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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一明 张超颖: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全球化、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范围内经济的衰退乃至停滞, 彼时的逆全球化势力便蠢蠢欲动, 小动作不断。而2016年接连爆发的各种“黑天鹅事件”再次证明逆全球化势力已经不容小觑。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支逆流, 逆全球化的产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全球化遭遇挫折之际的“小退步”, 其最大的危险在于, 这股包含着反精英势力的崛起、民粹主义思潮复兴和保守的甚至极右的逆全球化浪潮将会给世界经济与政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在逆全球化之外, 反全球化思潮始终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从学理的角度分析, 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归根结底都是全球化的伴生概念。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依然是全球一体向前发展的大背景下, 逆全球化注定不能逆转全球化成为引领全球发展方向的力量, 逆全球化是暂时性趋势, 是不可持续的。

一、全球化: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全球化不是一个新话题, 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全球化很早就已经存在, 这个起点可以追溯至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由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人类社会才第一次拥有一种“全球”的存在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全球化发展成为一门显学, 备受关注。全球化是一个涵盖面非常之广泛的概念, “化”体现的是一种趋势, 这种趋势从500多年前一经形成便流行至今。要审视全球化现象, 首先应当把视野放宽到世界历史中。对全球化的研究, 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已经开始。马克思是否有全球化理论, 学界曾有一系列的讨论, 最终倾向于认为, 虽然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并未出现“全球化”三个字, 但是纵观其理论视野, 在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中体现出的全球性关注是有力证明, 国内外学者大都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分析角度持肯定态度。马克思在他的时代即认识到生产的发展与资本的扩张将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 将形成全球一体化、产生不平等、出现垄断以及危机、衰落等, 而这些也是现代政治、经济学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者着力研究的问题。因此可以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全球化理论研究中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对于“全球化是什么”的问题, 可谓见仁见智, 剥繁就简可以总结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从生产力的角度, 把全球化看作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种观点从生产关系的角度, 把全球化看作由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同步的“西化”的过程。这两种观点都有理论依据, 但都不全面。实际上全球化是二者合力作用的结果, 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推动, 以及资产阶级追求财富的欲望, 使全球化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 全球化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扩张的结果, 又是资本追求增殖的空间形式, 大工业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的扩张性是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从15世纪末至今, 全球化从最初依靠武力进行殖民扩张的时期, 经过“一战”、“二战”与美苏两大阵营冷战时期, 到如今全球一体化联系愈发紧密的时期, 全球化的整体发展态势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 因此有人把全球化的进程概括为“进两步、退一步”。

物质资料生产贯穿人类历史进程的始终, 是人类社会存在并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传统农业劳动中, 物质资料生产水平相对较低, 只有在家庭或有限的群体之中才存在分工, 这种分工的社会性极不明显。随着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及技术水平的提高, “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 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 集结了资本, 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 从而使劳动与分工的社会性增强。大工业生产发展为更多的人迅速投入生产过程提供了机会, 并使生产方式能够摆脱生产资料、生产地点、生产工具等各种生产性或非生产性因素的影响而更具灵活性。同时, 大工业生产使分工变得更加明晰且精细化, 反过来, 分工也极大地增强了大工业的扩张力。“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 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 大工业生产的社会性促进分工的国际化, 过去地方性的、孤立的、规模极小的市场被世界性的大市场联合起来, 不同地区与国家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日益密切, 形成初步的一体化形态, 置身于一体化大市场中的任何独立个体都强烈地影响并依赖着其他个体以及这个一体化整体。正如马克思所说:“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

从资本扩张的角度分析, 资本主义生产以无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 这种对剩余价值的不懈追求, 使资本天生具有扩张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趋势是: (1) 不断扩大流通范围; (2) 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 资本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时间、产业工人、物美价廉的生产要素以及更加广阔的消费市场, 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冲出其所在部门, 向其他部门进击, 冲出一国疆界, 向其他国家扩张。在世界市场中, 资本克服民族的局限、根深蒂固的旧式传统, 面向全球要素表现出其贪婪的一面。资本的扩张性必然带来全球性的竞争, 全球竞争进一步推动全球一体化向前推进, 从而历史便日益成为世界的历史。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从积极的方面讲, 可以促进资本竞争力的增强, 但从消极的方面讲, 又会对原始资本造成消极的冲击。这种消极的冲击在客观上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 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 是无法彻底克服危机的, 因此扩大市场, 将国内危机借助全球化的国际市场进行转嫁, 是其惯用伎俩。再加之科技的进步推动了生产的扩大化与资本的扩张, 也因此科技在马克思的全球化抑或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视阈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动力源。

此外, 全球化的扩张也是资产阶级无止境追求财富最大化的体现。“资产阶级就要一往无前, 每天都要增加资本, 每天都要降低产品的生产费用, 每天都要扩大商品关系和市场, 每天都要改善交通。”资本家成为人格化的资本, 为攫取更多的财富、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并在竞争中得利, 他们一往无前, 是世界市场形成的重要驱动力和强力推动者。

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角度分析全球化理论, 是透析当今世界全球化问题锐利的思想武器。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 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以及资本家逐利性的必然结果。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 由大工业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的扩张性所自发带动的世界范围内市场与交往的发展、技术进步等因素所引发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扩张的历史, 实际上就包含着全球化的历史, 这种包含关系同时又鲜明界定出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关系:二者既有一致性也存在本质区别, 全球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也是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使命在于为社会主义、未来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到来积蓄物质能量, 因此当前的全球化还是“全球化的初级阶段”, 全球化的进程还要继续向前。

二、反全球化:全球化的一面镜子

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在其一体化进程中始终包含着分离的趋势, 质疑全球化主流趋势的声音集结在一起, 形成另一种全球化———反全球化。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伴生物, 因此关注全球化就无法忽视反全球化的存在。

反全球化运动首次引起世界的关注是19991130日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 这次会议上被称为“千年回合”的全球谈判却无果而终,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家非政府组织和5万多反全球化者打出“关闭WTO”等反全球化口号, 占据交通要道, 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虽然在此前各种谴责全球化的声音就已经出现, 但基本都是零散地爆发, 并未引起广泛关注。此次反全球化事件被称为“西雅图风暴”, 成为反全球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总结反全球化者的诉求可以发现, 大多数反全球化者实际上是世界主义的积极拥护者, 他们反对全球化, 是反对全球化进程按照资本主义的体系发展, 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在接二连三发生的抗议活动中, 确实有很多示威者根本就是全然否定和敌视经济全球化。但是,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很多人并非反对全球化本身, 而是不满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负面结果。” 在反全球化者看来,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继续扩张, 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正如戴维·赫尔德和安东尼·麦克格鲁所言:“从定义上说, 全球经济是资本主义的, 因为它是在市场原则和为利润而生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反全球化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声讨可以归结为: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与自由、民主发生冲突的反对。

20世纪80年代, 新自由主义得到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推动, 因此迅速成为一个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新自由主义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标, 主张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制度化, 国家无用论和市场万能论是其对外宣扬的主旨思想。新自由主义主张在坚持私人企业制度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政府干预只会约束个人自由, 私人经济活动受限不仅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自我调节, 而且还会导致政治上对民主的破坏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因为只有私人经济才具有充分的内在稳定性, 它既是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体现, 又可以形成有效的竞争, 促进社会发展效率的提高、经济与科技的快速进步。立足于私人企业制度, 自由市场经济完全异于任何非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对个人天性的限制, 使各种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个人的权利和目的得到最好的实现、经济得到持续协调发展。在解决国际问题时, 新自由主义同样以这种思想进行分析, 主张以最大限度的自由竞争, 推动贸易、资本等的自由流动, 消除民族国家的贸易壁垒, 使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利润的最大化。

新自由主义所推动的全球范围内的市场自由发展秩序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勾勒的徒有“自由”之表, 却并未付诸实现的虚伪、虚幻之物。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经济秩序上采用双重标准, 在国际制度安排上以有利扩张为目标, 新自由主义其实并“不自由”。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并通过体现国际资本利益的、由美英资本主义大国控制的国际组织或跨国公司, 为其对外扩张服务, 把自由竞争的好处吹得天花乱坠, 在那些被迫开放或弱势的国家强制推行自由主义的强权理论, 推动市场化改革, 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 对其他国家大行干预之实, 甚至不惜以武力威胁、征服的方式对待国际摩擦与冲突, 实际是以“公平竞争”为名实施“新殖民主义”政策。而在其国内, 实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大国一方面始终向穷人高调赞美自由市场取得的成效, 另一方面却丝毫未放松他们在国内、国际生活中对本国工业的补贴, 实施贸易保护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 其目的是保证本国的经济利益不受市场规律的约束。美国学者乔姆斯基认为, 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减少政府干预, 禁止贸易补贴。然而“二战”之后, 美国的商业领袖们担心没有国家干预, 经济发展会很快回到大萧条时期的水平, 尤其是先进技术工业———“不能生存于没有竞争的、没有政府补贴的‘自由企业’经济当中”, 大力鼓吹新自由主义、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里根政府也曾得意地声称:“给予本国工业部门的进口补贴要比前半个多世纪的任何一届政府都要多。” 由此可见, 资本主义大国在推行新自由主义, 大谈“国家无用论”“市场万能论”的同时, 却在将国家主权让渡给由其主导的国际性金融机构, 牢牢把握管理世界经济、牟取在国际市场霸权地位的机遇, 蓄意阻止弱势国家保护自己的市场, 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愈发“不自由”。

全球化使资本主义传统体制受挫, 民族国家合法性被削弱, “民主赤字”愈演愈烈, 其民主并不“民主”。“民主赤字”是反全球化者之所以反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所谓的西方发达“民主国家”中, 民众对传统民主表现出不满、失望的态度, 表现在:从民族国家的层面讲, 在大多数西方发达民主国家中, 公众对自身的民主权利以及政治领域相关事务的兴趣与参与度骤减;从区域的层面讲, 由于对欧盟等超国家机构的不满与不信任, 以及移民、右翼势力抬头等造成的不安全感, 人们对区域内事务自然产生一种排斥情绪;从国际层面讲, 全球化一方面刺激参与性民主的新浪潮, 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却对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所拥有的民主权利没有信心, 倾向于“主动放弃民主”。

是什么造成了“民主赤字”?首先, 反全球化者认为, 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与其宣扬的民主原则相背离, 不断发展壮大的跨国经济势力不受资本主义传统体制的束缚, 不履行对任何国家公民的责任, 加剧了资本主义民主危机。经济全球化使一些民族或地区发展成为大型甚至超大型经济共同体, 这些经济体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目的, 与国家勾结获取在经济领域的政治支撑, 但其最终的发展壮大却严重威胁了国家自身的合法性。欧盟、世界贸易组织、北约等地区的或超国家的组织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机会, 大大削弱了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存在。这些跨国经济势力与超国家或地区的组织一方面掌握着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但另一方面在面对由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问题时却无法适应形势发展做出有效管理, 使人们对自身的民主权利丧失信心, 并对民主制度产生怀疑。其次, 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 成为部分边缘人群的利益代言人, 对传统民族国家的职权造成侵蚀。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 推动民主的进程, 一些国家灵活利用非政府组织, 向其借重, 以弥补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能力不及的方面;但与此同时, 这些非政府组织在提出与政府相左的意见时, 往往会造成巨大的威胁, 有可能使国家以及民众掉入“民主的陷阱”。最后, 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自由, 但社会公正与人文关怀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缺失严重, 导致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愈发严峻, 激化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弱势群体对国家、政府的不满情绪。此外, 反全球化者也对新自由主义的文化话语霸权、意识形态统治提出控诉, 以及对全球化导致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难民问题表达强烈的不满。

很多人把反全球化看成是非理性的, 说它是全球化进程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并且在其运动内部面临很多现实的困境与问题, 反全球化人士大多从自身利益出发, 直面全球化的阴暗面, 但是不能从全球利益考量, 因此不能代表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反全球化也有其存在的理由, 它的出现是全球化进程中的警钟。福山认为反全球化力量的活跃表明, “为弱者和处于边缘者的利益来抵制富者权势的、平等主义的政治冲动依然有力, 并且已经在卷土重来” 。反全球化在给资本主义全球化以沉重一击的同时, 也促使人们反思, 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命运、未来共产主义的到来有更加清晰准确的判断。

三、逆全球化:全球化进程中的减速路障

2016年至今, 由于受欧美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 国际舞台上一直在释放逆全球化信号, 2016年初国际金融市场异动、当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到当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 再加上欧洲难民危机、土耳其政变等地缘政治冲突, “逆全球化”浪潮不断涌现。在201738日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 “逆全球化”被李克强总理着重提及, 称“当前世界经济低迷,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化本身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在推动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交往等飞速发展的同时, 也在世界范围内埋下若干发展的“苦果”。这些“苦果”在经济繁荣时期被掩藏, 在世界经济出现危机、下行发展的时候便暴露出来, 在危机爆发之际成长成熟, 使世界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凸显。个别国家试图通过“逆全球化”走出危机的泥潭, 从而使其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减速路障”。

此次逆全球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其一, 肇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世界经济并未在全面调整中复苏, 相反经济发展陷入结构性低迷, 全球多边机制萎靡不振, 地区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明显, 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其二, 全球利益分配严重不均, 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困难群众与高层次的社会精英阶层在收入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 贫富分化加剧;其三, 危机后的经济复苏迟缓, 企业效益急剧下降, 就业岗位减少, 再加之技术创新速度加快, 一些劳动力需求被新型科技替代, 失业问题严峻;其四,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回潮, 美欧的移民、投资、监管政策呈现去全球化倾向。从国际贸易来看, 2011年至2015年的5年中, 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呈现小幅上升趋势, 但是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却逐年下降。尤其是2015, 世界生产总值一改上升曲线, 出现小幅下降, 2015年、2014年世界生产总值 (GDP) 分别为74.15万亿美元和78.63万亿美元, 世界货物进出口总额分别约为33.24万亿美元和38.10万亿美元, 两年对比, 2015年世界货物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降幅明显。

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 全球化的复杂性、多维性使其必然内在地包含着各种变革与不确定性, “全球化的多维性意味着, 认为全球化毫无瑕疵或一无是处都是没有道理的” , 全球化是全球经济走向继续繁荣的必然选择。逆全球化作为金融危机的副产品, 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 是对全球化出现的矛盾与问题采取的阶段性应对举措。

首先,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张, 对全球化进程产生冲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其固有的历史局限,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积聚到一定阶段在生产领域必然造成生产过剩或资本过剩, 在消费领域则引发资本主义强劲的生产能力与普通民众有限的需求与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 必然引发经济危机和严峻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是: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 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扩展全球,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张, 使生产的发展、资本的流动更趋全球化和全面社会化;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随之从一国扩展到世界范围,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避免地被扩展至全世界, 市场经济自发、盲目、滞后的体制弊端, 尤其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的经济、金融危机借全球化的渠道转嫁给全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扩张了的国际空间内获得空前发展, 最终“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 , 一国的经济波动必然影响别国乃至全世界, 造成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的动荡不稳定。

其次, 去工业化导致实体经济危机, 经济停滞常态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讲是实体经济的危机, 标志着工业资本主义的衰落。观察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500年历程可以发现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资本主义运行“周期律”, 每一个周期都会经历从萌芽到鼎盛、最后走向衰落的过程。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于18世纪70年代,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 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去工业化, 对制造业等实体工业的投资热度骤减, 将目光投向金融、信息技术领域。据1966年的美国经济统计, 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 无关的占20%, 1976, 数据发生颠覆性变化, 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至20%, 无关的则上升到80% 20世纪70年代以后, 西方国家的汽车、造船、炼钢、服装等产业便开始衰退, 形成如今美国国内三大产业比重分布中, 第三产业约占75%, 而第一、第二产业分别约为10%15%的产业布局, 产业空心化形势严峻, 工业资本主义经历了从实现工业化到去工业化、最终被金融资本取代的历史进程。实际上, 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一个有名的“劳资关系悖论”, 即“一方面, 资本雇用劳动者与其控制的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结合在一起, 通过剥削雇佣工人占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资本主导的新技术、新机器所排挤, 越来越多的传统加工制造行业被淘汰, 产业空心化越来越严重, 与此同时, 金融业不断膨胀, 金融资本逐渐取代产业资本占据支配地位, 大机器生产体系的衰败最终让工业资本主义陷入严重的危机, 直至经济停滞成为常态” 。金融资本代替产业资本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形式, 它的崛起使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及运行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加上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推动、科技的快速发展, 金融自由化使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以美国为例, 如今美国的GDP80%的财富来自第三产业, 其中大部分来自金融产业。金融业蓬勃发展的结果却是金融自由化使金融风险不断扩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最后, 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 使贫富差距加大。在詹姆斯·佩特拉斯和亨利·维尔迈耶看来, 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特别有用的术语……它可以和另一个具有巨大叙述价值和解释力的词语即‘帝国主义’相提并论” 。佩特拉斯指责全球化理论不过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广告业”, 而借由全球化进程转嫁矛盾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常见现象,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规律在现今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在发挥作用。全球化为将一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扩展到他国以及全世界提供了可能, 同时也把一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两极分化扩展到世界范围。于是, 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加深, 居于全球化进程之中的个人、地区、国家抓住全球化的契机, 实现跨越式发展, 而那些未赶上全球化这班列车的人、地区、国家则越来越被边缘化, 从而导致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贫富分化加剧。

在全球化发展的“周期律”中, 每一个周期都开始于“实业的春天”, 发展于“产业的盛夏”, 转折于“金融的秋季”, 最终陷入“危机的冬季”。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本轮全球化周期已经陷入危机的泥淖不能自拔, 逆全球化成为其应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去工业化导致的实体经济危机、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不平衡引发的各种复杂、尖锐的政治、经济和国际社会问题的暂时性策略。

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是时代的选择

虽然逆全球化是以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缓和国内矛盾与危机的一项策略, 得到一部分民众的支持, 但如果认为全球化的进程将就此被逆转, 则是短视的。逆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暂时阶段, 是不可持续的。

在此轮逆全球化思潮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之后, 许多研究者把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等同起来, 简单地把二者看成是同一种反对全球化的思潮, 在相关研究中不乏将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混为一谈的论述。如果对全球化、反全球化历史的了解有所深入, 不难发现此轮逆全球化思潮的独特性。正如前文对反全球化的重墨剖析, 反全球化与全球化相伴而生, 只要有支持全球化的声音, 就一定有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反全球化者主要以劳动者组织为代表, 直击全球化的阴暗面和不平等, 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饱受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毒害的利益受损者、处于边缘地位的穷困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发声, 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加入反全球化的阵营, 共同代表失业大军、贫困群体发出诉求。但是, 本轮逆全球化浪潮的涌现来自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代表人物或政党领袖。全球化从本质上讲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美英等资本主义大国曾经是全球化的直接受益人, 如今却站在国际舞台上以维护本国利益为由, 公开采取不利于全球化正常推进的举措, 反对自由贸易, 限制市场开放。这是区分本轮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关键所在。此外, 逆全球化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各种矛盾被激化的背景下产生, 是全球化在现阶段的产物。因此, 在谈及本轮逆全球化之时, 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反全球化, 并且鉴于这一特殊性, 本轮逆全球化值得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全球化是一个合理的悖论, “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 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 同时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 。逆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分裂化倾向, 产生于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 全球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 但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依旧向前, 逆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第一, 逆全球化不能代表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特朗普作为“少数票总统”, 其当选美国总统得益于美国总统选举中的选举人团制度, 其与希拉里在普选中的280万选票之差, 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特朗普并不代表美国的主流民意。并且, 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政策虽然能够迎合美国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人民“再工业化”提振实体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水平的呼声, 但是来自国会、精英阶层以及广大盟友的反对声音同样强势。第二, 虽然金融危机爆发后, 世界各国经济均受到冲击, 但对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全球化带来的更多是发展的机遇, 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 多极趋势明显, 对逆全球化行径有一定牵制。第三, 当前全球化发展处于“十字路口”, 开放包容的新型全球化而非逆全球化, 成为时代的吁求。贸易保护不能解决实质问题, 开放发展、协同推进是当下发展的重中之重。

逆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 新型全球化已经在路上。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的产生, 是其受制于自身发展的不力而采取的及时止损措施。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主导推进的全球化, 还是如今由其主导的对全球化的“逆”行, 归根结底是对其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 注定不能顺应历史获得长久发展。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 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 是为全球化的共产主义阶段奠定物质基础的必经阶段,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中, 共产主义的实现本身即为世界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 而这种共产主义的实现要在世界市场得到充分、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产生。尽管这种全球化的共产主义代表的是人类发展的未来, 但如今世界历史发展的航标已经指向正在崛起中的中国, 因为当代中国不仅成功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而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 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后,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之下, 围绕如何积极参与和推进经济全球化这一议题,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引导全球化步入正轨的重大举措, 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 体现出发展中大国的时代担当。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经济全球化”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论述的重要话题。他指出,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一样, 都处于“深入发展”之中, 这是一种客观历史事实。面对经济全球化大潮, 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逆全球化政策不同, 中国提出的积极主张是:“要同舟共济,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不仅如此, 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发出倡议:“我们呼吁, 各国人民同心协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释放外溢效应, 世界经济衰退形势扭转缓慢, 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矛盾丛生, 世界经济的复苏困难重重的形势下,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 主动承担国际责任,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致力于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和平、开放、共享发展。和平发展是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尤其是边缘化、落后国家的强烈吁求;大范围、高层次、全方位的开放, 是全球化持续发展的正确方向;互联互通、互鉴互学的共享发展是全球化的应有之义。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立足大格局, 以全球性视野定位全球化, 跳脱地缘政治博弈的藩篱, 以全球合作、共谋发展为基点, 打造有利于世界共融共通的开放平台, 以公正、合理、普惠、透明的国际经贸制度体系作为保障, 积极建设开放、包容、共赢的新型全球化。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导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体现的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的关切, 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恩格斯把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共同体称作“虚幻的共同体”, 是束缚被统治阶级的桎梏, 而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便是身披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外衣的“虚假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只有“自由人的联合”才是“真正的共同体”, “只有在共同体中, 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也就是说, 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当人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 人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人, 并冲脱狭隘的民族性、地域性局限向开放的世界性的人转变时, 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将迈向更加开放、包容的新阶段。

中国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这符合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 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狭隘自私的全球化相区别, 体现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预见的世界发展趋势, 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进步的、符合人类利益的全球化, 应该是开放共赢、互利共享的全球化, 逆全球化思潮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不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广大群众的利益。无论是反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都只是全球化的伴生物, 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必将在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走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康庄大道。(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8年第4

 

发布时间:2019-01-29 09: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