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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斌: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是”与“非”

 

 

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以其曲折的实践经历和积极的理论探索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全人类的未来发展道路作出了不同于第二国际、列宁主义的探索, 这一历史性尝试既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新解与理论改造, 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多种理论流派的理论融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解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极大影响了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历程, 也引起了广大中国理论研究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丰富内涵的不同看法, 时至今日仍难以达成一致。我们认为, 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理论研究者,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必须把握两个方向性的大问题:其一, 研究方法上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观点, 避免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解释马克思主义;其二, 研究目的是服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避免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历史意义

卢卡奇以物化、总体性、阶级意识等范畴为核心的主客体统一辩证法,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构想, 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和总体性理论, 三者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走向分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理论自觉的标志, 它们从不同侧面构建起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 并引导了后来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主题。他们的积极的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受到吞噬的积极抗争, 其所开启的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积极关切、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内涵的强调和对无产阶级意识和文化的重视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重点领域, 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回应现实问题: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和实现国家复兴的实践与理论探索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诞生于20世纪2030年代,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角度看, 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资本主义逐步发展到垄断和相对后发国家寻找现代化新道路的合作与竞争、资产阶级剥削和福利并施与无产阶级寻求解放新道路的历史阶段;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诞生的实践背景看, 是对大背景下相对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探索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方式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积极尝试。卢卡奇所代表的匈牙利、葛兰西所代表的意大利和柯尔施所代表的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谋求的都是国家繁荣发展之路, 社会主义既是他们的理想, 也是他们的积极尝试。而这一理想和实践的尝试来源于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的鼓舞, 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危机深化的反思。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是作为一种解决民族国家实现繁荣发展的理论方案, 而是否能解决、以及如何解决不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是当时理论研究者和实践探索者评价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为实践依据, 确定了用暴力革命推翻反动阶级和以无产阶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或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联合专政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 成为19世纪欧洲社会不可忽视的一股理论和政治力量, 同时逐渐传播到广大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剥削的后发民族国家, 成为其实现民族独立的指导思想选择之一。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在俄国处于内忧外患、多阶级力量角逐的历史条件下用暴力革命掌握国家政权, 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以实践方式打破第二国际理论家固守“经济决定论”之上的社会主义“自发革命”理论, 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用暴力革命在后发、落后国家成功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十月革命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 刺激了欧洲多国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复兴国家先进分子的斗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所代表的“暴力革命”方式成为世界上广大受压迫无产阶级翻身做主人的理想明灯和道路选择, 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众多欧洲国家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 积极领导本国工人阶级通过暴力武装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成功。面对欧洲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失败, 部分人将原因归结为无产阶级经济基础薄弱和政治条件不成熟, 再次主张选择经济决定论基础之上的自发革命道路;而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人则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不成熟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缺乏导致无产阶级主体性丧失才是革命失败的原因, 并以此提出了不同于十月革命暴力革命方式的新主张, 即以意识革命、文化革命为先导或重点的革命新方案, 并由此形成了不同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角度和探索模式。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测未来, 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1956:416)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作为20世纪西方社会“左翼思潮”的源起, 其理论贡献在于反对第二国际部分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的、实证主义的解读方式, 在总结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现实中回到了黑格尔式的价值批判方式, 由此开启了一条突出人的主体能动性的革命乌托邦主义道路, 即通过强调主体的能动性、思想文化的反作用、意识形态的革命性为道路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另一方面, 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作为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的先进分子, 在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实践失败之后, 试图进行理论反思的同时也无意识地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国情相结合的探索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将马克思主义带入了与人类历史进程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重新对话之中, 将马克思主义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视野拓展到近代落后民族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新视野之中。

2. 批判“主流”解释路径: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教条式、片面理解方式

第二国际以来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处理实践与理论上的双重困境之中。一方面,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地位得到一定认可、无产阶级经济生活环境的极大改善等社会发展新情况使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方式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失败是因为经济发展不够充分, 因此, 要立足促进经济发展、以和平的、渐进的改良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另一方面, 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 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理论家片面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理论上作出了依靠“自然规律性”实现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渐进路径选择。伯恩斯坦认为19世纪末资本主义制度随着信用制度、企业主组织、交通通讯的发展, 无产阶级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改善等一些因素具有了普遍的实用性, 资本主义的崩溃变得越来不可能, 因此提出了逐步扩大社会控制、贯彻和资本主义的合作去实行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道路, 严重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实际内涵。与此同时, 卢森堡、拉布里奥拉、列宁等人对修正主义进行了理论批判。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以革命实践的方式解决了第二国际内部的理论斗争, 在理论和实践上给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了新的希望。十月革命之后在欧洲出现了工人运动新高潮, 但欧洲多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在短暂的胜利之后却普遍走向失败。

“由于1919年和1920年西欧各国在经历了工人革命的短暂高潮后, 均以失败而告终。这种现实实践的失败命运, 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性的理论反省。” (张一兵, 2012:373) 因此, 十月革命胜利所开创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的新理解对于西欧的适应性, 以及它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迫切需要厘清和回答的现实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西欧工人革命的失败实践, 强调以总体性、辩证法为核心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无产阶级通过文化革命、意识形态斗争等新的方式、方法展开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柯尔施认为第二国际甚至包括第三国际的理论家们是用对马克思主义的碎片化的理解方式在继承历史唯物主义, “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法, 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理解的唯物史观, 与那些孤立的、自发的各个知识分支, 与作为脱离革命实践的科学上的目标的纯理论考察, 那是不相容的。然而,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越来越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 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柯尔施, 1989:25) 可见, 他不仅反对那种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辩证法和暴力革命的片面理解, 也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抽象理论的认识方式, 试图通过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涵来反驳“经济决定论”, 进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人这一主体的重视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再思考, 虽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在一定意义上有力地回击了改良主义、教条化思维对马克思主义的侵蚀。

3. 捍卫人的尊严: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的普遍物化的抨击与抗议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社会晚期, 它在解放社会生产力、解放人这一个体对地主阶级的依附关系中起到过积极作用, 但随着它的广泛发展, 以自由、平等为名解放下的个体被商品、市场所控制, 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不断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展开斗争, 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作了理论和实践的积极斗争, 工资的增加、工时的缩短、工会组织的成立及其地位和权力得到承认等这一系列变化虽然相对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 但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向垄断阶段过渡这一过程相比, 工人阶级被剥削的形式在物质生活得到相对改善的面纱之下已经渗透到意识和文化层面, 更严重的是, 很少有人能发现并解开这一“物性化的面纱”, 反而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正常状态。不仅如此, “它 (物化心灵) ———作为物性化的意识———甚至并不企图超越这种形式。相反, 物性化的心灵关心的是通过‘科学地深化’这些规律的作用而使其永久化。正是当资本主义的体系在越来越高的水平上, 从经济上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时候, 物化的结构一步一步地越来越深地, 越来越致命地, 越来越决定性地陷入到人的意识之中。” (卢卡奇, 1989:9394) 由此, 物化意识和物化心理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观察并批判, 他指出商品的可计算性、可交换性和人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商品化的现象被完全接受并逐步在意识层面得到认可, 并用这种思维反过来认识人自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与历史这一严重、普遍的物化现象。卢卡奇在这一现实基础上提出了以克服物化心灵和物化意识为目的的文化、意识等新的革命方式, 以重新恢复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并在此基础上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新的革命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始终围绕着19世纪下半叶工人阶级的解放与自由这一问题而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继承这一理论关怀, 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和人民生存新境遇进行深度分析, 他们始终关注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深入发展的内在悖论, 即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类创造性的充分发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个人主体意识的极大解放与现代人面临的由物质到精神的普遍异化, 商品、市场、科技、资本等事物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融。这一悖论在哲学上表现为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冲突, 即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空前大发展的理论精神与人文精神和工具理性大混乱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其惨重的代价显示出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 但同时, 它也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体生存状态的碾压和西方思想文化的危机, 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等人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不约而同地强调人的主体性、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和在意识形态层面夺取优先权以开辟新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新方式, 其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中人本主义的内涵和青年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 以此展开批判资本主义深入发展过程中对人的主体性的剥夺。

4. 转变解读视角:弘扬人道主义和重视文化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在反思西欧无产阶级运动失败原因的同时, 也探索了未来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方向, 即抛弃“经济决定论”, 转向对个人主体性的关注、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培养、对文化领导权的夺取, 走上了一条用黑格尔思想重释马克思思想的道路。这一研究方式成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基调之一, 甚至由他们开始了西方学者用西方多种哲学流派重释马克思主义进而走上微观分析的趋势。虽然马克思十分重视在多国革命实践基础之上共同的理论对不同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导, 他也强调“因为同一个国家的工人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发展水平必然也是极不相同的, 所以, 实际运动也必然以十分不同的理论形式反映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 1974:255) 可以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解读和探索是20世纪初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等不同国家与队伍实践运动的不同理论形式, 其积极意义是不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工人阶级发展相结合, 在阶级斗争无望成功的条件下, 给出了进行文化斗争、培养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药方,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开创性意义。

卢卡奇强调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消除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严重物化危机, 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终爆发的条件下, 社会主义革命能否成功取决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成熟与否。 (参见卢卡奇, 1989:70) 葛兰西强调有机知识分子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 认为在其领导下、在资本主义社会持续发展过程中, 长时间地有效提升广大无产阶级文化领导力以在夺取政治权力之前首先夺取文化领导权, 以保证在夺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及其之后持续统治社会。 (参见葛兰西, 2000:38) 柯尔施则弘扬马克思主义中的哲学内涵, 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以消解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决定论”, 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提倡“消灭哲学”, 但其思想却完全被哲学所渗透, 马克思主义是将整个社会发展作为运动的、整体性的存在来理解的理论。 (参见柯尔施, 1989:2223) 由此可以看出, 对阶级意识和文化领域革命的重视折射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的普遍存在境遇和活动方式的重视, 由此注重弘扬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构想, 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 形成了一种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倾向或思潮, 与第二国际和列宁主义相冲突。“柯尔施质疑与驳难流行的马克思解释学, 是要引导人们通过领悟马克思主义之哲学性而走进马克思的问题意识, 捕捉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意义, 并将这种意义注入到对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社会革命的理解中。” (李佃来, 2012:102109) 第二次世界大战充分展现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危机, 即技术理性主义对于人的主体地位的挑战和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扭转, 它通过揭示现代人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文化—历史困境来消解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过度聚焦, 将历史文化由背景因素变成中心内容, 成为现代思想家始终思考并试图突破的困境。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继承并扩大这一批判主体和关切主体,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多方位的批判, 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历史局限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 不仅可以看到他们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极作用, 也能看到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巨大差距和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批判第二国际对唯物史观进行机械化、片面化理解是积极的、正确的, 但由此走上用黑格尔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同样是片面的;它们分析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状况下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不同方式, 进而主张通过高举人道主义和文化批判的方式长期的、渐进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解读和倒退;他们批判恩格斯、列宁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 开启西方思想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离解析、开启对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断裂”也是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和真谛。

1. 反思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唯心主义倾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局限之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始终没有跳出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传统,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有何关系的“柯尔施之问”、用黑格尔哲学思想重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卢卡奇、改造克罗齐的历史哲学以求争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葛兰西, 他们都突出强调寻找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但又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支撑, 以解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现实。

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例, 在异化和物化问题上, 他将两者相等同, 这是与马克思的观点不一致的。由于他唯心史观的立场和方法, 他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是一种价值批判, 即工人阶级作为价值的主体, 商品、资本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客体, 两者的关系取决于主体的需求与利益, 还取决于客体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或者满足主体的需求与利益。在这一思路下, 如果商品、资本和资本主义始终不能满足主体的需求, 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改变主体的需求和利益, 以实现两者的统一。所以, 从本质上说, 这不仅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相反, 改变的却是无产阶级的意识, 即在意识形态上屈从于资本主义这一客体、屈从这一落后的、反动的现实。相反,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 却是在一步一步探寻异化的产生奥秘与发展规律, 将它作为一种客观实在来研究。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本质来说是物质生产的发展过程, 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必然会产生物化和异化, 异化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货币在产生之后逐渐走上了与人对立的独立道路, 最终成为一种在形态上与人相同的客观实在。马克思还强调, 物化和异化作为物质生产的产物在历史上曾经起过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它加速并且扩大了生产。他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家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稳定性、科学性, 指出他们忽视了这一生产关系背后隐藏的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剥削关系。所以, 要想消灭异化这一客观实在, 仅凭意识上的改变根本无法彻底解决, 因为虽然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但这种作用永远不会成为决定性的, 只能是辅助的、次要的。真正道路应该是现实的改变, 即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才能改变异化的现实基础, 进而消灭它。

由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20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 震动世界, 1968年学生运动失败之后, 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许多人对它加以反思并进一步转向。除了少数人仍坚持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主张发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埋葬资本主义的革命方式外, 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重点放在了仅在理论上继续批判否定资本主义社会, 甚至部分学者转向了如何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局部修改和完善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 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后马克思主义兴起, 不仅任何形式的社会革命再无人提及, 唯物史观、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成为共同的批判对象;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宏大叙事、整体批判让位于着眼于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的女权运动、生态主义等。这种蜕变的原因, “是和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肤浅的、碎片化的理解有关。哲学家马克思是不可超越的, 但这里说的马克思既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也不是人道主义者, 他是两者合理因素的结合。体现不出这种结合, 仅仅作为人道主义者出现的马克思, 和以往一切抽象人道主义者一样, 只能对不合理现象做道德批判, 既无力改变现实, 也不能为自己的合理性做出论证, 不可能不被挤出历史舞台”。 (安启念, 2016:319) 在一定意义上, 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流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通过弘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高举人道主义旗帜, 它与流行于苏联、中国等后发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截然对立的哲学理论,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局部认识、肤浅认识, 在此意义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是片面的, 既是“重现”也是“曲解”。

2. 未来道路选择的主观主义与浪漫主义倾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对新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无产阶级运动如何发展的不同应答, 是对当代人类困境直面抗争的产物, 他们试图依据新的历史条件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或人类解放运动制定新的策略, 通过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观, 开始把注意力从革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转向革命的文化内涵和个体意识层面。“这种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卢卡奇那里最终归结为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和反科学主义, 而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中则表现为唯实践主义。” (徐崇温, 2012:8) 卢卡奇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入手, 发现物化不仅存在于无产阶级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已经深入意识形态层面, 并给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性原则和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以培育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生成为核心的革命新路径。葛兰西立足市民社会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情况不同并将其拓展至意识形态领域, 得出在市民社会高度发达的西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方式走不通, 给出了首先夺取文化领导权、阵地战、有机知识分子领导政党启蒙无产阶级的实践哲学的新选择。柯尔施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及其社会功能的重大问题, 即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问题, 认为只有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提升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才能取得社会主义胜利, 而马克思始终认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奴役是一切社会和政治病症的根源,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 1960:15) 可见,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探索无产阶级运动路径的选择上, 刚刚跳出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泥沼, 就陷入了“革命主观主义”“浪漫主义”的陷阱;刚刚摆脱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解读, 就进入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阐释, 完全没有看到马克思由抽象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转变及其深刻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马克思恩格斯改变世界的角度是存在根本区别的, 前者强调由社会存在走向社会意识, 即从改造使人的本质异化的社会关系这一切实可行的现实途径开始, 后者则是从由社会意识走向社会存在, 即强调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文化层面入手的主观主义途径开始。对比双方的路径选择模式, 我们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社会主义由资本主义自然发展而实现的自我实现方式表现出相当的积极意义, 但却陷入了过分强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道路上个人的主体性和意识、文化的能动作用这一极端方式上, 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看, 我们难以想象无产阶级会通过阶级意识的觉醒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广大工人在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下夺取文化领导权进而取得政治领导权, 我们也难以想象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可以实现无产阶级运动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我们更难以想象通过哲学批判就可消除资本主义的物化与异化现象。“在我们历史的现阶段, 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发生了冲突, 创造性劳动被异化, 人不能在自己的产品中看出自己的特点, 他那艰难的劳动在他看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既然异化突然成为这种冲突的结果, 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完全不能归结为观念的现实:要使人从中解放出来, 要使他们的劳动成为他们自己的纯粹对象化, 光有‘意识自省’是不够的, 还要有物质的劳动和革命的实践。” (萨特, 1998:15)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状态的分析视野更加广阔深刻, 论证也更加科学严谨, 他们的全部工作以揭示与批判由社会原因造成的人的本质的异化为中心, 此外, 还从物质生活、政治生活、个性的全面发展等决定个人生命体验和理论感受的各个物质方面关心人, 并以进一步铲除它们作为人回归自身的路径。劳动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 在它的第一个阶段异化不可避免地产生, 在另一个阶段异化将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转变而消灭, 在人的生产状态得到根本改善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心理体验和思想意识。

3. 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分裂”

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开始, 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其早期著作中, 是一种人道主义和实践哲学, 与写作《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格格不入。他们“明确提出了马克思的哲学没有物质本体论的观点, 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直接提出了批判。这种批判自卢卡奇开始, 一直盛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 (王金福, 2003:368) 卢卡奇认为辩证法起源于历史, 通过历史逻辑证明, 并在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中被人们认识, 自然界并不存在辩证法, 历史辩证法主要表现为整体对于部分的首要性。他还批判恩格斯忽视历史发展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辩证法而将辩证法停留在抽象和思辨的层次, 进而偏离其改变世界的最重要作用。 (参见卢卡奇, 1989:45) 相反, 他认为马克思哲学将自然归结为社会范畴, 因为人类社会在任何阶段都决定了自然的内容、形式、范围和客观性。在整个20世纪, 这种看法深深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 并没有因为卢卡奇迟到的自我批评而得以扭转和正名。柯尔施则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列宁, 认为列宁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实质上的进展, 只是在术语上用“物质”代替“精神”成为整个世界的绝对存在, 甚至还指责列宁“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历史阶段” (柯尔施, 1989:79) , 只看到了自然、客体和作为客体的人类历史和对其进行“镜子式”反映的人类意识和认识。柯尔施认为这样不仅违背了马克思哲学中的基本观点, 即意识和存在、理论和实践、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些看法显然是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背道而驰的, 只强调用辩证法解释历史活动与进程, 不能用它解释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 看不到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层一致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 是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基本内容是用物质的辩证运动解释整个世界 (包括解释人和人的精神世界) , 基本特点是弘扬科学理性, 强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物质性、运动性和规律性, 也强调人的意识和社会意识对客观自然和社会的能动反作用。而其更重要的意义是用这一思维方法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 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过程才找到了其内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运行规律进而才发现了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关键的剩余价值及其来源———工人的无偿的剩余劳动, 这样就在物质的现实层面客观深刻地解释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和关键作用, 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一历史演进规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外, 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的能动的、巨大的反作用和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 强调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一完整的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深刻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在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视角中将马克思的思想看作缺乏本体论、没有自然观的社会历史理论, 在批判第二国际实证主义倾向的同时走向了人本主义这一极端解释方式。

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的思想在20世纪8090年代传入我国, 至今研究热度不减, 从研究内容和范围上呈现出两个趋势:其一, 研究成果趋向专题化、时代化, 即用其中某一位的某一方面思想来反思当今社会热点与现实问题, 比如卢卡奇的物化思想、葛兰西的政治思想等。其二, 研究范围多方向扩展, 即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将研究转向作为非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的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 比如研究卢卡奇的文学理论、葛兰西的建党思想等。这些研究趋势一方面表现出我国学者的研究方向、范围的广阔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中仍具有时代意义的部分内容充分得到挖掘;一方面也表现出研究内容的碎片化、解释语境的多样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整体性、时代性和局限性没有得到准确的把握, 尤其是其思想中与马克思主义不相符的内容没有得到彻底的认识和清算, 甚至也存在部分研究者拿着他们思想中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错误内容来解释当代中国问题、探索当代中国发展路径的现象。对此, 一方面, 我们应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工作, 在夯实理论基础的同时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中与马克思主义相符合与相违背的内容区分开来, 明确“是”与“非”, 才能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过程中避免陷入用其理解和衡量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错误之中。另一方面, 我们应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当中, 紧跟时代脉搏、立足中国实际, 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同时发展马克思主义,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当中仍具有时代价值、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内容进行消化吸收, 为解决发展难题、化解多重矛盾提供有益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构筑当代中国强大的文化自信需要借鉴吸收一切文明中积极和有益内容, 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一切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时, 我们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首要性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性。首先, 强调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首要性, 即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批判和取舍, 反对以倡导思想多样化而走向丧失立场与信仰的道路, 必须在当代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旗帜鲜明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次, 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用更加宽广的视角考察其在20世纪西方思想的发展与世纪之交在中国思想潮流中的角色与意义, 明辨“是”“非”, 为构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1956,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 1960,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 1974, 人民出版社。

安启念, 2016, 《通往自由之路---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葛兰西, 2000, 《狱中札记》, 曹雷雨、姜丽、张跣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柯尔施, 1989,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王南湜、荣新海译, 重庆出版社。

李佃来, 2012, 《“柯尔施问题”的政治哲学求解》, 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6期。

卢卡奇, 1989, 《历史与阶级意识》, 王伟光、张峰译, 华夏出版社。

萨特, 1998, 《辩证理性批判 () , 林骧华等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王金福, 2003, 《马克思的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释学考察》, 苏州大学出版社。

徐崇温, 2012, 《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 重庆出版社。

张一兵, 2012,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世界哲学》 2018年第2

 

发布时间:2018-06-16 10: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