性的有酬劳动与再生产的无酬劳动之间的分裂导致了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从属地位。于是,没有报酬的事实决定了再生产劳动只能依附于金钱主导的资本逻辑,甚至再生产劳动完全被归入私人领域之中,其社会重要性完全被掩盖。

其次,弗雷泽从生态主义的立场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下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区分导致了一种非人性与人性之间的断裂。自然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被人为地设立为人性的对立面,它作为一种免费的、随时可供取用的原材料来供应,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10。资本主义将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并纳入到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工业制造业以及以化肥为动力的、由利润驱动的农业之中。弗雷泽指出:“经过三个世纪的资本掠夺,再加上当前新自由主义对生态公共品剩余的攻击,积累的自然条件如今已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中心节点(central node)”11

最后,正如前述的其他资本主义的核心区分(所有者与生产者、生产者与再生产者、人与非人的自然),弗雷泽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区分也意味着原先社会领域的有效统一已经不复存在。正如艾伦·伍德(Ellen M.Wood)所言:“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使得资本的经济影响向远在其政治控制之外的地方进行辐射成为可能。”12但是,资本的扩张又总是需要领土国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支持,纵观资本主义的历史,资本的前景叙事始终依赖于领土国家的军事和组织能力。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领域中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内与国际之间存在着对立,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中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对立。在弗雷泽看来,这些对立与分歧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这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正日益透支着资本一直以来在国家和地缘政治层面所依赖的政治能力。由于这种空洞化,资本主义的政治可能性条件也成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场所和爆发点”13

二、再生产、自然与政治: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构性限度及其历史变迁

据弗雷泽的观点,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是一种周期性的、历史性的必然趋势。一方面,它表现为马克思所揭示的前景性的经济危机,并主要以具体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如利润率下降、大规模失业、繁荣萧条的周期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弗雷泽更为关注的背景性的社会性危机,包含了政治的、生态的、社会再生产的等多种破坏性危机。在现实中,这两方面的危机通常会扭结和汇聚在一起,从而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

不同于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危机的成因归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弗雷泽将其根本原因解释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化秩序所造成的前景背景的结构性矛盾。她认为,资本主义既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种经济制度,它也不是具体化的伦理生活形式,而是一种与封建主义相当的制度化社会秩序。之所以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制度化社会秩序”,是由于资本主义在制度上的区分直接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前景与社会背景之间的结构性分裂,同时也造成其特定的社会形态。具体来说,首先,剥削与征用之间的制度化区分为资本主义采取帝国主义式的掠夺以及种族压迫奠定了基础;其次,制度上经济生产社会再生产的分离本质上是一种性别上的分离,它为资本主义男权统治及其对劳动力的剥削提供了积累模式;再次,“经济政治的制度性分离使资本在摆脱政治控制的同时,充分享受到领土国家的霸权秩序所带来的好处,为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提供了基本前提;最后,“非人类的自然背景人类社会经济的前景之间的结构化分裂促使资本肆无忌惮地将自然作为积累体制的原材料来源。14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前景与其背景领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分离关系,而是表现为分离与依赖并存的复杂关系。如果离开了自然、家庭和国家,资本主义就无法有效地生产与销售,更无法获得免费的原材料与被剥削的劳动力,从而无法持续不断地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与资本的无限积累。但是,资本始终否认对背景条件的依赖,将自然、社会再生产和公共权力视为可以无限使用的免费品。总之,正是上述资本主义制度化的分离与前景背景的结构性分裂埋下了总体性危机的根源。

于是,弗雷泽的理论规划就是采用前景背景的视域,以一种综合的方式,在经济前景的基础上继续沿着再生产、自然和政治这三个背景维度,深入探讨资本主义危机及其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弗雷泽认为,包括马克思、法国调节学派在内的大多数理论都过度专注于单一的经济政治关系,而揭示资本主义危机的真相需要深入到生产再生产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等其他背景领域的各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她指出:“扩大的资本主义概念必须使生态和社会再生产同政治秩序一样成为其历史化模式的中心。我的规划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把那些被忽视的方面纳入视野中,并把它们放在资本主义历史的前沿和中心。”15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变迁,弗雷泽试图将其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商业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管理资本主义以及金融资本主义。她把资本主义的历史理解为一系列特定的积累体制,每一种体制都解决了前一种体制的危机,然后屈服于另一种体制”16。于是,资本主义危机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化秩序的固有矛盾伴随着每一个阶段,同时,每一个阶段都是随着前一阶段的危机局势的解决而产生,但它们同样也会带来新问题,资本主义的每一阶段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于是每一个问题又会被依次取代,从而形成了今天的资本主义危机。

首先,资本主义危机在迄今为止的四个阶段中的相继出现都与政治维度下的政体矛盾紧密相关。弗雷泽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矛盾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表现在一系列不同的危机现象中。最终,在每一个政体中,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都引发了不同形式的社会斗争。”1716世纪到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最初阶段,资本主义经济与领土国家只是部分地分离,在这一阶段,专制统治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国内管理商业,但是对外掠夺和长途贸易中的获益则是采取资本的价值法则”,所以此时的领土国家存在一种内部与外部的区分:国内的权利法则和国外的价值法则”。这种分裂随着统治者的负债和财政收入需求的变化,最终突破内外之分的界限,国际经营的价值逻辑开始渗透进欧洲国家内部,改变了社会的规范和秩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起源。于是,商业资本主义在19世纪被自由资本主义的新政权代替。在第二阶段,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再直接使用公共权力来监管国内的商业,相反,它们构建了独立运作的经济领域,形式上奉行契约、私有财产和市场至上,其结果是公共权力与资本的私人权力之间被完全分离。对欧洲殖民列强而言,同样存在着一个内外有别的界限,这就是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尖锐对立,欧洲列强集结军事力量,对殖民地进行大规模掠夺,来加速中心国家的资本积累。但这一体制采取的经济与政治相分离的制度化方式,一方面导致了周期性的萧条、崩溃和恐慌,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阶级冲突和反殖民斗争,到了20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多重矛盾已经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危机,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所替代。在这个新体制下,中心国家开始在国内更积极地使用公共权力,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来促进充分就业和工薪阶层的消费主义,并积极引导经济发展来弥补市场失灵,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确保私人资本得以持续积累。尽管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稳定了几十年,但随着工资上涨和核心制造业利润率的降低,资本做出新的努力,将市场力量从政治监管中彻底解放出来。同时,新左翼在全球的出现向整个国家和资本的压迫、排斥和掠夺发起挑战,促使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体制在20世纪晚期又被当前的金融资本主义取代。这种体制再次重塑了经济政治关系。它授权金融资本为了私人投资者的直接利益来约束国家和公众。由于缺乏上一个阶段的资本管制,国家只能任由国际贷款机构和债券评级机构摆布。同时,债务在金融资本主义的治理中愈发关键,资本通过债务来继续剥夺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然而,金融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已随着经济—政治的失衡走向新的危机:不光是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还有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等所带来的政治霸权危机。18

其次,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的失衡所致。弗雷泽声称,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一直忽略了再生产劳动的系统性作用,认为他们的性别歧视使其对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的认识过于狭隘。她认为,在早期商业资本主义阶段,商业行为虽然远离家庭及其社会关系网络,但是政治权利却可以无视家庭、社区等前资本主义社会纽带,粗暴地掠夺农民、奴役非洲人、剥夺土著人民。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在世界市场的扩张,对边缘社会的掠夺愈演愈烈。但是,此时大都市的情况发生了剧变。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在空间上彼此构成了截然不同的领域,工厂。其结果是,资本家强迫已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包括妇女和儿童)从事艰苦、低薪和不安全的工作。这种资本形式全面破坏了工人维持家庭和补充劳动力的社会条件。而自由主义政权则创造了一种新的关于家庭妇女的资产阶级想象,它的核心是性别差异的加剧,而代价则是剥夺了绝大多数人实现这一理想所需的条件。总而言之,自由主义政权已在生产的经济需要与生产的社会要求之间造成了正面的冲突,这种安排非但没有确保稳定,反而引发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再生产斗争”19。最终,自由主义政权陷入全面的危机。继之而起的国家管理资本主义体制则试图通过福利国家的方式(将国家权力集中到再生产)来解决生产与再生产的矛盾。它标志着国家开始承担一部分社会再生产的职责。然而,国家管理资本主义并非黄金时代。它只是缓解但并未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在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固有矛盾。1960年代,随着消费主义和反福利主义的兴起,这一体制开始出现一系列社会危机——生产力危机、财政危机和合法化危机等,其结果就是金融资本主义体制将其取而代之。但金融资本主义的性别安排却将社会再生产挤压到崩溃的边缘。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不可能靠一份工资养家,于是双职工家庭大行其道,这就使得大多数人被迫将曾经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时间和精力转移到生产性劳动中;另一方面,公共服务的削减和工作时间的增加引发了一系列旨在转移社会再生产需求的策略,比如将社会再生产市场化,这些策略事实上只是利用边缘国家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来缓解中心国家工薪阶层的再生产困境,而无力去解决危机本身。

再次,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与资本积累下的社会生态体制直接相连。弗雷泽提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总是历史性地表现出来:既定经济体制与自然的历史形式之间的一系列特定的紧张关系。”20从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开始,科技革命所确立的机械论的自然观取代了早期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相接近的假设,从而彻底把自然从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的世界中驱赶出去,并把自然作为人类社会的对立面。于是,自然社会的二分法助长了野蛮的资本榨取行为。弗雷泽指出,资本对廉价自然的需求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其保障自然的能力。甚至,资本实际上从未支付其活动所产生的全部生态再生产的成本。因此,资本的利润来自生态剩余价值,而不仅仅是它从被剥削的工资劳动力中提取的剩余价值。但此时资本所蕴含的生产潜力只有在下一阶段的社会生态积累体制出现后才会显现。而这一体制在19世纪初的英国才初具雏形,并开创了向化石能源转变的世界历史。从此,化石能源为资本家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使他们能够将生产关系改造成对其有利的生产关系。在整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作为资本主义核心的化石燃料生产一直在扩张。这种扩张的必然结果就是遭到自然的强烈报复,也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但弗雷泽并未止步于生态危机,其进一步指出,生态危机是与阶级矛盾、殖民斗争相互扭结在一起的。她认为,自然的免费开发会替代人力,间接地加快了廉价劳动力的大量出现,进而加剧了农村与城市中的阶级划分,以及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成本转移,但是阶级矛盾与殖民压迫也应运而生,必然导致了自由资本主义体制的危机爆发。所以,在随后的国家管理资本主义时代,为了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竟然将自然直接纳入政治领域,使其成为国家监管的对象。在经历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环保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制机构被用来化解系统性生态危机。但弗雷泽强调,无论在生态保护方面有多么进步,国家管理资本主义对自然的调控的核心仍然是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殖民主义,即将生态外部性不成比例地转嫁给贫困的有色人种社区,同时还将环境的负荷向外围国家、殖民地转移。所以,在国家管理的体制下碳排放量不降反增。如今,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所有这些破坏自然的因素都在继续发酵,但基础有所改变。金融资本主义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生态恶化的现状,相反,通过以新自由主义的自然想象为前提的、金融化的新监管模式,将大量的资金引入排放许可碳抵消环境衍生品碳交易领域的投机行为中。而今,随着全球变暖加剧、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所导致的全球性危机的规模日益升级,显然已经使资本主义再次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生态危机。

三、“当代的斗争和愿望”:弗雷泽新论的理论意蕴及其内在限度

在《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下的对话》一书中,弗雷泽始终秉承批判理论的历史使命——“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21,借鉴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构建出一种前景背景式三元结构的批判理论新构架,对资本主义本质及其发展历程进行全面诊断,以期揭开资本主义重大系统性危机的深层结构根源”,并满足时代对于批判理论的渴望22那么,如何理解和定位弗雷泽的理论构架及其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全新解释?笔者以为,必须首先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弗雷泽为何会提出这种资本主义危机新论以及它在其自身理论发展历程中又处于何种位置;二是充分明晰该理论在批判理论的思想序列中居于何种地位;三是将其置于整个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中测度其理论的独特性。

众所周知,弗雷泽以再分配、承认与代表权的三维正义论而著称。自1990年代以来,她在与霍耐特、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艾利斯·(Iris M.Young)等人就再分配、承认与正义等论题进行了多次学术论争之后,23逐步从再分配与承认并重的视域的二元论”(perspectival dualism)24过渡到三维正义论的基本立场。相较于此前的正义论,弗雷泽显然做出了较大的改变与更新,她似乎已抛弃了文化承认的维度,而将再分配的维度置于经济的前景”视域中,把平等参与的代表权维度纳入到背景视域的政治维度中,作为批判理论中女性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她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加强了再生产维度与生态主义的自然维度在理论模型中的比重。

之所以做出上述改变,笔者以为这与两个方面紧密相关。一方面,这与当代女性主义思潮的理论变迁与现实挑战紧密相联。弗雷泽在2013年出版的《女性主义的命运》一书中对二战后的女性主义发展作出了一种三阶段的图绘。她认为,在第一阶段的新左翼政治中,“随着乌托邦的能量开始衰退,女性主义被拉进了身份政治的轨道。……它的变革冲动被引导到一种以差异为基础的新的政治想象中。从再分配到承认的转变,这场运动将注意力转向了文化政治……然而,最近,随着新自由主义进入当前的危机,重塑女性主义激进主义的冲动正在复苏”25。可见,弗雷泽的理论变型恰处于其所描述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从以差异为基础的文化政治走向复苏的资本主义结构性批判,而第三阶段的标志性洞见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男权主义的结构性批判,它对男性统治的系统性分析,以及它敏感地对民主与正义作出的性别修正”26。另一方面,它与新自由主义危机的集中性爆发以及民粹主义的抬头直接相关。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再度陷入周期性危机,现实的复杂性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自觉性促使弗雷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作出批判性回应。同时,随着以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和法国“黄马甲”运动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弗雷泽不得不面对文化承认所代表的身份政治背后的暗流涌动——过度追求身份承认将会导致极端的民粹主义的抬头。诚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新著《身份》中所指出的:“民主社会正断裂为按照日益狭窄的身份划分的碎片,这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展开商议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构成了威胁。……除非我们能够回到对人类尊严的更普遍的理解上来,否则我们将注定陷入持续不断的冲突。”27鉴于此,弗雷泽对原有理论进行了调整,尤其体现在对承认维度的淡化,从而使其理论模型更具现实解释力。

如果着眼于整个批判理论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作为批判理论的传人,弗雷泽一方面力图回到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的内在批判。资本主义,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资本逻辑与阶级意识,曾经是批判理论的焦点议题。事实上,从马克思到格奥尔格·卢卡奇,到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再到早期的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始终从宏大的视角来关注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基础。但在弗雷泽看来,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特别是自后期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为理论以后,批判理论就逐渐偏离原先的航向,开始走向微观的道德理论、政治理论或法学理论,很少有人会从采取宏大视角的社会理论来反省和批判资本主义。而弗雷泽则旗帜鲜明地主张恢复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并将其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非外部进行批判的重要视域,也即前景叙事。同时,弗雷泽明确阐释了对资本主义实施时代诊断的现实意义。她认为,这种批判性诊断虽然不会为反抗资本主义提供行动蓝图,但是它可以为现实行动指明未来的方向,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定位马克思意义上的当代的斗争和愿望” 28。此外,它还能重新焕发女性主义的活力,将其注入到解放的主体力量之中。另一方面,弗雷泽坚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学术传统,同时融合了英美的分析传统,致力于将社会分析和批评结合在一起,开启批判理论的新路径。在这里,弗雷泽与曾经的论战老对手霍耐特似乎达成了一种理论上的默契29,共同接纳了社会分析主义的经验传统,同时批判康德式规范主义理论的介入方式。而身为霍耐特弟子的耶吉更是对弗雷泽的理论尝试表示赞同。耶吉指出:“我们30一致认为区分批判理论之处就在于分析和批判的统一。这意味着,……分析构成了批判的一部分,批判构成了分析的一部分:批判是在分析启动的过程中展开的。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分析是否揭示了社会形态固有的矛盾、冲突和解放的可能性。”31当然,弗雷泽更想实现的则是对经验性的社会理论与规范性的政治理论的有机性融合,可见,弗雷泽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向。

最后,在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中,相较于西方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立场(比如凯恩斯传统和哈耶克传统),弗雷泽的危机新论则明确地宣称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确切而言,她采取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卢卡奇以来的去正统化”(de-orthodoxize)反正统化的做法,即主张不是对马克思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32。因此,弗雷泽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虽然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逻辑具有一定的亲缘性,但更多地吸收了哈维的剥夺性积累理论,将危机的起源定位为分配与再分配领域中的掠夺或“征用”,而非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固然,弗雷泽不止一次声称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其理论的基础,但是弗雷泽的前景背景思维似乎更为看重背景的重要性,特别是将性别分工的分裂、自然与社会的分裂以及经济与政治的分裂作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表现及其周期循环的幕后成因,这就使得弗雷泽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另外,她所理解的再生产也不同于马克思的原意,而是一种典型的女性主义后再生产模式”33。在此意义上,弗雷泽的危机理论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式的危机理论,本质上与近年来西方左翼激进主义理论中以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哈维为代表的空间危机论、以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为代表的生态危机论、以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为代表的消费危机论等一致,都是在经济领域之外寻找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源。与其他危机理论不同的是,弗雷泽的选择是坚持一种齐头并进的集成方式,也就是既包括经济、阶级,也要将文化、生态以及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形态都综合进来,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结合时代的复杂性,发展一种更为丰富和深入的新批判理论。毋庸置疑,这种理论的综合必然具有集成创新的优势,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带来内部逻辑不清晰的风险。在这里,弗雷泽试图将再生产、自然和政治作为衡量资本主义危机的关键性维度,但是为什么选择这三种维度而不是其他维度?这三者相互之间存在着何种逻辑关联?作为资本主义危机周期性爆发的表现,这三种维度又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危机的成因?恰如耶吉在对话中对弗雷泽提出的疑问那样:“这些非商品化的区域——社会、生态和政治——不仅反映了商品逻辑,而且根据不同的逻辑运作。我们面临着各种不同的动力学,即使它们同时纠缠在一起,却也具有着自身的逻辑。我们需要追溯它们是如何相互告知、相互利用、甚至是相互假设的——或者,在最弱的意义上,它们是如何通过选择性的亲缘关系相互关联的。”34此外,弗雷泽所谓的经济前景与非经济背景之间究竟是何种相互关系?它们之间是描述性的功能区分还是分析性的逻辑区分等问题还并不明确。可见,弗雷泽的理论构架对上述问题还缺乏充分的解释力,尚待进一步的完善。

 

注释

1Ibid.,p.2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264页。

3这一概念来自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4Nancy Fraser & Rachel Jaeggi,Capitalism: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p.46.

5Ibid.,p.46.

6指的是马克思——笔者注。

7Nancy Fraser & Rachel Jaeggi,Capitalism: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p.30.

8Ibid.,p.28.

9Ibid.,p.32.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715页。

11Nancy Fraser & Rachel Jaeggi,Capitalism: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p.36.

12埃伦·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12页。

13Nancy Fraser & Rachel Jaeggi,Capitalism: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p.39.

14Nancy Fraser & Rachel Jaeggi,Capitalism: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p.52.

15Ibid.,pp.72-73.

16Ibid.,p.95.

17Ibid.,p.76.

18Ibid.,pp.71-77.

19Ibid.,p.83.

20Ibid.,p.92.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0页。

22Nancy Fraser & Rachel Jaeggi,Capitalism: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p.2.

23参见南茜·弗雷泽、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周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凯文·奥尔森:《伤害+侮辱》,高静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4南茜·弗雷泽、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50页。

25Nancy Fraser,Fortunes of Feminism: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London:Verso,2013,p.1.

26Ibid.

27Francis Fukuyama,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New York:Farrar,Straus & Giroux,2018,p.xvi.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10页。

29霍耐特在其2013年的代表作《自由的权利》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制约当代政治哲学的最大局限之一就是与社会分析的脱节,因此他的理论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社会分析的正义论。参见阿克塞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9页。

30指的是弗雷泽与耶吉——笔者注。

31Nancy Fraser & Rachel Jaeggi,Capitalism: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pp.58-59.

3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48页。

33据孙乐强的梳理,除了马克思式的再生产模式、女性主义的后再生产模式”,二战以来西方学者还提出了以下几种再生产理论模式:“反再生产模式均衡增长再生产模式新再生产模式反本质主义的再生产模式。参见孙乐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及其哲学效应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5页。

34Nancy Fraser & Rachel Jaeggi,Capitalism: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p.39.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2019年第10

 

发布时间:2020-05-16 22: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