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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玮杰:非同一性辩证法的继承与断裂
作为阿多诺主义者的齐泽克

 

 

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条件下, 如何激发辩证法的批判性张力成为了摆在左派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中引人注目的是, 作为当代左派激进思潮代表人物的齐泽克 (Slavoj Zizek) 意外地将黑格尔辩证法演绎出了激进哲学的对抗性与革命性。由于齐泽克的辩证法具有明显的拉康式外观, 故而学术界一边倒地将其辩证法指认为不折不扣的拉康主义辩证法。然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 齐泽克辩证逻辑的实质是对阿多诺非同一性辩证法的重述, 其最终目的是在阿多诺所开辟的“对象 (客体) 的优先性”空间中寻找当代革命的真实主体。作为阿多诺主义者的齐泽克并不意在治疗象征秩序 (同一性网络) 中发疯的主体, 而是以革命性主体打碎发疯的象征秩序。

一、齐泽克真的是拉康主义者吗?

尽管学界已然对齐泽克所重构黑格尔辩证法作出了不同的回应, 但此辩证法理论的来源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不过, 由于拉康精神分析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母体, 所以不少学者断定齐泽克的黑格尔辩证法是对拉康式结构辩证法的重述。无疑齐泽克在阐发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至始至终突显着拉康辩证法所蕴含的分裂性特征。然而, 这一表征却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以治疗为目的的拉康精神分析何以激发出社会革命的激进辩证法维度?

对齐泽克而言, 最重要的不是融贯地完成黑格尔辩证法的拉康式再造, 而是通过这种再造召唤激进革命。如果说在拉康精神分析那里, 主体与象征秩序关系之谜的勘破意在治愈背离象征秩序之主体, 那么在齐泽克这里, 需要治愈的恰恰是象征秩序本身。在此维度上, 齐泽克实际上暴露了其辩证法中隐藏的真实理论支援:

把共产主义视为主体对实体的最终胜利难道不会太主观主义吗?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社会统治的必要性;相反, 我们应该接受阿多诺所谓的‘对象的优势’:对于人类而言, 摆脱主人统治的方式并不是去成为统治自然的集体性主人, 而是要意识到主人概念不过是冒牌顶替者而已。 (1)

所以对齐泽克而言, 共产主义所要呈现的应该是阿多诺意义上的“对象的优势 (优先性) , 那么这一辩证逆转究竟是如何完成的?齐泽克对此通过引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关于同一性与非同一性辩证关系的讨论, 重建了黑格尔的“正--合”辩证法体系:

准确来说, 合题是对矛盾的“压抑”。矛盾是同一性表象下的非同一性, 合题并不是通过建立新的包含一切的统一体也不是通过建立更大的同一性来解决矛盾;相反, 它采取的仅仅是提升同一性的框架以及确证差异在同一性中的构建性角色的方式以解决矛盾。传统观点认为, 黑格尔确实给予了异质性、差异、裂缝等概念以相应的位置, 但是并没有赋予它们持存的能力, 因为他将它们保留在同一性的框架下。这种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合题, 差异才可能真正被认识。 (2)

齐泽克利用辩证法所要做的正是对同一性统治结构的瓦解, 从而让非同一性在新的普遍性网络下达及自身。这种辩证法理论与现实诉求之融合恰恰暗示出一个被学界忽视的理论史事实:占据齐泽克辩证法结构核心位置的理念恰恰不源自于法国, 而是源自于德国, 源自于拥有同样激进立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多诺!正是在阿多诺所构筑的主客体辩证关系之理解上, 齐泽克窥探到了非同一性对象的结构之谜, 并试图在此结构基础上寻找革命主体的可能性。

二、先验主体及其对抗

在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 齐泽克通过借用索恩-雷特尔 (Alfred Sohn-Rethel) 关于先验主体与商品形式之关系的讨论引出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的核心问题:象征秩序。作为这一话题的引申, 齐泽克利用斯洛特戴克的概念标榜出“犬儒主义主义主体”, 在“行”而非“知”的层面重新划定意识形态批判的场域。诚然, 齐泽克通过这一系列的指认切中了当代意识形态的要害, 从而站在了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前线, 但斗争的战场却是由阿多诺所开辟的。

在先验主体的问题, 阿多诺率先肯定了索恩-雷特尔所作的铺垫性工作:“索恩-雷特尔最早指出了在先验原则中隐藏着一种绝对必要的社会的工作……先验主体可以被译解为自身无意识的社会” (3) , 而他所要做的恰恰是将索恩-雷特尔的发现拉进意识形态批判的领域中。站在索恩-雷特尔所搭建的“现实抽象”的平台上, 阿多诺所指认的意识形态已然是现实本身, 它呈现为由交换原则为轴心的社会自主性机制。换言之, 具有构建性的无意识实际上决定了社会的再生产过程, (对阿多诺来说) 它恰恰才是辩证法所要批判的真正对象。正是在此语境下, 齐泽克站在阿多诺所达到的理论制高点上断言“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有效性” (4)

作为引申, 阿多诺将这种现实客观机制所制造出的“知”与“行”的分裂发挥到了道德哲学的尺度上, 并明确以“犬儒主义”为之命名:

与现在真正能称作与实践相对立的东西———实践就是这样的事情, 它使人疼痛, 并且能使人非常疼痛———大概是一种犬儒主义的因素, 而人们却又很难摆脱这种玩世不恭的行为。 (5)

也就是说, (非常讽刺地) 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一章所极力渲染的“商品形式的无意识”和“犬儒主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恰恰是阿多诺已然梳理好了的理论逻辑。当齐泽克明确将索恩-雷特尔和斯洛特戴克 (Peter Sloterdijk) 分别指认为他阐发商品形式和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引路人时, 他所掩盖的是阿多诺意识形态批判逻辑之“真实”。

如果说索恩-雷特尔致力于对先验形式作关于“起源的回忆”, 那么阿多诺所看重的则是这一形式及其背后的现实抽象所蕴藏的同一性暴力, 以及这种同一性网络中扭曲、颠倒的主客体关系。对于这种主客体辩证关系, 齐泽克试图以数学话语明晰化地表达出来, 而拉康精神分析正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最佳选择。对阿多诺而言, 由无意识主体活动所构筑的商品交换体系最终反过来成为了困住主体自身的“堡垒”, 这在齐泽克那里被再现为由主体共同投射所营造的象征秩序最终作为他者代替着主体言说, 最终 (正如阿多诺所言) “主体产生的魔法成了施于主体的魔法” (6) 。在此语境下, 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恰恰是站在非同一性的角度揭示同一性 (象征秩序) 之不可能性, 这在拉康语境下最终呈现为“真实” (the Real)

熟悉齐泽克文本的读者一定知道, 齐泽克试图通过在不同作品中不断重复阐释康德向黑格尔过渡展示先验主体形式背后所压抑的非同一性 (-) 。然而齐泽克的这一逻辑恰恰等质于阿多诺所说的“先验主体的盈余是完全被还原的经验主体的匮乏” (7) , 其本质无非是要将被主体形式暴力压制的非同一性剩余彻底凸显出来以还原“对象 (客体) 的优先性”, 只不过齐泽克将这个阿多诺开辟出的斗争阵地转移到了德国古典哲学领域, 表现为康德与黑格尔的直接交锋, 而斗争所针对的对象则依然是先验主体形式及其背后起支配性作用的商品形式所带来的作为现实本身的拜物教结构。当然, 尽管阿多诺指出了问题, 但他却没有对此作出详尽的分析, 这一“未竟之志”恰恰被齐泽克所抓住并被发挥到了极致———对此, 齐泽克自己也并没有否认:

追随着阿多诺, 我们也把倒置界定为“先验性的”, 而凭借着这种倒置, 主体把他的严重局限, 体验为他的构成性力量。 (8)

尽管在主客体辩证法方面齐泽克大量引注德国古典哲学, 但其理论诉求从根本上却是要揭穿操控着先验主体形式的现实之抽象形式本身的内在断裂性, 这一内在断裂性最终将以主体性的空洞姿态完成自我实现, 齐泽克以黑格尔的术语将此过程命名为“实体即主体”。这一理论恰恰建立于阿多诺所发掘的“瓦解的逻辑”之上, 并试图以侵略性的斗争性策略替代阿多诺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消极姿态, 在阿多诺拆散的废墟上呼唤尼采式的“积极的虚无主义”。

三、非同一性辩证法结构的内在秘密

通过对先验主体内在断裂性结构的祛魅, 阿多诺深刻地切入了主客体辩证法的讨论;作为理论继承, 齐泽克沿着这条逻辑引出了“实体即主体”辩证命题的再讨论。这种理论范式的一脉相承不仅体现在辨证法结构上的一致, 而且还表现为辩证法发生场域的相同。也就是说, 辩证法在他们那里诞生于主体共同投射所构筑的概念体系 (阿多诺) 或象征秩序 (齐泽克) 之中, 而辩证运动的动力则来源于体系内部非同一性或非-全要素的复仇, 这一要素在阿多诺和齐泽克那分别呈现为“对象的优先性”与“对象a, 就连齐泽克自己也在《快感大转移》中承认, 他所阐发的“对象a”概念结构特征同质于阿多诺所述的“对象的优先性”。 (9) 那么, 究竟什么是阿多诺所反复强调的“对象”, 它究竟在结构上有何种特征以至于齐泽克原意公开承认他所论及的对象a得益于阿多诺的“对象”概念?

首先, 阿多诺明确地提出了“对同一性的批判是对对象优先性的探索” (10) 这一核心命题。对他而言, 成为真正的对象意味着它是抗拒主体同一性暴力的非同一性要素, 它作为“残余”且在主体看来是一种绝对的威胁。 (11) 然而, 阿多诺并未停留于素朴实在论上阐释所谓的“客观对象”, 对象的存在本身就是辩证的:一方面对象总是先在的, 它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所谓“优先性”;另一方面, 对象却总是只能作为同一性体系的“残余”而呈现。这种阐释框架下, 强调“对象的优先性”意味着凸显作为同一性概念体系之残余的非同一性, 它的优先性并非事先给定的, 而是回溯性过程所制造的。

恰恰是在阿多诺开辟的这种激进辩证法之“瓦解的逻辑”上, 齐泽克指出黑格尔对康德的超越在于前者对于“对象”之悖论性结构的勘破。在《视差之见》中, 齐泽克改用“视差” (parallax) 概念来阐发这一机制:如果说康德在知性的二律背反中发现了视差的存在, 那么黑格尔所做的并不是压制视差, 而是把它从“自在” (in itself) 带到了“自为” (for itself) (12) 因为视差一方面具有本体论上的先在性, 另一方面却又总是知性范畴的不一致性而呈现出来。在这里, 逻辑顺序与时间顺序是颠倒的, 这正是齐泽克在阿多诺那里继承的最大遗产:和阿多诺所阐述的非同一性对象的结构一致, 齐泽克所谓的属于真实界的“对象a”、“视差”一方面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 是实体性之物;另一方面却又具有时间上的延迟性, 它总是回溯性地产生。这种辩证逻辑占据了齐泽克方法论的核心位置, 以至于他为此不惜站在了拉康的反面:

视差真实界 (parallax Real) 与标准 (拉康式) 的真实界截然相反。标准 (拉康式) 的真实界‘总是回到它的位置’, 也就是说, 在所有可能的 (象征) 世界中都保持不变。与之相反, 视差真实界可以用来解释, 何以同一个潜在的真实界却具有多种多样的表象。它并非一成不变的硬核, 而是引发分歧的根本缘由。……就后者而论, 这个硬核纯粹是虚拟出来的, 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未知因素。它只能借助于众多的符号构型, 回溯性地重构。 (13)

可见, 齐泽克通过引介带有实证科学表征的拉康式概念所要重复的正是阿多诺的“对象的优先性”结构。阿多诺已然试图通过强调“对象的优先性”来瓦解了同一性框架下的主客体关系。在同一性网络中, 主体性的自我拔高恰恰建立在主体已被物化结构锚定的基础之上。究其本源, 阿多诺与齐泽克批判性辩证法逻辑的同构性恰恰批判对象的一致, 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形式所给予的。尽管齐泽克所处的当下已然发生了一系列巨变, 但他所面临的统治对象依旧是那个由资本所构筑的“第二自然”。由卢卡奇以降,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然将“第二自然”纳入到了批判性理论的核心范畴, 而阿多诺正是在此站在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线索的制高点:对他而言, 理论的悖论性结构恰恰源于“第二自然”的悖论性特征, 自然一方面总是逻辑上先在的;另一方面却总是在时间上延迟出现, 它总是作为当代“绝对精神”的资本所回溯性构建的“第二自然”而出现。面对这种悖论性现实, 阿多诺的彻底性在于他要依赖于客观必然性毁掉整个物化现实, 这正是马克思真实精神的继承。只不过, 在阿多诺那里, 客观必然性表现为矛盾的必然性, 它源自于概念体系的“内在爆破”并必然带来一切同一性体系的消亡。齐泽克则在重复阿多诺“概念体系内在矛盾之必然性”的前提下赋予革命理论以彻底的战斗性, 即通过构造出与阿多诺之“对象 (客体) ”相对应的“主体” (笛卡尔意义上的“空洞的姿态”) 来呼唤列宁式的“行动”, 从而述行式地建构新的秩序。

可见, 在革命理论上, 齐泽克站在阿多诺构筑的批判理论之制高点上发出了时代的强音;而在元理论方面, 齐泽克承袭的对抗之首要性 (在阿多诺那里表现为反抗同一性的对象之首要性) 则在理论史上回应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争论, 以下我们将具体来分析这一维度的问题。

四、唯物辩证法与自然历史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已然大致窥见了在批判对象及批判逻辑上齐泽克的阿多诺主义倾向。但更让人惊讶的是, 在阿多诺已然将其非同一性辩证法命名为“唯物辩证法”的前提下, 齐泽克竟然亦步亦趋地将其逻辑称为“辩证唯物主义” (14) 。那么对阿多诺和齐泽克来说, 究竟什么是他们的唯物主义之“物”?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的“通向唯物主义之路”中曾指出:

正是由于转向对象的优先地位, 辩证法才变成了唯物主义的。 (15)

根据上一节的分析, 由于具有优先地位的对象 (尽管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 总是概念同一性中的“残余”, 即非同一性, 因此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彻底的对抗性和矛盾性。所以, 对于阿多诺而言, 唯物主义之“物”既非直观的感觉材料, 亦非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关系”, 而是作为“关系”之残余的彻底矛盾性和对抗性。如果简单地将“物”理解为“关系”, 那么哲学又将陷入到以同一性为核心的唯心主义之中, 因为关系本身很可能已然被同一性网络构建, 这也恰恰是齐泽克所要反对的“话语唯心主义” (discursive idealism) 。阿多诺在此平台上所要做的是通过强调矛盾对抗的生生不灭来重塑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然历史”, 在他看来: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不仅谴责黑格尔的美化, 而且也谴责这种美化碰到的事实情况。……人类的历史、即不断征服自然的历史正继续着自然的无意识的历史、即毁灭和被毁灭的历史。……马克思自然历史的观点本质上是批判的。 (16)

人类历史正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 它是自然历史之内在张力的必然延续。在《快感大转移》中, 齐泽克亦以阿多诺的论调指出“在分裂性和对抗性上, 人类恰恰是自然的化身” (17) , 辩证唯物主义则是对作为“真实” (the Real) 之自然的考察。然而, 齐泽克从阿多诺那里继承了“自然”的概念, 却没有延续更为深刻的关于“自然历史”的洞见, 这恰恰是齐泽克的理论特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根本性断裂。如果说在阿多诺那里, 历史依然是一个贯穿于批判逻辑的主线, 那么对齐泽克而言, 历史性的重要性则远远不及结构性。

这正是齐泽克的问题所在。他将形式结构性推向了极致, 以至于形式完全压制了内容成为了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进一步, 齐泽克将形式先于内容 (共时性先于历时性) 的逻辑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著名的命题“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嫁接起来, 重述了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 (18) 。按照齐泽克的逻辑, 偶然的预设在共时性形式中被回溯性地设置和重构, 按照这个方式, 资本主义通过“原始积累”的神话编造了关于自身起源的故事。从根本上说, 阿多诺的功绩在于在同一性结构中发现了其自身的自反性力量, 这在齐泽克那里表现为症候的动力学机制, 而齐泽克所多跨的一步则是把这种症候性直接等同于历史性, 把症候性结构的内在动力直接等质于历史发展的推力。于是, 形式结构也就由于自身的内在张力推动着内容步步向前。对齐泽克来说, 历史本身完全是一种偶然性, 更为关键的却是现实的形式结构性, 因为它回溯性地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叙事学效果。齐泽克这多跨的一步恰恰体现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立场上的断裂。尽管齐泽克完全吸纳了阿多诺的辩证法逻辑, 但在理论立场上却 (与拉克劳和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 将偶然性放在了优先的位置。相反,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多诺站在了马克思的角度坚持自然、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 纵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形式之谜源于其形式本身, 但这种形式本身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依然是以矛盾性为基本特征的自然历史的一部分。

五、结语:作为阿多诺主义者的齐泽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在深层逻辑上, 齐泽克赖以指称其理论的“非-全”辩证法仅仅是阿多诺非同一性逻辑的当代投影。阿多诺的理论逻辑已然框定了齐泽克的辩证思维空间, 即使是齐泽克赖以标明其理论独创性“商品形式-先验形式”和“犬儒主义”的再发现也已然被埋藏在阿多诺关于主体的分析之中 (齐泽克仅仅承认这两个概念分别来源于索恩-雷特尔和斯洛特戴克) 。齐泽克以拉康“象征”和“真实”概念重新打扮阿多诺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辩证关系, 并打上黑格尔辩证法的标签, 他最终突显的不过是阿多诺所强调的“对象的优先性”和“辩证唯物主义”。

当然, 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 齐泽克终究在阿多诺所开辟之路的终点处走向了其它方向。如果说阿多诺已然在勘破同一性体系的过程中寻找到了具有对抗性的非同一性对象 (客体) 并试图以之建立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星丛”, 那么齐泽克则企图找到与此对象 (客体) 相对应的主体。在齐泽克看来, 追寻这种主体意味着对笛卡尔式主体的重建, 因为这种游离于同一性体系 (象征秩序) 之外的非同一性 (“真实”) 主体恰恰是一种“空洞的姿态”, 他将通过自身的述行建立起新的秩序。由此, 在阿多诺革命立场的消极性在齐泽克处呈现为侵略性, 其本质是将阿多诺理论所依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客观规律性夷平为纯粹的偶然性。

 

注释

1 Slavoj Zizek, Living in the End Time, Verso, London, 2010, p243.

2 Slavoj Zizek, The Most Sublime Hysteric:Hegel with Lacan, Polity Press, Cambridge, 2011, p68.

3 (6) (7) (10) (11) (15) (16)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 张峰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 174137136181190356页。

4 (8)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季广茂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28305页。

5 []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 谢地坤等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10页。

6 []齐泽克:《快感大转移》, 胡大平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38页。

7 (13) []齐泽克:《视差之见》, 季广茂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41页。

8 Slavoj Zizek, Absolute Recoil:Towards a New Founda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Verso, London, 2014, p1.

9 Slavoj Zizek, Less Than Nothing: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Verso, London, 2012, p393.

10 []齐泽克:《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 郭英剑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255页。

 

 

(作者: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 2017年第6

发布时间:2018-11-04 13:0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