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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菁:法国国势学、社会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在当代学科门类中,统计学毫无疑问是一门以数据搜集、分析、处理为核心的专业学科,旨在通过对数据的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透过经验现象把握社会一般规律。但实际上,现代统计学的前身是一门致力于国家治理的实证科学,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相继出现,史称国势学,法国国势学正是欧洲国势学发展的重要支脉。而长期以来,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一直忽略了青年马克思与国势学之间的思想关联,也就轻易放过了一条重要思想线索,那就是法国国势学对社会历史现实展开的唯物主义研究,不仅交叉影响了同时代的李斯特、舒尔茨和马克思,更构成了青年马克思于1845年批判和超越德国古典哲学话语、迈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基石。  

一、法国国势学形成的时代契机与发展脉络

毫无疑问,现代统计学(英作Statistics,德作Statistik,法作Statistique)是一门围绕着抽象数据展开的实证科学,它旨在通过搜集、分析、处理统计资料,以数据的形式来呈现客观现象的一般特征和规律关系。不过,最初统计学一词源自拉丁语“Status”,指国家、情形、事物状况等。虽说语词最初的内涵并非框定了该词在历史变迁中的使用情况,但在近代欧洲统计学发展历程中,“Statistique”最初指的确实是关于国家事物状况的研究。这就是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开始启用“Statistique”来指代以国家情势(包括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社会组织等)为研究对象的近代学科。由于它采用观察法、统计学、形式逻辑、文字记述等基本方法,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相关事项,因而多作“国势学”。而关于国势学派的奠基人,国内外统计学史皆统一追溯到了德国启蒙时代的国家法学家、历史学家戈特弗里德 ·阿亨瓦尔(Gottfried Achenwall,1719-1772),因为他最早在1749年的《欧洲各国国家科学引论》中第一次使用了“Statistik”,来命名以国家情势统计为主的独立学科。   

不过,由于国势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实证科学,它的目的就是通过具体的实证考察来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因而国势学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会受到欧洲各国相异的经济、政治发展和历史传统的制约。简言之,近代欧洲的国势学派,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历史传承谱系和学术道统规范;相反,由于近代欧洲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甚至互相竞争、争夺殖民地的状况,国势学在各国的形成和发展各有千秋,特别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内容侧重上都有所差异。法国国势学的形成与发展就是如此。   

法国国势学起步很晚,直到19世纪才初现苗头。这是因为法国国势学的兴起与发展,完全是法国面临国家危机、亟需政府治理所致,那就是 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815年拿破仑帝国解体的二十五年间,法国在欧洲统治的极盛而衰。  

最初在1789年大革命胜利后,法国在欧洲的势力扩张可谓一往无前。当时,法国在经济上已跟随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浪潮并行发展农业、制造业、工业等,同时拿破仑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捍卫了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革命果实,在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上为国内资本主义提供了自由竞争的良好环境,加上拿破仑个人突出的军事才能和法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就使法国在对外输出贸易、打击他国封建体系上显赫一时。结果是,法国不断地武力介入北意大利、荷兰、米兰等欧洲国家,将被征服的国家解放改建为法兰西式的共和国,对此法国人骄傲地宣称实现了几个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自然疆界”(即统治了莱茵河、比利牛斯山以及阿尔卑斯山的自然疆界)。正是忌惮法国的强权统治,1793年到1815年间,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各国组建了反法同盟,来对抗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法国。法国自然也将英国视为实现欧洲霸权的最大敌手,采用“大陆封锁体系”妄图削弱英国的经济实力。但英国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生产力、海上贸易的绝对控制权以及累积的巨额财政保障,带领反法同盟于1815年彻底击垮了拿破仑帝国。从此在1815年到1848年间,法国进入了将近30年的衰落时期,而正是面对着这场由盛转衰的巨大历史变故,法国人才被迫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学习欧洲先进国家的强国方法,快速促进法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法国国势学就应运而生了。

当时,法国在拿破仑战争和帝国倾覆后,首要之事就是要学习先进国家发展经验、发展国内资本主义,因此必须统计大量国民经济活动、农工商行业生产、以及先进国家如何发展的数据资料,来总结综合国力提高的一般规律。“一场战争持续了二十五年,所有国家都被卷入其中;它打断了由需要、行为和时间共同筑成的商业关系,这场危机影响太广。”“欧洲在我们的挫折中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们……让我们在危险之中抬起头来;让我们包扎好心中的伤口。”而国势学恰恰最适合为法兰西重整河山、交出理性的政策判断依据。因为凭借统计数字反映的客观认知,它能够为政府提供如何综合调节国家治理、达到国富民强的专业知识,特别是在人口管理、行业发展、技术研发、对外贸易等方面提供精准而有效的科学知识和政策建议。因此,“国势学成为了一门协助政府治理的政治科学。” 

所以,法国国势学本质上就是一门具有国家政治性质的统计学科,它由国家主导,以构成国家综合国力的所有重要事项(人口、经济、技术等)为研究对象,视国富民强、兴利除弊为根本目标。由此也不难理解,在法国国势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它的确立有赖于国家政府机构的实体运行,它的代表人物也都是显赫一时的高级政府官员。

比如,法国国势学的先驱是法国政治家、化学家让-安托万·沙普塔尔(Jean-Antoine Chaptal1756-1832)。他最初于1801-1812年在法国国家内政部临时下设“统计学办公室”(Bureau de la Statistique ),负责搜集统计分析法国和欧洲各国往来的商业贸易等资料的工作,其代表作《法国工业》(De l'Industrie française 1819)就是他对这部分工作的总结与反思。可惜的是,当时政府并未意识到统计学在政府治理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判定统计学办公室的工作与农业部重叠过高,因此在1812年予以撤销。不过,沙普塔尔开展的统计学工作标志着政府统计研究开始出现,观察法、比较法、图表法等统计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也都有所展现,因而被视为是法国国势学的源头。

随后,法国统计学在夏尔·杜潘(Pierre Charles François Dupin1784-1873)和亚历山大·约内(Alexandre Moreau de Jonnès1778- 1870)手中得到了正式确立。杜潘是法国的政治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在其受政府派遣于1816年前往英国进行考察,他就有意识地运用统计学记述英国的工业、海军和社会发展境况,在1848年前一直为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提供统计学研究报告,著有《关于工业、商业、海军和应用于技艺中的科学的研讨和总结》(Discours et leçon sur l'industrie, le commerce, la marine et sur les sciences appliqueés aux arts, 1825 )、《法国的生产力和商业力》(Forces productives et commerciales de la France 1827)等文章。约内则是法国统计学之父、政治学家,在 1833年被梯也尔内阁大臣任命负责编纂和发展法国统计学,七年后成立了“法国一般统计学”(Statistique générale de la France )这一独立的政府部门,专门负责为法国政府收集和分析统计学数据,著有《国势略论》(Éléments de statistique 1847)。  

之所以说法国国势学是由杜潘和约内奠基和创立的,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此时才出现了独立的政府统计研究部门,这意味着国势学作为政府治理依赖的常规事项被固定了下来,成为了真正属于“国”的独立学科。另一方面,此前沙普塔尔主要侧重于观察、记述和列表数据,并不长于总结社会现象的本质规律,因而他的统计学严格说来并不算是社会科学。只有到了杜潘和约内这里,才开始主张国势学是一门研究“国势”——也就是研究“国家情势走向”、归纳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证科学,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和方法论特征。杜潘就强调“比较统计学(La statistique comparée)是一门亟待创立的科学,是我们这个时代亟需的科学。”约内也明确“统计学是通过数字表达社会事实的科学(la Sciencedes Faits sociaux)”它以数据统计的方法、把握社会本质规律的内容区别于历史学、地理学等专业,绝非其它学科的附属之物。因此,国势学,此时才同时实现了“国”与“国势”的实质内容,成为协助政府治理、促进社会发展的独立科学。不过在1896年之后,法国国势学开始主要涉及国民消费、价格制订等经济事务,最终在1936年被彻底并入国家经济部而消失殆尽。当代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学虽然接过了国势学的部分统计工作,但国势学的立身之本——对国家力量的综合考察这一“百科全书派”的气魄和维度皆不再可寻。

从法国国势学形成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国势学归根到底就是一门围绕着国家治理、提高国力而确立的近代实证学科。它出自法国人救亡图存的国家战略需要,以一切国家力量相关的事项为研究对象,通过数学统计的方法论来确保其研究现象和规律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也正是在法国国势学以统计数据的科学方法对国势进行客观分析的过程中,确立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方法和哲学前提,萌发了我们称之为“社会唯物主义”的衍生品。

二、法国国势学的衍生品——社会唯物主义

法国国势学在确立之初,就已知晓18世纪中叶德国的阿亨瓦尔最先开启了相似的国势学传统。但法国国势学并不认同这种学术溯源,认为“由于国势学一词是他们给出的,就将科学学科的起源追溯到他们的那个时代,这是一种奇怪的混淆。”实际上,法国国势学真正不满意的是,阿亨瓦尔的国势学运用更多的并非是统计方法而是记述,也较少反思所述的社会现实运动背后的规律。相比之下,法国国势学并没有停留在对过去和现在国家情势的记述和统计,它更强调归纳国家在社会活动中物质生产和财富积累的客观规律,才能保证法国在未来的岁月中不断提高国家综合国力。也正是在法国国势学对社会现实及其客观规律的实证考察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唯物主义话语。

首先,法国国势学研究中唯物主义话语的形成,这不仅体现在法国国势学于学科研究中,有意识地将社会客观现实作为理论认识的唯一基础,拒斥抽象思辨逻辑对实证研究的任何先验介入。而且理论研究中唯物主义原则的确立,本质上是由于法国国势学已经认识到,国家综合国力、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都系于社会现实中的生产活动及其物质力量、而非其它。

法国国势学开端之时就明确了,在理论研究中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实证研究方法,即要求始终以社会现实为依据,经由经验观察和数据统计,形成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状况及其规律的客观认识。因为在国势学派看来,无论是抽象的统计数据、表格还是感性的观察和文字分析,它们都只是国势学用来客观地呈现社会现实的某种“语言”;只有始终以社会现实为理论研究的根本基础,才能为国家治理提供刨除个人主观偏见的客观认识。相比于过去在从政者面前各自为政、主观意识浓厚的群臣,国势学者认为,他们分析客观现实得来的研究成果,才是最能反映现实规律、实现国富民强的客观认识。因此,在所有法国国势学者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反复在强调,国家治理必须拒绝一切唯心主义式的游说、诡辩或偏见,必须以客观的、经验的社会现实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判断的根基。例如沙普塔尔就强调:“不要责备过去,因为它仅仅是存在过;不要接受新时代,因为它仅仅是存在着;而是要撇除热情、撇除偏见来评价一切,并且依靠的是经验的结果。” 杜潘也指出,“由当代国家和人民提供的这些衰落和繁荣的生活案例,应该带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力量,不是理论或是体系,诡辩将在事实的现实面前轰然倒塌。”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国势学在理论研究中坚持以社会现实为基准的唯物主义方法,并不是出自实证学科内部的约定俗成或集体信念,而是像杜潘所说,来自于“当代国家和人民提供的这些衰落和繁荣的生活案例”。也就是说,国势学为什么会在理论研究中形成以社会现实为先的唯物主义方法?根本上是因为社会现实本身展现出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及其对国家状况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对法国国势学派来说绝不抽象、而是历历在目。英国为什么能够打败威震欧洲的法国?是因为“英国的生产力总和(la totalité des forces productives)在更为广阔的关系中快速增长……而衡量国家的力量和财富的一种方式就是计算它每年由农业、商业等提供的产品总量的货币价值。”在国势学派眼中,英国的国力强大,并不是依靠它的军队和炮火,而是在它在农业、工业、制造业等中快速增长的物质生产能力;因为只有凭借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转化而来的货币财富,才能支撑英国政府不断投入国民事业、军队建设等直接彰显国家综合国力的事项。而法国为什么会在 19世纪丧失对欧洲的制霸权?那也是因为在欧洲近代的工业化进程中,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法国,并没有在18世纪末把握住发展工商业、加速社会生产的先机,丢失了国际往来中的优势地位:“整个世界换成了新的面貌……必须知道我们曾经如何和现在如何;计算我们在商业上的丢失;衡量我们农业和工业上的进步;和其它国家对比在农业和制造业上的生产;认识所有国家的取向和需要以便调整我们的产品。” 

因此,法国国势学派是在历史的血泪教训中“跨学科”地体认到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前提,那就是社会现实、特别是社会生产活动中展现的物质力量,才是决定国家综合国力、社会发展的基础。国势学只不过用统计学的各种实证数据、文字和图表,将这些社会现实中展现出来的物质力量进行观察、分类、统计和归纳而已。正如约内所言:“社会才在其它基础上、使用其它物质材料重新建构起来,因此有必要计算出这些伟大经验的效果,以及社会已经取得的全新的诸种力量(les forces nouvelles)。” 

不过,唯物主义话语并不是19世纪的法国国势学所独有。要知道,唯物主义哲学在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早已沸沸扬扬;甚至坚持理论研究中的唯物主义方法,这在早期的历史学、地理学、甚至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都有迹可循。那么,法国国势学的唯物主义话语与此有何区别呢?这就涉及到了第二点,法国国势学派研究的具体对象。   

众所周知,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唯物主义的哲学形态就已经发展了起来。埃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反对神创说、坚持物质而非思维才是世界的本原,指出从无机、简单生命形式、人到宇宙,皆是物质运动衍进的不同阶段。不过,他们对物质第一性的认知,是来自于笛卡尔的物理学、英国经验论和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换言之,他们的唯物主义强调的物质第一性,是感性直观的自然对象的物质第一性,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自然唯物主义。而显而易见,法国国势学关注的绝不是感性直观的自然对象。法国国势学兴起于19世纪,它的研究对象就是19世纪法国工业化时期的社会活动:“国势学始终关注的是所有社会事务,无论是大型活动还是不可感知的细微操作。”更准确地说,法国国势学关注的是在人类生产、生活、交往等社会活动中建构起来的生产能力。这与感性直观的自然界完全不同,因为社会总体的生产能力当然可以转化为肉眼可见的商品和货币财富,但它本质上是不可直观、却真实存在。这是在人类各种社会活动中多元促成的功能性力量,既包括直接的农业、工业生产,也涉及间接的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状况、社会制度和政治状况等。国势学在统计时将它具体分化为农工商的生产能力、人口数量及其劳动潜力、培育劳动力的公共教育质量、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的司法制度等等。杜潘甚至直接将其准确命名为“生产力”(la force productive),由适应新劳动方式的人口数量、人的精神力量、科学技术(机器、工艺技术等)带来的先进力量等构成。

因此,我们将法国国势学的唯物主义话语、区别于18世纪法国自然唯物主义哲学,称之为“社会唯物主义”话语。其唯物主义话语的社会性质就首先体现在,它的研究对象并不排除自然界,但根本上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客观现实。其次,法国国势学探求的并不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一般规律,而是社会活动、也就是物质生产和特殊社会条件背后的客观规律。这也是国势学区别于其它实证科学的不同之处。  

约内在《国势略论》里就清晰地指出,国势学虽然和历史学、地理学一样,都搜集社会现实的客观资料,但国势学不仅仅停留在罗列人类社会生活发生的经验事件,而是“深入社会生活内部,发现社会经济的神秘构件”,即要进一步揭示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特别是劳动者的后天教育、技术发明等社会条件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等。比如,在农业中使用犁、工业中使用蒸汽机等先进工具带来的产品生产率的提高,通过公路、铁路和海道等不同运输工具造成的商品运输周期和利润的差异,向工人教授如何使用机器、物理化学等技术知识间接促进的生产力的提高等等。约内甚至认为,这正是国势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区别所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当时最接近于国势学的学科,在于两者都旨在通过理性的分析能力,来为国家治理、改良社会提供良策。但是,法国国势学在实证研究的立场上、只讲究社会活动及其客观规律,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社会规律时,太过贪恋抽象概念的提炼和逻辑推演,“是一门超验的科学,它在思辨体系最高的上空翱翔。”  

最后,法国国势学也已透露出了物质生产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动力思想和有限的历史感。虽然法国国势学从未形成一种社会历史兴替的唯物主义总体视角,比如社会历史如何依据物质生产及其组织形式,不断从古代社会、封建社会演进到现代社会;但国势学在反省法国和欧洲各国在世纪之交的兴衰变故时,已经真实地观察到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反映在农业、工业、商业中的物质生产,成为了国富兵强、国力提高的根本动力。因此,在国势学的统计数据里,都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代为原点进行对比:“因为想要更好地把握国家财富,我会在一个特定的短时期内开展所有研究……为了估量某些产品的数量和价值,我回到了1789年,以便根据农业和商业中发生的事件和进步来修改数据。”只不过,这种历史感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法国国势学派受制于法国资产阶级捍卫者的立场,所视之处只有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永恒发展,看不到社会历史兴衰更替的发展过程和必然趋势。

三、为何谈论法国国势学

我们已经回顾了法国国势学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以及其中衍生的社会唯物主义等研究原则和哲学思想,但为何要揭示这门消失百年的近代实证科学,是亟待解答的问题。答案便在看似与国势学无关、实则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过去我们在辨析1845年青年马克思是在何种思想影响下发生哲学变革、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时,都会提到马克思在18453月批判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及其生产力理论,如今也有少数涉及德国国势学派的舒尔茨对马克思哲学思想转变的作用。而法国国势学之所以重要,正是由于它对社会现实的唯物主义研究,交叉影响了同时代的李斯特、舒尔茨和马克思,在19世纪马克思身处的欧洲学界引起了复杂的思想效应。这不仅是青年马克思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前运思所在的复杂思想语境,更构成了他批判和超越德国古典哲学话语、迈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基石。 

我们就先来梳理下法国国势学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特别是与马克思相关的思想圈中引起的客观效应。首先,法国国势学的代表人物沙普塔尔、杜潘,直接影响了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1837年)、《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及其国家生产力理论。李斯特自己承认,沙普塔尔和杜潘关于国家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统计学研究和贸易保护主义,正是他所关心的主题:“通过沙普塔尔、查尔斯 ·迪潘和德罗兹内容丰富的著作,生产力学说已经广为人知了。这些学者使我们加深了对经济学真正性质的了解。沙普塔尔的研究只限于说明法国怎样实行促进国内工业和对外贸易的政策而增加了国家财富。迪潘收集的资料不仅说明了萨伊所谓的‘工业’,而且说明了法国的道德状况、智力条件、教育设施和政治制度。他对法国在实践中发掘各种生产力的方式作了彻底的、详细的、全面的和系统的考察。”甚至,李斯特在写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之前曾经来过巴黎,他为了申请1938年法国道德和政治科学院的资助计划,曾经提交过参选论文《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作为参选论文。而杜潘恰巧是这一年的审核专家,为包括李斯特在内的参选者提供了意见和建议。虽然李斯特并未成功申请到该项资助,但他仍然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认同并引用了杜潘和沙普塔尔,赞同法国在18世纪初通过贸易保护、税收差别等手段来提高生产力的做法。  

同时,法国国势学也引起了德国政治评论家舒尔茨的关注。其实,由于舒尔茨本身就是由阿亨瓦尔开创的德国国势学的集大成者,因此舒尔茨关注法国国势学的研究并不奇怪。在舒尔茨的《劳动组织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状态的影响》、《生产运动》中,我们也能看到他具备着与法国国势学相似的社会唯物主义的观点,肯定了社会生活中的物质生产及其劳动组织关系、决定着国家当时的社会发展、政治和文化状况。其实,舒尔茨和法国国势学都希望可以借助统计学的实证研究,探求国家生产力和生产活动发展的现状和运动规律。因此,舒尔茨在《生产运动》等作品中都再三引用了杜潘对区分和统计物质生产力的方式和数据,认同法国国势学颠覆了过去对生产力研究的量化方法,将人、社会、技术作为一个互相影响的、动态建构的总体来审视生产力:“重要的是在这一语境中由杜潘开启的对英国和法国的物质生产力(materiell produzier en de Kräfte)的描述。在过去人们只是考察生产的结果,致力于比较农业和工业成果总量间的比较的时候,杜潘尝试用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来对这种力量自身的关系进行考察,通过将成人的人力视作一个整体,其中还表达了包括服务于生产的畜力,以及无生命的自然。……德国统计学家凭借着比迪潘更加仔细的方式,继续了这个方向。”  

最后,受到李斯特、舒尔茨影响的青年马克思,更是从1844年开始的巴黎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一直到50年代的伦敦笔记中,都有着阅读、摘录、评论法国国势学所有代表学者的痕迹。比如,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就记录着阅读沙普塔尔的《法国工业》、杜潘的《关于工业、商业、海军和应用于技艺中的科学的研讨和总结》,马克思曼彻斯特笔记的阅读书目里也有着沙普塔尔和约内的书目,马克思还在伦敦笔记中大量直接引用杜潘的《法国的生产力和商业力》关于人口数量、劳动力价格、机器引入等是如何影响法国生产力发展的统计研究。

不过,我们列举出法国国势学与李斯特、舒尔茨、马克思之间复杂的思想交叉关联,重点并不是要分析清楚这之间先后影响的顺序关系,而是要点明一个客观的时代思想语境。那就是在 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特别是在1845年前落入青年马克思视域之内的欧洲学界,流行一股从实证科学出发、探求社会现实中的物质生产及其规律的研究趋势,它先于青年马克思确立了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原则。

具体说来,虽然当时欧洲流行的国势学派,并不是从哲学角度来肯定和研究社会现实。但国势学作为一门以人类社会生活状况为研究对象的统计科学,早已在对社会现实的实证研究中,首先确立起了一般的唯物主义原则,那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客观现实,才是决定人类认识的物质基础。其次,国势学更看到了,筑构起社会现实的人类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及其展开所依赖的社会客观条件,——比如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劳动组织结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关系等非直观的社会客观条件——决定了国家力量、人民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甚至,国势学也隐隐地触摸到了物质生产及其规律对促进社会历史变更的动力问题。这才导致作为国势学集大成者的舒尔茨,最终提出了人类在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如何采用了不同的劳动组织和分工方式来展现强大的物质力量,将人类从生产力落后的原始阶段发展到如今的大工业时代。因此,不可否认,正是在国势学的实证研究中,形成了一股从客观现实出发、肯定物质生产及其规律对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唯物主义话语。

而之所以要谈论国势学这门古老的实证科学,就是因为国势学在19世纪欧洲参与、并客观推动的社会唯物主义研究潮流,实际上是一条导引青年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隐秘思想史线索。其实,在阐释马克思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一块理论逻辑上的缺环。那就是马克思是如何从他从青年时期起就深受影响的德国古典哲学话语跳脱出来,过渡到了以物质生产为线索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中?如今看来,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马克思对法国国势学、对舒尔茨、对李斯特的大量阅读和摘录,都隐性地促成了他从德国古典哲学话语、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生产话语的转变。  

这并非是妄议。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中的笔记和摘录情况来看,法国国势学一直是马克思重点关注的对象,持续出现在巴黎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伦敦笔记之中。从人本主义哲学话语决裂、到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虽然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大量接触这些研究时,由于还处在人本主义的哲学话语中而并没有能力评论和驾驭,但马克思居然会在十多年后的伦敦笔记里再次引用或评论对法国国势学的研究成果,这足够说明法国国势学对马克思的影响久远。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回到青年马克思在 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就他首次遭遇国势学这门实证科学后的作品,我们会更清晰地看到,国势学独特的生产话语和社会唯物主义研究,确实影响了青年马克思在1845年的哲学变革,超越脱离社会现实的德国古典哲学、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这门“真正的实证科学”。要知道,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那里是看不到现实存在、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后者只会把人看作是脱离社会活动关联的抽象的人,是仅仅限于观念化的爱与友情而存在的人、或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个体,“聪明的哲学家……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但一旦青年马克思接触到国势学大量的实证研究后,他会最直接地遭遇社会现实对抽象范畴的冲击。因为国势学这门实证科学,它提供的是一种德国古典哲学完全缺失的社会唯物主义视角——国势学中记录的人,是处在国家劳动力培养体制、从事着具体的生产活动、进行着商品交易往来的个体;国势学观察描述的社会现实,是进入工业阶段后,人们借助类似蒸汽机的技术条件、在特定的劳动组织和共同活动方式下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国势学的统计数据和图表展现的,不仅是肉眼可见的劳动产品和得以转化为社会财富的数量,也是各行各业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动态形成的、不可直观的巨大生产力。由此,青年马克思将会发现,原来有着自我意识的人,是每时每刻从事着现实生产和交往的社会活动,而被德国古典哲学蔑视的利己主义现实,原来有着决定社会状况、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

因此,青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物质生产和交往形式的唯物视角,揭示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在理解和改变社会现实上的唯心主义,这有赖于他从 1844年开始对欧洲国势学研究的大量接触。我们也才恍然大悟,为什么青年马克思会将历史唯物主义命名为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要求在对历史资料的如实整理和对社会现实发展的客观考察中去概括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与国势学强调的基于经验现实的实证研究、“诡辩将在事实的现实面前轰然倒塌”等唯物主义原则“不谋而合”。

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对国势学中衍生的社会唯物主义的简单模仿。说到底,国势学仅仅是维护资产阶级社会的实证科学,因而它绝不可能是真正历史性的,它看不到工业社会中必然带来的社会异化和阶级矛盾,也抽象不出社会历史基于物质生产、会生发出自我更替的客观辩证力量。而说到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仅仅是实证科学,它是从哲学的总体视角揭示了真正历史性的人类物质生存现实,那就是一切社会历史发展皆根源自人类实践活动中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内在矛盾和辩证运动。如此,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视域中,国势学描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和劳动组织形式,只是一定的资产阶级工业阶段中、在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中建构的特定社会现实,终将被社会历史的客观辩证运动所超越。对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的深刻理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国势学隐性凸显的社会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  

所以,当我们回顾法国国势学及其社会唯物主义思想这条隐性的思想史线索时,我们不仅是在古老的书本堆中挖掘一门在现代专业分工中早已逝去的实证科学,而是为了客观呈现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所承接的复杂思想语境。也只有通过展现当时欧洲国势学派的社会唯物主义和生产话语,我们才更可能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特性与思想边界。(注释略)

(作者: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

  

 

  

 

 

 

 

 

发布时间:2019-07-29 07: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