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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燕晓: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商品拜物教新释
兼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解读路径

 

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以来,拜物教理论一直是《资本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而在三种具体的拜物教理论中,商品拜物教无疑具有基础性地位,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只有在它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进一步的逻辑演绎与合理说明。对于商品拜物教,学界长期以来倾向于从异化论[1]、宗教隐喻[2]、合理化体系[3]146-177、无意识[4]、符号崇拜[5]等角度进行解读,事实上,这一解读路径充分借鉴了黑格尔、基督教、韦伯、齐泽克、鲍德里亚等外部理论资源,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拜物教理论的阐释空间与解释效能。不过,其问题在于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了《资本论》的具体文本语境,更多地诉诸于偏重意识形态的哲学话语,卢卡奇可被视为这一解读路径的开风气之先者。

与此同时,在拜物教理论的百年诠释史中也存在着另一种解读路径,即立足于文本、立足于政治经济学视角,或者更确切地讲,立足于商品章的价值形式理论来解释商品拜物教之谜。代表性人物有苏联学者伊萨克·伊里奇·鲁宾(Isaak Illich Rubin)[6]5-62,代表性学派有以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7]41-64为代表的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以及以克里斯·亚瑟(Chris Arthur) [8]为代表的英美世界的“新辩证法”学派等。实际上,阻碍价值形式理论与商品拜物教理论相关联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第二国际以来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往往将价值形式仅仅解读为一种对于货币形成史的实证分析,而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新文献学研究[9]却已经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价值形式与拜物教之间的密切关联。鉴于上述因素,本文将以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巴克豪斯为例,着重介绍后一种解读路径。

一、 传统商品拜物教解读中的“非 价值形式”路径及其缺陷

苏联学者鲁宾曾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商品拜物教理论并未占据一个对其来说较为合适的位置。”[6]5诚然,无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高度赞扬了商品拜物教理论,都将其看做马克思理论中最具有创造性的部分之一,但是很多人却将其置于错误的理论地基上进行解读。反对的一方,由于对劳动价值论的排斥,而脱离政治经济学语境来谈论商品拜物教,将其当做一种基于人的异化的文化批判理论;赞成一方内部的一些成员,由于忽视价值形式与商品拜物教的内在关联,而缘木求鱼般地援引外部思想资源来阐释商品拜物教。总之,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将商品拜物教理论处理为一个独立且分离的实体,使其很难内在地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相关联”[6]5。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卢卡奇就脱离了《资本论》的价值形式语境,更多地诉诸于外在理论资源来“拓展性”地过度解读商品拜物教,并且这一做法深刻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走向。

尽管卢卡奇强调“打算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为前提”[3]144来探讨商品拜物教,但实际上他却是通过嫁接韦伯的合理化学说来进行解读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有专门一节来讨论物化(Verdinglichung)现象,“马克思对物化的基本现象作了如下描述:‘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3]147,可见,在卢卡奇那里,物化现象所对应的便是商品拜物教现象。卢卡奇从对象性形式和主体性形式两个方面来理解物化现象。从对象性形式来看,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所代表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具有自律性的体系,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人们相对立;从主体性形式来看,人的主体性活动同自身相异化,被客体化为一种商品,进而它如同其他商品一样,不依赖于人而服从于社会的自然规律进行运动。

如何解释这一物化现象呢?卢卡奇求助于韦伯,“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3]149,而合理化原则是与资本主义追求效率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相一致的原则,它的显著特点在于将一切事物纳入可计算的范畴,并对事物进行最大程度地合理化分解。在卢卡奇看来,与基于劳动经验而对整个产品进行有机生产的传统方式不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过程变得愈加机械化与专门化,“统一的产品”再也无法成为其生产的直接对象。因此,从客体方面看,可计算性和合理性的生产要求必然会破坏作为完整使用价值的产品的有机统一,消除原本相互联系的各种局部操作的有机必然性,最终使得产品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与生产产品的各种局部操作之间的关联都显现为偶然现象。与此同时,伴随着生产客体的被分割,生产主体也被分成许多部分。一方面,劳动者的整个人格与作为商品而卖出的劳动力相对立,而人格只能作为旁观者无所作为地看着自己的劳动力被强加到异己的某一机械系统中去;另一方面,曾经有机地生产完整产品的各种个别主体被日趋细分的机械化切断了彼此的联系,变成了孤立的原子。此外,为了与此种物化现象相适应,资本主义还发展出了与之相匹配的法律、行政制度,比如司法审判制和官僚科层制,它们都充分浸染了可计算性原则,与分工高度细化的资本主义运转体系相协调。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物化现象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物化意识。“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3]149,当然,受影响的不仅是工人,职员、科教人员以及国家官员等都概莫能外。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分工破坏了任何一个有机统一的劳动过程和生活过程,培育出精神和肉体上都合适的所谓“专家”来完成越来越细致的局部职能,而这些“专家”只能认识到局部规律却无法把握这些规律之间的整体联系,“由于工作的专门化,任何整体景象都消失了”[3]168。现代科学的境况正是这种“物化意识”的佐证,科学越发展,就越变为一种只具有局部规律的封闭系统,就越把对外在世界的整体认识看做是无法把握的,古典经济学、自然法学,甚至以康德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都处在物化意识的迷雾之中无法自拔。解决之道在于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挥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主客同一体作用,以此来打破资本主义所催生的牢固的物化结构。

可见,与物化现象相比,物化意识才是卢卡奇所关注的重点所在,这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一战”之后,十月革命的飓风席卷欧洲,然而在资本主义更为发达、劳资矛盾更为突出的西欧,革命却遭遇了失败的命运,《历史与阶级意识》便是卢卡奇在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倒台后流亡维也纳期间完成的。面对西欧与俄国的革命反差,与第二国际所持的机械经济决定论与消极革命等待论不同,卢卡奇将其解读为资本主义大生产带来的社会物化结构造成无产阶级深陷物化意识的藩篱之中,从而无法生发对本阶级的阶级意识。尽管后来卢卡奇对这部“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作品进行了反思,承认其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3]12,但是“这本书中那些我(即卢卡奇,引者注)今天认为在理论上错误的部分往往影响最大”[3]23。《历史与阶级意识》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卢卡奇在此书中对拜物教的阐释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后继者们的研究走向,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本雅明的意向崇拜、鲍德里亚的符号拜物教以及齐泽克“物恋”的精神分析等[10]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此种阐释路径的影响,他们都脱离了《资本论》的价值形式语境,侧重从意识形态与文化心理的维度来解释和超越商品拜物教。

诚然,我们可以同情地理解卢卡奇对物化意识与无产阶级意识的强调与创新性阐释,但是却无法认同他对商品拜物教的解读方式。正如有学者所言,卢卡奇“只是引用了马克思几处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便匆匆将分析引向了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这当中又夹杂着马克思早年关于分工所导致的人的抽象化、片面化论述以及《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随着机器的应用所导致的工人对于机器的从属性等问题的论述”,而此种解读方式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忽略了价值形式论的分析过程,而直接将马克思的结论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拼接了起来”,这在学理上看纯属“非法之举”[11]。也就是说,即使抛开《资本论》商品章及其所依托的劳动价值论,仅仅分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工异化和《资本论》的机器大生产等,卢卡奇也可以轻易地解释物化现象。可是,由此却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无法在文献学上解释马克思为何偏偏将“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安排在尚未涉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机器大生产等内容的商品章中?

二、 商品拜物教之价值形式 解读的文献学基础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资本论》第1卷的解读主要参考的是通行的德文四版,而这一版本最终是由恩格斯而非马克思编辑的。虽然相较于《资本论》第23卷中被热议的“恩格斯编辑问题”[12],1卷的争议似乎不大,而恩格斯也一再保证他严格遵循了马克思生前的编辑指示,“凡是我不能确定作者自己是否会修改的地方,我一个字也没有改”[13]29。但是,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历史考证版(MEGA2)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的出版,研究者对恩格斯编辑工作的质疑也纷至沓来,甚至德国学者托马斯·库琴斯基(Thomas Kuczynskis)为此还于2017年重新出版了号称“真正符合马克思本意”的《资本论》第1[14]。由于论题所限,此处无法对这桩公案详细展开,但希望国内学者能够认识到《资本论》版本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对于理解《资本论》中关键命题的重要性,而要完成对商品拜物教之谜这一命题的正确解答恰恰离不开《资本论》第1卷的文献学基础。

1844年正式接触政治经济学算起,历时整整二十三年,马克思才于1867年正式出版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成果——《资本论》第1(即德文一版)。随后马克思在18721873年修订出版了德文二版,同时在18721875年又校订出版了法文版。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分别在1883年和1890年编辑出版了德文三版和德文四版,而德文四版后来成为了通行版本。在笔者看来,德文一版、法文版和德文四版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版本,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生前的第一个版本、最后一个版本以及恩格斯的最终编辑版本。通过仔细对比三个版本的目录可以发现,作为卢卡奇解读商品拜物教时所依托的重要理论资源,“机器与大工业”章虽然在三个版本中所属的具体篇目有所变化,但是它始终属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部分,或者进一步看,归于资本主义具体生产过程。而马克思最早是在谈到“货币向资本的转化”难题以及无法仅从流通领域解释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时,才具体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才开始论述了大机器生产、分工异化等现象。可见,在文本的意义上,卢卡奇的做法可被视为一种“错位挪用”。

不过,即便能够将研究的焦点聚集于商品章,商品拜物教之谜仍然不会被轻易解开,原因在于价值形式与商品拜物教的内在关联性常常处于遮蔽状态之中。长期以来,众多研究者将商品章第3节“价值形式”和第4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仅仅看做互不相干的独立章节。前者往往被解读为关于货币形成史的实证分析,后者往往被视为自成体系的独立理论构想,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二者关系的有效澄清。

作为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巴克豪斯较早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二版中被构思和扩展为第4节而现身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只有在被当做成第3节的一部分时,才能被理解”[7]45。他特别指出了这样一个文献学事实,即商品拜物教理论第一次并非是以独立的第4节的形式现身的,反而是以价值形式的面貌登场的,而登场的舞台则是《资本论》第1卷德文一版的附录。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经济的细胞形式,但两千多年来经济学家对它的探讨却都无疾而终,因此,如何清晰准确地阐释价值形式,对于《资本论》来说亦是一个难题,“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13]8,为此,马克思特意增加了“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带讲义性质的补充说明”[13]14作为附录,由此形成德文一版中关于价值形式的双重叙述。后来,马克思在德文二版以及法文版中又将附录中的叙述并入正文中,而恩格斯的编辑版本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一体例。

巴克豪斯之所以强调商品拜物教的“原始文献出身”,是因为马克思提及商品拜物教的最初文本语境恰恰是在标题为“价值形式”的附录中,是在“等价形式的第四个特点”中,后来这一特点在德文二版和法文版中被取消,由此等价形式从具有四个特点变为具有三个特点。同时,人们在研究商品拜物教时,几乎必会引用如下这段话,“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13]89-90,它是马克思对于商品拜物教所下的经典定义,为每个研究者所熟知,而这段话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了“等价形式的第四个特点:商品形式的拜物教在等价形式中比在相对价值形式中更为明显”[15]816之中,只是从德文二版开始,这段话被移入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独立的第4节中。

上述的文献事实,展示了马克思最初在构建商品拜物教理论时,是将其建立在对价值形式的分析之上的,这为进一步从价值形式的视角解读商品拜物教提供了文本学依据。因此,在今后研究中,必须要重视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特别是关于等价形式的分析,“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应该在等价形式的特点中得到破译”[7]45

三、 商品拜物教之谜与 价值形式的辩证法

迄今为止,《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一文已经被翻译成十几国语言。最初它只是巴克豪斯于1965年所做的课堂报告,1969年时正式发表在施密特主编的《马克思的认识论》上,1997年时又被收入在以其标题为书名的巴克豪斯论文集中。英格·埃尔贝(Ingo Elbe)更是将此文视为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最初火花”[16]。而此文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在于它奠定了该学派的研究主题:专注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价值形式理论,并以此为核心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以及国家组织的新批判。

在巴克豪斯看来,以往的错误解读往往呈现出如下特征,即阐释者通常会先引用《资本论》拜物教章的一些语句,然后使用马克思早期手稿(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术语和概念进行解读,而在这些手稿中劳动价值论尚处于未知状态。比如,将受商品拜物教影响下的社会关系理解为相对人而言变得独立自主,而这种理解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早期作品的主题,变成了在‘异化(Entfremdung)’或‘非人化(Entpersönlichung)’口号下的一种常见且保守的文化批判”[7]47。此处虽未直接点名卢卡奇,但是依照上文对卢卡奇的分析,可以断定他亦在巴克豪斯的批评之列。而这些错误解读得以产生的原因在于,阐释者割裂了拜物教与价值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仅仅做到了对拜物教事实的部分描述,而未达到对其产生根源的剖析。于是,巴克豪斯重新立足于价值形式理论来破解商品拜物教之谜。

首先,要摒除那种简化和扭曲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做法,超越那种将劳动价值理论仅仅局限于商品章前两节,从而把后两节只定位为补充性证明与辩证性修饰的狭隘视野。巴克豪斯指出,熊彼特等人对马克思价值理论作了一种实证主义解读,将它与古典经济学等同起来,认为作为门徒的马克思只是用形而上学语言改写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而商品章的前两节便足以解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事实上,前两节对于读者来说“显然是容易理解的”[7]43,如果仅停留于此,就不仅对劳动价值论不得要领,而且也无法实现对商品拜物教的解释。在《资本论》各个版本中,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之谜的来源时,最先排除的都是前两节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本身”[15]56。问题的出路在于,重新审视被实证主义者斥之为充满形而上学意味的价值形式理论,并将价值形式分析当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其他经济理论的关键区分点。

其次,要借助黑格尔的“二重性”(Verdopplung) 概念来理解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众所周知,列宁曾说过,一个人若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也就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尤其是第一章。马克思也曾公开承认,他在《资本论》涉及“价值理论”的一章中特意卖弄起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特有表达方式。那么,究竟什么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巴克豪斯把“二重性”看做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特征,而二重性是指“差异性中的同一性”[7]53。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形式逻辑强调事物的“非AB”性,即它不允许矛盾的出现,否则就是谬误。而黑格尔提倡一种辩证逻辑,认为差异与矛盾可以出现在同一事物中并且推动事物走向新阶段。价值形式恰恰展示了商品“一方面是自己,另一方面又是一个他者”[7]53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事实上,价值形式所要解决的是“商品如何将自己内在的价值外在地表现出来”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准确地发现并理解这个问题是很难的,“这里是阻碍理解价值形式的一切困难的枢纽”[15]40

我们以“20码麻布=1件上衣”为例对其进行具体剖析。它虽属于四种价值形式中的简单价值形式,却隐藏了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20码麻布”代表的是相对价值形式,它需要把自己的价值表现出来,是一种价值被表现的商品;1件上衣”代表的是等价形式,它需要把其他商品的价值表现出来,是一种表现价值的商品。从本质上看,麻布和上衣这两种不同的商品可以通约和比较,是因为它们体内都具有抽象人类劳动凝结成的价值。但是,从现象上来看,麻布的价值形式是通过上衣的使用价值来呈现的。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价值是来源于抽象的人类劳动,是一种社会关系,但是现在却需要被一种自然形式来代表。因此,等价形式这种以物的样态表示价值的惊险跳跃,事实上就为交换中作为物存在的商品取得“虚幻的独立性”奠定了基础,会使人们误以为商品的使用价值自身就是价值的固有来源,从而产生对商品这种物的崇拜。故而,马克思在德文一版中曾这样描述等价形式的特点,“它恰恰在于,一个商品的物体的形式或自然形式直接充当社会形式,充当其他商品的价值形式。因此,在我们的交易中一物具有等价形式,因而在它可感觉的存在中就能与其他物品直接交换这一事实,表现为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表现为物天然具有的性质”[15]817-818

最后,对价值形式逻辑结构的分析不能脱离对其社会历史内容的分析,只有如此,方能为打破商品拜物教结构真正指明方向。在巴克豪斯看来,既然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催生了商品拜物教的产生,那么,经济范畴批判的真正含义就在于“能够揭露出使得价值形式的存在得以必要的那种社会环境”[7]51。而这种社会就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相矛盾的商品生产社会,“在商品生产中,社会劳动仅仅作为私人生产者的劳动,这个基础性的矛盾也表达在了衍生性矛盾中,即劳动与产品的交换必须以一个特殊的同时普遍的商品为中介”,破除物化结构的途径就是变革商品生产社会,“虽然曾严厉地批评过空想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仍然认为废除价值计算的诉求是可以实现的,当然,这需要等到商品生产,也就是孤立的个人为了市场而进行的生产被取消之后”[7]51。为此,马克思指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13]93,这些生产形式包括中世纪的封建制、原始的农村家长制和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它们都缺少滋生普遍价值形式进而孕育商品拜物教现象的土壤。

至此,巴克豪斯作出了提纲挈领的总结,价值形式分析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它是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的交汇点;它开创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它也开辟了一种特殊的货币理论,该理论确立了生产领域对于流通领域的优先性,因此也确立了生产关系对于上层建筑的优先性”[7]57

四、 结语:复归政治经济学 批判于社会批判之中

卢卡奇和巴克豪斯,分别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商品拜物教的两种不同路径。在卢卡奇的阐释中,存在着两重偏颇:其一,脱离了拜物教的具体文本语境,错位挪用了《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早期作品的他处文献,并匆忙借用了韦伯的合理化框架等外部理论资源进行解读;其二,寄希望于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的方法来破解资产阶级社会牢固的物化现象,也就是说,妄图仅仅依靠自我认识便创造出历史的真正同一的“主体—客体”,殊不知,这种“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实际上已经退回到了谢林“理智直观”的水平,况且这种尝试亦忽视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使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现实支柱不见了,从而,这种以最激进的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根本革命内涵的尝试失去了真正的经济基础”[3]11。卢卡奇的这一解读方式深刻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拜物教问题的研究走向,葛兰西、齐泽克等人对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心理的强调,无不受此影响。

与之相反,以巴克豪斯为代表的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则返回到《资本论》的原始文献中,通过分析价值形式,揭示了商品拜物教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密切关联。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的两大理论基石,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区别于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显著标志。从《资本论》的谋篇布局来看,“商品和货币”章()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地基的,因此必须要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诠释商品拜物教。巴克豪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取得了突破,他深入分析了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从等价形式必须“以自然形式表现社会形式”的特点中,窥探到商品拜物教的形成机制,并揭示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分裂着的商品生产社会才是孕育价值形式的社会土壤,进而诉诸于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形态的转型来打破这一物化结构。其后继者,如赫尔穆特·莱希尔特( Helmut Reichelt)、英格·埃尔贝等人沿着价值形式的坐标继续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阶级革命与国家形式等主题的批判性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哈贝马斯和霍耐特为代表的法兰克福社会批判学派,以及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历史考证版的编纂为特点的德国MEGA2编辑小组。前者侧重于社会现实研究,后者则注重原始文献的考证,不同的研究风格与理论取向导致两个学派之间交流甚少,以至于给外界留下了彼此独立、互不干涉的印象。然而,德国学界事实上一直存在着一股试图整合上述两个学派的力量,它就是兴起于1960年代中期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一方面,该学派十分重视对马克思原始文献的研究。“Neue Marx-Lektüre”也可被直译为“新马克思读物”,而所谓的“新读物”指的是新MEGA第Ⅱ部门相继出版的大量未被恩格斯编辑过的马克思原始手稿和文本,该学派从中发现了价值形式等思想的异常深刻性。另一方面,该运动脱胎于法兰克福学派,其早期创立者大多求学于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的门下,自然也继承了社会批判的学统,只是更加注重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切入。在他们看来,哈贝马斯等人从“交往”“承认”等社会心理、文化维度所展开的现实批判,本质上是“试图推动批判理论成为社会民主的、认同资本主义的工程”,根本“没有抓住资本主义统治关系的根本特点,对马克思作了灾难性的错误解读,并建构了一种完全向资本主义投降的理论”[17] 。可见,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代表了当代德国在文献考证、现实批判等之外的一条新的马克思研究路径,并能够将上述研究路径的优势结合起来[18]

德国“新马克思阅读”的独特研究模式,也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自2000年左右开始,国内学界也曾兴起过“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运动,力图将马克思的哲学话语复归于经济语境,希冀通过文献考证与理论批判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来突破以往僵化的苏联教科书体系。近年来,苏联教科书体系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已非常式微,但是文献考证与现实批判相融合的研究范式却迟迟尚未建立。在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益研究成果的同时,学界的“MEGA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也呈现出二分化的趋势,双方各自固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较少进行互动。中国文化提倡“执两持中”,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对马克思原始手稿与文献的研究,重视对思想创新的“源头活水”的挖掘;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当前社会与世界局势的新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造性的社会批判分析,但不能重走西方马克思主义只侧重社会心理与文化因素分析的老路,而要像德国新马克思阅读那样“复归政治经济学批判于社会批判之中”[19],重新拿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矛盾分析的理论武器。希望国内学界也能尽快兴起一场融合文本研究与现实批判双重诠释路径的,进而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中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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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6

 

发布时间:2020-01-15 10: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