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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稷: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理论流变

 

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深受社会变化与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影响与束缚, 孱弱到“文化上的无阶级感”[1](P142)。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无忧虑地指出:“那个曾经被马克思称作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阶级, 今天的情况又如何了呢?一个世纪以来, 墓仍然没有挖好, 而且, 资本主义未来的继承人尽管不再像其先祖那样充满活力, 但也没有那种死期将至的严重威胁。”[2](P24)此时, 工人阶级还能否承担起推翻资本主义以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这一践行社会主义运动革命主体内容的疑问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他们结合当时社会现实, 对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可能性进行深刻反思, 最终形成了三种独具特色的主体理论, 并兼具时间上的继承性与空间上的共存性。

一、文化主义视域下的经验主体

在文化研究模式的影响下,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 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或斗争方式”, 存在于平常生活当中。作为实践主体, 人们都会在日常生活经历与社会经验中形成自身的文化意识, 从而成为文化主体。具体的个人文化主体通过“感觉结构”与他者文化主体产生联系, 能够形成某种集体性的文化意识与普遍意义, 实现个人主体独立性的同时又与整个社会整体产生关联, “我所追问的关于我们的文化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的普遍而共同的目的的问题, 也是关于深刻的个人性意义的问题”[3](P11)。在文化主义的视域下, 社会主体实质上就是一种经验主体, 是由其生活经历与实践经验形成的一种实践存在形式。

20世纪中叶以来, 随着生产方式变化与生产关系的调整,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为主基调的大众文化开始盛行, 工人阶级的生产形式、生活方式与个人体验发生变化, 导致工人阶级的认知形式与主体意识也随之改变, 由此滋生出一些错误的阶级认识, 有时甚至公然否定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 遑论其历史使命。此时的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已呈弱化颓势, 革命主体作用逐渐丧失, 从而导致社会主义运动渐入低潮。

鉴于这种现实状况, 汤普森、霍加特以及威廉斯等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指出, 要想重新点燃工人阶级的革命激情, 必须要通过再次启蒙来改变当前工人略显颓败的思想意识, 清晰阐明革命主体理论, 以此来推动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这样的改变必须通过“文化”, 因为文化对人类经验来说具有导向性的作用, “文化能够敏锐的探索和重建社会的本质与人类的经验……对社会价值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4](P87)

由于社会主体是由文化塑造的经验主体, 文化意识决定着社会主体的生存意义与价值导向, 由此阶级意识与革命主体意识的基础就是工人阶级活生生的生活经验与情感经历。而这些仅仅是工人阶级意识的原材料, 尚需经过文化加工才能形成真正的工人阶级主体, “阶级意识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 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5](P2), 即阶级意识是对阶级经历与经验进行文化加工的社会产物, 同时也是阶级主体意识的内在规定性。经过文化加工, 社会主体的实践经验与情感经历完成了社会化过程, 成为社会结构的有机成分, 从而个体作为社会主体进行现实的社会历史活动, 成为历史主体, “正是通过经验, 结构变成了过程, 主体重新进入历史”[6](P362)。也就是说,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主体与结构间的关系打破了以往的经验一元统筹论, 他们认为:“经验是被主动地在创造的, 而不是被动地被接受, 是通过对意义的反应, 通过那些呈现它的人而实际地被经历的。”[7](P51)相对于社会结构, 个体经验在历史主体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社会历史主体应当是活生生的经验主体, 而不是从属于社会结构的被动主体。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肯定了实践经验在社会主体中的基础性作用, 认为社会主体就是具体个人在日常生活经历中形成的, 而社会主义革命激情能够长存于人民群众身上。所以, 要想恢复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力就必须深入人民群众, 体察他们的生活经验与人生经历, 发现人民大众的革命诉求, 唤醒、挖掘、动员、激励甚至改造他们的潜能, 再进行深度文化加工, 才能更好地塑造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意识。“既然发现了人民的真实声音, 就应该阐释其意义, 扩大其影响。”[8](P428)只有这样, 才能将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经验意识加工为社会主义的文化意识, 以此来唤醒民众, 重塑社会主义革命主体, 坚决反抗资本主义的统治。

因此, 在分析当今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条件时, 文化主义者指出, 如果要重塑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与革命主体地位, 那么建基于饱含社会主义革命激情的“经验”有可能是最值得信赖的动力因素, 这种阶级经验与经历存在于“生而自由”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传统之中, 只要深入探寻这种革命潜能, 工人阶级革命主体将被重新塑形, 社会主义运动有可能迅速走出当下的困境, 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必然会再次降临。

二、结构主义视域中的建构主体

文化主义的经验主体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对社会的客观结构有所忽视。20世纪60年代以后, 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出现裂隙, 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分歧。以汤普森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秉持文化主义理论范式, 坚持经验主体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以安德森为首的“第二代新左派”则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 摒弃了经验的首要性原则, 认为社会结构对阶级意识的塑造有优先性, 社会主体应当从属于社会客观结构, 即社会主体只是一种从属主体, 受制于社会结构。

在结构主义者看来, 社会主体不是经验的产物, 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 即所谓主体只是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 而不是具体个人经验的产物, 社会主体不是人的本真存在方式, 而是一种社会结构上的“主体位置”, 其蕴含的不是具体个人的实践经验与文化意义, 而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权力方式与意识形态。因此, 所谓主体就是社会结构建构出来的从属主体。英国马克思主义中的结构主义派别一改文化主义———从人民大众的生活经验规定社会主体———的理想乌托邦思路, 从整个社会结构与国家制度层面出发来思考社会主义革命主体问题, 力图拓宽和加深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构筑更加行之有效的政治实践环境, 以此建构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意识。

关于文化主义者提出的经验优先性问题, 伊格尔顿深刻认识到:“人们感知的只是现象, 而真实经验将自身藏匿于现象之中, 并无法直接感知。”[9](P69)也就是说, 没有各种范畴形式, 社会个体便不能感受到真实的经验, 更不能生成真实的主体意识。霍尔指出, 文化就算是普通的生活方式, 也不是自在的存在, 而是受社会结构的制约。既然文化受制于社会关系, 不能自主生产社会实践的意义, 那么, 由文化加工个体经验形成的社会主体实际上是一种从属性的主体, 是整个社会结构及其权力机制建构的产物。伊格尔顿进一步提到:“在某种经验意义来表述个人主体, 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更为重要。”[10](P86)因此, 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比经验意义更具基础性作用, 个体被配置于结构位置中, 被建构为某种“主体”, 其产生的经验意识只能是其“主体位置意识”, 而不是真正的主体意识。

具体个体的实践经验是社会结构的产物, 受制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 那么文化主义提倡的经验主体实际上是一种从属性的建构主体, 不能主动地生发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意识。结构主义者们认为, 在英国本土的工人阶级经验意识中完全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主体意识的因素, 所以, 文化主义宣扬要从中寻找社会主义革命主体意识的尝试注定不会成功。安德森明确提出, 英国工人阶级自身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合作的阶级意识和毫无霸权的意识形态”[11](P41), 它是资本主义文化权力建构的产物, 完全不可能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形成挑战。而奈恩甚至认为, 英国工人阶级接受的是一种具有极强地域局限性, 晦涩难言的被称为“最狭隘、最灰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12](P44), 某种意义上英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必须无条件服从并依附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既然英国工人阶级文化意识中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潜能, 也注定不能从他们的文化经验中塑造工人阶级意识, 那么, 依靠文化意识来激发社会主义革命主体意识肯定是行不通的。

安德森与奈恩完全否定了文化主义从人民大众的日常经验中挖掘社会主义革命主体意识的可能性, 悲观地认为绝不可能从工人阶级的自发意识中产生, 工人阶级不会自发地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主体。那么, 如何才能形成社会主义革命主体呢?他们认为, 既然社会主体是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 社会主义革命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出来的, 即工人阶级的阶级主体意识必须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基础上才能正式形成, 并发挥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应有功能。

他们将构建和发展先进社会理论的任务赋予知识分子, 因为只有这个群体, 才能做到对当前的文化现状来一次彻底的霸权转换, 即工人阶级必须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指导下接受社会主义意识, 实现政治实践上的胜利, 以此形成社会主义革命主体。可见, 在安德森、奈恩等人眼中, 单凭工人阶级的自身经验只能生出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意识, 即经验主体是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建构的“主体功能”, 并不能产生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 形成社会主义革命主体。毕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历史主体不是第一性的存在, 而是社会权力与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

三、结构主义之后的多元主体

20世纪80年代以后, 结构主义理论模式逐渐式微, 新兴社会运动逐渐兴起, 并发展出特征明显的“多样性”理论诉求, 这种“多样性”也导致结构主义之后对统一主体的否定, 从而涌现出众多新的政治主体。在这种社会情境中, 女性、学生、青年、种族等以及其他边缘社会成员形成新的政治主体, 所以只定位于生产关系维度是不够的。人们不仅要从生产关系角度规定主体问题, 更要多方位对待, 以此规定不同主体的内涵与特征, 导致英国马克思主义主体理论不可避免地走向多元主体的模式。

为了否定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在主体理论上的统一, 多元主体理论以“身份”与“主体”概念进行连接, 使前者依附后者, 以此强调社会主体的多元性与多变性。由于身份的不稳定, 其依附的主体也非固定存在, 要容纳多类属性, 从而成为一种被不断建构的动态社会存在, 具有开放、多样、异质、包容、多元等特征。霍尔认为, 身份表示一种社会结构位置, 是一种在话语实践过程中暂时建构出来的主体, 作为一种实践主体进行自我确认。可以看出, 同为建构主体, 结构主义认为是社会权力与意识形态建构了主体及其意识, 而多元主体论则认为主体是被“话语”所建构, 正是这些“话语”表达的观念与意义建构的某种主体立场, 包含多种社会阶层, 可容纳多重身份, “政治领导权可以建立在联结起来的一致利益上, 在其中参与者保持他们自己的身份, 道德和知识分子的领导权就需要被大多数参与者分享的全体‘观念’和‘价值’, 或者用我们自己的术语来说, 某些主体立场横贯了大量的阶层”[13](P72), 从而打破了以往一元性或者二元对峙的主体立场, 进入到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多元主体理论认为, 话语建构的主体既包含各种不同阶层的具体个体或具体身份, 即具体主体是多元的, 只是由于暂时利益才结合起来;同时, 某一具体个体又可以根据身份参与并代表各种主体立场, 话语建构的主体立场也具有多元性。结构主义之后的主体理论立足于阶级构成的差异性而非统一性, 关注主体的多元构成, 如此一来, 统一的主体理论就遭到彻底否定。

既然主体是多元的, 那么如何形成一致的力量来反对资本主义呢?多元主体理论适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术语———“接合”, 以期揭示事物之间的外在联结。接合本质上就是事物之间的连接过程, 而不是事物的结合。这种创造与联结的基础不是客观的社会结构, 而是一种话语, 通过这种“话语”实现各种不同具体个体之间的联合, 从而“创造”出暂时的“主体”, 也可以通过不同的话语生产出多样的“主体”。也就是说,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多元主体理论逐渐开始具有一些后结构主义的特质, 由此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再是被压迫阶级联合为统一主体进行的斗争过程, 而是一个在某种“关键时刻”创造斗争主体, 因此, 不是先在的主体在斗争, 而是政治斗争在不断生成“主体及其斗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 这种多元主体理论并不完全站在工人阶级统一主体的立场去思考, 而是主张从差异性着手, 联合多种具体的个体身份去斗争, 这种差异间的联姻, 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外部联合, 基于不同具体主体的暂时利益而形成的一种“话语主体”, 将导致主体的反抗功能从实践层面逐渐转移到话语领域。

这样一来, 他们就将社会主义斗争从现实实践范畴转移至话语符号范畴, 从政治经济批判转向话语霸权批判, 从工人阶级的现实主体转移到各阶层的话语主体, 从而逐渐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诉求。甚至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 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直接被归为“激进民主”的一种形式, 从而颠倒了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的关系, 在寻求反抗资本主义革命主体的过程中, 逐渐背离了工人阶级立场, 开始追求一种多元化的带有理想主义气质的“话语主体”革命。

四、结语

20世纪50年代以来, 英国马克思主义主体理论的发展都基于这样一个主题, 即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现实条件下, 如何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革命主体力量, 挑战并彻底反抗资本主义统治, 试图寻求走向社会主义的通途大道。

马克思认为, 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体, 肩负着推翻资本统治、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同时, 马克思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成熟的阶段性, 将其分为“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两个阶段。自为阶级的形成需要有成熟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主体意识, 针对英国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弱化, 英国马克思主义重新考察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以及如何发挥其革命主体功能, 他们聚焦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自发经验能否发展成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革命主体意识, 即工人阶级能否凭借其自身经验去成长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体。

针对这一问题, 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文化主义者做了深入探索, 并与结构主义者进行激烈的争论。汤普森坚持英国工人阶级的经验中可以生发出成熟的工人阶级主体意识, 工人阶级主体意识可以在工人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经历中形成, 以此来强调文化经验与道德传统在工人阶级主体意识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 实践经验比社会结构更为重要。而安德森则认为, 经验并非形成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首要因素, “在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条件下……从属于显然不可动摇的英国资本主义结构之内”[13](P38)。由此重申社会结构的基础性作用, 驳斥了文化主义关于经验是主体意识基础的观点, 提出社会主体是社会权力与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 只有经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 才能教育出“自为”的工人阶级。

以上两种主体理论虽然内容不同, 但都试图探寻一种同质性的主体, 以期揭示工人阶级主体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 分别可以还原为某种文化经验与结构位置。20世纪80年代之后, 新社会运动兴起, 人们的利益诉求差异化与多元化变得愈加明显, 同一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 而同一利益诉求又可包含不同阶层, 社会运动主体及其意识更为错综复杂, 单凭同质性主体理论很难阐明这一社会现象。多元主体理论应运而生, 它试图将各种新社会运动主体纳入一个更大的动态场域, 同时又不否认它们的独立性与差异性, 以便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运动主体与其他运动主体的联合。

英国马克思主义主体理论发展的三种形态实质上昭示有关社会主体思想的三段转向过程, 即文化主义转向、结构主义转向以及多元主义转向, 它们不单是在理论和政治实践上表现出虚无并遭遇挫折, “无论被动还是主动, 转向都是一种政治上的‘突围’, 在理论上‘生活在别处’的感叹”[14](P32)。这些转向既表明传统社会主体理论内容的不足, 又凸显当前西方社会革命主体理论的多样性, 体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体问题的不懈探索和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方式不断挖掘, 这种精神非常值得肯定。

但我们也要看到, 在对社会主体问题的反思中,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存在一些理论上的误判, 文化主义者过于强调文化经验而忽视经济规律的基础性作用;结构主义者则侧重于政治革命与社会结构的分析而贬低了工人阶级尤其是英国本土工人阶级的文化传统对于建构意识形态的作用;多元主体论更是将革命主体的建构落脚于话语实践, 逐渐远离了马克思的“从现实的人出发”的理论立场, “存在一种通过构建政治甚至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支配性地位, 从而渐渐疏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倾向”[15](P22)。后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否定社会主体的存在性, 由此消解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主体地位, 并最终消解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指导作用。我们务必要清醒地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主体理论的这些缺陷与错误, 更准确、更全面地理解把握其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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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2018年第1

 

发布时间:2018-04-05 08:5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