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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琛:美国左翼运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近年来,由民众对生产生活现状的不满引发,美国社会中左翼运动再度活跃。它们依托行业工会,表达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诉求,引发了大量社会关注。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左翼运动的成果或影响力往往昙花一现,因此部分新左翼力量就如何增强运动的持久影响力、形成巩固运动成果的制度力量进行了思考,萌发了美国左翼运动“回到工人阶级”的新趋势。

一、积压的不满:美国左翼运动活跃的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社会中的左翼运动再度呈现出活跃的迹象。这本质上是因为尽管美国的物质丰裕和福利制度缓和了原有的阶级矛盾,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而仅仅是改变了社会矛盾的表现方式。政府迷信新自由主义,在挽救危机的政策中优先照顾银行和大企业的利益,引发了民众越来越多的不满。这些不满贯穿了民众的生产、生活和政治参与,直接导致了美国社会左翼运动再次活跃。

细碎化分工积压了民众生产活动中的不满。长期的泰勒制管理使美国社会生产过程中充满了专业化、细碎化和强制化的劳动分工,并由此衍生出几乎覆盖全部生产活动的同业协会组织。为争夺利益,协会组织之间相互竞争,它们极力勾结政治权贵,形成并固化了美国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处在优势地位的组织为了保证本行业的利益水平,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设立各类资格准入,直接限制了普通民众社会身份的横向流动。为了维持内部的利益结构,协会组织还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对各自行业劳动者的控制,打压他们的生产与创造,使得他们“向上流动”变得越来越艰难。如此,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社会生活中“身份流动”的渠道不断收窄:不论尝试以何种方式跳出现有的身份圈,他们的创造力总是受到当前利益格局或者高昂社会成本的阻挠而无处释放。久而久之,民众参与生产活动的动力也日渐萎靡,对生产状态的不满只能借助各类左翼运动表达。

异化加剧积压了民众消费生活中的不满。消费主义和发达信用系统的双重刺激早已使美国社会养成了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的习惯。金融资本通过刺激过度消费让绝大多数民众沦为它的债务人,并将民众牢牢束缚在对它的依附链条上。普通民众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债务平衡,一旦他们离开了劳动力市场,现有的生活状态立刻就会因为失去主要经济来源而陷入窘迫。高消费不仅没有增加民众的休闲感知,反而加重了他们生活中的不安全感,使其普遍生活在害怕失去现有财富和生活水平的焦虑、恐惧之中。民众除了深陷资本编织的社会依附网络外别无他选,这又进一步放大了人性中自私、贪婪的一面。这类看似不可思议的“小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美国的普通民众,“如果他(指美国普通民众。——引者注)失业了,转眼之间,他就不再是一个财富拥有者了,更谈何独立。这些想法很吓人,但是美国的小人物们时刻被它们困扰”1。美国新自由主义式的福利治理放任这种形势继续发展,民众只能寄希望于左翼运动帮助他们减轻对资本依附的程度。

对政府的不信任积压了民众政治参与中的不满。民众深陷金融资本编织的社会依附网络,倦怠、焦虑等负面情绪充斥在他们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但是美国政府却极力淡化在关注民众日常生活、满足其福利需求等方面的责任,削减公共支出,推行紧缩政策。长此以往,民众极端不信任资本主义社会惯用的利益表达方式,他们不再通过政党政治、代议选举等传统渠道表达诉求,而是借助接连不断的“新社会运动”宣泄愤懑。在各类新社会运动中,民众日积月累的负面情绪最终以否定性的方式表达出来,且“自尊、感情生活和个体身份认同等观念处于这些运动世界观的中心位置”2。民众对政党政治或精英治理不再抱有幻想,他们的关注点“转向了与之对立甚至从国家中解救出来的问题,转向对公共政策实施的思考”3 ,并且集中在女权、性别、种族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

尽管受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美国社会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但是民众开展生产活动的冲动被压制,他们的消费生活又早已屈从于资本逻辑而愈发异化,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利益表达方式极端不信任,日益倾向于以“否定性”的方式表达生活诉求。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无视民众生产生活状态日渐恶化的现实,导致民众对政府或生活现状的不满积压、爆发,引发社会左翼运动重新活跃。

二、 “谨慎的乐观”:美国 左翼运动的现状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社会艰难复苏。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实践不仅未能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反而激化了民众对生产生活状态的不满,导致他们通过参加各类社会运动进行反抗。当前美国左翼运动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尽管活跃度提升,但是这些运动的影响力并不持久;另一方面,在组织参与这些运动的过程中,美国社会新生左翼力量的作用日渐突出。

美国社会中的左翼运动重新活跃。自20世纪80年代政治转向以来,美国左翼运动逐步陷入低谷。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的共同制约下,美国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已经十分固化:它或者基于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等标签,或者依据某些特定的能力水平限制等将社会划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如此,“尽管顶着‘多样性’的偶像光环,今天的美国人至少如同他们的前辈在历史上曾经表现出的那样墨守成规”4。民众看到自己的生产生活陷入混乱,而政府或者未能给予足够回应,或者直接避而不谈,于是他们便投入各类社会运动宣泄不满、寻求庇护。近年来,美国左翼运动呈现出了一些积极的景象: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威斯康星州的公共部门工人罢工、2012年芝加哥学校教师罢工、2015年全美范围爆发的反对基础教育领域改革的“退出运动”、2016年伯尼·桑德斯竞选运动等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2016年的桑德斯竞选活动,被称为是一次“提高数百万工人的政治意识和活动的尝试”,让民众意识到“阶级斗争社会民主”的现实意义。5从辐射范围和爆发频率来看,美国社会中的左翼运动正在呈现再次活跃的态势。

美国社会中的左翼运动缺乏持久影响力。桑德斯在推动竞选的过程中,曾成功地“让亚马逊将最低时薪上调至15美元/小时,惠及2.5万名员工和数以万计的季节性劳工”6。但是亚马逊以削减有偿工时作为回击,受雇佣者不得不增加劳动强度才能完成额定工作量,社会运动的成果很快被抵消。究其原因,工会组织是发动、推进左翼运动的主要力量,但是它们被当前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利益网制约,难以发挥重大作用。一方面,资产阶级一旦发现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就会积极调动各种政治经济权力打压左翼运动,让组织起来的人们“发现自己无法逃避资本主义强加给社会的霸权影响”;另一方面,一部分工会领袖“缺乏工人阶级意识,不能将自己视为与集体可互换的一部分”,因而很容易脱离基层民众,导致“工会无论一开始有多激进,都无一例外地变得官僚主义和保守”。7如此一来,一旦单纯以工会作为主要组织力量,美国的左翼运动可能提出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等要求,但绝对无法触动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这也就内在地决定了左翼运动的影响力有限,不仅大多数时候都局限于某一行业,而且持续时间较短。其结果就是,所有左翼运动都未能扭转美国经济社会的不平等趋势。“换言之,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维度看,21世纪美国左翼运动都处于衰势之中。”8

美国社会中的左翼运动迎来新组织力量。为突破上述窘境,美国社会中的一些左翼力量已经在思考如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形成巩固社会运动成果的制度性力量。一些左翼组织明确提出要“回到工人阶级”,以组织“社会主义政党”为发展愿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联合会(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以下简称DSA或“联合会”)就是其中之一。该联合会成立于1982,起初只是一个仅仅拥有6000名成员的小型组织,“在得到华尔街、好莱坞和硅谷青睐的民主党中,扮演了一个边缘左翼核心小组”的角色;发展至今日,其已经“拥有遍布全美49个州的6万余名成员”,成为美国政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左翼力量。9与成员数量大幅增长相同步,联合会的社会影响也与日俱增。它积极参与美国政治生活,组织了大量社会运动。联合会认同马克思从阶级分析出发的国家观,公开宣布“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赢得选举和议会席位仍是DSA当今工作的一个基本因素”10。联合会还将自己定义为社会主义者的联合,以“依靠社会中的大多数且从他们的利益出发,推动从一种社会秩序到另外一种(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引者注)的有意识转变”11为宗旨,以打破原有社会中各类左翼运动之间的行业壁垒、整合全社会力量、实现社会主义为政治目标。它的活跃已经引发了美国国内媒体对DSA是否“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持久复兴播下了种子”的关注和讨论12,为美国左翼运动的复兴提供了另外的可能性。

综上可见,虽然当前美国社会中的左翼运动呈现出更高的活跃度,但是不论出于客观原因,还是组织力量的内部原因,这些运动根本无法改变美国社会中早已固化的利益格局。于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都对这种“活跃”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为改变这种现状,美国社会需要一个超越行业界限的社会主义政党来领导左翼运动,以进一步扩大左翼运动的影响力。联合会迎合了这种发展需求。它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寻求制度性变革以维持、巩固社会运动的成果,有可能对社会中的左翼运动产生新的影响。

三、 “回到工人阶级”:美国 左翼运动的新趋势

美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长期衰微,无论共和党抑或民主党都倾向新自由主义,因此社会中的左翼力量很难获得独立的发展空间。这也直接导致了左翼运动大多一直处于较为零散和孤立的状态。这一情况在近年来发生了变化:作为美国新左翼力量的代表,民主社会主义者联合会声称,将从变革自己在左翼运动中长期使用的决策方式开始,立足基层劳工,明确以改变社会秩序为长远政治目标,有针对性地调整发展战略。民主社会主义者联合会希望通过战略调整,推动美国社会中的左翼运动进一步活跃,并发挥更广泛持久的影响力。

民主社会主义者联合会倡导立足基层劳工以巩固自身发展基础。近年来,美国社会左翼运动的重要特点就是抛弃了“自由”“价值”“平等”等价值层面的宏大追求,而重点关注民众生产生活中的具体目标。由于这些目标具有更新快、种类多等特点,因此联合会主要依靠一种问题导向的委员会制度来进行决策。该工作机制的优点明显:十分灵活、富有弹性且不需要烦琐的章程和官方程序,“如果成员想要组织某个问题,那么他可以随时开始”13。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决策推动方式,不仅迎合了社会对左翼运动短期见效的预期,还能够保证联合会在全美范围内随时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回应民众社会诉求。但是随着成员数量大规模增长,这种工作机制的不足也日益明显,甚至成为该组织进一步发挥作用的重要障碍。在互联网时代,问题导向制委员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大多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一些对特定社会运动目标充满激情的策划者。这使得联合会成员来源十分单一,他们大多数是“拥有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白人和男性群体中志向未酬的千禧一代”14。由于很难接触到社会基层的劳工阶层,委员会的组织架构相对松散,并且很难真正获得基层劳动者的长期支持。

因此,以联合会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左翼力量已经着手校正对自身发展基础的认识。既然当前美国社会矛盾的突出特征即是民众借对日常生活状态的控诉表达对资本逻辑和金融资本的不满,那么左翼组织和运动就必须关注民众真实的生产生活状态,深入民众和社区,方能为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凝聚组织力量。在多次组织、参与、领导各类“新社会运动”之后,联合会的核心成员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当前单纯以选举为导向的组织方式很难帮助联合会进一步夯实自身发展的阶级和社会基础。尽管联合会参与的很多“新社会运动”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其仍需要组织能量与资源,方能真正巩固这些运动的成果。因此,未来左翼运动的重点在于要深入社区来引导、唤醒民众的阶级意识,而在这一过程中,问题导向制委员会应当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但必须“作为进一步提纯和细化政策目标的决策机构,而非联合会工作的主导机构”15。联合会应该成为一个革命性的组织,而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改变内部结构并且致力于有意识的基础建设过程”16。从这个意义上讲,联合会能否行稳致远,“有赖于其是否能够深入劳动阶层与之并肩作战,并且是否计划长期扎根基层”17

民主社会主义者联合会明确以渐进方式推动社会秩序改变的长远发展目标。美国主流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新自由主义空气早已将左翼运动的影响力弱化至历史低点。所以,绝大多数的左翼组织和左翼运动都只能立足于民众对资本主义发展扭曲性的不满来吸引成员、组织活动。联合会也未能例外。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将本组织的政治目标与特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理念相结合,希望借此扩大组织的社会影响力。但是这种方式并非长久之计,特别是无论“占领运动”,还是桑德斯的努力都未能影响美国竞选结果时,联合会内部的活动家愈发认识到,单凭孤立地解决一个或几个社会问题,无法遏制美国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趋势,更无法构建起组织自身的政治威望。尽管联合会近年来在美国社会运动中表现积极,并在很多民众中建立起了一定影响力,但是它仍被主流媒体看轻:“《纽约客》杂志的一个封面故事由于用不严肃的方式报道联合会而广受关注。”18因此,他们认为,联合会若想进一步提升组织的政治威望,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多作用,就必须明确组织工人的使命,以赢得选举为突破,渐进地改变社会秩序。

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联合会内部成员的反思:联合会改变社会秩序的宏伟目标绝不能够简单地寄希望于与特定总统候选人相互扶持来实现。虽然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联合会“本身还远未能发展成为一个政党,更无法培育出自己的竞选候选人”19,这也是制约其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原因。联合会拥抱桑德斯等总统候选人的做法主要是考虑到他们的竞选理念与自身的政治目标具有诸多相通之处。参与竞选造势能够扩大联合会的社会影响,且符合该组织通过参与选举来渐进推动社会秩序改变的目标规划。可联合会也必须认真审视与特定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合作关系。对总统候选人和选举工作的依赖,“仅能在继续推动运动的工具范围内理解,而培育左翼运动则需要远超选举周期的缓慢、耐心工作”20。因为在选举或者议会中占据优势“并不能必然地转化为推进哪怕是最起码的社会主义计划所需的自我组织类型”21。所以从长远而言,左翼组织必须“回到工人阶级”,深入社区组织,领导工会运动,并且“可以在组织自身的工作场所,从生产和再生产出发凝聚阶级力量方面发挥中心作用”22 。在此基础上,联合会要将社会主义的理念带回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实现其希望通过不断完善现有制度体系的渐进方式,推动社会秩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长远政治目标。

民主社会主义者联合会号召改变运动策略以提升自身影响力。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政府各类政策的攻势下,美国工人“已经被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其他反应式的意识形态切割成块,老一代激进的工人运动组织者又已经退出历史舞台”23,社会中传统的工人运动无疑正处在低谷。美国社会中新自由主义长期泛滥,主流意识形态压制、打击左翼力量和左翼运动,甚至于“几乎让阶级政治从美国政治字典中销声匿迹”24 。这些历史和现实根源决定了美国的左翼组织和左翼运动大都偏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而倾向于通过更为温和的改革方式来实现其政治目标。美国左翼力量改变社会秩序的政治目标不过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现有制度或政策框架的修订,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升级。在它们的推动和影响下,左翼运动以政府或者其社会政策为主要的攻击对象。

但是随着社会矛盾再次被激化,很多人重新关注国家的阶级属性,更加清醒、深刻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所谓的国家“技术中立”不过是一场骗局:在资本逻辑强有力的掌控之下,美国的“立法者和管理者都屈从于巨大的压力从而推动一种偏爱商业的议程,阻止或者冲淡渐进式的改革”25。因而联合会开始思考将抗议目标从政府政策转向掌握资本逻辑的金融资本家或若干寡头企业。2018年西弗吉尼亚州的教师罢工中,大量联合会成员参与其中并承担了重要的组织工作,明确表达了政府应“通过对社会富豪和天然气公司等征税而非以削减其他方面服务的方式来满足教师的利益诉求”26。为使更多人认识到调整运动策略的重要性,联合会已经在有目的地接近特定的工人群体,深入社区,参与、组织社会运动。一方面,作为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左翼政治力量,联合会要对现有的工会组织进行改造:在充分发挥工会在本行业工人中影响力的基础上,主动地介入工会工作,尝试把它“从一个自上而下的附属于民主党派的官僚体系,变为一个自下而上的工人组织”27 。另一方面,作为渴望在美国政坛发声的左翼政治力量,联合会需要肩负起团结、组织工人阶级特别是其中年轻人的任务,以便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其政治理想。近年来的调查显示,美国“35岁以下的人群中,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受青睐”28,联合会建设社会主义政党的目标正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和支持,有助于在“这些新政治化的阶层中产生明确表达反对资本主义观点的集合”29,有助于引导民众对金融资本展开长期而广泛的斗争。

尽管打出了“回到工人阶级”的旗号,美国社会中的左翼运动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工人运动仍有很大区别。当前美国社会左翼运动最长远的奋斗目标也仅在于改变社会秩序,并非如马克思本人所构想的那样,对社会制度进行整体变革。大部分人参加、组织左翼运动的出发点并非出于马克思那样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而是为了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谋求渐进式的改变。他们或将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限定在人道主义批判的框架内,或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替代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抹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但是,从根本上而言,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需要马克思所言的“整体性”方案,即对社会制度的重构,仅凭处理一个或者若干孤立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它的社会矛盾。美国社会中的左翼运动究竟能否在当前政治格局中形成一股革命性政治力量,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四、美国左翼运动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社会中的左翼运动从更加关注民众社会生活的微观视角出发,用更加激进的口号号召参与者抗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指导与政策实践,吸引了不少民众参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近年来,一些左翼组织要求“回到工人阶级”,推动社会秩序改变的理念更进一步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美国左翼运动的这些新特点,产生了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而言,左翼运动与理论研究之间形成呼应之势。长期以来,美国传统工人阶级政党衰落直接导致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影响力不足,仅是零星地分布在大学、研究所等机构内。左翼运动蓬勃发展进一步激发了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情:研究者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用马克思论及但未系统展开的观点批判当前美国社会发展的扭曲性和虚假性。“回到马克思”之后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语言更加激进,与“回到工人阶级”的左翼运动相互促进、相互加强。理论研究与政治运动相互配合,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力。

从实践上而言,左翼组织总结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培育出推动左翼运动活跃的新增长极。左翼运动的新趋势促使部分美国的左翼组织重新校对自己的阶级基础,更主动地扎根社会基层劳动者中;匡助基层左翼组织明确以渐进方式最终实现社会秩序变革的长期发展目标;帮助基层左翼组织进一步矫正运动策略,明确斗争对象。原本美国社会中的左翼运动单纯依靠行业工会组织自上而下推动,难以持续发挥影响;而这些新趋势有可能推动产生超越行业界限的政党力量,并且通过深入基层劳动者自下而上地组织运动,夯实组织发展的群众基础、增强组织内部的团结性。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虽然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联合会声称要蜕变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其从未明确表示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甚至于联合会中很多活动家参与运动的初衷也仅仅是对美国社会现实(例如选举制度)失望。因而,美国社会中左翼运动的新趋势能够在何种范围及何种程度上改变美国社会的政治格局,这仍属于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注释

1Ronald W.Dworkin,How Karl Marx Can Save American Capitalism,Lexington Books,2015,p.157.

2John Bellamy Foster,The Opt Out Revolt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Monthly Review,Mar.2016.

3Ronald W.Dworkin,The Fifties Were Awful,But Not the Way You Think, American Interest,May 11th,2018.

4Ibid.

5Jeremy Gong,America's New Left-1:Voting and Class Struggle, New Left Review,May-June,2019.

6Ibid.

7Michael D.Yates,Who Will Lead the U.S.Working Class?Monthly Review,Jan.,2013.

8陈晔、高建明:《试析 21 世纪美国左翼运动衰落的原因》,载《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

9Editors,Introduction:America's New Left, New Left Review,May-June,2019.

10Jeremy Gong,America's New Left-1:Voting and Class Struggle, New Left Review,May-June,2019.

11Ibid.

12Editors,Introduction:America's New Left, New Left Review,May-June,2019.

13Arielle Sallai,America's New Left-4:Towards a Socialist Party, New Left Review,May-June,2019.

14Ibid.

15Ibid.

16Ibid.

17Rene Christian Moya,America's New Left-5:Risk of Co-option, New Left Review,May-June,2019.

18Arielle Sallai,America's New Left-4:Towards a Socialist Party, New Left Review,May-June,2019.

19Rene Christian Moya,America's New Left-5:Risk of Co-option, New Left Review,May-June,2019.

20Magally Miranda Alcàzar,America's New Left-3:The Weakest Link, New Left Review,May-June,2019.

21Sarah Mason,America's New Left-2:Challenging Capital, New Left Review,May-June,2019.

22Ibid.

23Jeremy Gong,America's New Left-1:Voting and Class Struggle, New Left Review,May-June,2019.

24Ibid.

25Ibid.

26Ibid.

27Sarah Mason,America's New Left-2:Challenging Capital, New Left Review,May-June,2019.

28Ibid.

29Jeremy Gong,America's New Left-1:Voting and Class Struggle, New Left Review,May-June,2019.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9年第6

 

发布时间:2020-02-18 11:5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