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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米里亚姆·兰:文明的危机及其对左翼的挑战

 

蔡华杰译

编者按:近几十年来,人类不断遭受经济、社会和生态危机的困扰,这些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具体表现,人类唯有超越资本主义才能摆脱危机。但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所奉行的发展模式不仅无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危机,还不遗余力地将其强行推广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这种行径已对广大拉美国家造成了深重灾难,并引发了拉美左翼进步学者的批判性反思。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安第斯地区负责人米里亚姆·兰组织编写的《超越发展——拉丁美洲的替代性视角》一书就是这种反思的成果。该书不仅可以使我们认清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危害,其提出的替代性发展理念还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诸多有益参考。本期《文明的危机及其对左翼的挑战》是该书的导言,经作者授权发表。

 

在过去的几年里, 席卷全球的多重性危机已不断恶化。金融市场甚至撼动了工业化国家中最强大的经济。为了金融投机或农业燃料生产而掠夺农业土地的行径, 正在加重粮食价格的上涨, 并使我们陷入粮食危机。在海床几千米深处的地方进行采掘, 在石沙中提炼少量的沥青用以制造石油, 在岩石中使用化学物品提取释放天然气, 在巨大的火山口上挖掘以获取其土壤中仅仅0.1%的铜, 所有这些在地球的边缘角落开采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技术, 已变得越来越昂贵、危险和破坏环境。这些做法实质上是为了维持一种特殊生活方式, 即霸权未受质疑的北方国家向全人类提出的关于成功和幸福快乐的观念。

如今, 恰恰是在世界的最边缘地区, 正在强烈感受到对地球最深处的资本主义掠夺的后果。在那里, 小农们失去了他们的土地——被用一种更加“赢利的”方式加以利用, 而直接陷入贫穷或绝望的境地;在那里, 基本食物价格的上涨, 直接导致严重的饥荒;还是在那里, 由于干旱、沙漠化、洪水或风暴, 全球变暖已引致数以千计人口的死亡。虽然本书并不专门讨论这一议题, 但气候变化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以及其他诸多危机, 从而造成新的投机市场, 并导致一种无休止的危机循环。

对于边缘性国家来说, 这种多重性危机已经被公认为“文明的危机”。全球南方国家的社会运动, 不仅正在抵制这种“剥夺性积累”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过程所造成的持续性劫掠, 还在紧急呼吁并努力寻求对当今世界体系的根本性替代。之所以紧急是因为, 在经济增长的崇拜之下, 地球被破坏的速度正在加快, 金融市场需要在日益缩短的时间内赚取利润。

然而, 主流思想既不考虑地球存在的物理极限以及随之而来的吸纳污染和废弃物的极限, 也不考虑资本主义体系所支配自然资产的不可避免的有限性。它继续向我们兜售的是更多的扩张与增长, 以及以不断完善的技术克服自然灾害和能源危机。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把所谓的“绿色经济”确定为实现下一次现代化跳跃的突破口:自然本身和自然保护的商业化、污染权的销售、对可更新能源或具有缓解损害效应的技术的投资, 并宣称, 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未来的市场中获取丰厚的利润。像过去所发生的一样, 资本主义的每次危机都是一次机会——将会有受损者, 而且这次也许比以前还多, 但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将会得以再生, 并声称这将优于其他任何选择。

在这样一种全球性景象中, 拉美的政治构型似乎是一个例外。仅仅在安第斯地区, 目前5个国家中就有4个国家的政府声称, 其目标是打破新自由主义模式, 并终结旧精英阶层不久前还在从事的无耻掠夺行径。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三个国家, 已经同时通过了新的宪法。它们的新政府因为长期的社会斗争过程而赢得选举, 这些社会斗争的倡导者并不是传统的左翼或政党, 而是来自小农、妇女、城市居民、原住民的社会运动, 它们努力做到了超越其局部性的要求, 并为整个国家提出了新的政治主张。这些进步性政府没有一个来自于传统的政党, 相反, 他们得到了新的或替代性政治力量的支持。

这一新政治阶级, 是几十年来第一个真正关心自己国家及其未来的阶级, 比如教育、减少贫困和改进人民生活质量。他也是第一个新政治阶级, 主张引入关于跨国公司的全新游戏规则, 而旧规则只是便于这些跨国公司肆意攫取其自然资产。他倡导关于区域一体化的新愿景, 从而尽可能摆脱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的结构性羁绊。他还建议尝试取代已经主导了拉美5个多世纪的榨取主义逻辑的经济替代性政策, 而在榨取主义看来, 拉美只是北方国家富裕生活的原材料来源。

伴随着这三个国家制宪会议的举行, 这些变革进程经历了其最民主、最激动人心和最具参与性的时刻。这一点都不亚于创建一个全新的国家, 比如在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 核心是要使之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 即从后殖民主义国家转变成为充分体现种族和人口多样性的国家。然而, 无论是新宪法的起草过程还是随后新宪法原则的贯彻执行, 都无法摆脱由于他们参与当今世界体系而带来的巨大压力。这既包括经济上的内外压力, 也包括国家历史负载所承受的压力, 由于他们曾被深度殖民并被排斥在国家的设计与实践进程之外, 统治者很容易做到消解转型性社会能量并服务于其自身目的。

发生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的变革进程, 在数年之后仍带有与新自由主义时代实质性决裂的特征, 但他们的风险与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这些国家都在经历着严重的国内冲突, 这些冲突甚至可能会终止变革本身, 至少在选举层面上是如此。

这些冲突中最突出的, 是向我们清晰呈现的前文所提及的“文明的危机”的情形。新的宪法和法律规定——集体的和属地的所有权、原住民的事先协商权利、自然的权利以及尊重地球母亲, 与全球新旧霸权中心对原材料的掠夺性需求形成正面冲突。改善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 以及为救助社会最贫困群体而斗争所需要的社会投资的大幅度增加, 所有这些都需要切实的资金支持, 而这些所需资金要么来自旧有榨取主义模式的扩大, 要么来自外部债务的增加。

2009年厄瓜多尔由于制定新的采矿法和水法所引发的社会冲突, 以及近期发生在玻利维亚, 围绕着恰好穿越“蒂普尼斯” (TIPNIS) 国家公园的中部和原住民属地的主要高速公路建设而引发的冲突, 都表明了存在着阻碍变革的深层次矛盾。这些矛盾反映了进步性政府自身内部的歧见。这些政府远不是同质性的整体, 而是为了各种全国性项目而较量的不同利益集团的战场。结果是, 这些政府自己最后违反了不久前还代表其最大政治成就的宪法, (1) 并且与它们的大量草根支持者产生了严重冲突, 这些政府的掌权不仅是由于草根支持者的选票, 也是它们持续不断的历史性斗争的结果。

如今很清楚的是, 在大多数的进步性政府内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下的事实, 即致力于社会经济模式深刻转型的派系属于少数, 而那些占据政府核心的派系正在尝试一种更加教条式的变革, 并更多地赞成对资本主义的简单改良。

尽管如此, 正如鲍温图拉·德索萨·桑托斯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所正确指出的, 由于这些国家的制宪进程:

“我们现在拥有了十年前所没有的、不能被低估的概念和观点, 比如‘好生活’ (Buen Vivir) 概念、‘地球母亲’ (Pachamama) 概念、自然权利概念, 以及原住民共有土地的立法。……所有权并非只是国家的或个人的资本主义所有权, 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所有权, 的确是新颖之见。……在玻利维亚, 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 即我们有三种形式的民主:代议制民主、参与式民主和社区民主, 每一种民主都有其合理性, 三者必须相互协调。相应地, 我们拥有了发动新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1)

此外, 一个重要事实是,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都在各自的宪法中声明, 致力于建设“多民族国家”, 由此开辟了合法创建去殖民化的社会和制度以反映其现实存在的国家结构、知识生产与实践多样性的重要可能性。

基于此, 除了继续批判和抗拒当代资本主义的野蛮劫掠, 左翼面临着构建新的政策主张与未来愿景的使命, 挑战仍沉迷于加入永无止境的消费主义的生活的观念, 并最终打破它的霸权地位。我们的任务是发起关于像幸福或生活质量那样同等重要概念的不同意涵的新争论, 从而引入一种对初看起来也许不可想象的世界的思考。

着眼于促进上述目标, 2010年初, “发展替代持久性工作组” (the Permanent Working Group on Alternatives to Development) 在安第斯地区成立。这个工作组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在基多的地区办公室密切合作, 尽管其研究的焦点是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 但却将拉美和欧洲8个国家的学者结合起来。它致力于各个学科和思想流派的知识融合, 比如生态学、女性主义、反资本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原住民的和低层人民的西方思想, 这些思想的共同点是都质疑“发展”这一概念本身, 并寻求创建对于当前霸权性发展模式的替代选择。

与此同时, 工作组代表着一种践行知识生态学的努力——基于各种具体经验的汇集。它不仅包括社会各领域中活动家的经验, 还包括那些在现存国家机构中工作者的经验、生存在霸权体系之外的原住民文化中的古老知识, 以及来自不同理论学科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思考。

本书是该工作组的首个学术成果。书中所展开的争论基于如下共识, 即我们时代所需要的变革和政治战略的深刻程度, 远远超出了当今霸权性的发展概念所能够提供的替代性方案。就此而言, 工作组名称中所包含的“发展替代”术语, 已表明了它对于这一概念的政治立场, 而发展这一概念在拉美国家中长期以来被视为积极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 现实中发展往往与物质富足、幸福和更高生活质量的信奉联系在了一起。然而, 工作组的成员认为, 发展几乎不可避免地将我们与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相联系——即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 它竭力让那些被排斥者遵从北方国家所事先划定的路径, 以便能够融入其霸权性的生活方式。

从历史上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旧的殖民主义关系被一种全新的南北关系架构所取代, 世界开始划分为所谓的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依据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理论和阿图罗·埃斯科瓦尔 (Arturo Escobar) 的分析, (1) 发展是一种重组世界的权力手段, 借助于一系列的话语和实践, 赋予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劳动的国际分工以新的合法性。结果是, 发展转变成为一种公共政策目标。通过预算分配、创建多种多样的制度机构, 去推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上的发展。在大学里, 突然间出现了大量的课程去培训研究发展的专家, 涵盖农村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跨国发展等。在北方国家中, 过去负责应对殖民地的经济政策在“国际发展合作”的语境下得以重述。

同时, 发展也把我们与渗透到全球公共政策中的技术统治论的、定量化的、经济主义的惯例性做法相联系, 把我们与环境破坏性的诸多实践行为相联系, 并导致我们如今面临着地球的极限。发展的另一个后果是, 它持续性贬低了南方国家中存在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知识体系的多样性, 粗暴地将其视为“落后”。结果是, “欠发达”的分类术语的引入, 也造就了南方国家中“欠发达”的主体。

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以及20世纪大规模的替代性尝试, 都植根于发展的观点。东欧阵营的“现实社会主义”的政府, 与大部分拉美左翼思想家一样, 激烈地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但却默默地接受了“发展”的概念, 并将其视为人民实现“进步”的现实路径。他们并没有认识到, 发展是巩固与扩张资本主义并复制其殖民主义逻辑的关键手段之一, 而只是简单地把富足生活等同于人们的消费能力。

然而, 这一切在逐渐发生改变:20世纪70年代开始, 出现了对发展概念的重要批评, 近几年来, 随着对“好生活” (或“生活得好”, 西班牙语, 但具有独特的拉美传统尤其是原住民语境下的意涵) 的争论, 正在发展主义的、现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和线性的框架之外, 出现一种全新的思想。本书开篇的爱德华多·古迪纳斯 (Eduardo Gudynas) 的“拉美关于发展及其替代的论争:概述”一章, 做了一种概括性阐述, 而第2章“发展批评及其替代性观点:生态女性主义视角”, 则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做了补充。

与上述理论和学术批评同时出现的, 还有一系列抵制发展主义思维的地方化尝试, 并导致了不同语境下的替代性实践:新生活计划、生态农业生产与营销网络、物物交易网络、城市中的邻里组织和动员的替代性形式, 等等。这些实际经验是构想任何现实的转型愿景的重要基础, 而其中的一部分已经体现在“发展替代持久性工作组”的活动中, 该工作组还希望对此做深入的探讨。

最后, 过去几年间, 拉美的社会抗议运动经历了一种“生态属地性转向” (ecoterritorial shift) , 进而将其活动集中于生态区域和自然资源。本书第6章玛里斯特拉·斯万帕 (Maristella Svampa) 的“资源榨取主义及其替代性选择:拉美关于发展的观点”, 对此做了分析。

持久性工作组关注的一个关键性议题, 是所谓的“拉美悖论” (Latin American paradox) 。它所涉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即试图将自身展现出具有革命性的拉美进步政府, 却不得不赞同并推进将资源榨取主义作为其经济的基本发展模式, 特别是大规模的采矿、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该工作组认为, 目前最需要关注的是资本农业和农业燃料, 因为它们可能会通过强化自然资源出口模式、增加农业土地的数量、加速单一作物种植的趋势等进一步促进榨取主义经济理性或逻辑。

拉美地区榨取主义模式的另一个特征是, 它的不加批判的贯彻实施, 正在导致一种依然是过分集中于初级商品生产的经济 (以“飞地经济”为基础) 的巩固。尽管采取了某些国有化措施, 这种经济缺少与地方或国家层面上的联系, 其中, 大量的跨国公司凭借其特权地位承担较少的税负责任。正如阿尔贝托·阿科斯塔 (Alberto Acosta) 在第3章“榨取主义和新榨取主义:同一诅咒的两面”中所指出的, 在这种经济活动中, 所获得产品的价值并不包括它的社会与环境成本。相反, 这些成本被外部化给在跨国公司世界中没有民主权利的社会, 并由社会来承担。依此, 阿科斯塔分析了拉美社会中存在的发展目标与榨取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 以及这种联系所导致的政治和社会后果。

埃德加多·兰德 (Edgardo Lander) 和乌尔里希·布兰德 (Ulrich Brand) 深入探讨了关于拉美悖论的争论 (4章和第5) , 尤其是分析了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这一进程的基本特征是恢复国家的规制和管理职能, 但这并不必然会导致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克服。拥有具有高度民众合法性的政府, 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改变了其殖民心态。该工作组反复建议的是, 必须把这三个国家中的公共管理政策与将国家转型成为一个后发展的社会架构的规划区别开来。比如, 在多民族国家框架及其视野内, 什么样的转型是令人期待的和可能的?这些转型真的可以在现行国家里发生并取得进展吗?采矿的、食利的、榨取主义的国家真的可以成为一种变革进程的工具或代理人吗?国家机器的多样性程度如何?其中的哪些部分支持变革进程?哪些妨碍变革进程?

由于国家在新政府的变革话语中发挥着如此关键性的作用, 因此, 十分重要的是分析所发生的相关性争论, 以及这些争论背后的利益关切。

本书第7章阐述了向替代性架构转变的现实路径。玻利维亚的劳尔·普拉达 (Raúl Prada) 首先考察了“好生活” (buen vivirvivir bien) 这一概念, 并将其作为整个分析的基础。“好生活”概念, 作为对发展话语的一种批评, 构成了一种处于构建中的转型议题领域, 从而把我们引向其他的文明视角, 这些文明中正在形成新的生活方式, 致力于冲破现今主导性的理性主义信条, 并质疑一种线性的进步和发展史的意识形态基础。“好生活”与如下的行为相联系, 即个体始终是共同体的一部分, 同时也与去殖民化和去父权制的政治斗争密不可分。依此, 该工作组坚信, 有必要从丰富具体的经验、从背景的多维性和身份、状况与参照系的多样性等, 来思考实现好生活的诸多可能性。伊丽莎·威加 (Elisa Vega) 的第8, 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这既是因为她本人作为原住民妇女的个人经历, 也因为她在“去父权制办公室” (玻利维亚去殖民化部的一部分) 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经历。

在最后一章 (9) , 爱德华多·古迪纳斯在他的“向后榨取主义过渡:方向、选择和行动领域”一文中, 探讨了可能的转型路径。他主张渐进地摆脱榨取主义的战略, 即从目前阶段的“掠夺性榨取主义”, 先转向作为过渡阶段的“明智性榨取主义”, 最终达到一种“除非万不得已的榨取主义” (indispensable extractivism)

需要强调的是, 本书仅是对创建发展替代理论所做的首次尝试。它是一条我们与越来越多的拉美社会活动家所分享的道路, 我们都意识到需要寻找摆脱当代文明危机的出路。持久性工作组所探讨的最重要挑战之一, 是如何在大多数人口居住的、作为霸权性生活方式的堡垒的城市地区, 来创建美好生活的范例。这也是我们后续讨论的重点和方向。

构建发展替代的政策主张及其现实路径, 对于长期以来擅长理论批判的左翼来说, 尤其是一种挑战, 因为左翼似乎更倾向于通过区分和划界而从一种否定的立场来界定自身。但如今, 我们需要共同努力, 寻找伙伴身上的力量而不是缺陷, 以便能够思考迄今为止看似不可能的东西。

注释

1 例如, 许多厄瓜多尔制宪会议的前成员就指出, 2009年通过的《采矿法》违反了2008年宪法, 而宪法法院2010年裁定, 《采矿法》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是符合宪法的, 并要求该法律在实施前必须向其进行咨商。

2 对鲍温图拉·德索萨·桑托斯的访谈, 参见“El cuento de la economíaverde, in América Latina en Movimiento (Quito, Ecuador:September-October, 2011)

3 参见福柯关于权力手段的著作, 以及阿图罗·埃斯科瓦尔的如下著作:Encountering Development: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作者单位:安第斯西蒙玻利瓦尔大学;译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理论与评论》 2018年第1

 

发布时间:2019-09-11 07: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