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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冈德森 肖小芳:环境思想中的哈贝马斯

 

 

一、引言

许多环境学者、环境社会学家和人类生态学家认为, 哈贝马斯的社会思想对于改善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尤其是就有关环境风险和问题的决策基于商谈的模式而言, 则更是如此。然而, 许多环境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系统地批判了哈贝马斯理论在理解和改变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应用, 并将问题归咎于哈贝马斯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的社会生态学的决裂。可见, 这两大阵营对哈贝马斯理论的诠释和应用迥然不同。哈贝马斯的体系是“生态灾难”, 还是“不仅在解释环境问题的来源方面, 而且在……调和民主政治和环境价值方面, 都是很有用的”?对此并没有一个更具分析性和系统性的评论或研究。为了探究上述理论争议, 本文第一部分考察哈贝马斯对第一代思想家观点的批判和修正及其“技术的认知旨趣”概念, 解释环境学者如何以及为何批判哈贝马斯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第二部分重点论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与商谈伦理学, 不同于对哈贝马斯早期著作的环境评估,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环境评估和应用已越来越多样化。笔者把对哈贝马斯成熟理论的各种环境评估归为三类:支持者、修正主义者和批判者。批判者倾向于强调哈贝马斯早期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实质性要求, 支持者倾向于强调哈贝马斯的公平和包容商谈的成熟程序理论如何有助于为解决环境问题和风险建立分析—商议模式。笔者提出环境学者和社会学家可以使哈贝马斯理论的“绿化”延续下去的两种方式:一是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的社会生态学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融合起来, 二是继续深入研究基于商谈的环境决策模式, 同时关注对哈贝马斯理论的环境批判。

二、与第一代的决裂和一个技术旨趣的概念:环境评估

第一代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理论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 后者缺乏一种对人类控制自然的批判。考察哈贝马斯对第一代的批判, 有助于概述自然在哈贝马斯社会理论中的地位, 这对于理解哈贝马斯的观点在环境思想中的应用是十分必要的。哈贝马斯开始背离第一代时, 他在人类旨趣与认知之间的关系上也逐渐形成一个全面的理论。其中被认定为“准先验的”人类旨趣是为实现人类目标而工具性地控制自然的“技术旨趣”。

() 与第一代的决裂和一个技术旨趣的概念:一种概述

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主张, 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连同自然的其他部分自相矛盾地对人类造成了奴役, 我们在试图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所开发的工具已被带入社会生活中, 从而封堵了渐进式社会变革的进路。因此, 作为一项解放事业, 除非人类能够“调和” (协调) 与自然的关系, 社会批判理论的目的才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不可能性。哈贝马斯认为批判理论已偏离将理论和实践、社会科学和哲学与促使形成一个更好的社会联系起来的解放事业。于是, 哈贝马斯早期一方面批判支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立场特别是马尔库塞“新”科技观的所谓的神秘主义, 另一方面发展一种哲学人类学, 控制自然被假定为一种与历史无关的人类旨趣。

马尔库塞声称, 在一个更好的社会中, 一种新的科技必定会带来人们对自然的“审美”态度, 它可以保护和促进自然, 而非一味地支配自然。然而,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 任何寻求这种自然的“复活”的规范理论都是一种犹太教—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残余。如果没有其错误的神学基础, 人类在现代社会寻求与自然的“友好”关系就是不可能的, 因为对自然的现代控制是一种与历史无关的人类旨趣的延伸。早期的哈贝马斯通过发展一种哲学人类学规避了第一代的结论, 为了人类目的而工具性地征服自然被认为是一种与历史无关的“认知—建构的”或“准先验的”人类旨趣。为了自我保护和物种存续, 人类关注对自然过程的技术控制, 对自然的工具性认知和客观化态度与这种旨趣“紧密相关”。人类通过劳动 (工具行为) 逐渐发展自然的准先验需要促进了学习的进步, 这些进步凭借技术 (生产方式) 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生物物理世界。简言之, 哈贝马斯的哲学人类学假定, 第一代十分关注对环境的现代工具性的对待, 这只不过是人类控制自然且与历史无关的旨趣的一个产物。

() 对哈贝马斯与第一代的决裂及其技术旨趣概念的环境批判

迪·诺尔恰对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给予了环境评估, 他认为, 生态科学使得哈贝马斯与历史无关的技术旨趣概念站不住脚。在他看来, 相信人类可被理解为脱离生物物理环境的物种, 并且认为人类征服的对象 (自然的一部分) 可以与其环境分离的想法是错误的。哈贝马斯的《认知与人类旨趣》已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具有典型现代性的“征服的神话”:人类 (主动的主体) 是从自然界 (被动的对象) 中分离出来的存在物, 人类应该完全控制自然。但哈贝马斯忽略了这一事实, 即技术扩张和自然控制可能是我们当前生态问题的一个起因。诺尔恰提出了一种他认为既是理性的又是友好的“自然的”人类旨趣, 即“一种以与自然环境的认知互动和实践互动之适当形式而存在的旨趣, 它将允许人类最低限度地干预自然过程, 从而通过确保人类目标使人类受益” 。而解释这种人类旨趣需彻底修正哈贝马斯的体系。

乔尔·怀特布克着重思考了自然在哈贝马斯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他声称, 自然在哈贝马斯哲学中甚至比在康德哲学中更加彻底地臣服于工具理性领域。在我们对自然世界的社会意识中, 假如缺乏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变的话, 例如, 对生命的一种全新的敬畏, 那么就很难想象如何解决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 如果不改变人类对自然的工具性态度, 我们就不能借助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来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

奥特曼对哈贝马斯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提出质疑。他认为, 哈贝马斯的体系尤其是其技术旨趣的概念假定, 对于生存和独立而言, 人类自由的先决条件不仅建立在对自然力量必要程度的控制上, 且建立在自然的完全工具化的基础上。我们须区分自然中的两种“目的, ”即“为我们的目的”和“自为的目的”:前者关乎人类必需品的问题;后者为确认自然拒绝被完全征服所需。现代性无法发现自然的自为性目的, 这是环境恶化的原因, 被描述为“自然对无限的控制意志的报复”。现代社会的“控制意志”需要一种可以鉴别自然的自为目的的实践理性类型, 相比于一个无生命物质的领域, 自然对我们而言意味着更多。

默里·布克钦对哈贝马斯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给予了更无情的批判, 他认为, 哈贝马斯错误地放弃了第一代所提出的启蒙运动的不同理念。对人类的控制和对自然的控制之间实际上存在密切联系, 因此, 如果理性是为了使自身摆脱“纠缠在盲目的控制中”, 那么它必须转变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 后一目标在哈贝马斯视阈中被湮没了。布克钦反对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及其创设的“欧美‘左翼圈’中的事业”, 并提出了其作为第一代生态学视野之延续的社会生态学, 在语言学转向之后, 它已“被悬置”。

尼尔森则认为, 哈贝马斯对第一代的悲观结论的解决方案是一场“生态灾难”。他的论点直截了当:“优先考虑借助语言的人类互动, 且不再强调物质关系和生产关系, 这比试图要解决的问题更糟糕……它再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盲目性, 并把人从自然物质世界中分隔开来……且强化了对动物和环境的滥用和破坏。” 对于尼尔森而言, 批判理论中的交往转向应该被抛弃, 因为它无法识别人类和自然世界之间的基本关联。只有从马克思遗产中继承的唯物主义能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地并规范地理论化, 这种唯物主义仍存在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中, 但由于哈贝马斯的康德式修正, 它却变得令人费解。

类似于尼尔森, 埃克斯利认为, 哈贝马斯在我们控制自然的技术认知旨趣与我们实现良善生活的实践和解放旨趣之间设定了严格的界限, 这一界限有效地使自然的持续开发合法化, 并支持面向非人类世界的主流的人类中心主义偏见。哈贝马斯的方案在两个基本方面是失败的: (1) 生态危机在一定程度上由“工具理性被广泛而过于自信地应用到生态系统”所造成, (2) 哈贝马斯的方案既不能解决甚至也不认可“培育另一种对自然的人类旨趣的需要”。即使某人预设通过工具性视角才能构想自然进而解决环境问题, 哈贝马斯的方案在道德理由方面仍是失败的, 因为我们对自然的技术控制的准先验性旨趣不能解释生物圈“无用的”成员。

总之, 这些环境批判人士认为: (1) 哈贝马斯不应该放弃第一代对控制自然的批判; (2) 哈贝马斯有关控制自然的那种普遍的技术旨趣概念既具有潜在的危险性, 也与历史无关。在笔者看来, 第一种批判是有价值的。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爆发, 通过重新整合第一代关于控制自然的论点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性目标, 哈贝马斯的方案可以从中受益。第二种批判也是有价值的, 从经验上来看, 这种批判是合情合理的。征服和控制自然的技术旨趣取决于历史条件。毫无疑问, 人类社会是通过主张对自然过程的某些控制和干预来保护自然资源的。尽管这些环境批判是合理和中肯的, 但抛弃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还为时过早, 哈贝马斯的思想后来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三、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环境评估

哈贝马斯后来修正了他早期的哲学人类学, 其成熟的交往理论也继承了许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类似假设, 但在尼尔森和埃克斯利的批判中清晰可见的是, 哈贝马斯在抛弃第一代的社会生态学之后才有可能建立其成熟的体系。哈贝马斯的早期说法即语言“使我们超脱自然”是十分明显的。笔者总结了环境学者特别感兴趣的哈贝马斯的理念作为概念参考, 概述了环境学者如何评价、应用和修缮哈贝马斯的成熟体系。

()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一种概述

在哈贝马斯的成熟体系中, 环境学者特别感兴趣的四个相互关联的主题是交往理性和行为、理想的言语情境、商谈伦理学以及他对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区分。哈贝马斯认为, 通过交往理性或以理解为取向的行为的合理潜能 (交往行为) , 现代社会仍可以为人类解放的批判和手段确立一个规范基础。交往行为理论和交往理性的概念取决于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 它试图发现和重建可能的理解的普遍条件。理性的现代人可以区分真实性、规范正当性和真诚性要求, 这些要求取决于不同的论据形式和理由, 其意义只有通过交往才能被主体间地确立。

哈贝马斯相信, 日常的非策略交往含蓄地带有“理想的论据形式”。这一假设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及其早期构思理想的言说情境的基础。所有商谈参与者必须有平等表达、解释、证明、质疑以及免于强制地解释任何有效性要求的机会, “除了更好的论据, 没有任何力量”占绝对优势。哈贝马斯已经为根源于商谈的现代社会塑造了一个伦理体系, 这一体系与哈贝马斯早期理想的言说情境概念有关且根植于其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成熟体系的规范性推力是一种信念, 即一个激进民主的城邦的潜力存在于理性的现代人的日常语言实践中。由于行政和经济命令扩展至社会的象征性领域, 这种潜力被抑制了, 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化。在哈贝马斯的双层社会模式中, 生活世界包括文化意义的毫无疑问的背景信念、直接的知识和使理解成为可能的假设, 系统指的是通过金钱和权力“导控媒介”来参与社会的物质再生产的行政和经济子系统。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意味着由交往行为来协调的社会领域转变为由行政和经济子系统命令来协调的领域, 这就破坏了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社会化进程, 从而造成社会病理现象。

()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环境支持

布吕莱是唯一一位系统地回应哈贝马斯的环境评论家的学者。他认为, “我们需要发展更合适的程序并使之制度化, 从而把生态价值的考虑整合到决策制定过程中”。在布吕莱看来, 环保运动之所以失败, 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不同的环境商谈无力寻求共识。这种情况源于在“良善生活”和环境政策的“科学化”上存有分歧。他强调, 环保运动必须遵循商谈伦理学的程序规则, 设法在创造一个生态无害的社会方面创建一种环境的元叙事 (普遍化的利益) , 这将要求环保组织的民主化。布吕莱捍卫的是这样一个理念, 即只有人类可以赋予自然道德地位, 承认自然具有道德地位并不需要自然的参与, 这个看法首先是由沃格尔阐释的。沃格尔认为, 通过运用理性, 哈贝马斯创建的理论框架可以实现由第一代提出并回应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性问题的目标。沃格尔的“自然的交往理论”主张, 提出并辩护关于自然的规范有效性要求, 这是完全合理的, 因为关于自然的问题含蓄地涉及一套交往的组织过程, 人类改变他们周围的世界, 从而使之构成了他们的环境。我们必须追问的规范问题与“我们应该建立什么”和“我们不应该建立什么”有关。作为象征性语言的使用者, 人类确实有一个“独特的道德地位”, 因为他们可以提出、证明、质疑并同意规范有效性要求。然而, “承认人类作为商谈中之潜在参与者的独特道德地位……与对作为道德对象的人类的任何独特地位的否定是完全相容的” 。沃格尔不仅为提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问题开辟了空间, 还提出了他认为是最紧迫的问题:我们应该建立什么?

另一位支持者托马斯·韦伯勒以程序的而非实质的方式, 试图使哈贝马斯理想的言说情境成为环境决策的一个真实的言说情境。对韦伯勒而言, 哈贝马斯从来没有正确地使商议民主情境中的资质问题理论化。哈贝马斯的理论只规定了个人参与者的交往资质, 但韦伯勒认为, 在商谈过程中, 就支持有资质的行为的规则达成一致意见更有意义。当被理解为“参与者遵守认知选择的规则” , 或者兑现不同的有效性要求应该符合预先设定的规则时, 一定要有为资质设定的程序规则。韦伯勒不断强调程序公正, 强调那些将会受一种环境决策潜在影响的所有人都必须有参加讨论的机会、能够生成和质疑有效性要求以及有助于团体的决定因素。此外, 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公开获得公平地评估手头的问题或决策所需的技术知识和文化知识。韦伯勒坚信, 环境决策的成败应该由过程的公正性和胜任力而不是由结果来衡量。他还扩展了用于评价程序的公正性和环境决策资质的程序。

博·埃林虽为分析—商议的环境决策提供了一个更加元理论的基础, 但其想法类似于韦伯勒。埃林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哈贝马斯批判与重建反思性现代化的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的理论, 并为环境评估创建一个使社会子系统从属于生活世界的模式。埃林认为, 如果环境社会学家把系统与生活世界视为现代社会的基本领域, 那么就有可能解释两种反思形式, 即“社会调节的反思”和“系统调节的反思”:前者通过交往行为发生在生活世界中;后者通过工具行为发生在行政和经济子系统中。埃林方案的关键在于主张, 如果环境评估可以调节两种反思形式即“反思性安排”, 那么, 使现代的环保对抗情绪现代化就是可能的———将允许现代充分地展现。环境评估中的公民将迫使社会各子系统面对审美理性和实践理性, 而审美理性和实践理性对于一个生态无害的未来而言是必需的。

像埃林一样, 由尤金·罗萨、奥尔特温·雷恩和亚伦·麦克莱特合著的《再谈风险社会》, 借鉴了哈贝马斯对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区分, 试图更好地使如何更合理地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化。作者们主张,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处理风险辩论”和“处理贝克、吉登斯和卢曼框架的关键缺失”提供了指引。他们对哈贝马斯的双层模式作了很明显的修缮:“整理我们对哈贝马斯的解释的重要前提是他的元框架可以容纳并应包括 (但是不经意地) 高级现代性的第三个关键系统, 即风险评估和治理”。对罗萨、雷恩和麦克莱特而言, 引导子系统命令的工具理性已不当地入侵到风险世界, 从理性选择的中观层面而言, 这种入侵错误地试图将生活世界的有意义的和规范的风险问题归结为技术层面的运算。因此, 在“高级现代性”中, 由于风险的普遍存在, 风险评估和治理可以作为第三个子系统被概念化。哈贝马斯的主张即公民完全能够理性评估他们的政治世界可以扩展到他们的“风险世界”。

据笔者所知, 托马斯·迪茨是第一个呼吁把基于商谈的模式用于评估环境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的环境学者。迪茨主张, 在一个民主国家中, 作出资源管理决策或任何有着潜在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的决策, 都不能一味地依赖专家和技术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制定过程和组织认真对待相互对抗的价值观是十分必要的。迪茨呼吁支持早期哈贝马斯的“实用主义”决策制定模式, 认为它可以避免使科学从属于政治 (决策主义模式) 或反之亦然 (技术专家治国论模式) 。迪茨提出了一种环境评估的实用主义形式, 它能够“把价值和技术信息整合到一个民主决策过程中”。对迪茨而言, 为了使环境决策能够应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严峻的环境和社会挑战, 通过允许信息在公众、决策者和专家之间流动, 我们必须“融合”科学、政治和团体的专业技能来促进社会学习和文化演进。保罗·斯特恩编辑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报告》还不断地扩充了这些观点。总之, 迪茨呼吁把非人类旨趣纳入决策过程, 民主社会应该寻求有一天, “所有的存在物、也可能所有的地方甚至地球本身都在会议桌旁被代表着”。实现这一目标已成为修正主义者德雷泽克和埃克斯利关注的焦点。

() 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环境修正

所有环境支持者试图修正哈贝马斯的成熟体系, 他们声称, 我们能够且应该以一种规范态度接近生物物理世界。笔者区分了哈贝马斯的“环境支持者”与那些已“从根本上修正”哈贝马斯体系的环境学者, 后者试图根据自然界的其他部分没有被赋予人类语言官能这一事实, 从理论上说明非人类旨趣如何可以被囊括在商谈伦理学之中。德雷泽克声称“生态理性”可以通过交往行为来实现, 生态理性是“生态系统持续地 (即长期的可持续性) 和有效地为人类生活的善提供支持的能力”。德雷泽克主张, 哈贝马斯免于强制的讨论对所有潜在地受决策影响的人开放, 并采取一种达成理解的态度, 这是他理想的言说情境, 应作为评判现实世界有关生态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讨论的一个标准。最重要的是, 哈贝马斯的体系使可普遍化的利益优先于特殊利益, “自然系统的人类生活—支持能力是最典型的可普遍化的利益”  , 如果形成一种类似于绿色的理想的言说情境的话, 那么生态价值观就可能得以形成。他还声称, 除提升普遍性和提出规范论据的能力之外, 把所有受影响的参与者都包括在论辩之中, 这将有助于社会更好地应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

然而, 德雷泽克认为, 哈贝马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立场可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并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回应哈贝马斯。首先, 对生态系统的工具性控制在规范上是成问题的, 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工具理性可能是我们生态危机的根源。其次, 虽然生态系统不能“说话”, 但承认它们可能与“说”有关联, 这并不神秘:“它们能以其他方式沟通;当然, 尤其是通过反馈信号……如果我的庄稼赖以存活的表层土壤正在萎缩, 显然自然是在‘告诉’我一些情况”。德雷泽克简要地提出了应对这些问题的可行方法。人类可能想着手处理“自然因素, 好像他们就是主体”, 以便阐明生态系统的“目标”, 而要做到这一点, 为生态系统指定一个代言人的做法可能是明智的。他继续探索民主跨越人与自然之间的鸿沟的方式, 探讨“像我们对待从人类主体发出的信号一样对待从自然世界发出的信号”的方式。

如前文所述, 埃克斯利批判哈贝马斯的人类中心主义, 但她呼吁一种根植于商谈的“完全成熟的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 提倡通过商谈民主决策中的“自然代表”来修正哈贝马斯的方案。埃克斯利主张, 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眼前的道德问题 (我们应该把自然利益包括在道德领域吗?) , 而不是眼前的认识论问题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自然的利益是什么?) , 从而为一种包括非人类旨趣在内的商谈伦理学提出了充分理由。这意味着, 非人类客体/对象必须被视为目的本身, 因此, 需要在商谈中给予道德考量。视角的逆转将推动人类与非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决策趋向包容的和共同的立场。换言之, 根据生态中心主义的假设, 通过从根本上修正谁或什么应该被包括在道德世界中,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也被扩展至代表非人类。由此可见, 埃克斯利试图借鉴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规范力量, 提出了与德雷泽克类似的修正方案。

()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环境批判

虽然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环境评估主要是支持性的, 或者按照生态见解并通过从根本上修正它们, 已经达成一种肯定评价。墨菲和克雷布斯却认为, 哈贝马斯的成熟体系对于理解或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 从根本上说是有缺陷的。墨菲关注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概念的生态应用, 他质疑并指责哈贝马斯和德雷泽克的乌托邦主义。对墨菲而言, 通过无强制的交往而达成的主体间共识“假设远离阶级的社会学问题和权力的不平等”。即使哈贝马斯的民主成为现实, 在一种绿化的交往理性实践中, 仍存在三个可能出现的问题:首先, 对专家和技术官僚而言, 通过商议确立的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可能很快成为问题, 有悖于最初议定的价值标准;其次, 特别是在生态问题上, 确立可普遍化的规范和价值观是相当成问题的;再次, 就如何与生物物理环境相互作用达成一种共识而言, 价值多元化简直太明显了。

克雷布斯认为,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与支撑环境伦理学或她所说的“自然中心主义”无关。对克雷布斯而言, 自然的任何部分包括有情感的动物, 它们不可能以商谈伦理学所需的方式达成一致 (通过公开论辩, 所有参与者必须考虑所有论据和同等地权衡所有利益) 。“自然代表”只能独白式地行动:即使代表假定他们知道自然的利益是什么, 被代表的对象也不能参与对话。其次, 商谈伦理学的存在是为了保护那些有“社会—个人完整性”的人, 对哈贝马斯而言, 自然没有这种完整性。克雷布斯断定, 因为非人类不符合商谈伦理学的基本要求 (同意的能力和社会—个人完整性) , 因此, “从环境角度来看, 商谈伦理学不需要给予任何特别的关注”。

由此可见, 环境学者对哈贝马斯的成熟体系有着不同的评价。支持者把其交往理论视为一个程序工具箱, 它可用来整合关于如何正确组织社会与环境的关系的不同观点, 更确切地说, 就是如何把公众包括在环境决策中以避免片面的技术评估。那些从根本上修正哈贝马斯体系的环境学者意见一致, 但他们还试图展示非人类旨趣如何可以被包括在这些程序之中。批判人士却认为, 哈贝马斯的成熟体系对于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用处非常小, 因为这一体系要么过于乌托邦, 要么因为环境伦理学与商谈伦理学在根本上是矛盾的。虽然克雷布斯和墨菲提出了合理的评论, 但笔者发现, 环境支持者和基本的修正主义者给予的论据更有说服力且更有用。哈贝马斯的思想已经影响了民主方法取代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环境决策的进展, 这一事实尤为显著。克雷布斯思考将非人类旨趣纳入商谈伦理程序中的可能性, 这是正确的。然而, 正如修正主义者已表明的那样, 用保存环境伦理学与商谈伦理学的大多数丰富特征的方式来改变商谈伦理学是明智的, 也是有可能的。墨菲的批判更具有推测性, 也更为宽泛。就乌托邦主义的责难而言, 理想的言说情境被设计为一种可接近的但却无法实现的模式。哈贝马斯清楚地意识到阻挡接近这种模式的结构性障碍。其次, 笔者相信, 德雷泽克的观点即“自然系统的人类生活—支持能力是最典型的可普遍化的利益”充分消解了墨菲的观点, 对于墨菲而言, 由于特殊利益与价值多元化, 无法通过免于强制的交往实现可普遍化的生态利益。最后, 哈贝马斯在《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和《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中已经解决了专家问题。总之, 笔者并不认为, 哈贝马斯的全部造诣必须连同其人类中心主义一同被抛弃。然而, 其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应予以纠正。

四、结论:在实质与程序之间

通过将上述这些评价重置于哈贝马斯的理论及其发展中, 本文评论了环境学术研究中对哈贝马斯思想截然不同的阐释和应用。批判者把哈贝马斯框定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康德, 声称他将人类生活彻底地从自然界 (除了自然界的征服) 中分离出来, 其提供的环境思想微乎其微, 应该被抛弃或从根本上予以彻底地修正。支持者与修正主义者认为, 哈贝马斯通过基于商谈的策略, 其框架为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切实的方法。除克雷布斯和墨菲之外, 大多数的环境评论聚焦于哈贝马斯修正早期批判理论期间所提出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性要求。大部分支持者集中研究哈贝马斯成熟的交往理论所提供的程序方法。通过从理论上说明如何把非人类旨趣纳入商谈民主的商谈伦理—程序之中, 埃克斯利的后续研究和德雷泽克的理论可以说跨越了这两大阵营。

哈贝马斯思想的环境解释和应用之间的分歧似乎是由对哈贝马斯不同主题的审视所引发的。批判者强调哈贝马斯早期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性要求, 支持者强调其成熟的程序理论如何可以帮助形塑一种生态无害的民主。在笔者看来, 一方面, 对早期哈贝马斯的批判是有价值的。从经验层面而言, 哈贝马斯的技术旨趣概念是不完善的, 他抛弃了第一代思想家的社会生态学。另一方面, 哈贝马斯成熟的交往理论的环境支持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主张是令人信服的和有用的。因此, 整合这些不同的环境解释的核心命题是正确的。哈贝马斯依赖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假设, 且提供了能够被潜在地用于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商谈—程序方法。他既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康德, 又是生态民主的前辈。这两个阵营虽聚焦于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不同主题, 但都准确诠释了哈贝马斯。

虽然主张哈贝马斯既依靠彻底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假设, 又提供了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 这看似自相矛盾, 但笔者认为, 在分析性地区分哈贝马斯的程序理论和实质理论时, 这种说法是可行的, 更重要的是, 这种说法为整合批判者和支持者的最有说服力的贡献创造了机会。我们可以通过两种路径进行整合: (1) 重新审视和重构哈贝马斯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的批判; (2) 着眼于合并环境批评者和基本的修正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 为解决环境问题继续深入研究基于商谈的模式。事实上, 在控制自然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目标方面, 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论点颇有价值, 在整合他们的批判的前提下, 重新评价哈贝马斯与第一代的决裂, 这种路径将为我们提供一个重现哈贝马斯如何能够创立其交往理论的机会。正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 哈贝马斯的体系建立在一个经验上站不住脚的概念之上, 即在支配自然的过程中, 人类有一种与历史无关的根深蒂固的技术旨趣。虽然哈贝马斯已超越了这一哲学人类学, 但其成熟的交往理论承继了一些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类似假设。哈贝马斯意识到生态问题, 但没有把生态问题与对生物物理世界的单向度的工具控制联系起来 (缺乏审美和道德的关注) 。正如上面所解释的那样, 这种立场复制了其技术旨趣概念中固有的类似成问题的假设。然而, 这也是他成熟的交往理论赖以发展的基础, 支持者利用这些想法, 通过商议民主决策, 用于帮助改善人与自然关系。因此, 通过理论重构, 将第一代的社会生态学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结合起来, 这对批判的社会理论和环境学术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贡献。

第二种路径是研究基于商谈的环境决策模式, 关注哈贝马斯的环境批判, 它也许比第一种路径更加实用。受哈贝马斯启发的环境学者提供了替代盛行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环境决策模式的民主方法, 这一事实证明, 在环境思想中, 哈贝马斯的观点是富有成效的。在笔者看来, 这是哈贝马斯的“绿化”取得的最大成就。然而, 当借鉴其交往理论时, 应该修正哈贝马斯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一点十分关键, 因为在哈贝马斯的程序方案之内, 无法回答或调节许多至关重要的道德和经验问题, 哈贝马斯的程序理论建立在其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性要求之上。埃克斯利和德雷泽克试图从理论上说明如何正确地“代表”自然, 这是修正商谈伦理学之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的尝试。总之, 环境学者不应该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连同其人类中心主义一并否决。环境支持者和基本的修正主义者都令人信服地说明了, 拓展哈贝马斯以人为本的交往理性理论可以反过来告知有关我们与自然关系的规范要求。(注释略)

(作者单位:美国迈阿密大学社会学系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8年第4

发布时间:2019-01-29 09: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