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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晓坤:当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界主要观点评析

 

俄罗斯是现代世界体系中具有独特性与矛盾性的民主国家, 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作为充满悖论的历史性抉择贯穿了整部近现代史,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并未真正摆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道路之争。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国家转轨后“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边缘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探索, 在资本逻辑全球化背景下将上述深层矛盾推向新的时代高度。经过极端诋毁和客观反思阶段, 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作为非官方意识形态重新进入学术研究领域, 以奥伊泽尔曼为代表的“反思的马克思主义”和以布兹加林、科尔加诺夫等为代表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今具有代表性的学派, 重估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 成为21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及其理论特色。

一、俄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雷斯科夫 (Ю.Лысков) 全面而详实地分析了俄国革命的发生与苏维埃制度的形成。雷斯科夫力图跳出已有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俄国革命性质的评价, 基于俄国寻求现代化转型困境与矛盾阐释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他区分了对历史事件和行动者的道德评价与科学解释, 以社会各阶层之间在利益以及思想上的冲突再现革命进程的矛盾运动与力量博弈。雷斯科夫将十月革命理解为一场“未尽的革命”, 其发生具有偶然状态下的突变特征, 呈现出了社会暴力革命中胜利和失败共存的逻辑。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粮食危机成为革命的导火线, 但是土地问题却构成了决定俄国革命性质与走向的关键, 在当时俄国内外困境中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经济主义等社会思潮和政治主张互相碰撞与斗争, 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特殊样态。雷斯科夫讨论了革命各阶段布尔什维克党人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以及在矛盾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社会现实的历史性结合, 尤其是列宁对俄国道路的探索、现实策略及其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留基戈 (А.Рюдигер) 以独特的历史哲学视角比较法国大革命与俄国革命展开进程中的相似性及其深远影响, 进而对俄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进行深刻反思, 并强调应该走出简单标签化的历史主义阐释范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左派大革命史学传统, 尤其是苏联时代以社会制度的不同将两次革命绝对对立起来的倾向。[1]俄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效仿并继承了法国大革命传统与思想遗产, 其政治意义和普遍影响远远超过了纯粹的历史事件本身, 如果用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变革来解释革命爆发的根源问题, 必然导致经济决定论, 剥夺了政治的独立性, 即以先进阶级意识作为社会发展主导思想, 进而实现社会自我变革的可能性。留基戈力图围绕暴力革命这一现代政治的重要理念, 考察其如何构成了苏联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理解和政治行动。与法国大革命相似的是, 俄国革命带有强烈的政治理想,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革命作为历史必然趋势的合法性, 工人群众相信革命是表达和实现其政治意志的正当方式, 而人民意志作为实现政治变革的根本动力和充分手段, 在共产主义信念支撑下找到了自我解放的途径, 即暴力革命。政治的现代化为革命提供了合法性根据, 追求自由解放的政治意志使无产阶级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 上述政治理想所释放的情绪与力量将革命推向顶点。当革命耗尽对旧制度的破坏力, 社会从政治理想中摆脱出来, 仍然需要面对俄国落后而薄弱的社会经济现实, 利益的革命取代了意识形态的革命, 因此, 巩固并延续革命成果便成为社会主义政权形式的至关重要问题。但是, 俄国革命的意义在于, 创造了全新的政治文化, 作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必然趋势的反抗, 深远地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从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

巴京 (И.Пантин) 以现代性困境来阐释俄国革命。[2]巴京指出, 对于二月革命前的俄国而言, 最为迫切的是建立一个能够对外抵抗威胁、对内有效组织动员的强大民族国家, 从而使落后的俄国能够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十月革命作为现代性模式的抉择, 是对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全球扩张的拒斥与反抗。马克思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发展理论与现实路径:在合理地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前提下发展新文明类型。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相结合, 建构了适用于落后和不发达国家的、具有阶段性和过渡性的现代化策略。“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的主张意味着, 首先进行革命夺权创建新国家、确立新的社会组织制度, 这一阶段性目标完成后再进行大规模现代化经济建设。因此, “革命” (制度的变革创新) 便成为现代性任务启动的第一步, 十月革命不过是选择与转变了现代性方案的实现路径, 并充分推进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创造历史”的基本原则, 把人民群众看作是现代性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力和主导阶级, 采取和信奉自下而上、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行动策略。然而, 布尔什维克以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方式推进革命与创造新世界, 对于俄国这样一个在民族危机环境中“被迫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国家而言, 在诸种现代性条件和资源匮乏的情形下开启现代性规划, 必然导致俄国革命的成果岌岌可危。

艾施杰因 (Д.Эпштейн) 探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 即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 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革命的过渡形式, 是否构成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政权形式。[3]在艾施杰因看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将暴力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形式, 一方面由于当时大部分国家还是资产阶级专制统治, 民主制度尚不完善;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暴力革命被视为瓦解和推翻旧制度的典型形式。但是在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 马克思、恩格斯也承认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多种形式。艾施杰因在巴黎公社、苏维埃社会主义以及欧洲工人运动等详实的历史资料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指出, 在国家性质上过度强调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 不但缩小了社会统治的阶级基础, 而且会滑向集权主义的危险边缘。因此, 当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国家政权时,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就是实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民主的性质超越了对某一个阶级的专政, 专政必须建立在充分的人民民主基础上。

俄国革命曾是苏联史学界的“宏大叙事”和核心问题, 在经历了20年的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之后, 俄罗斯学者逐渐改变了苏联时代关于革命性质、意义、影响的政治化研究范式, 以及苏联解体后否定革命意义的非学术化态度。在上述关于俄国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立场中, 学者们从历史发生学视域出发, 在较长历史时段的分析比较中, 以俄国现代化道路的展开及其内外部矛盾冲突作为重新审视俄国革命当代价值的整体框架, 即从革命前沙皇政府自上而下政治改革的失败,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失利, 再到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发生, 以及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社会变迁分析, 突出了俄国革命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必要环节与关键转向, 在根本性质与历史任务方面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划定了原则界限, 这也使得在革命胜利后维持和巩固革命成果与俄国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间的矛盾尤为尖锐。上述历史发生学的视角改变了苏联解体后仅仅将十月革命视为偶然状态下单一历史事件或具有突变性的立场, 更为深入地揭示了促成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现实冲突。在大多数学者看来, 俄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表现在通过将广大的人民群众确立为革命主体与核心力量, 打破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所陷入的巩固专制统治与追求经济改革效果之间对立的困境, 为俄国现代化道路的自我选择与重新定向打开了新的历史境遇。上述研究立场以及方法、视角的重新确立, 也使学者们能够克服政治立场或道德评价, 对于丰富历史资料, 展开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很有价值。

二、关于苏联解体的深层根源

经济学家别林克 (Ю.А.Белик) 将苏联解体的原因概括为:在列宁和斯大林之后缺乏有能力的领导人;苏联共产党自身的瓦解是崩溃的起点;分离主义的威胁;超限经济发展模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教条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停滞;在经济竞争与失败中召唤了资本主义;拒绝采用中国的经验;未能实现国家的有效整合;戈尔巴乔夫追随西方资本主义。

伊斯加金 (Л.Истягин) 反对汉娜·阿伦特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简单等同, 并从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极权主义模式的研究方法, 他要求从历史哲学视角对斯大林主义产生的社会思想根源、统治方式以及政治结构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苏维埃建立之初, 虽然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在民主框架限制之下, 但是由于内外困境以及作为转型国家的特殊性质, 不得不采取具有集权主义倾向的政策, 由于独特的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和地缘政治, 俄国本身便具有深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国家主义土壤, 这导致苏联政治模式迅速转向官僚主义, 斯大林主义在根本上不同于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普遍形式。[4]别萨伊特 (Д.Бенсаид) 则特别强调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对立, 认为列宁主义诞生于黑格尔与马克思, 但是斯大林主义却并非列宁主义的继承, 1920, 由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所建立的官僚主义政治体制是变异的社会主义。[5]别萨伊特认为, 在今天应该重视托洛斯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政治斗争, 托洛斯基对于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 他在流亡期间对苏联社会主义所做的批判性分析, 他极力证明恐怖主义、专制统治并不是革命的必然结果, 也不是一个工人国家的正常组成部分, 苏联社会主义并非只有通过这一种模式或者道路才能够得以巩固。

耶伊科夫 (М.Воейков) 更为深刻地揭示了苏联政策内部争论的根源, 即托洛斯基所批判的官僚主义对国家经济权力的控制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列宁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列宁试图通过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 以调和俄国革命激进主义和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展开其政治实践。这一矛盾性体现在列宁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上, 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前提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兼容, 列宁和俄共 () 的领袖起初都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 但在实践过程中列宁改变了看法, 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虽然列宁为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可行性做了大量的理论论证, 但是在现实中无法回避的是, 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其内在冲突, 列宁依靠中央集权的力量在两者间进行调和, 保证市场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技术手段而非政治性范畴。然而问题在于, 如何限制市场并遏制官僚集权、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列宁去世后, 苏联内部产生分歧, 即斯大林、布哈林与托洛斯基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模式和结构等政策产生对立。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主张的矛盾性没有得到调整和改善, 反而被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派系斗争所掩盖, 经济政策在左右斗争中失去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市场和计划的二元经济结构贯穿整个苏联经济史, 导致经济政策的极端化、不稳定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失衡与畸形发展。

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系教授科尔加诺夫 (А.Колганов) 从十月革命时期形成的社会阶级力量的特殊性、过渡阶段的社会经济矛盾及出路两个方面分析1917年之后苏联的社会状况, 从苏维埃制度内部矛盾及其演化研究社会主义瓦解原因。[6]科尔加诺夫指出,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 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存在左派和右派不同政见, 布哈林路线要求与小资产阶级妥协, 但这种妥协是非常不稳定和脆弱的;托洛斯基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反对官僚主义, 但是这一立场是很难实现的, 而斯大林在政治上的成功, 得益于其平衡了社会阶级力量, 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为旗号, 在两个敌对的阶级间斡旋, 通过与工人阶级中的官僚阶层联合, 形成了以“官僚特权阶层”为基础的执政党, 通过限制人民的政治自由来保障社会稳定以实现经济高速发展, 进而开始了以原始积累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 社会主义成分在苏联体制中以变异的形式存在, 即在工业生产的土壤中客观产生的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交织在一起, 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力高度集中在官僚特权阶层手中, 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社会矛盾尖锐化。

科尔加诺夫进一步分析了官僚结构的计划管理机制如何对资源失去了有效的配置能力问题。[7]科尔加诺夫用经济数据表明, 20世纪50年代, 苏联计划经济显示出强劲的增长趋势, 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斯大林的工业化时期, 在某些基础领域加快了技术进步的步伐, 然而, 在这种情势下仍然会出现60年代的停滞, 原因在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矛盾在30年代就已经奠定下来。经济部门间设置的、调配资源流动的行政壁垒, 导致优质资源的利用不均衡、效率低下, 以及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产品价格偏低, 出现了原材料和能源产品出口、现代高科技设备依赖国外进口的倒置经济结构。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优势恰恰在于通过市场手段进行调节, 使优质资源用于支持有效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机构, 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不具有以消费者需求指导生产的有效机制, 消费市场匮乏也使经济发展失去了内在动力。科尔加诺夫认为, 计划经济的高效性是不可否认的, 工业化初期通过官僚架构的规划管理体制, 能够以简单的目标和等级森严的系统自上而下地控制整个社会经济活动, 发挥计划经济的高效性, 迅速实现工业化。然而, 当权力集中而缺少公共利益机制的制约时, 计划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就充分暴露出来, 经济结构的高度集权是导致计划经济无法适应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 苏联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本身的失败, 而是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失败。

关于苏联解体内外矛盾与深层根源的分析, 是当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 苏联解体后学界和民间主要将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为俄国专制主义政治传统、领导者个人因素、落后国家经济现实、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等。当代学者的研究立场则转向揭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困难性、矛盾性及其过渡性质, 重视分析多重矛盾推动下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克服简单归因的单一分析维度或还原论思维, 认为某些盖棺定论式的论断, 如“国家资本主义”、“党—国官僚统治”、“国家领导阶层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对抗性矛盾”等, 是需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独特的现实矛盾中进行讨论的。学者们肯定苏联时期在经济、技术以及教育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 重视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内部政治与经济、计划与市场之间的结构性冲突, 尤其注重分析政治高度集权与经济结构失衡产生的深层社会历史根源, 把握导致社会主义“突变”的关键性矛盾, 即试图非线性地进入自由王国, 通过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 但是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却阻碍并束缚了个体自由。这一矛盾分析立场, 使学者更加重视研究苏联政权内部在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策略选择、依赖的主体动力等方面的分歧和斗争, 基于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剖析, 尝试思考社会主义实践在国家治理、政治经济体制建构以及人民的社会参与等方面是否存在的不同道路与策略选择。

三、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布兹加林 (А.Бузгалин) 从十个方面总结了苏联模式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经验启示:第一, 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必须实现高效工业部门发展的飞跃;第二, 市场和计划相互协调, 建立和发展民主的、非官僚的市场监管和规划体制;第三, 重视所有权, 公共财产的国有形式必须建立在公共秩序、公平分配、员工自我管理、公共企业民主规划的前提下;第四,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逐步通过利润再分配克服社会不平等;第五, 对人的个性发展的积极影响, 社会主义的目标应该能使人的个性充分发展和团结所有人的社会创造力;第六, 加强政治体制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的进步和发展需要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在一个自治和基层民主国家, 普通民众能够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第七, 外交政策, 未来的社会主义应该以开放的、对话的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第八,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思想只有广泛地在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间进行对话, 才是有生命力的;第九, 教育在21世纪社会主义构建知识社会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第十, 发展科学和文化。布兹加林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产生及其消亡是辩证统一的。[8]布兹加林同时指出, 苏联能够团结民间力量迅速崛起的原因, 也是其走向崩溃瓦解的隐患和致命症结所在。就此而言, 虽然可以从理论上论证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但是苏联体系的瓦解证明了其先天不足, 社会主义对于俄罗斯而言, 确实存在着适时性的问题, 是需要历史经验和现实力量积累的。因此,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模式的选择, 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在这里, 我们必须坚持辩证法的非线性观点, 即社会的发展不仅是进步的, 也有回归和倒退。但是, 这种曲折性不能从根基上改变社会前进的方向。[9]

别林斯基 (В.Х.Беленький) 批判性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的通行定义, 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俄罗斯的危机, 表现在对这一概念界定的模糊、滥用和争议之中。[10]别林斯基认为,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运动过程和方向, 对于社会主义的概念界定也应该是辩证的、系统的, 需要建立“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过渡进程中理论和实践的挑战”三个维度的动态分析:通过批判作为社会主义对立面的资本主义, 确定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通过分析作为社会主义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 突出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通过回应理论和实践中的困境, 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立现实的政治目标和解决方案。别林斯基认为, 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界定正是基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统一的辩证逻辑, 从而使社会主义理论超越了抽象的概念和范畴具有了现实基础, 进而能够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从对立转向统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在社会生活急剧转变的时候, 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要估计到各种过渡的特点, 设想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最困难的问题, 怎样实际地从旧的、习惯了的、大家都熟悉的资本主义向新的、还没有产生的、没有牢固基础的社会主义过渡, 却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列宁为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确立实际的政治目标, 提出创造性解决方案, 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向国家资本主义进行过渡, 施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向社会主义过渡两个阶段, 从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别林斯基认为, 我们在今天需要从以下要素出发澄清对社会主义的混乱阐释:建立列宁的方法论原则;总结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析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展开的客观历史进程;把握资本主义在21世纪的新特征;吸取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经验;坚定世界范围社会主义胜利是可能的;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在上述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前提下, 在现实中努力寻求超越传统社会主义的多样性道路。别林斯基进而指出, 社会主义的具体化定义只有在设计过程中完成, 改进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化方案在现实中各有不同;在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重要本质特征的基础上, 通过发展生产力向社会主义过渡, 确定新的文明发展前景;将人的自由自觉发展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价值。

斯拉文 (Б.Ф.Славин) 在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发展道路, 并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 必须严格区分社会主义理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中的历史形态。斯拉文指出, 当代俄罗斯深层次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使民众转向了追求自由、正义、团结、平等和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调查显示, 超过一半的俄罗斯人对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持消极的否定态度, 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表也不得不转向寻求“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本质”和“社会民主思想”的优势。这一具有时代迫切性的主题下,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及其道路的争论就变得更为激烈。斯拉文认为, 上述分歧产生的原因在于, 人们无法理解支撑左翼历史乐观主义信念的基础, 不了解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及其科学性, 无法真正把握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解体的原因、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的未来趋势以及现代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只有澄清上述根本性问题, 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和批判, 才能吸引新一代俄罗斯人的价值和理想转向左翼阵线。斯拉文认为新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 而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平行发展, 产生了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尚未涵盖的新现象, 无法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解决政治以及阶级冲突。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市场、货币、交换形式的多样性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创造性使用, 如何使用及限制其范围则是关键问题。斯拉文主张将人类共同的普适价值观, 如社会正义、公平作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尺度和标准, 实现有竞争力的经济和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 使各种所有制包括集体的、国家的、私人的、混合的所有制形式都能平等且有效地发挥作用。新社会主义道路是现实的, 如何改善和调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 是目前转变社会主义思路的重要出发点。

拉伊布曼 (Д.Лайбман) 主张在后资本主义时代重新思考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性理论, 尤其需要回到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立场。[11]基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 新的社会阶段 (社会主义) 是对前一阶段 (资本主义) “规定性的否定”, 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作为量的积累, 只有通过阶段性的发展才能够实现社会性质和结构的过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劳动者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 但是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 已经从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转化为国家的现实主体。拉伊布曼认为, 过渡的具体的政治或者经济形式是多样化的, 但也是不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础是“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 不能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 或者做出策略上的妥协, 需要在根本上将政治权力转移到劳动者手中。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而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不稳定的矛盾集合体, 如果社会主义的主导地位被降低为国家中央计划 (调节市场关系) 的经济职能层面, 仅从经济改革的一维向度去发展社会主义将是危险的。因此, 中央自上而下的规划和与市场力量的长期共存是初级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经济结构, 如何应对两者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即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力问题, 克服混合经济模式所可能导致的制度不稳定性。因此, 成熟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协调而非规划, 意味着自由人的联合体成为社会组织生产的基础, 在这一阶段将形成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协调发展。

科尔加诺夫对19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 包括俄国革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21世纪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未来, 科尔加诺夫认为, 社会主义存在的现实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所导致的社会革命或改革, 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前提条件。因此, 需要深入研究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说后工业社会的现实状况及其内在矛盾, 从社会民主党的衰落、南北矛盾、全球化问题等入手, 探讨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 以及俄罗斯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一方面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历史经验的深度反思;另一方面则立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衡性与不稳定性, 通过批判与把握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化逻辑的内在矛盾以及全球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实践, 揭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与政治经济调节模式的限度。学者们将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思想、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丹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等作为分析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俄罗斯遭遇现代化悖论的独特研究方法, 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道路选择问题再度课题化, 重新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基本立场, 通过研究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索俄罗斯民族复兴之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对俄罗斯国家转轨与经济转型所形成的“制度移植”困境, 即“边缘资本主义”、“依附型资本主义”的发展悖论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而对于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突变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等基本问题做出了新的判断与阐释。

苏联社会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当代世界体系形成不可跨越的历史环节, 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关于俄国革命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研究, 21世纪社会主义, 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主性探索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具体化的研究路径。俄罗斯在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的发展困境, 迫使学者们重估俄国革命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与时代意义, 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历史命运之间的独特关联, 如何在21世纪资本逻辑全球化背景下重新树立民众对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基础的信念, 成为当代俄罗斯马克思学者赋予自身的使命。通过马克思主义探索俄罗斯的民族复兴之路, 这一研究路向从马克思主义最初在俄国传播, 到俄国化的历史进程就已经奠定下来, 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实践传统。如何使俄罗斯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目标定向, 在某种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罗斯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凸显出来, 无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阐释, 还是对俄罗斯社会改革路径的探索, 都彰显了试图调和或解决这一理论与现实之间冲突的努力。由此, 后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批判苏联模式与回应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实践取向。(注释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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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艾施杰因 (Д.Эпштейн) .无产阶级辩证法和劳动者利益的优先性 (Диктатура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и приоритет интересов трудящихся) [J].抉择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 201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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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布兹加林 (А.Бузгалин) .为什么不希望苏联成为过去? (突变社会主义之谜) (Почему СССР Не Хочет Становиться Прошлым? Философские) [J].哲学科学 (Науки) , 2012, (1) .

[10]别林斯基 (В.Х.Беленький) .界定社会主义的概念 (Как определить социализм?) [J]. 哲学与社会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 2013, (1) .

[11]拉伊布曼 (Д.Лайбман) .成熟社会主义:结构、前提与过渡阶段 (Зрелый социализм: структура,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переходные периоды) [J].抉择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 2013, (1) .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6

发布时间:2018-04-05 08:5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