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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主体·结构·科学:20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逻辑进程中的三重维度

 

 

导言

毫无疑问, 上个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 来自各个领域的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都抱着极大的热情, 尽管20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在法国逐渐陷入低潮, 但是纵观整个20世纪的法国思想发展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进程, 我们不难发现, 当今依然在世界思想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法国思想, 其底色清晰地刻着马克思主义的烙印。一方面, 法国以及法国思想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来说一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一生在法国完成了他许多重要作品的写作和出版, 如他在18431845年花费了两年时间在巴黎研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其中在1844年撰写了著名的《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 (也称《巴黎手稿》) 。法国为马克思思想的创作提供了条件, 这不仅体现在资料等文本上, 更是体现在思想上。法国哲学传统中的唯物主义尤其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为马克思的研究提供了思想的启蒙, 另外法国独特的笛卡尔主义传统也为马克思的研究带来了益处。另一方面, 马克思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也为法国哲学的兴起注入了新的活力。不可否认, 马克思主义是法国哲学20世纪最重要的思潮之一, 战后更是将法国思想推向了高潮, 法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形成了20世纪法国思想独特的发展历史。

大致看来, 20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主体问题是讨论的核心, 当然这个问题的出场也与法国哲学传统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个阶段是结构主义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 结构主义成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主流, 并形成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第三个阶段就是68运动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进入低潮, 多种思想并起, 但大多都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路形成了差异性的发展趋势。

在这三个阶段内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要围绕着三个核心问题来展开。开始阶段是关于主体问题的讨论, 后来在这一问题讨论的基础上引入了结构主义的思路, 同时科学主义也在整个20世纪伴随着这两种维度共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进程。早期马克思主义进入法国虽然有一些哲学家进行了一些介绍, 但是, 真正马克思主义同法国思想的碰撞源自于科耶夫在法国所举行的黑格尔哲学研讨班。科耶夫虽然并未直接在法国宣传马克思的思想, 但是他在研讨班上对黑格尔的讨论无形中带来了马克思思想的传播, 这种思想影响了后来的萨特等人, 也为后来法国人本主义、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契机。在这一阶段, 笛卡尔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耶夫重新思考了“我思”这一问题, 这一问题在传统的法国哲学中代表的是一种意识哲学的范畴, 而科耶夫把“我思”做了某种转换, 他把主体中的“我”重新拉回到感性现实中来。这种感性现实的主体引发了萨特等人的思考, 并对萨特转向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关于“主体”的思考, 既延续了法国哲学的“我思”传统, 也融合了人本主义的思潮, 并且也与马克思关于人如何存在这一主题关联了起来。“主体”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法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一种发展方向, 并把法国马克思主义逐渐推向高潮。这种高潮就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 阿尔都塞及其弟子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阿尔都塞吸纳了索绪尔以及斯特劳斯等人的观念, 用结构主义的视角重新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 结构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发展的显著特征。在真正的逻辑脉络中, 结构主义回应的其实仍然是“主体”问题, 阿尔都塞的那句名言“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 把“主体”和“意识”拦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外。在1968革命之后, 法国马克思主义陷入了一种低潮并一直持续至今, 在这一阶段, 法国马克思主义向着多种方向发展, 并没有显现出特别明显的特征, 但它仍然作为法国思想的底色见证了现代与后现代等理论的争论。但这一时期一些思想家如德里达、福柯、德勒兹以及巴迪欧等人的思考可以为我们关于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当然, 除了“主体”和“结构主义”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进程中扮演的主要角色之外, 科学的维度在法国马克思主义中也从未缺席。这一维度在长久以来常被人们忽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无论是早期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或是后来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科学这一维度一直在扮演着同行者的角色。

一、主体问题:法国马克思主义进程的逻辑起点

可以肯定的是, 主体问题一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发展。主体的问题不仅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更是法国哲学的问题。法国哲学在早期存在着多种历史传统, 有些历史传统延续至文学和艺术的领域, 但是在这众多传统中, 笛卡尔一定是不容忽视的那一个, 并且这个传统也确实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法国哲学的发展, 这其中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我们首先从科耶夫的黑格尔研讨班开始我们的讨论。科耶夫在讲座中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了解读, 尤其是对《精神现象学》的解读影响了后来的萨特等人。科耶夫在关于黑格尔这部著作的解读中, 并没有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知识问题入手讨论, 反而注重自我意识的讨论, 他在自我意识的讨论中更大程度上把人的本质问题置于重要的讨论视域内。他把自我意识归结为是一种主体“我”, “人和人的历史进化必须是怎样的, 才能在进化的一个特定时刻由一个恰好叫作黑格尔的人类个体, 发现他具有一种不是揭示存在的一个特殊和暂时的方面 (被他错以为是存在整体的那个方面) , 而是按照事物自在和自为的样子揭示存在整体的绝对知识”[1]33。科耶夫的这种哲学人类学的解释让黑格尔哲学又重新回到了法国哲学的传统中, 并且对笛卡尔的“我思”传统进行了延续, 主体问题又回到法国哲学的轨道上来, 他关于精神现象学的哲学人类学诠释让法国思想界把眼光又重新聚焦到主体的“我”之上, 并且这个主体的界定又打破了传统的自我意识的思维内涵, 获得了一种新的规定, 那就是感性现实活动中的主体。科耶夫的这种解读把所有问题都引入到了人的问题中来, 都回到了主体上去, 这种解读方式成为了20世纪30年代法国哲学思想的一种潮流, 这种潮流无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有许多法国哲学家正是在这种思想潮流下关注到主体哲学上来, 也成为那个时期法国哲学的一种特征, 萨特无疑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萨特的早期哲学同样是从“我思”入手, 对“我思”的理解贯穿了萨特哲学的始终。同样地, 在关于“我思”的重新理解中萨特不仅在科耶夫的中介下回到了笛卡尔的主体传统, 也在关于“我思的重构”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 这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发展带来了契机。

毫无疑问, 法国马克思主义在早期有着深刻的人本主义的倾向, 这与萨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科耶夫对于黑格尔哲学“我思”向“我”的改造让萨特看到了主体之“我”身上更多的可能性, 而不只是停留在意识哲学的圈子内。萨特哲学的出发点是存在主义哲学, 但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表明了他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萨特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始终离不开一个核心问题“主体”。对于存在主义的萨特来说, 存在主义虽然坚守着主体生存的实在性, 但是却容易陷进到一种主观性中, 萨特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对于这种存在主义也保持了一种清醒。他在讨论到克尔凯郭尔的时候提到, 尽管后者对于黑格尔将主体纳入到精神之中的做法有所批判, 并保留了主体的特殊性, 但是他并不满意克尔凯郭尔对于主体以一种主观性或者超经验的方式来看待。“在克尔凯郭尔那里, 主观的生命由于是被体验的, 所以永远不能成为一种知识的客体……这种自以为在反对任何狭隘的和无限深邃的哲学史中表现出来的内在性, 这种在言语之外作为每个人在他人和上帝面前进行的个人冒险而被重新发现的主观性, 是一种空洞的主观性”[2]13。这样, 萨特就对黑格尔以及克尔凯郭尔的理论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前者尽管在其哲学中强调主体的意识能动性, 但是主体只是一种绝对的存在体, 失去了客观的基础和特殊性的存在形态;后者虽然看到了个体的那种感性客观性以及特殊性, 但是却成为一种超验的不可言说的存在。因此, 萨特在遭遇到这两者的困难与疑惑之后自然地开始关注同时超越两者的马克思主义, 并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黑格尔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解答, 人作为一种概念的历史存在于黑格尔哲学中, 而马克思主义将人的现实性从黑格尔那严密的概念历史中解救出来, 并且赋予人这个主体的现实性和特殊性。

对于存在主义来说, 萨特也对自己进行了超越, 而这种超越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进行的, 他分析认为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和社会实践对意识来说具有先在性, 正是实践和对象性劳动才影响了人的认识和知识。萨特对于主体问题的探讨, 尤其是在马克思实践角度上对个体问题的讨论影响了其思想上的转向, 主体成为了一种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感知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在这里真正进入到萨特人本主义的思想之中, “马克思反对克尔凯郭尔和反对黑格尔都是对的, 并且他同前者一道肯定人类存在的特殊性, 因为他同后者一起把具体的人放在他的客观现实中来研究”[2]16。尽管萨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比较暧昧, 但是不可否认, 马克思主义成为萨特摆脱黑格尔与存在主义的一剂解药。

萨特的哲学从“我思”出发, 从超经验的自我到具有感性现实性的自我, 实现了一个伟大的转变。在他的哲学分析中必须看到一点, 萨特尽管从现实性角度来看待人这个主体, 但是他把所有的关注点都置于此, 反而忽略了实践的地位。他也从实践和人类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所分析, 但是所有的分析都基于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我”这个主体。他从感性的现实的人的本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 但是却忽略了人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实践。这种哲学深深地打上了主体哲学的烙印并且留下了一个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但这种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蓬勃发展打开了一扇大门。后来法国哲学围绕着“主体”的建构以及消解一直保持着持久的争论一直到今天。梅洛—庞蒂从“身体—主体”出发建构主体, 他毫无疑问地将笛卡尔二元论在身体里得到了解决, 他把心灵的根源置于身体之中, 而这个身体并非是简单的物质存在, 它既是精神的存在也是物质的存在, 身体就是主体, 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 梅洛—庞蒂是在建构的基础上来看待主体的, 但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则是提出了一种主体的消解, 试图通过一种回避“我思”这种传统的方式来拒绝主体, 而这种逻辑路径的选择正是结构主义者们看到了萨特哲学中无法摆脱的“我思”传统, 这个传统带来的结果是主体成为一种主宰, 结构主义者提供了一种无意识的哲学方法, 主体的命运在这里被改写。尽管结构主义在主体问题上针锋相对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 主体问题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并未被完全的消解, 后来的批判哲学家们如福柯、德勒兹等人对主体又进行了重新的阐述。关于主体问题的这种讨论一直延续到今天, 它不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中, 更存在于法国思想的当代演变过程中, 对于这个主题的讨论会一直持续讨论下去, 而这个主题带来的其他相关问题可能才是哲学要面临的真正问题。

二、结构主义: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标签

纵观20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结构主义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并且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也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达到了高潮。相对于前边我们所谈到的主体性问题而言, 结构主义对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加巨大。同时, 我们也能看到结构主义所要应对的问题也是主体性问题所面临的问题, 那就是“我思”。不同于萨特等人的处理方式, 结构主义直接绕过了“我思”的逻辑起点, 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斯特劳斯对于萨特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他认为萨特仍旧没有逃离出法国哲学传统中的“我思”。他说到, “萨特成了‘我思’的俘虏, 笛卡尔的‘我思’能够达到普遍性, 但始终以保持心理性与个人为条件。萨特只不过是通过‘我思’社会化, 用一座牢狱换了另一座牢狱……萨特把自己的社会与其他的社会割裂开来, 希望做到纯净不染的‘我思’陷入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 并消失在社会心理学的死胡同里”[3]285

斯特劳斯在这里清晰地表达了萨特并未摆脱“我思”这一哲学基础, 而只是换了一个方式表达着我思,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 萨特并未逃出意识哲学的范畴, 他就是将人自身置于中心位置, 赋予其特殊的地位。但是, 对于斯特劳斯来说这是一种“个人同一性”圈套, 他从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探究了这个问题并影响了阿尔都塞。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兴起之前, 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人本主义并未从实践入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然发现了人本主义的缺陷, 过于关注人自身陷入到一种人道主义的囹圄之中, 因此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 尤其阿尔都塞通过对意识形态以及科学的分析, 说明了“任何科学理论实践总是同它史前的, 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划清界限;这种区分的表现形式是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质’的中断, 即所谓的‘认识论断裂’”[4]58。阿尔都塞通过这种分析指认了马克思思想前后出现某种质的断裂, 他认为马克思在1845年之前的思想属于是意识形态的部分, 是属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而后期马克思的思想摆脱了意识形态是一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这样阿尔都塞就把马克思主义做了一种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区分, 而这种区分的方式和方法正是结构主义的方式。

尽管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达到高潮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 但是结构主义的起源与人本主义相似, 20世纪30年代左右就已经孕育和发展了。结构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两位哲学家:索绪尔与斯特劳斯。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为结构主义在法国的开端提供了理论基础。法国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已展开了他的人类学研究, 并在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影响下发展出了结构主义人类学。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带来了一种范式的转变, 他通过对词语、符号和语言三个方面分析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建构了自己的语言学范式。他曾经在《符号、所指、能指》中说到, 语言符号真正连结的是概念和音像形象而不是事物和名称, 它本身就是一种完满的系统, 言语的意义的表达并不来源于作者, 而是由整个语言系统产生的。他的这个理论对传统的文学语言学理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并且从语言文学领域扩展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斯特劳斯承继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 并且把这种理论应用到文化人类学之上。他用这种方法分析了神话、亲属关系等主题, 并得到了类似于语言系统那样的结构。也就是说, 这些主题的意义来自于它们整体是一个系统, 在这样的一种系统结构内, 它们获得了各自的意义。后来他出版了《结构人类学》影响了整个法国的思想, 对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尤其是对萨特的人本主义给予了强有力的批评, 揭开了结构主义在法国发展的历史。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获得了理论上的支撑。

对于阿尔都塞来说, 他的工作就是要保卫马克思, 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这就必须要回应并批判萨特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阿尔都塞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部分, 一是意识形态的批判, 二是对马克思的思想做科学的分析。不同于萨特, 阿尔都塞在开始阶段就回避了主体的问题, “我思”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到意识哲学的境地, 而这正是阿尔都塞所批判的地方, “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这样一种结构主义的解释毫无疑问将主体消解掉了, 主体指向的是一种意识形态, 而真正的历史是一种无主体的过程, 他用一种过程的科学来替代了主体, 完全回避掉了主体对于历史的作用和地位。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的捍卫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方法和理论基础上进行。他认为马克思思想存在一种认识论上的断裂, 而这种认识论的断裂是以问题式的方式作为前提。“正是总问题的概念在思想的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 也就是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4]224。对于阿尔都塞来说, 对于马克思科学的捍卫必须批判主体参与的意识形态并且向科学主义转变。而这种转变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只能通过理论上的实践来实现。阿尔都塞分析了马克思的“总体”, 他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是一个复杂的结构, 尽管经济基础有着最终的决定性作用, 但情况并非简单如此。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有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梧。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临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5]592。在苏联出现过的经济决定论让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这一规律在阿尔都塞这里变换了内涵。他认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多元决定论。他认为经济机构是一种复杂的结构, 它并不是单一孤立出现的, 在一个复杂结构中各种要素最后可以还原为一种经济要素, 但是经济基础作为复杂机构中的一个部分, 它的决定作用以及基础作用的发挥必须依赖于整体结构和其他要素的参与才行。因此, 阿尔都塞认为历史的进程是一种多元决定论的。经济基础的决定对于阿尔都塞的理论分析来说, 这种决定是一种最后的决定, 但是其他结构中的要素是有一种参与和相互作用。阿尔都塞的分析深刻地带有结构主义的倾向。此外, 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同样带有结构主义的烙印。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体系, 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 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4]201。意识形态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人类的生存关系, 它只是一种中介, 它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离不开意识形态。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界定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 尽管阿尔都塞对它进行了批判, 但是他也说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巨大的, 阿尔都塞站在结构主义的立场上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重新的分析和思考, 形成了独特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潮。在这里主体消失了, 意识哲学在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解读中剔除了, 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彰显了结构主义对主体对历史的改造, 历史唯物主义真正成为了一种历史科学。

结构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影响并不仅仅止步于此, 在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中, 结构主义总是作为一种分析的对象出现, 就像结构主义分析过的人本主义一样,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思潮更替中不断地发展。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思想高峰之后,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陷入了沉寂的时期, 但是对于它的研究并没有停止。德里达、福柯、巴迪欧等人重新思考一些被讨论过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成为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讨论的核心还是围绕着主体问题展开, 如福柯和巴迪欧等思想家所做, 也有一部分哲学家在结构主义的立场上再进一步, 如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 福柯和德里达的思考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借鉴。其实, 仔细考察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有一种相对独立、冷门但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思想被我们忽视了, 那就是科学主义的路径。我们前边提到的“认识论断裂”就是来自这一种科学思潮, 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科学认识论, 但是在20世纪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进程给予了不可忽视的理论营养。

三、科学: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

科学维度在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被严重忽略了, 尽管它并未形成一种专门的研究思潮, 但是它的确存在于20世纪法国哲学和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图景之中, 它扮演着一个同路人的角色并且深刻地影响着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历史进程。我们对于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科学维度的阐述必须以20世纪法国哲学作为背景来讨论, 因此, 我们先来观察这一维度是如何在法国哲学中生成发展并且延续至今的。其实, 20世纪的法国哲学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两条发展路径, 它们彼此影响构成了法国哲学多彩并且具有生成性的差异特质。一条路径是意识哲学, 而另一条路径是概念哲学。意识哲学的路径就如我们在前边分析的那样, 它发挥了笛卡尔主义的传统, 强调主体和意义, 并且融合了现象学的思想发展出一种从笛卡尔到柏格森、萨特以及梅洛—庞蒂等人的脉络, 形成了法国哲学发展中重要的意识哲学路径。而概念哲学的路径则是发端于一种科学主义或者说是科学认识论的思想, 它最早延续自卡瓦耶斯经过巴士拉和康吉莱姆并发展到福柯和德勒兹。法国概念哲学的发展路径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它是以概念哲学来批判意识哲学, 同时这一路径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两个方向的分支:它的一个分支是科学认识论, 这种认识论以一种问题式的方法影响了阿尔都塞的思想, 这主要表现为“认识论的断裂”;它的另一个分支是生命哲学, 它关于规范性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至福柯那里并带来了生命政治的新批判思想。因此科学维度在这里也就通过两个方面即科学认识论和生命哲学影响了当代法国哲学的进展。

阿尔都塞的思考明显是从历史问题开始的, 就像他接受了结构主义的影响一样, 他的概念系统如何与历史对象的现实联系在一起不是他的工作, 他也不认为存在某种证据说明这种关联。因为他认为历史的真相并不来自于一些我们所了解的知识。受巴士拉以及康吉莱姆的科学认识论的影响, 阿尔都塞将科学理解为一种概念性的话语, 而科学历史中所出现的知识与概念并不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 甚至它们之间会存在着一种巨大的裂痕, 而这种裂痕在根本上会带来质的变化, 这样一来, 知识就成为了一种不确定的知识, 它只是沦为了一种知识, 而不能提供相应的历史真相。但是在这种断裂的地方, 它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的方向, 问题是存在的, 而正是这种存在的问题让哲学前进。对于阿尔都塞来说, 科学没有绝对的真理, 但是它拥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的真相[6]531。如果没有这种与意识形态的联系, 科学就不能作为主体的实践存在, 也不会对科学产生的知识效应产生任何争论或讨论, 因为在这种讨论可能发生的地方不存在共同的话语领域。也就是说, 意识形态成为了一种必须发生作用的中介。尽管我们清楚, 知识与知识的概念、事物与事物本身的概念存在着差别, 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们的认知是无法超越概念框架的局限性, 因为我们总是存在于某个现实世界中, 而存在于这个现实世界中我们必定会受到制约。也就是说所有存在的基本原则是唯物主义的原则, 阿尔都塞坚持所有的存在都是客观的, 它们是先于人的主观性而存在的, 并且独立于人的主观性。科学的话语由阿尔都塞在功能上定义为缺乏实践的兴趣, 因此, 科学可以被视为与现实世界有更客观的对应关系, 因为它与意识形态存在断裂, 但我们必须像阿尔都塞那样接受唯物主义论点, 即真实的世界存在。对阿尔都塞来说, 历史的真相, 就像任何科学的真理一样, 是一种由其自身内部问题所产生的知识效应和这些效应的解释能力的功能, 但是这种真理是由哲学领域的话语实践来中介的, 它通过接受知识效应 (如科学) 或拒绝 (作为意识形态) 来“决定”真理。历史呈现了它的情况, 或者, 用阿尔都塞的话说, “在哲学中占据一席之地”, 通过证明了自己的知识效应的解释力, 并为其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假设的有效性, 以及后者与非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替代品相比的优越性方面提供了证明。

另一方面, 这一科学路径也影响了福柯等人, 并为后来法国的生命政治批判转向打开了一扇大门。康吉莱姆是20世纪法国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和生命哲学家, 他关于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以及生命哲学的探讨影响了福柯以及德勒兹等人。康吉莱姆的讨论我们可以从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正常与病态》中得知一二。他承袭了巴士拉的科学认识论, 并且向前推进了一步, 他认为科学史的进程并非是简单的编年体历史, 每一个概念与事实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断裂, 而正是这断裂之处才真正孕育着哲学的问题。哲学在根本意义上是问题, 并不提供一些确定的结论, 这种认识论让他在医学以及生命哲学的研究中获益匪浅。他从规范的角度出发讨论了正常与病态这个在医学意义上至关重要的问题。规范问题在根本意义上是一种划界的问题, 康吉莱姆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首先, 他认为规范性的建立是现代科学的一种普遍的方法, 尤其对于人的生物性生命来说, 规范性是人成为一个正常人的门槛, 比如在医学中尤其是临床医学中, 人的体温, 以及各项指标被限定在一个量化的区间内, 如果一个人的身体量化指标在这个范围内, 那么他就是正常人, 反之则不是。正常与病态的区分以一种权力性的划界被区分开来, 换句话说, 正常与病态是被建构起来的, 而建构的标准就是在历史过程中生成的, 但是这种标准或者说建构的历史却并不总是科学的, 反而它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因素。最为关键的问题是, 康吉莱姆认为, 生命本身会建构起自身的规范, 规范性并不源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生命自身。生命根据死亡的终极抵抗会在生命的不断抵抗中建构起自己的规范, 但是这种规范在医学中尤其是临床医学的发展中被阉割掉了, 而外部的规范建构起了我们所看到的所谓正常或者不正常的生命。康吉莱姆对于正常与病态的研究让人们看到了生命的门槛之外更多的是权力和意识形态。康吉莱姆关于规范性的考察让福柯获得了某种方法, 后者在生命的探讨中转向了生命政治。他的考古学方法, 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以及性史等等从不同的主题讨论生命的政治以及伦理问题, 人是如何被纳入到这个自身无法拒绝的现代性之中的, 尽管我们可以从福柯的分析中看到, 他更多的是从肯定性的论述方式入手谈论生命的治理, 但是从根本上反映出的仍是对现代性下的关于生命本身的微观性政治批判。生命经历了两次门槛, 一次是作为生物学意义上人的门槛, 经过这道门槛一个现代性的正常人诞生了;第二次门槛则是政治学意义上的门槛, 经过这道门槛, 一个现代性的政治上的正常人诞生了, 人自身按照某种肯定性的规训成为了一种自己无法拒绝并且要成为的现代人。从第一个门槛向第二个门槛跨越的过程就是生命政治诞生的过程。在这一点上, 福柯的分析指向了一个基本问题:规范的否定性概念及其作用是如何转变到规范的肯定性概念的, 这涉及到认识论的问题也涉及到历史的问题, 这正是福柯与康吉莱姆相似但又不同的地方[7]88。规范的否定性关注的是排除, 而肯定性观念关注的则是调控和整合。福柯的研究就是沿着这种转变发生, 他从早期的作品到晚期的著作似乎就是沿着这样一条从否定向肯定的分析在进行转换。无论是阿尔都塞还是福柯都从科学哲学家那里获得了思想的源泉, 尽管科学总是以一种相对独立的态度关注于自身的发展主题, 但是它总是在人们无法察觉的地方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结语

20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无疑是曲折的, 但是正是这种曲折带来了多种思想和思潮的碰撞。巴迪欧曾经谈到法国哲学的时候说过, 法国哲学是一个黄金时代, 是继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尽管有人对此持有异议, 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国哲学却是在当代显现着其自身无法阻挡的魅力, 而马克思主义在其中贡献良多。它与法国哲学互为底色, 也互相成就, 法国哲学的传统为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它能够发扬光大的基础, 而马克思主义也为法国哲学开辟了新的路径。而我们上文提到的主体问题、结构主义问题以及科学或者科学哲学问题几乎涵盖了法国哲学20世纪的发展主题, 主要的哲学研究和流派大都围绕着几个方面进行, 而这三个维度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大放异彩的关键。巴迪欧以及福柯在其作品中对主体和主体性的讨论更加成熟, 这表明主体问题以及主体的消解问题仍旧会作为一个核心的问题存在于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结构主义不同于主体问题, 它更像是法国独特的哲学主题, 不管它是否真正渗透到法国哲学的内部还是仅仅停留在语言学或者文学研究中, 它推动法国马克思主义达到高潮这永远不能被我们忽视, 况且后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在后来的发展中或多或少的发展了这个主题。而我们讨论的第三个主题科学更是如此, 科学以及科学认识论随着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它会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发挥更多的效用, 随着生命政治研究的兴起以及关于生命哲学和认识论研究的推进, 它在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国哲学的主题研究中会越来越受重视, 而蕴含在其中的思想会更进一步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也会为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增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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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皮埃尔·马舍雷:从康吉莱姆到福柯:规范的力量[M].刘冰菁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晋阳学刊》 2019年第3

发布时间:2019-11-08 17: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