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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新弘 王校楠:西方马克思学兴起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尽管作为概念的“马克思学” (Marxologie) 一词在1959年才出现 , 但在这一概念出现之前西方学界就出现了以马克思的生平事迹、著作版本和文本思想为主要对象的专门性研究。受到苏东学者影响, 国内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在批判意义上理解吕贝尔1959年的新造词Marxologie, 把“马克思学”理解为一种专门扭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谬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国内学界都无意识地从历史事件等外部因素来分析马克思学兴起与发展的原因, 强调“马克思学”是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中的学者们打着“客观”“公正”旗号以攻击马克思主义并企图扭转社会主义航向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不容否认, 冷战、学工运动确实在西方马克思学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 能使西方马克思学不断深化的因素绝不是间断的、外在的偶然因素, 而是连续的、内在的固有因素。从源头探讨马克思学兴起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助于重新审视苏东学者为西方马克思学勾画的脸谱, 而且能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研究提供一面“他者之镜”。

西方马克思学三个部分之间的互动

抛开吕贝尔创立“马克思学” (Marxologie) 这一概念时的意思, 现在广泛被接受的“马克思学” (Marxologie) 一词从构词角度而言毫无疑问是中性的。就这一角度而言, 马克思学即以马克思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具体而言, 这种马克思学研究内部包含“生平事迹”、“著作版本”和“思想解读”三个部分。三个部分的互动内在地推动着西方马克思学的兴起和发展。

“思想解读”是早期马克思研究者们的原初目的。然而, 19世纪末20世纪初, 马克思传记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马克思本人的了解。早在1896, 从英国移民到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约翰·斯巴哥就意识到马克思传记的缺失使得无论是马克思的追随者还是反对者对马克思本人都知之甚少, 即使是那些狂热地研究过马克思著作的追随者们对马克思本人的了解也非常有限。缺乏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背景的了解, 就难以对马克思的文本本身做出准确的解读。此外, 马克思著作 (含译文) 的缺失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思想进行阐发的难度。缺乏可靠的文本文献, 就难以在解释马克思思想的工作中取得进展。英语世界对马克思的解读相比于德语世界“滞后了近一代人的时间”。虽然这种滞后的出现与英国的经验论传统有关, 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英语世界读者一直没能窥探到马克思著作的全貌。因此, 20世纪上半叶英语世界读者对马克思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革命家”和“经济学家”上。由此可见, “思想阐发”呼唤研究马克思生平事迹的“传记学”和聚焦马克思著作版本的“版本学”研究。事实上, 早在1911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当时流亡欧洲的梁赞诺夫就意识到系统地整理和出版一套科学完整的马克思著作全集 (di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von Marx) 的重要性, 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提交了一份称为“维也纳出版计划”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的设想。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梁赞诺夫的构想并没有在维也纳实现, 以“维也纳出版计划”为实质内涵的编辑活动沉寂了十年后在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开启。十月革命后, 在列宁的支持下, 苏联收购和复制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和书信。通过和伯恩斯坦反复周旋, 梁赞诺夫从伯恩斯坦手中获得了大量手稿的照片, 其中包含被马克思戏称为“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的手稿, 梁赞诺夫称使之重见天日。这些内容后来体现在梁赞诺夫主持编辑的MEGA1中。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给妹妹的信”为代表的马克思恩格斯未刊手稿、书信的公开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解读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新的资源。

20世纪30年代, 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的马克思早期思想解读和讨论, 正是由MEGA1这一版本学成果激发的。例如,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第ⅩⅩⅩⅨ页发现的“序言” (Vorrede) , 马克思明确地提到自己受赫斯《二十一印张》的影响, 这就激发了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对马克思和赫斯关系的关注。美国学者悉尼·胡克、法国学者科尔钮、德国学者门克、英国学者麦克莱伦之所以对“马克思-赫斯关系”有所关注 , 在很大程度上都根植于“序言”这个“药引子”。同样, 在《马克思“经济学”史》中, 吕贝尔坚持认为马克思受蒲鲁东经济学思想影响, 这一观点也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密切相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开问世, 更是使得西方学者惊奇地发现了一个有别于以往宣传者们口中的那个“革命的马克思”, 他们看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一时间成为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朗兹胡特、迈耶尔试图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来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阿尔都塞更是提出了著名的“断裂说”以否定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尽管这些结论难以被我们接受, 甚至是一种谬误, 但是不容否认, 文本状况的改变使得这些西方学者依靠新文本解读马克思成为可能, 也为其他学者通过同样的方式找出“证否”他们的结论提供了可能性。例如, 刘易斯、康福思、格雷等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同样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读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本主义解释, 并且谴责了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结构主义的哲学-社会学。

此外, 版本学、传记学的成果对“思想阐发”的反作用还通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工作体现出来。《马克思早期著作》《马克思的基本著作》《马克思早期文选》等选集相继问世就使得英语世界读者有机会接触到马克思的重要文本。 1975年开始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 (简称MECW) , 更是使得英语世界研究者们看到许多未刊手稿和书信, 青年马克思的许多著作和书信第一次全文展现在英语读者面前。与此同时, 英译本的发行和传播还影响着其他语言世界马克思学的研究。法国学者埃米尔·波提且利1962年翻译并出版的第一个完整的法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部分参考了1959年出版的英文本。阿尔都塞对这一译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认为它向法国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研究对象”, 是著作界和评论界“了不起的大事”

20世纪70年代MEGA2陆续出版以来, 西方学界基于MEGA2的新一轮解读正如火如荼地逐渐展开, 并且已经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解读成果。卡弗、莱文、费彻尔等当代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研究成果都以MEGA2为基础。而MEGA的编者也在编辑过程中不断调整编排, 使之更为客观地展示马克思思想原貌。例如, MEGA2//2的编者把MEGA1/I/3编者认定的9册《巴黎笔记本》缩减为7, 但是没有给出把编号为B22B26的两册笔记排除在外的理由。 1998年出版的MEGA2//3却依据更为细致的考证, 将被MEGA2//2编者们排除的3册重新认定为《巴黎笔记本》, 恢复了《巴黎笔记本》共9册这一结论, 并且给出了细致可靠的理由。 这种看似无趣的工作并不是低水平的重复, 而是版本学考证者们精益求精的结果。

由此可见, MECWMEWMEGA1MEGA2为代表的版本学成果毫无疑问为解读马克思思想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但是, 越来越多的版本学成果在极大地方便研究者进行思想解读的同时也客观地要求研究者们以更为严肃的态度面向马克思学本身。例如,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摘录笔记本”写作次序这一问题上, 尤根·罗扬 (Jürgen Rojahn) 从早年质疑陶伯特 (Inge Taubert) 到近年逐渐放弃自己原来的观点, 转而赞成陶伯特的主张, 就体现了罗扬在马克思研究中秉承的严肃态度。

二西方马克思学三种立场的互动

国内一些学者将马克思学研究视为西方学者基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展开的扭曲和攻击。事实上, 西方马克思学从滥觞之初就不是一个有统一立场和观点的“学派”或“流派”, 诸多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之间既没有共同的理论基础, 也没有相同的研究范式。在任何一个马克思学话题的讨论中, 都没有出现一边倒的统一结论。国内部分学者试着对这些非同一的马克思学研究进行过类型学区分, 然而, 如果从学者的立场以及研究成果呈现的面相来看, 无论是“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马克思学研究都可以归纳为赞赏支持型、敌视反对型和客观中立型三种类型。基于这三种立场的马克思学研究成果相互影响, 论战式地推动着马克思学的兴起与发展。

三种立场的马克思学研究成果的相互作用最为明显地体现在马克思传记写作方面。以传记写作情况为例, 不难窥见这种论战式互动推动马克思学发展的事实。与三种立场相对应, 马克思传记写作也呈现三种类型的传记, 即赞赏同情马克思的传记、玷污敌视马克思的传记以及相对客观描述马克思的传记。

1892, 恩格斯曾在《马克思, 亨利希·卡尔》一文中批判当时欧洲各国出版的马克思传记“大多都是错误满篇”。在恩格斯看来, 当时市面上可见的传记中唯一可靠的作品只有自己应威·白拉克的邀请写作并于1878年发表在《人民历书》上的短文《卡尔·马克思》。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 恩格斯写作马克思传记恰恰是为了回击当时市面上那些甚嚣尘上的误解。恩格斯以降, 包括李卜克内西、梅林等人的传记都带有明显的赞赏立场, 伟人马克思在他们的传记中被逐渐塑造起来。在这类学者的马克思传记中, 马克思被描绘成一种普罗米修斯式拯救世界的“神”。例如, 约翰·斯巴哥就别出心裁地描绘了马克思在专研之余与其他流浪者在夜幕笼罩的大英博物馆中下跳棋和国际象棋的生活日常以及与孩子嬉戏的场面, 毫不费力地塑造了一个具有上帝般亲和力以及好脾气的马克思。梅林同样视马克思为人生导师, 在他看来, 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机地结合了“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 。然而, 以梅林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基于赞赏和维护马克思的立场, 在传记写作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那些不利于构建伟人形象的材料———他们将倍倍儿和伯恩斯坦1913年大量删减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的做法视为必要的行为。梅林甚至强调, 必须掩盖马克思的“极端主观性”, 其与“绝对正确的客观规律发现者”这一身份不相符合。

自从1918年梅林的《马克思传》出版以来, 这种“神化”马克思的传记在各个语言世界 (特别是德语和俄语) 大量产出。这类神化马克思的传记毫无疑问地得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推崇, 但同时也遭到那些持有敌视反对和客观中立立场的学者们的抗议, 他们试图通过新材料的发掘, 重塑马克思。在持有敌视反对立场的研究者看来, 马克思绝对不是指导人类走向光明未来的伟大导师, 恰恰相反, 马克思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狂热病患者”, 是破坏人类文明的“世间恶魔”、“混乱王子” (the prince of chaos) 。因此, 把马克思描绘成“全善”的“圣徒”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敌视反对马克思的西方学者以“神化”马克思的作品为靶子, 聚焦于那些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删去的书信材料和档案, 寻找“丑化”马克思的素材。早在1928年德语世界奥托·吕勒 (Otto Rühle) 就把马克思视为“神经官能症患者” (Neurotiker) 。但真正把这种精神分析的视角彻底地引入马克思传记写作的却是E.H.卡尔。他甚至调用英国的外交档案, 从性格角度构建“马克思”与“狂热主义”之间的联系, 着力渲染马克思对长辈的不尊重以及与同时代其他人的矛盾 , 甚至略带质疑地提出, 就创办《新莱茵报》而言, 马克思可能只着眼于做一名“股东” (Shareholder) , 而没有专心写作共产主义的文章。此后, 精神分析成为丑化马克思的作家们惯用的伎俩。施瓦茨希尔德 (Leopold Schwarzschild) 撰写马克思传时就充分利用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材料, 将这种精神分析的方法用到了极致。

绝大多数丑化马克思的著作都对马克思进行了扭曲理解, 也为重新审视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契机。这些著作的部分材料成果也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吸收。例如, 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和奥托·迈恩成-赫尔冯批判、丑化马克思, 同时也大胆地运用了E.H.卡尔提供的英国外交档案, 并且得出了完全不同于卡尔的结论。

许多试图保持价值中立的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E.H.卡尔、施瓦茨希尔德、尼古拉耶夫斯基、赫尔冯这类著作潜在的价值判断先行的事实。避免“偶像化”和“妖魔化”两个极端, 越发成为那些强调学术性、客观性的学者为马克思作传的原则———在生平描述上要极力还原一个真实的人, 而在思想理论上要极力还原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原貌。不满于梅林《马克思传》对马克思思想的模糊性解释, 德国学者腾尼斯 (Ferdinand T9nnies) 1921年就采取明显区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创作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 (Karl Marx-Leben und Lehre) , 把马克思两种矛盾的人生角色 (“严肃的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与马克思观点前后摇摆不定联系起来。尽管从当代马克思学的观点和视角来看, 滕尼斯没能充分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材料 , 但是, 滕尼斯的这一著作不失为德语世界学院化马克思生平研究的一次尝试。 英语世界的以赛亚·伯林耗费五年时间, 充分地收集和阅读相关材料, 用思想还原的方式塑造了一个既受尊重又有缺陷的马克思形象, 也深刻地影响了几代英美知识分子。伯林的学生麦克莱伦很好地继承了这种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方式, 在保持价值中立的基础上突破伯林传记写作的内在局限, 从更加全面的整体性高度解读马克思。德国学者费彻尔的马克思传同样保持价值中立, 大量运用MEGA2最新成果, 具有文本考证的特征。

此外, 在三种立场的马克思学著作互动之际, 一些另类的马克思传记也逐渐面世。诸如阿多拉茨基主编的《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 以大事记年表的方式客观呈现马克思的生平 ;德国学者曼弗雷德·克利姆编撰的《马克思文献传记》包含大量马克思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官方的机密档案以及马克思的亲友和同时代人留下的珍贵资料, 以时间为线索、史料文献为载体为马克思作传。这些另类的马克思学成果也不失为客观中立的马克思传记写作的一次新尝试。

三种立场论战式的互动推进西方马克思学兴起和发展同样体现在对马克思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理论评价上。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 不同立场的研究者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文本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论争。毫无疑问, 这种论战式的研究迫使任何立场的研究者必须回到马克思生平事迹及其著作文本中寻找能够佐证自己观点的材料。由此可见, 三种立场的研究者们互相掐架, 客观上为西方马克思学向前发展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三西方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互动

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一种比较合理的看法是, 西方马克思学是“我注六经”式的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六经注我”式的阐发。在西方学术发展过程中, 这种“六经注我”式的研究与“我注六经”式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西方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进行着频繁的互动, 甚至可以说, 两者是同一个母体中孕育和发展出来的“双生子”。

“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互动首先体现在研究者个人内部。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 马尔库塞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一篇文章《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现象学》 (1928) 以及教授资格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和一种历史性理论的奠基》 (1932) 运用大量海德格尔特有的哲学概念, 试图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和存在主义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然而,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后, 马尔库塞立即放弃了这种将马克思和海德格尔融合的尝试, 转而分析马克思早期思想。手稿问世的同一年, 马尔库塞就发表了评论文章《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 对马克思早期思想 (特别是异化劳动理论) 进行了黑格尔主义或人道主义的解读。这一细致的解读完全具有马克思学的性质, 也确实成为后世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两个马克思”这一思潮的先导。1941, 马尔库塞在用英文写作的《理性与革命》中进一步强调了黑格尔与早年马克思思想之间的相似性与连续性。《理性与革命》不失为马尔库塞从辩证法角度构建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的又一次尝试。此后, 马尔库塞逐渐从“我注六经”式的研究转向“六经注我”式的阐发, 先后出版了《爱欲与文明》 (1955) 、《苏联马克思主义》 (1958) 、《单向度的人》 (1964) 等影响力颇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与马尔库塞类似, 卢卡奇、弗洛姆、列斐伏尔、哈贝马斯等人也都经历过这种从西方马克思学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与此相对, 西方学界也存在着逆向而行的自我互动路径, 即早年侧重“六经注我”式的思想阐发, 晚年着重“我注六经”式的文本解读。美国学者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是这一研究路径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60年代末, 大卫·哈维洞察到了当代资本主义中日益凸显的空间问题, 于是他认为此时“需要一种政治和理性的指引”, 而且看上去“只有马克思是对的” 。这种问题意识直接激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并且建构了他自称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继续推进“六经注我”式阐发的同时, 大卫·哈维较之以往更明显地开始着手进行“我注六经”式的马克思著作研究。1982年出版的《资本的限度》就是他对《资本论》的“我注六经”式的创造性解读成果。事实上, 西方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互动从大卫·哈维1971年开设关于《资本论》课程起就从未间断过。一方面, 他持续不断地展开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六经注我”式研究;另一方面, 他也保持着对马克思《资本论》进行“我注六经”式的文本研究。大卫·哈维的研究状况很好地体现了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者个人研究中相互交错这一事实。早年他更加侧重从地理学角度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 国内学界也更加关注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一身份。近年来, 他虽未放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角度展开研究, 但更加强调从文本出发, “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去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随着大卫·哈维讲解《资本论》的视频陆续在网络公开 , 以及《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2010) 和《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二卷) (2013) 的出版 , 了解作为西方马克思学家的大卫·哈维成为可能。同样地, 阿兰·巴迪欧、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等广为人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身上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晚年向马克思学回归的现象。

西方研究者的自我互动只是西方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互动的一个方面。两者之间的互动更为明显地体现在问题意识和理论工具方面的交流。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公开亮相以来, 西方马克思学家就密切地关注和追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态。美国学者胡克1928年在德国访学, 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了解了卢卡奇和柯尔施的西马理论;德国学者费彻尔则专门讨论过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英国学者麦克莱伦更是尝试用系谱学的方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流派、国别进行概述。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众多, 但是, 无论是欧陆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国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还是英美世界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都带有浓厚的时代特点。也就是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哲学前沿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发挥。例如, 分析马克思主义最初的推动力就源于“浸淫于分析传统的哲学家”。这些深受英语世界分析哲学影响的研究者们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把分析哲学传统的方法引入分析马克思著作核心话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断接受西方前沿学术成果和研究方式的同时, 西方马克思学也保持着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互动。在对马克思文本进行思想阐释时, 这种“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的影响路径就显得尤为清晰, 在整个西方马克思学的演进逻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西方马克思学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互动的过程中持续不断地获得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理论工具, 内化为西方马克思学发展的又一动力。

如果以“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为中轴, “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的影响路径很好地体现了20世纪西方学界黑格尔研究经历的“复兴—衰弱—再回归”这一过程。20世纪初, 黑格尔研究在德国“复活”, 并且逐渐形成了一股席卷全球的黑格尔复兴运动。在T.H.格林、F.H.布拉德雷、伯纳德·鲍桑葵、J.M.E.麦克塔吉塔等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学者的努力下, 黑格尔观念论研究在具有悠久的经验主义传统的英语世界风靡一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 约西亚·罗伊斯等美国观念论代表人物也尝试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和人格主义、实用主义相结合。在这一时代背景下, 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本主义者复兴了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 强调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联系, 把黑格尔因素视为马克思主义的隐形逻辑。这一倾向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致力于探求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紧密联系产生极大的影响。1928, 美国学者胡克在德国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期间就接触到了柯尔施和卢卡奇的理论, 部分吸收了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解。胡克后来在1933年出版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书“序言”的末尾单独向卢卡奇和柯尔施致敬。 就这一意义而言, 胡克正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启发下回到马克思的文本, 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 进而产生了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解读。德国著名马克思学者费彻尔也承认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自己理解和解释马克思思想的巨大影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之后得到进一步强化, 包括西方马克思学者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内的西方学者都普遍认为,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证明了以黑格尔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

20世纪50年代以来, 新黑格尔主义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开始式微。“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这一影响路径对此也有敏感的反应。在西方世界把黑格尔打入了“冷宫”的同时,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们表现出一种“把黑格尔从马克思中清除出去”的思想倾向。这一态度在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就有所体现。随后,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德拉·沃尔佩、科莱蒂、阿尔都塞等人相继强化了这一理论观点。例如, 阿尔都塞就试图把马克思从黑格尔的迷雾中解放出来, 从而塑造一种纯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相比于德语世界,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法语世界和西班牙语世界更为显著。  在这一时期的英语世界, 分析马克思主义同样拒斥黑格尔。分析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精确性和清晰性使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为激烈地拒绝黑格尔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形而上学。对他们来说, 当用分析哲学的立场去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黑格尔是不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不少学者在研究中都发现了分析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在分析哲学的发展中更是出现了一次从拒斥黑格尔到回归黑格尔的分析哲学“黑格尔转向”

因此,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又一次回到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的书桌前。然而, 在这一次复兴运动中, 研究者们不再单纯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 而是运用诸如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透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例如, 英国马克思学家卡弗就对“马克思-黑格尔”的叙事结构本身提出怀疑, 从而提出从马克思来理解黑格尔而不是从黑格尔来理解马克思, 以致有学者提出“黑格尔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不同于传统看法的观点。所以, 就“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的影响路径而言, 此一阶段的三者更加明显地体现出互动性。西方马克思学不再仅仅是被动地输入信息, 它也开始更为有效地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马克思学著作的井喷式出版也反过来促进人们对作为马克思理论来源的黑格尔的研究。与此同时, 青年黑格尔耶拿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手稿的发现与出版使人们发现了一个“马克思化”的黑格尔。黑格尔早期的“类马克思性质”也使“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从单向影响变成双向影响, 比如黑格尔耶拿著作中的“承认理论”启发霍耐特对黑格尔“承认理论”的研究。与此相同, 青年黑格尔的“发现”也对西方马克思学产生着重要影响。例如, 美国的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专家戴维·麦格雷格 (David Mac Gregor) 出版的《共产主义衰弱之后的黑格尔与马克思》就主要从青年黑格尔来理解马克思。

以“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为轴线的思想史梳理, 不可能完全概括整个“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的互动过程, 但是作为一条主线来理解西方马克思学兴起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未尝不可。在这条主线之外, 毫无疑问地存在其他支线互动。例如, 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不同的哲学方法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 这也极大地影响着西方马克思学, 并且被有效地吸收为一种方法。

四在“互动”中走向马克思学研究深处

回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 不难发现早期的马克思学研究在方法上带有“盲目性”, 在内容上具有“零散性”。在遇到西方学者的学术挑战时, 这种“盲目”“零散”的马克思学势必会转向一种规范的研究范式, 即学术性马克思学研究。在这一意义上, 西方马克思学正是在与西方学术前沿理论的碰撞中逐渐形成规范, 在与西方学术前沿理论的交流中不断发展。总之, 西方马克思学毫无疑问是在西方学界孕育、兴起和发展的。

西方马克思学在西方学界的兴起与发展当然离不开一些学者强调的外部因素, 但是真正使西方马克思学能够不断发展深化的因素绝不是间断的、外在的偶然因素, 而是连续的、内在的固有因素。西方马克思学的三种立场 (赞同肯定、敌视反对、客观中立) 和三个部分 (生平事迹研究、著作版本考证、文本思想解读) 是西方马克思学从诞生之初就一直存在的。早期那种“零散”的马克思学正是在这些“互动”中螺旋式上升并逐渐形成一种规范化的研究范式, 产出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20世纪20年代以降, 在欧陆甚至涌现出像卢卡奇这样早年倚重“我注六经”式的马克思学研究, 晚年着力“六经注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在“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这一影响路径下, 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发生着微妙的互动。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往往能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阐发中获得新的问题意识, 例如, 早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指责马克思是“生态盲”“性别盲”时, 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们就不得不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马克思的真实态度, 进而打开了别有洞天的全新研究域。由此可见, 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互动中, 西方马克思学不致沦入自娱自乐和自说自话的低水平“循环”之中。西方马克思学能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平台捕捉到理论界前沿动态, 进而将外部动力转入西方马克思学内部, 以此展开新一轮的研究。

总而言之, “三个部分”循环式互动、“三种立场”论战式互动为西方马克思学实现螺旋式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内部动力。而西方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交互式互动无疑又为西方马克思学打开了一个与外界交流和对话的窗口, 为西方马克思学注入新的内在研究动力, 不致在一个封闭体系内部制造出一个“永动机”的笑话。从外部因素深入内部因素来考察西方马克思学兴起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利于国内学界重新审视苏东学者脸谱化的西方马克思学, 正确地理解西方马克思学的实质内涵, 准确地预判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动向。(注释略)

 

 

(作者: 李靖新弘, 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王校楠,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2018年第1

 

发布时间:2019-03-24 22: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