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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晋锡:辩证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以马尔库塞为中心

 

 

自阿尔都塞在其晚期著作中提出“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开始注重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互动中来寻找革命的可能性。阿尔都塞、巴迪欧、齐泽克分别强调某种偶然性的“形势”“事件”或内在“真实”对于激进行动的诱发作用,但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的整体生成问题。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理论不至沦落为一种抽象的设定?马尔库塞的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重要参照。

马尔库塞于1928年至1932年间在弗莱堡大学师从海德格尔学习现象学,他正是在洞察卢卡奇思想缺陷的基础上,通过把《存在与时间》对此在“历史性”特征的强调与辩证法相结合,试图以此来重新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一方面,马尔库塞把海德格尔哲学改造为了一种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具体哲学”;另一方面,他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个体自我实现的对象化过程为基础,重塑了“存在”的历史性特征。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尔库塞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界定为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或“辩证现象学”,以此来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性内涵。本文将对此进行批判性探讨。

一、卢卡奇与海德格尔:共同的问题及各自理论的缺陷

20世纪初期,第二国际的主流理论家热衷于达尔文式的社会进化论,他们侧重于从自然科学式的实证主义方法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种机械决定论倾向容易在无产阶级运动中滋生消极等待的宿命论思潮。为反对这种思潮,卢卡奇将20世纪30年代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无产者个体意识的物化,在指出物化意识与实证思维内在一致性的基础上,他主张运用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来塑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但是,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被赞赏和公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要贡献,但是它的重要性却不能被过高地评价”。这是因为卢卡奇并没有真正解决个体物化意识与总体性阶级意识之间的过渡问题,同时忽视了自然界对于实践活动的客观限制性,其思想体现出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

卢卡奇把商品形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形式这种现象称为“物化”。商品形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弥漫“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人们虽然可以认识并利用商品世界的运动规律来服务自身,但是却不得不受这种外在必然性的制约。在物化现象中,“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一方面,劳动分工向着不断合理化的方向推进,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割为片面性的局部操作,工人的现实存在也就被孤立化;另一方面,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人们不得不对生产环节进行精确地计算和量化设计,这种实证化的生存态度进一步使人们的现实存在抽象化,从而丧失了具体性与感性色彩。

卢卡奇的“目的在于把物化理解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普遍的、结构上的基本现象”。以经济活动中的物化为基础,可计算的合理化原则逐渐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弥漫开来。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政治法律、官僚机构甚至人的精神世界与伦理生活都屈从于各自“永恒”规律或实证化规范的支配。然而各规律之间却缺乏实质性的现实关联,当经济危机爆发时,可计算的合理化原则就“必然显示出其假象的原形”。面对物化现象对社会生活的全面颠倒及其合理化原则在历史解释中的失效,卢卡奇为人们揭示的出路是,“通过专注于可认识事物、被认识事物的具体的、物质的总体来突破这种陷入支离破碎的形式主义限制”,从历史运动的辩证生成中来理解社会整体的发展趋势。在他看来,只有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才是理解社会进程的唯一正确方法,而无产阶级的现实存在就是这种辩证法的具体体现。无产阶级的历史意识被卢卡奇称为“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它构成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全部理论的现实落脚点。卢卡奇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存在着两点值得注意的理论缺陷,它们构成了马尔库塞思想探索的起点。

首先,卢卡奇对个体物化意识与总体性阶级意识之间的过渡缺乏有效说明。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境遇赋予了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无产者只有立足于社会历史的总体进程,并不断“通过自觉的行动和自觉的自我批判”,才能真正获得历史赋予它的阶级意识。然而卢卡奇又看到,孤立化、原子化的个人恰恰是物化状况的现实表现,因此“个体决不能成为事物的尺度”,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如此一来,个体的自我批判就失去了现实基础,卢卡奇对无产者如何获得被赋予的阶级意识的论述始终语焉不详,并且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一方面,他认为这种阶级意识在经济危机时能够自发产生;另一方面,现实斗争又使他认识到政党在阶级意识塑造中的积极作用。在此,他只是用组织层面的自发主义取代了经济活动中的自发性。卢卡奇在反省早期思想中的这一倾向时指出,承认阶级意识“是‘从外面’……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的”。这种认识脱离了现实历史进程,成了“纯粹思想”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性质。

其次,卢卡奇明确将自然纳入了历史范畴,但是却忽视了自然界对实践活动的客观限制性。对他而言,把辩证法“限制在历史和社会领域,极为重要”,自然界只是自然科学研究和改造的对象,自然科学和物质生产更是物化意识产生的关键领域。而在马克思看来,虽然生产实践构成了现实感性世界的基础,但“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卢卡奇忽视自然界对社会实践的限制作用,也就只能片面强调精神的力量。在他看来,“每个社会的力量按其本质是一种精神力量。只有认识能够使我们从中解放出来”。似乎意识本身就是一种能够直接转化为实践的现实力量,这种理解同样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

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也给马尔库塞提供了一个框架,使他得以用唯物主义的词汇,去描述海德格尔对人的存在的本体境况的分析”。马尔库塞从海德格尔哲学中看到了一种为人的生存确立新基础的理论可能性。这不仅因为海德格尔对此在存在的非本真性与本真性的区分,与卢卡奇对物化意识与阶级意识的说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结构对应性;而且,海德格尔对此在历史性特征的揭示,使马尔库塞看到了一种深刻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状况的具体哲学,他乐观地相信,《存在与时间》“代表着哲学史的内在转向,资产阶级哲学从内部超越了自己,它为一种新的‘具体’哲学开辟了道路”。如果说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分析构成了马尔库塞理论探讨的现实起点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对个体“历史性”存在的说明则为他提供了刺穿物化现象的思想基点。

唯心主义哲学把思维或精神作为出发点,“庸俗唯物主义”(卢卡奇用这一概念来概括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化理解)将可以由自然科学方法来把握的客观世界当作出发点。在海德格尔看来,整个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才是思想正确的出发点,这个世界首先应该由“存在的意义”来理解,任何理论性的认识都必然派生于这种理解。《存在与时间》所要探讨的就是对“存在的意义”这一问题的澄清,其整个分析围绕个体“此在”这一特殊的存在者来具体展开。

海德格尔把此在的存在解释为以时间性为基础的“操心”,当下的“操心”基于过去又面向未来;正是在面向未来所作出的“筹划”中,在此在基于自身的生存而进行的意义牵连中,它通过自身的决断获得了进入本真存在的可能性。就此而言,此在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者。凭借对历史“遗业”的承担和历史必然性的自觉,此在通过自身的决断就可以获得自由。在马尔库塞看来,海德格尔至少正确地提出了时代的问题,在此,“具有决定性的是这些阐释所带来的新的哲学冲击。自觉于深刻的必然性,所有生存哲学的基本问题被提出来了:什么是本真的存在以及它究竟是如何可能的?

但是,海德格尔对此在历史性特征的探讨仍然过于抽象化或一般化。卢卡奇只是将物化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特定时期的历史现象,它可以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来消除。而在海德格尔看来,“沉沦与被抛”却具有存在论上的规定性。与此相应,非本真的物化状况就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基本规定性,此在寻求本真存在的决断行为也就具有了明显的先验倾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进行批判,为无产阶级革命寻求新的理论基础,这是马尔库塞从卢卡奇那里继承过来的理论任务。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马尔库塞看到,“什么是具体的本真存在?它如何才能具体地可能起来?如果只是对‘一般的此在’发问,那么这些问题就是空洞的;因为它们既不表明现实,也不带来义务,而这正是它们作为生存问题所必须具有的两个特征”。具体而言,海德格尔明显忽视了不同阶级之间“意义世界”的现实差异,而且此在自我救赎式的个体解放之路与革命阶级的集体行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与此同时,他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并未有效触及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内容,没有达到对历史进程中物质限定性的真正自觉。概而言之,海德格尔对此在历史性的探讨最终脱离了具体社会现实,因此并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行动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

二、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寻求辩证法与现象学的结合

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核心在于激进行动的历史可能性———这种行动将实现人的完整性,因此它也会为一种新的、必然的社会现实开辟出道路”。革命性的激进行动必须源自个体自身的历史理解,而非单纯依赖外在的理论灌输。正如马克思所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激进行动能够在改变环境的同时,改变那生存于环境之中并为环境所围绕着的人自身的存在,也只有这种行动才能真正颠覆资本主义时代的物化现实。

海德格尔对此在历史性的说明已经为马尔库塞提示出了刺穿物化现象的理论路径,即从人的存在意义实现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世界,并且以个体的生存实践为基础来塑造激进行动的历史可能性。但是,要把海德格尔方法论上的先验性特征改造为对社会现实的具体关照,就“必须将其研究推进一步,追问特定事实在其被给予性中是否穷尽了自身的意义,或者被给予之物是否在自身之中还保留着自己的意义”。海德格尔围绕个体生存实践展开了现象学的分析,马尔库塞则看到了辩证法在改造现象学方法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只有统一两种方法———辩证现象学代表了一种坚定的、彻底具体化(constant,extreme concretion)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公正对待人生此在的历史性特征”。马尔库塞从个体生命活动中的对象化过程出发,在感性实践的基础上重新阐明了个体存在的历史性特征。如此一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也就被他改造为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

首先,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和现象学方法都关注对存在意义的澄清,这两种研究方法共同统一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之中。卢卡奇认为,对总体性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的凸显意在把握人的活动方式本身的变化,即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实践活动“对象性形式本身”的变化。正如马克思看到的那样,“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社会活动的“对象性形式”在历史进程中始终在变化,只有把社会生活的具体环节纳入辩证发展的总体过程中来进行现实的考察,才能真正理解社会事实的本质。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关注人的活动方式本身的变化,因此也就抓住了社会现实在发展进程中对主体所具有的意义。

现象学方法的特色则在于,通过“悬搁”对事物的模糊判断和预期来避免一切先入之见的干扰,进而经过“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来“回到事情本身”,最终揭示存在的意义。胡塞尔主要关心的是现象学的认识论方面,海德格尔则要把人的具体生存而不是意识作为研究的中心。他认为,“在形式显明中,要讨论的真正对象被确定为生存(Existenz)。在这样一种形式上显明出来的意义中,这个概念指示着‘我在’(ich bin)现象,即包含在‘我在’中的存在意义;而后者乃是一种原则性的现象联系及其所包含的问题的开端”,海德格尔对存在意义的追问也是在为人们的生存实践奠基。

马尔库塞看到,马克思“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的要求,与“回到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原则之间存在着方法论目标上的一致性。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以现实的物质生产为基础,人们总是在具体社会境遇中来形成自身的历史理解,同时实现着对既定现实的批判和超越。人们对社会整体的理解与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自觉能够在实践过程中获得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其次,马尔库塞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的对象化过程为基础,不仅将自然界纳入了历史分析,而且为个体自我批判与社会整体之间的统一提供了理论依据。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对此在历史性的分析为马尔库塞的理论探讨提供了思想基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对自我意识对象化过程(辩证过程)的强调则使他看到了一种个体自我实现的现实可能性。马尔库塞在1930年完成了《黑格尔的存在论与历史性理论》一书,该书试图以黑格尔的方式重新探讨海德格尔“存在与历史”的思想主题。依据黑格尔的分析,自我意识以自身的对象化结构为基础,在主要经历了“主奴关系”“理性”“精神”的阶段后,最终实现了自身与自然界,以及与其他自我意识之间的统一。马尔库塞强调指出:“在自我外化和自我内化,对象化和克服对象化这种重复的过程中,作为精神的生命仅仅在自身的维度中运动,这种重复是历史过程的基本特征,它构成了历史的历史性”。

主奴关系阶段的劳动过程将自然界纳入了社会进程,物的价值与人的意义在劳动中获得了统一。与此同时,人们在劳动中又必然形成各种社会协作关系,对象化活动中的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性的人。黑格尔认识到,“一个意识,当它展出或实现了一件事情时,它自己就会经验到,其他的意识都像苍蝇之群趋于新挤出来的牛奶那样急忙凑拢过来想插手参与这件事情”。在现代社会交往特别是市场交换中,正是不同个体围绕某一自我意识的劳动产品所展开的批判活动才使它获得了普遍性,自我意识也正是凭借这种公共性批判的过程而进入了理性阶段。由于理性个体只有在“彼此相互对立并且为对方而存在”的状况下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与他人的“统一(identity)”,所以,差异性共在下的和而不同,也就成了个体自我实现的方向。可以说,历史进程内在地包含了不同自我意识之间的彼此对抗或相互批判,而历史运动的趋势就在于实现个体自主基础上的社会整体和谐。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在精神阶段,自我意识才能真正获得自身的自由。

海德格尔将此在的沉沦与被抛视为存在论上的先验规定。马尔库塞则看到,黑格尔对个体意识自我实现的对象化过程的阐发在拯救海德格尔哲学的先验性特征方面,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最后,马尔库塞强调历史进程中的物质内容对生存实践的客观限制性与生命存在中的感性特征。马尔库塞从海德格尔的生存现象学中看到,历史性的此在总是首先受自己的被抛境况所限制,这种被抛境况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包含了物质和精神、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内容,这些内容共同规定了此在存在的现实可能性。马尔库塞进一步把规定此在存在的具体可能性,同时又无法被纳入到观念领域中的东西称为历史性的“物质内容”。“此在首要的操心是操心自己,操心自己的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对个体的生存实践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尔库塞看到了一种“马克思在同黑格尔的论争中发展起来的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的实现的思想”。《手稿》提出,“人是‘全面的’和‘自由的’类的存在物”,或者说,“是一种‘对象性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实践的存在物”。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正是对象性的劳动过程构成了人的本质的真正表现或实现。在此,马尔库塞将《手稿》视为马克思对自身思想探索的理论确认。

与此同时,在《手稿》的启发下,马尔库塞开始摆脱黑格尔把个体生命等同于自我意识的抽象看法,他明确将感性活动纳入到了对象性的实践过程之中。“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或者用马尔库塞的话说,“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物,是接受性的、被动的和遭受苦难的存在物”。感性之维凸显了实践活动的受动性方面,实践活动不仅是自我确证着的理解过程,同时又是被现实境遇限制着的感性过程。

由于受到感性对象的客观限制,有着各种现实需要的人在生命活动中就会感到痛苦或忧伤,但人还是要求自身十分完满的生命表现。“马克思把对象性的存在物和感性存在物等同起来”,在他看来,感性“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可以说,人的感性、需要、情欲等本能方面的内容也都属于自身物质性存在的重要层面。

综上所述,马尔库塞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重新统一辩证法和现象学两种思想方法,进而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阐发为了一种辩证现象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这一学说强调个体存在的历史性特征,它包含了个体对自身存在意义的领悟与对历史进程中物质限定性的自觉之间的统一,以及个体的自我生成性和社会整体的过程性之间的统一。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还意味着感性实践的现实性,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否定性或批判性。马尔库塞相信,这种思想方法不仅可以弥补卢卡奇与海德格尔各自理论的缺陷,而且可以为刺穿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进而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性内涵提供理论依据。

三、重塑个体存在的历史性特征与实现人类解放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历史性理论:第一、它的研究对象处于历史进程中,因而它以历史的方式来处理研究对象;第二、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它自身干预了历史运动。马克思主义介入研究对象的进路被马克思本人称为辩证法”。马尔库塞继承了卢卡奇总体性历史辩证法的理论主张,因为只有以历史运动的辩证进程为基础,才能真正理解社会事实对历史主体所呈现出的现实意义,进而产生革命的需要。海德格尔的生存现象学使马尔库塞认识到,人类行为中的理论性模式以及对待生活的实证化态度都应该奠基于生存实践中的“操心”,从个体自身存在意义实现的角度就可以理解历史运动的现实进程。但是,要想把无产者个体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自觉上升为阶级整体对资本主义时代的革命性批判,还必须凸显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强调的个体生命自我实现的对象化过程(辩证过程)。个体自我只有实现了自身与对象世界以及与他人之间的统一性,才能真正获得自身的自由。

在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看来,个体生命在社会整体中自我实现着的对象化过程就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存在论基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指称与历史性(historicity)相关的整个知识领域———包括它的存在、结构以及发生演进状况”,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历史存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已经将人们的存在片面化、个体化或孤立化。马尔库塞主张在感性实践的基础上重塑个体存在的历史性特征,进而通过对既定现实的批判或否定来实现社会整体的解放。

由此反观海德格尔的生存现象学,虽然“他把存在论的自由界定为选择必然性的能力,即真正抓住预先被规定和被给予的可能性的能力;而且,他将历史确立为‘忠诚于自身生存’的唯一根据。然而,激进的冲动也终止于此”。海德格尔将沉沦与被抛视为了存在论上的先验规定,他对个体生存所做的分析根本就不是在经验现实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也就脱离了无产阶级的具体革命实践。

与此相应,萨特明确提出“存在先于本质”。他将自由界定为人之存在的先验规定性,进而认为即使在极端恶劣的现实境遇下,人也依然不失其自由本性。萨特公开将自己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解放联系在一起,并且以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著称于世。但是在马尔库塞看来,如果缺失了感性实践的现实性和对物质限定性的真正自觉,“与自身实际生存相隔离的人就很容易成为任何现实权力(real power)的牺牲品,一旦把实际境遇认定为了真实的历史境遇,这就要求人完全屈从于现实权力的统治”。海德格尔的生存现象学与萨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脱离了具体社会现实,因而无法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20世纪末以来,西方激进左翼重新活跃,其代表人物齐泽克试图通过行动的介入来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实践产生现实影响。然而,如果将其理论与马尔库塞的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进行比照,我们就会发现,齐泽克仍然无法有效说明革命主体的现实生成问题。

首先,齐泽克把无产阶级的普遍性理解为一种“失位”(dislocation)意义上的普遍性,但是,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物化状况的现实理解,因此他提供不出真正革命的普遍阶级。齐泽克认为,无产阶级的现实存在构成了资本主义体系自我崩溃的征兆,“‘无产阶级’代表普遍人类,并非是因为他是最低、最受剥削的阶级,而是因为他的存在是一种‘生存矛盾’,也就是说,他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基本不平衡和不连贯性”。换言之,由于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不被现实体制所认可,所以它就必然代表着一种“失位”意义上或者说否定意义上的普遍性。马克思看到的真实情况却是,无产阶级的现实意识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资产阶级可以将物化现实视为自身力量的产物,“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剥削、被异化的最为彻底的一个阶级,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以物的形式参与到具体生产过程之中,正是生存意义的被剥夺和非人的生存境遇才使它代表着整个物化社会的普遍命运。由于齐泽克对物化境遇下无产阶级的生存现实缺乏感性理解,他所主张的“‘阶级斗争’不是把意义赋予一切社会现象的最终能指(‘全部社会进程归根结底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相反,它是某种限制(limit),某种纯粹的否定性(pure negativity),某个创伤性限制(traumatic limit),阻止社会意识形态场域的最后整合(final totalization)”。这就是说,阶级斗争只是物化社会中的一个“创伤性内核”,或者说是被物化意识整合之后的一个“残余”,任何试图驯化它的努力都必将归于失败。这种“纯粹否定性”的阶级斗争在实践中显然无法提供普遍性的革命目标,也难以塑造出真正革命的普遍阶级。

其次,齐泽克看到了人类本能领域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遭受的压抑,但是却无法为本能的现实解放指明出路。齐泽克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渗透进了人自身存在的本能领域,当代人追求的往往是一种病态的快感即“剩余快感”。“剩余快感不是使自己简单依附于某种‘正常’的、根本的快感的剩余。这么说,是因为剩余快感中的‘快感’只能出现在这种‘剩余’中,因为剩余快感是构成性的‘过度’。减去剩余,就会失去快感”。剩余快感驱使主体追求各种无意识幻象,客观上帮助资本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剩余快感为人们提供的只是关于欲望的幻觉空间,在其支配下的主体就成为一个“残缺的主体”。如何穿越无意识的幻象?齐泽克主张打破幻象营造起来的社会同一性,直面社会对抗的事实与幻象背后的“空无”。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内在的“视差真实”(Parallax Real)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真实“并非一成不变的硬核(hard core),而是引发分歧的根本缘由(hard bone of contention)。正是这缘由把同一性(sameness)粉碎成了五花八门的表象”,齐泽克强调,视差真实“纯粹是虚拟出来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未知因素”。从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中来看,齐泽克所说的这种真实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个“空洞的姿态”,或者说纯粹的偶然性。

与齐泽克相比,马尔库塞则在马克思《手稿》的启发下,明确将本能领域视为个体自身物质性存在的重要方面,并且始终注重从现实历程中来探寻本能解放的具体可能性。这一要求直接冲击着资本主义物化现实在个体感性中的统治基础,它意味着“对人的感觉经验和接受性的根本变革:让这些感觉经验和接受性从自我强制、唯利是图以及残害性的生产力中解放出来”。

如何使这一要求不至于沦落为一种纯粹的先验性预设?马尔库塞最终抓住的是“审美形式”这一概念。“所谓‘审美形式’是指把一种给定的内容(即现实的或历史的、个体的或社会的事实)变形为一个自足整体(如诗歌、戏剧、小说等)所得到的结果”。自近代以来,对感性活动的探讨就属于美学研究的领域,审美形式通过对现实进行批判或谴责的方式来再现着现实,它表达着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非、善恶、美丑等基本价值判断。正是在各种具有自律特征的审美形式中,体现着历史主体对于自由的现实追求。与此相应,马尔库塞认为,凭借审美形式来塑造健全的感性主体,这构成了人类本能解放的一条现实路径。除此以外,马尔库塞诉诸公共性批判来生成阶级整体,与之相比,齐泽克虚位以待式的阶级斗争不仅缺乏操作性,而且忽视了资本主义物化状况所造成的工人现实存在的孤立化。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曾借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隐喻来说明社会进程中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相对稳定性。齐泽克以主体心理活动中内在的“视差真实”来对抗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马尔库塞则是要寻求革命主体得以生成的历史可能性。这种围绕主体建构起来的批判理论对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心理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性内涵。这也就提醒我们,只有将意识形态批判推进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层面,才是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

注释

1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67

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0页。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2页。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65页。

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79页。

6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3页。

7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1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9页。

9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57页。

10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译序第3-4页。

11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p.11

12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p.14.

13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p.15

14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p.3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页。

16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pp.20-21

17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p.21.

18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7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3页。

20海德格尔:《路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3-1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

23Herbert Marcuse,Hegels Ontolog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c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The MIT Press,1987,p.306.

2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78页。

25Herbert Marcuse,Hegels Ontolog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city,p.285

26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p.25

27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p.90

28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p.102

29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p.115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1页。

32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p.99

33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p.98.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9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42页。

36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p.17

37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p.1

38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p.15.

39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p.161

40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5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1页。

42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06页。

43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55页。

44齐泽克:《视差之见》,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3页。

45马尔库塞:《审美之维》,第142页。

46马尔库塞:《审美之维》,第196页。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9年第4

 

发布时间:2019-11-08 11: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