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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柏格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可持续发展

 

翻译 张卓远

                   

 

本文在生态经济学范围内重新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虽然很多生态经济学家用“自然资本主义”的透镜来解读可持续发展, 但这一点却从未得到整个学界的认同。因此, 本文的第一部分描绘出生态经济学中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第一, 自然资源作为人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公共资源;第二, 人类个体、社会和自然的协同进化;第三, 自然资源中共同财产的必要性和功能性要求。我们认为, 即使元素 () () 共享一个共同的根元素 () , 它们仍没有得到充分的整合。作为人类发展主要方式的协同进化已基本上不存在, 或在公共财产分析中被忽略。与此同时, 协同进化理论家们没有对生产关系的潜在功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尤其是可持续发展中的公共财产管理。可持续发展理论中这些基本要素的非整合性, 部分地反映了作为生态经济学参考点的市场观点的持续影响。

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 本文第二部分阐述了马克思所关注的物质社会生产关系怎样提高了可持续发展三个基本维度的整合性。人类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理想、规划和非市场资源分配的核心。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理想中人类发展的协同进化特征, 在他们将土地作为共同的资源, 致力于为了未来几代人的利益进行土地利用的环境管理和他们用较少的物质能源、更密集和更自然的科学和审美旨趣满足人类多样化需求和能力的理论中可以找到证据。本文将共产主义对人类发展的解读与工会和资本主义的对抗联系起来, 再一次展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制度和政策的历史开放性。

一、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

一般来说, 可持续发展可以解释为符合长期稳定的环境质量和资源可用性的经济发展。正如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布伦特兰报告》中所提出的,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 这个广泛的定义为环境质量和资源可用性含义的多样性以及为满足现在和未来的需要提供了空间。因此, 虽然可持续发展已经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经济、生物和物理环境相互作用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概念以及普遍接受的环境政策, 它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仍然存在争议。

但在这种多样性和争议当中, 可持续发展所有概念的出发点是自然限制 (缺乏对自然资源的合理运用) 何以阻碍发展。正是从环境限制的角度出发, 衍生出对可持续发展行为和制度的不同意见和相应要求。因此, 我们首先需要概述生态经济学家是如何确定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及其限制的。

1. 自然资源作为人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公共资源

作为一种元范式, 生态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发展的自然限制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 所有这些看法的相同点是将环境作为共同耗竭资源, 并且他们都指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降低了它们现在和未来的可用性。当然, 过度开发和与其相反的可持续利用的定义, 都需要考虑到特定资源。马尔德 (Mulder) 和范登伯格 (Van den Bergh) 虽然意识到这里涉及的概念问题, 但他们认为广泛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经济行为应该与保护生态特征及功能、保护生物多样性、保证一级排放低于临界阈值和避免对环境和自然造成不可逆破坏等保持一致。一个人能够以摆脱对某种东西的依赖为长期目标而逐渐地少用它, 我们可以依靠再生能源的开发 (视潜在用途而定, 如供应能源或材料) 和技术的进步 (在生产和消费中提高材料和能源的效率) 来达到这种目标。

我们对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观念, 显然受到替代资源可行性的影响。大体上说, 生态经济学家对这种替代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对一些人来说, 这种怀疑是来源于低熵物质与能量的极度短缺和由经济生产的物质能量所造成的生物限制。有人指出, 独特的植物和动物物种与复杂而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是协同进化的, 一旦被人类的生产、消费和垃圾排放所损坏, 这些物种和生态系统就无法有效地再生。此外, 如果物种和生态系统在“协同进化的历史中”拥有内在的价值, 那么从伦理的角度来看, 它们是无法替代的, 即使人类工业也无法“模仿”。

然而, 资源过度开发和替代资源的概念, 也必须从作为公共资源的自然中得出。正如生态经济学家指出的, 这种公共维度不仅展现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降低它们可用性的事实, 它还表明, 获得资源及其创造的产品和服务, 是现在或未来所有人福祉的关键。我们假设, 任何获得资源途径的消失都会影响人类的幸福, 而且就算人类现在尚未寻找到该途径, 他们也希望在以后可以获得。换句话说, 自然资源, 包括那些还未被使用的资源都是“公共财产”, 它的可用性塑造和限制着人类的生存机会。这一观点将所有降低人类生存机会的资源破坏和消耗定义为过度开发。要达到合格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确保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能够满足几代人的生存需求。

从这个角度来说, 可以把透支未来消费价值的新古典主义, 看作不考虑生存机会限制而对资源过度开采和任意消费。用自然资本理论的术语来说, “它假定人造资源可以替代自然资源, 且不降低人类的生存机会和生存质量。但是, 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看, 这种替代终究是不可能的, 因此, 资源透支就是当代人对后代人资源的过度开发, 也就是说这种透支违背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生存要保护环境的共同特征和动态多样性, 同时也需要保护与生态可持续相一致的各种生存机会, 也就是人类的个体发展。这样的发展必须存在两个方面:积极的一面列出了亲生态“好生活”的基本要素和行为;消极的一面则为了改进生存机会而限制自然资源的开发。在生态经济学中, 协同进化理论家们采取了积极的一面, 而共同财产理论家们大都倾向于消极的想象。

2. 协同进化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在马尔德 (Mulder) 和范登伯格 (Van den Bergh) 看来, 协同进化理论关注的是不可逆性、依赖路径的变化、环境与经济过程及系统间的长期相互选择。正如生物学家认为协同进化理论是“基于两个 (或更多) 物种的密切相关的互惠反应”一样, 生态经济学家将它看作“研究经济与生态过程之间相互作用的框架, 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动态依赖关系”。通过与将经济描述为一个封闭系统 (循环) 的“主流经济学”对比, 协同进化的观点将经济看作一个依赖用物质、能源进行贸易的, 开放的系统。

此外, 对协同进化理论来说, 技术和制度的发展是使经济—环境保持活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 经济与环境的“相互选择”不是被看作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相反, 他们认为人类和社会意识的目的是技术和制度的发展。而这些目的的达成不仅依赖人类对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知识, 还依赖人类自身与整个经济—环境动态协同进化的价值观。

在协同进化理论看来, 问题在于:人类价值观不会朝着确保技术和制度变化的方向自动发展, 因此, 经济与环境的协同进化会沿着可持续的道路发展, 这条道路确保在已知的历史和社会意义中, 人类的生存机会不会降低。这样看来, 似乎人类经济对环境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人类价值观可以调整的范围。因此, 人类生产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圈会产生各种不可预见的影响, 但技术和制度的大部分发展仍然将环境看作外生的或人类生存的给定因素。在对新文化和新美好生活的想象中, 要遵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而人类价值观本身需要受到意识和集体的干预, 因此, 社会需要有意识地使人类具备在这种要求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建立在以往技术和制度发展基础上的社会, 必须设计和利用能够维持、满足生存机会的技术和机构, 但这需要人类价值观的转变, 要明确地认识到生态系统和生物圈是与人类发展协同进化的伙伴。

因此, 马尔德 (Mulder) 和范登伯格 (Van den Bergh) 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必须超越技术进化理论”, 而涵盖“参数的内生变化”[1]。在新古典主义传统对给定条件的分析中, 固定参数对于人类协同进化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显然不够, 它不仅需要物理和环境适应, 还需要心理适应。这种对参数要求的变化不仅包含了降低环境压力的消费变化, 还包括得益于技术生态位开发与管理、技术和制度的可持续转化、大型技术系统和创新网络的发展以及亲生态人类个体的积极转变。当然, 这需要人类具备必要的技术知识和经验。总之, 可持续发展理论必须考虑到价值观、知识、制度、技术和环境子系统之间的协同进化, 而认识到人类意识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控制角色, 并不会降低人类的生存机会。

协同进化理论家在批评传统生态经济学家时, 主要针对可持续发展与由新古典主义市场模式驱使的个人享乐动机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使政府调控市场, 按照环境资源的状况进行对资源的开发和使用, 也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原因很简单, 因为可持续发展涉及代际间的分配。更确切地说, 考虑环境价值的决策并不会带来可持续发展, 除非每代人都致力于将足够的资源和资本留给后代以保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性分析不能把价值观当作给定数据, 而必须考虑到社会意识和协同进化对价值观的干预。广告和市场制度鼓励人们为享受当下而预支未来的资源, 这就需要通过教育和其他政策, 鼓励和奖励那些更有远见的代际团结行为。环境的公共资源特征强化了这一方面。

有人可能相信在人类发展进程中, 考虑后代的利他主义行为应该得到强化, 而不至使可持续发展成为政策性的条款…… (但是) 未来子孙的福利似乎被当作公共资源, 这意味着集体行动会严重影响社会所期望的代际转移, 个体显然不能独自决定他们后代的环境。

简言之, 标准市场模型无法确定环境服务和社会对未来的关心。而对未来关心不足 (即过少的资源转让) 就不能走向可持续发展。重要的是要强调生态过程的特征 (不可分割性、不可逆性、间断“门槛”效应等) , 而排除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取舍。如果将生态不确定性考虑进来, 我们就更加需要一个由社会意识干预的协同进化途径。

协同进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明确而密切的关系, 它们都强调了市场评价对生态的忽略和集体行为对可持续发展即扩展人类生存机会的重要性。然而, 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价值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甚至单纯地将人类价值观和人类满足感看作由经济尤其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派生物。协同进化理论提醒我们, 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美好生活的积极想象, 在这种美好生活中, 人类价值观和满足感既不会损害经济, 也不会限制对资源的使用。

很明显, 由于集体行为无法解释社会生产关系, 所以协同进化理论放弃将集体行为当作市场的代替品。协同进化理论和生态经济学一样, 无法解释市场评估的缺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特征和必要生产条件下直接生产者的社会分化。而且, 经济与环境的协同进化需要与生产者的生产条件相统一。实际上, 协同进化理论强调了自然作为人类发展 (扩展生存机会) 条件的公共性。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因为集体行为正是通过社会生产关系来规范自然资源的开发, 进而将技术、教育的进步运用于动态的经济中。生产关系是生产系统和作为劳动者的人类发展之间的纽带, 它体现着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协同进化论无法解释生产关系的原因, 是因为它对价值观这一不断变化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过分依赖, 虽然它名义上坚持价值形成的进化特征, 因此, 在高迪 (Gowdy) 看来, 需要拒绝“过度关注现代经济增长”和“抽象的看法”[2]。而诺加德 (Norg ard) 认为, 只有社会拒绝唯物主义哲学的所有形式, 才能得到救赎, 这似乎在反驳人类经济的物质性。将价值观看作打破困境的工具的做法, 也体现了将市场评价的缺点与新古典主义市场模型结合的趋势[3]。协同进化论者通常认为, 妨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新古典主义思维的影响及其对货币价值的追求和对未来的漠不关心, 因此, 可持续发展的斗争变成了价值观和替代理论间的冲突, 而在生产领域的斗争则被忽略。

3. 作为可持续发展“第三条道路”的公共财产

哈丁 (Hardin) 经典的“公地悲剧”理论认为, 自然资源可以不受限制地变成私人或国家财产。这种看法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仍有很大的影响, 新古典主义将私有产权的效率与国家财产结合, 它坚持基于市场原则的私有产权高于自然资源的环境政策。然而, 在哈丁 (Hardin) 之后的几十年里, 很多研究者开始质疑将自然资源看作公共财产会导致过度开发的结果的看法。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证明共同财产制度的可行性, 它在规范资源的使用和开发的同时, 确保人类的生存机会。这些研究包括反对单纯“公共或私人”分类的权利和义务, 因而揭穿“公共财产不是财产”的看法。此外, 为了维护公共财产的成果, 集体需要维护和调整与环境有关的权利和义务, 这就推翻了个体“免费搭车”会破坏集体成果的假设。

公共财产体系怎样保证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呢?这个问题要从正式和非正式两个层面来回答。斯沃尼 (Swaney) 的正式回答是:“公共财产的属性是由何时及怎样使用资源来决定的, 并通过社会控制和强制, 分配一定的权利和义务”[4]

阿吉莱拉·克里克 (Aguilera-Klink) 认为公共财产系统通常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 每个拥有者对公共财产有平等的分配权, 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利不会因为不使用而丧失;第二, 排除不属于集体的、潜在的资源使用者[5]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 “拥有者”这一术语是不恰当的, 因为公共财产的使用权, 并不代表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转让权;第二, 一些公共财产允许集体外部成员暂时、部分地使用 (比如临近集体的使用)

仍然从正式的角度讨论, 公共财产体系中包含影响整体的决策以及执行这些决策的方式。这种决策过程与使用者的权利义务结合在一起, 通常来说, 决策需要解决冲突, 并尽量减少冲突的数量和成本, 简言之, 要快速、开放和公平地解决冲突。

从不太正式的角度分析:“公共财产通常与隐性文化规则默契合作”。例如, 在狩猎和采集文化中, 资源管理体系是由习俗、禁忌和血缘关系决定的, 而非由法律法规等“文明社会”的正式关系决定的, 这种非正式的规定强调群体间的分享, 而不提倡积累。很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 道德约束力和责任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 当使用者考虑到其他同伴的利益时, 公共财产体系可以更好地运行。

然而, 道德约束力和团体的和谐并不能消除使用者之间的冲突, 因此, 规则和公开、公平的冲突处理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经验表明, 这种透明度会使“个体间的差异最小化”, 公共利益, 尤其是“全体福利”, 通过全部所有者的平等而得到强化。这种平等的重要性在于, 有关使用者的权利义务和冲突解决的决策过程是广泛参与的, 这样一来, 所有个体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些决策的影响。这种管理中的普遍参与和共识在生产与管理共同发挥作用的地方已经得以实现, 也就是说, 受公共财产的文化—知识体系和资源的使用行为共同影响的、包含着不断积累的历史经验的管理“数据”, 被全部或大多数成员所掌握。

这种与文化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协同进化, 解释了为什么公共财产系统禁止广泛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考虑到生态系统和其他公共资源的多样性以及使用价值的规模和特殊性,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研究者们认为一系列规定、制度和使用自然资源的集体福利与公共财产的结合既复杂又多变。

例如, 奥斯特罗姆 (Ostrom) 就发现:较大规模的公共财产 (如海产和用于灌溉的水) , 通常被看作当地使用者的“附属品”, 并在他们“利用、规定、监控、执法和解决冲突的活动”中发挥作用[6]。这一点与亚瑟 (Usher) 对加拿大土著社会将“群体内资源的获得和享有”与“领地限制的社会规则”有关的观察结果相一致。

即使在特定的时空中, 价值观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再生产能力的区别也会导致不同的、分化的公共财产体系。阿杰 (Adger) 和勒特雷尔 (Luttrell) 根据对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观察, 认为“湿地资源由于具有资源多样性、不可分割性以及资源随季节循环变化等特征, 而具有独特的所有权制度”。“每块湿地几乎都有不同的所有权制度”, 也就是说“具有不同的利用、控制和交换的特点”[7]。因此, 他们认为, 在这种包含文化、制度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中, 几乎不可能在体现湿地多样性的基础上, 确定一个适用于所有湿地的规则。

总之, 证据表明, 在目前的经济史中, 公共财产体系在自然资源的管理内, 发挥着对社会有益的作用。仍然被看作公共财产的资源量是巨大的:东南亚的湿地、印度和尼泊尔的部分森林、日本和一些太平洋岛的海产资源、斯里兰卡的堤坝、印度的运河、非洲各国的草原、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牧场, 还有无数国家的地下水资源。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公共财产“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源压力的作用”。还有人将公共财产看作全球公共资源管理的可持续方式。例如, 阿吉莱拉·克里克认为, 公共财产概念的运用不仅仅局限于自然资源的管理, 它对生态系统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作为生态系统和包含各种制度的地球, 只有通过全球一致认同的方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 可以断言, 作为制度的公共财产有着光明的未来。

这个论断总结了所有公共财产分析的优点和不足。优点是:公共财产制度不仅是私有制和国有制的替代方式, 而且通常是管理共同耗竭资源最有效的方式。缺点是:认为公共财产体系优于一切资源分配的规则和控制, 忽略了公共财产体系只是人类发展的一种方式。事实上, 公共财产体系对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影响已经得到强调, 而它对“美好生活” (提高人类生存机会) 的作用却未得到重视。与将人类能力和满足感的发展看作终极目标的协同进化理论不同, 公共财产体系将人类价值观和其他积极活动看作限制资源开发的途径。现在几乎没有人将共同财产体系看作人类发展唯一肯定形式, 可以说, 它是一个未开发的分析方式, 具有重要的政治潜力。毕竟, 这些研究都突出了共同财产体系与多样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以及它在文化知识和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参与到公共管理中的作用, 这些都表明, 公共财产体系可以丰富、提高人类的生存机会。

很少有人意识到集体内的阶级结构可能阻止或促进平等的权利义务。公平的冲突解决方式需要公共财产管理制度能够促进所有人的生存机会。阶级斗争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作用, 或者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发展的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形式, 正在走向衰败。相反, 据观察, 公共财产体系的故障几乎完全归因于外生力量。毕夏普 (Bishop) 说道, 除非遇到特殊的环境改变或外部干扰, 这种社会体系能够持续稳定很长时间, 对它来说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就是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

斯沃尼 (Swaney) 认为, 在很多情况下, 历史上和当代的公共财产体系都是由于市场扩张而毁灭的。同样, 博蒙特 (Beaumont) 和沃克 (Walker) 也认为, 非洲和印度的过度放牧和随之而来的环境退化, 证明了在土地改革中外部因素对公共财产的损害[8]

现在, 也许公共财产体系的确已经在适应市场的过程中产生了固有的弱点, 并且“这些弱点与公有制无关”。但是, 在一系列研究中, 破坏公共财产系统的外部机制, 很明显地指出阶级关系在非适应性中的决定作用。例如, 市场的影响可能提高公共财产体系继续发挥作用的成本。以前的社会和个体生产者可能为了获得市场产品 (包括技术) 或支付殖民者的赋税而过度开发资源。市场资源占有的阶级性不平等可能阻碍共同财产所有人对保持动态团结的努力。如果集体中的富有成员发现解散集体对他们有好处, 那他们甚至会为了私人财产而支持这种对公共财产体系的破坏, 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如此。

一旦公共财产受到阶级利益的影响, 不太富裕的成员可能因为生活艰难而被迫进一步过度开采资源。即使公共财产管理阻止过度开采, 贫困成员也有可能为了维持生存而过度开采公有或私有资源。查克拉博蒂 (Chakraborty) 在对尼泊尔特赖地区森林公共财产体系的报道中指出, 证据表明, 公共森林管理很好地保护了当地的森林资源。富人和穷人之间关于森林保护条款的冲突, 由于后者按照国家财产管理制度开采资源而消解[9]

这就表明, 阶级关系在外部压力下, 可能影响公共财产制度的实现。这并不仅是理论问题:通过澄清公共财产管理所需的条件, 阶级分析可以阻碍资源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例如, 当“集体灾难”表现为阶级不平等, 或市场和非市场刺激已经使公共财产体系无法平等、持续地运作时,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已经可以通过贫困农民对私有财产的证明, 来理解资源的二次过度开采。同样, 公共财产体系不适用于私有市场体制, 也是由于后者内在的自由和创造力。但是, 真正的问题也许是公共财产体系内由阶级差异带来的人类能力和生存机会的不平等, 这种差异也许会引起争取个体平等权利的政治革命。

公共财产体系轻视人类发展和阶级的原因, 在于它的理论来源, 这类研究作为推崇私有财产的新古典主义的对立面而发展起来, 因此, 它的理论重点在于论证:在传统经济学意义上, 公共财产体系是一种理性和有效的管理方式。所以, 人类发展和基层赋权被忽略或仅仅被看作是对新古典主义的终结。公共财产体系已经被看作经济形式的基础, 它可以调和国家限制和私人财产的矛盾, 规范市场, 对资源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资源进行管理。简言之, “某种资源的集体权力”和“集体内部动态”被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中实现“资源有效管理的”具有成本效益的工具。就像韦德 (Wade) 所说, 认真对待公共财产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从国家资源的角度来看, 集体行为的成本更低, 有效的私有财产制度和国家控制制度的成本都较高。不堪重负的发展中国家也许无法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在资源管理方面, 公共财产制度可以改善, 或至少不再损害当地资源, 而正规的国家控制或私有制则无法做到[10]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这种看法已经与强调“社会资本”对市场经济贡献的分析结合起来, 例如, 非政府组织 (NGOs) 对非市场、非政府网络 (政治、文化和家庭) 的制度条款。社会资本正在成为劳动和物质资本之外的独立变量而进入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的统计当中。社会资本爆炸的时间并不是偶然的, 它受到新自由主义的稳定性和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及后苏联国家盟国政府结构性调整的影响。公共财产和其他社会资本要素被看作解决这些计划遗留的社会经济残骸 (贫困、失业、健康和教育状况下降、环境破坏、社会文化错位, 等等) 的措施。资本主义为了缓冲矛盾, 已经开始利用非市场和非政府机构来救济被系统边缘化的生产者, 以缓和潜在的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 世界主要的生态系统斗争都体现为:资本主义的功能化和公共财产的反资本主义特征之间的矛盾。

二、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产主义

虽然马克思主义已经为协同进化理论奠定了基础, 但是它对协同进化的考察却被生态经济学家们所忽略。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讨论代替了激励和效率的资源分配问题, “社会主义计算”的焦点取代了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形式的看法。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 共产主义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是人作为社会个体的自由发展。他们坚持认为, 个人的联合可以控制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并限制个体的自由。共产主义的个体自我实现假定“刺激个体能力进步的世界的影响, 受到个体自身的控制”, 而且, 个体发展的机会不是像阶级社会里那样, 以他人为代价, 未来的“集体”使每个人都能从各个方面培养自己的才能, 因此, 个人自由只有在集体内才成为可能。简言之,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条件。

1. 非异化、共同财产、非市场配置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理想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必要条件与生产者的分离。共产主义逆转了“劳动条件与工人分离, 并作为独立的力量反抗工人”的现象。这种非异化的实现, 需要生产关系中劳动力和共同产权的去商品化。共产主义以更高级的古代所有制形式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 也就是共产主义所有制。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 共产主义所有制的公共维度与作为生产力发展条件的个体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他们不认为机械化生产力比工人和集体的生存机会更重要。相反, 他们认为人类可以独自或集体地以提高人类能力和生存机会为目标而占有、经营和发展全部生产力。在全部生产力中, 他们把人类自身看作主要的生产力。这样一来, 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成为社会个体发展的两个不同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拥有更高的社会化生产, 这意味着个体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 不仅是为了实现自我活动, 而且, 也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生存。

为了成为人类全面发展的有效载体, 共产主义必须实现集体对总生产力的分配, 但它不能在大机器生产中追求为了生产的生产而贬低个体的价值。它必须促进人类控制社会生产的能力和“人类发展的丰富性”。共产主义不仅具有与生产力相对应的普遍特征, 它还促进了与物质生产相一致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因为这些手段已经发展成一个整体, 只存在于普遍的交往中, 它们的有效利用需要人类个体能力的全面发展。简言之,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活动的普遍性决定着个体的天赋和自由的发展。

因此, 虽然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会重塑私人财产, 但它确实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建立了个人财产:合作和共同占有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财产的异化, 通过将私人财产变成相互联系的社会个体的财产而被消除了, 因此, 共产主义的财产确保每个个体都有权使用生产条件和产品, 都可以成为完全发展的个体。除了对生产计划和关系的参与, 个体在共产主义走向全人类发展过程中还有三个明确的权力。

第一, 共产主义保证个体在总生产中分享必须消费的权力, 也就是说, 在社会所有制中, 土地和其他生产方式, 还有产品, 都是消费品。当然, 社会所有制也必须适用于对生产资料的更换和增加。例如, 必须为生产和消费保留一部分基金。另外还需要扣除满足全体需要的, 如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管理和照顾无工作能力的残疾人的费用。除去这些之后所剩余的, 由社会中的个体平均消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个体消费分配方面有两个阶段的设想:第一个阶段的共产主义是刚刚摆脱资本主义的阶段, 这个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第二个“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按劳分配被废除, 取而代之的是按需分配。第二个阶段的分配方式允许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换言之, 工人的个人消费需要满足个体的全面发展。

第二, 共产主义用从总生产中扣除的部分确保个体享受社会服务的所有方面———教育、医疗、养老金、公共事业等, 这部分社会消费将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相应增加。人类发展的方式从理论和实践的技术教育, 到工人学校, 包括生产劳动与教育的早期结合, 根据不同年龄组的工作时间和其他安全措施, 还对儿童保护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这种全体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使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所有人都可以掌握的力量。

第三, 共产主义所有制确保个体的劳动时间逐渐减少。劳动时间的减少将会给个体更多的自由时间去享受社会带来的物质和精神进步。自由时间是个体进行精神或社会活动的自由时间。例如, 空闲的时间、可支配的时间, 就是财富本身, 部分是产品的享受, 部分是———劳动以外的———不受外力驱使的、自然需求或社会责任必要的自由活动。因此,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衡量财富的方式不再是劳动时间, 而是自由支配的时间。

共产主义通过用集体所有制代替市场分配, 由社会分配劳动力和工业各部门之间的生产。通过将生产资料公有化, 产品变成由自由联合的个体, 按照它的意识和计划来分配的产品。劳动力的不同形式成为社会个体劳动力充分的自我意识。按照一个明确的社会计划, 保持各种劳动职能和社会需求之间的适当关系。

如前所述,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讨论集中于配置效率的技术问题 (社会主义计算)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强调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优于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例如,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 联合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来规范和控制国家生产, 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致命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

但是, 在他们看来, 共产主义最主要的特征不在于社会控制和有效性, 而在于由新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创造的生命安全、社会服务、理论和实践教育及空闲时间的增加能够促进人类发展。共产主义成为在计划基础上合作的社会组织的原因在于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生存和全面发展的权利。这项保证与那种在市场利益驱动下社会产品掌握人类的命运且外在于人本身的生产是不相容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市场对个体 (和整个社会) 的异化和对产品的控制是工资—劳动关系的自然结果。市场和企业引导的生产, 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者与生产条件的分离决定的,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坚持共产主义“反对商品经济”的原因。去商品化和消除生产者与生产条件的分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而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共产主义反对将商品异化为“社会化劳动力”, 并认为劳动力再生产不需要经济投入的看法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所言, 市场只是个体在特定生产关系中的纽带, 只有存在于这种“异化的”纽带关系中, 才能证明一个人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创造, 但却不是真正地在社会中生活着。

总之,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社会劳动力与人类生产者的发展共同进步。我们应该考虑到, “合作劳动发展到国家层面”需要有相当大的人力资源投入。如果这个系统不是被任何国家权力而是由“集体的自治”控制, 这种需求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国家的官僚体制将会被工人的联合体制取代。任何社会行政人员 (包括法官) 都必须由选举产生, 他们享受的权利不能超过普通工人。从这个角度来看, 共产主义意味着“人们自己为了自己而行动”, 或者“收回国家的社会权利, 当作自己生存的力量, 而不再从属于它, 受它的压迫”。通过这种对异化力量的收回, 人类能力和需求的发展将会带来集体规划能力的进步, 包括对生存自然条件的管理。

2. 公共事业管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环境危机的倾向, 因此, 他们强调后资本主义社会要对环境状况负责, 这就解释了他们要求将土地和其他资源看作公有财产的原因。在他们看来, 共产主义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不受私有财产的奴役, 也不受土地的奴役, 因为土地不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土地作为“共同财产”, 并不意味着回到古代公有制, 而是实现了一种更高级、更发达的公有制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所有制描述与公共财产体系有两个功能性的相似:第一, 在任何情况下公有制都不赋予个体或集体任何开发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权利。他们认识到土地不仅是一种资源, 更是人类世代延续所需的全部永久性条件。因此, 所有传统的土地所有权———包括个体对土地的开发和转让———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都将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公有制的权利与义务。

共产主义所有制将赋予所有人使用土地及其产品的权利, 作为他们自我再生产和全面发展的条件, 但这种权利的前提是把土地当作永久的公共财产, 这一理性的考虑是人类世代生存和再生产的前提。毫无疑问, 他们和许多生态经济学家一样, 会拒绝使用未来后世的公共资源。

公共财产体系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第二个相似之处是, 赋予集体成员接受文化和深入生产实践的权利。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生产者管理自我劳动力, 必须掌握科学知识, 包括对自然条件的运用。共产主义对理论和实践教育的强调就证实了这一点。在这里, 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作为自然和社会科学新结合形式的科学知识正在不断蔓延和发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必然与自然和人性协同进化, 两者的统一是实现共产主义, 扬弃异化生产, 并将其转化为人类发展的条件。只有这样, 人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到今天被叫做“自然”和“社会”的世界, 对破碎的现实有整体的理解。在分别了解自然或社会的时候, 个体会发现他已经了解了两者。或者就像恩格斯所说, 人们将不仅感到自由, 还了解他们的本性。

这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完全取决于共产主义增加自由时间, 重视个体全面发展和人类对自然 (和自然实践的权力) 、历史的把握。通过在自由时间和工作中实现实践—知识的发展, 共产主义工人的社会角色不止是一种纯粹自然的、自发的形式, 而是一种能够调节自然界所有力量的活动。马克思认为, 自由时间既是空闲时间又是做更高级活动的时间, 它在不同的生产过程中, 将时间占有者转化为不同的身份。这个过程既是人真正成为人的过程, 又是进行科学、物质创造和社会知识创造的过程。

我们不能低估自由时间的生态意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不需要增加物质能量的吞吐量, 因为生产者通过减少工作时间已经得到补偿, 而不需要再增加物质消耗。此外, 延长空闲时间后, 人类发展和满足所需要的不再是密集型物质能量,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他们总需求的增长降低了自然环境生产的压力。这种亲生态行为不仅积累了生产和科学知识, 还激发了自我教育和艺术的追求。事实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 生产者会运用他们获得的空闲时间去进行多种知识和审美的自我发展。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强化人类需要和发展的这一方面, 共产主义要确保人类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知情者和参与者。

当然, 人性和自然的内在统一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仍然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生活而与自然进行斗争。这就更说明了:社会化的人、联合的生产者以理性的方式控制自然和人类的新陈代谢, 用集体的控制代替盲目的控制, 用最少的能量和最有价值的方式来实现控制, 并使它们符合人性。

这种“对自然的掌握”追求的是生产者成为他们社会组织的主宰者。但并不意味着人性可以超越自然的限制;也不意味着联合的生产者获得了控制自然的全部技术和能力:自由并不意味着脱离自然法则, 而是掌握这些法则, 并系统地运用它们以达到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外界自然法则和人类身体、精神存在的良好关系, 我们无法在现实中将这两种法则割裂, 而只能在精神上将之分离。因此, 自由就可以与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上的自然世界保持一致。

马克思预见到联合的生产者“仅受天气的一点影响, 从外部控制生产, 他们理性地控制着生产的领域, 即供应和使用的领域”。例如, 永久的相对生产过剩, 即生产规模大于简单的更换和再生产现有财富的需要, 只是应对火灾、洪水等极端自然灾害的保障方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由于市场不受理性控制, 而造成了社会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共产主义对无法预见的自然灾害的提前准备, 阐明了真正的人类自由只能基于“与自然法则的和谐共存”。

3. 人类可持续发展、阶级斗争与生态经济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视角将公共资源、协同进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财产维度结合起来。这种视角结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它以一种与生态经济学类似的、实践—知识的方式思考。同时,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详细地描绘出未来社会的蓝图, 就意味着他们为消除异化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文化发展留下空间。也就是说, 他们的共产主义与生态经济学的方法多样性和历史开放性相统一。当然, 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为了与生态经济学保持一致, 他们预言了包括一切历史和政治因素的未来前景, 而不仅仅是提供一个蓝图。确定的蓝图违背“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靠工人阶级自身”的要求, 它会妨碍工人阶级在政治争论、冲突和失误经验中的自我发展, 因此会阻碍工人联合革命运动的萌芽。就像艾伦·尚德罗 (Alan Shandro) 所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工人阶级看作一个多样性的统一, 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一个“总体规划”, 而是“组织和指导工人运动的一种手段”。

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困难和长期性的看法是一致的。毕竟, 这是自然和社会生产条件从阶级剥削的异化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这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完成的。共产主义生产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简单继承, 它需要在历史进程中, 在人类与环境的长期斗争和转化过程中进行, 同时伴随着一个新的社会生产组织的产生, 或至少是社会生产、阶级特征、国家与国际协调的转化。

一切对于这种全球转变的精确蓝图都是教条的、抽象的空想。自由联合的劳动者对真实世界的斗争将会不断被各种利益和阶级利己主义妨碍和弱化, 这就是为什么它的进步 (和退步) 并不能被精确地预测。很显然, 人类可持续发展社会系统的转变是一个高度依赖路径的进化过程。在马克思看来, 路径依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共产主义人类发展的先决条件,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革命斗争本身产生的。正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 分配只能通过工会来实现, 其中无产阶级自身是革命的唯一, 一方面是过去的生产方式被推翻, 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性格和能力的全面提升和对之前所有的社会地位的摆脱。

更公平和更环保的生存机会, 是全球日益增长的根本要求。但这种改变需要的是由生命价值观指导的人类发展战略, 而不是市场、私人利润和其他形式的剥削和压迫。经典马克思理论将共产主义看作异化生产的扬弃和人类全面发展的实现, 这种视角今天仍应受到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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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经济学院; 译者单位: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3

 

发布时间:2017-11-06 08: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