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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

 

 

目前,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分析方法, 结合现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特征与新状况, 特别是在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对以美国和西欧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行深入的剖析, 得到较为独到的见解与观点。在当代世界,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时期的特征, 呈现出多样性的状况。为此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进行了重新解释, 试图得到新的结论, 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多样性进行了阐述, 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困境, 以期提高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

一、对“资本主义”概念的新解释

“资本主义”概念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其内涵与外延随着时间变化而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目前,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个概念进行重新解释, 赋予其新的含义。他们考证了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所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分析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经过哪些阶段及其演化。他们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形式与新内容, 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涵义。他们认为, 只有资本主义概念阐述清楚, 才能为范畴运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这是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这些学者极力试图区分开资本、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三者之间的区别, 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逻辑起点与概念基础。[1]

日本学者重田澄男 (Sumio Shigeta) 认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资本主义”概念, 实质上应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资本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左右开始使用的资本主义, 其实它接近于“资本”或“资本家”的概念。到了马克思那里, 资本主义才获得抽象的意义, 但是仍未成型, 马克思其实使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并不是在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马克思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术语, 阐述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规律。由此, 重田澄男倾向于认同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应该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制度, 它是一种交换经济的组织, 在这种组织中通常有两个居民群体———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没有财产的工人, 生产资料所有者掌握领导权, 是经济主体;工人客观上成为被领导的社会群体。这两者通过市场联系起来, 受到营利原则和经济理性主义的支配并发挥作用。[2]

如果说重田澄男认为资本主义首先应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话, 那么他主要是从经济生产的层面进行考察, 更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从经济生产向社会和文化等更大的范围来理解资本主义这个概念, 例如乔伊斯·阿普尔比 (Joyce Appleby) 、罗伯特·海尔布隆纳 (Robert L.Heilbroner) 、德科·克莱 (Dieker Klein) 和米夏尔·布里 (Michael Bile) 等。由此, 这些学者认为, 资本主义已经不仅仅是经济与制度领域的事物, 他们更多的是从习俗与文化角度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界定, 从而扩大了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外延, 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生产秩序与社会秩序, 也是政府职能的表现与意识形态。因此, 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广泛内涵而同时相互矛盾的概念, 兼具各种社会领域的形式。在当今世界上, 资本主义不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之内, 而且实际上已经伸延到区域范围与全球范围之上。还有的学者如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认为, 资本主义实质上已经推进到人的内心并造成了人性的反叛与普遍的异化。[3]

美国的乔伊斯·阿普尔比认为, 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制度, 它还是习俗与文化体系, 他试图在习俗的约束下, 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如何改变了政治, 进而改变了社会的主流行为、思想、价值观。他在分析了资本主义500年发展的历史之后, 提出了资本主义并不是协调统一的制度, 而应当是一组惯例与体系。在资本主义刚开始之际, 并不是制度, 而是一些人们较为零散的行为方式及其以后形成的惯例。“资本主义并不是协调统一的制度。相反, 它是一组惯例和体系, 允许数十亿人在市场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4]466“资本主义是深植在经济实践中的文化体制, 这些经济实践围绕着私人投资的要求展开, 从而获得利益。……因为资本主义是文化体制, 而不单单是经济制度, 所以不能只用物质要素来诠释它。”[4]25

进一步地, 有的学者在对资本主义概念外延界定上持有更为广泛的观点。美国学者罗伯特·海尔布隆纳 (Robert L.Heilbroner) 将“资本主义”当作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来对待, 这样的社会秩序中具有与其他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发展逻辑。在这样的概念界定中, 资本主义已经从生产方式、制度、习俗与文化进一步被发展成为包括社会制度、国家与政府的作用以及意识形态等全面的社会概念。罗伯特·海尔布隆纳认为, 传统观点把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皇权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 在确定这些社会制度之间的精确边界及演变过渡时存在着许多困难。他将资本主义的本质视为行业进行规范和塑造的各种制度和关系, 将资本主义的逻辑看作是由其本质产生的结构变迁方式。他认为, 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私有”经济制度的观点是错误的, 资本也会执行政府的管理职能, 随着资本不断发展壮大, 最初服从于国家意志, 现在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 拥有政府的管理职能特征与作用。[5]他认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是作为一种统治的社会关系存在的, 是所有社会中都存在的阶级结构等级的一种体现。”[6]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 资本主义不断地深入到意识形态与社会态度层面, 社会对追求利润形成了新的态度, 而且也渗透到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过程中, 从而形成全面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由此,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更多地认同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形态,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 而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这种全面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正在通过全球化从资本主义国家扩张到世界上其他国家, 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形式。德国学者德科·克莱 (Dieker Klein) 和米夏尔·布里 (Michael Bile) 认为, “当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几乎无例外地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给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整体在全球范围、区域范围和全国范围打上了标志, ”“资本主义就是经济和整个社会从属于资本再生产, 这使得一个社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当创造利润成为财富生产的首要标准时, 社会就成了资本主义的。”[7]这两位学者认为, 资本主义带来殖民、种族与资本统治问题, 但是, 资本主义也使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达到很高的技术水平, 从而使地球上的人类可以在物质享受方面第一次得到较大的满足与解放。这种观点基本代表了许多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作用的看法。

二、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

大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认为, 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唯一的和只有一种形式, 资本主义制度在现实中是多样的。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中期以前、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 现在需要对其进行继承、创新与发展。它也是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有力的理论工具。鲍尔·阿利加 (Paul Dragos Aligica) 和维尔达·塔科 (Vlad Tarko) 特别批判了美国型的资本主义是世界标准的资本主义的观点, 强调世界上资本主义具有多样性。

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始于对资本主义种类的划分及其内容的阐述。如果简单地划分, 有的学者认为, 资本主义存在着两种类型:“盎格鲁·萨克森型资本主义”和以德法为代表的“莱茵型资本主义”, 前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 (Liberal Market Economies) ”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协调的市场经济国家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 ”。如果以自由程度为划分标准, 有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普遍主义”三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如果以主体在经济之中的作用来划分, 有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市场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国家主导型”和“社会民主主义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近期, 鲍尔·阿利加 (Paul Dragos Aligica) 和维尔达·塔科 (Vlad Tarko) 认为, 资本主义具有国家资本主义 (State Capitalism) 、权贵资本主义 (Crony Capitalism) 、规制资本主义 (Regulatory Capitalism) 和企业家 (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 四条类型, 他们依据这个四个类型对全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

日本学者鹤田满彦 (Tsuruta Masahiko) 认为, 《资本论》不仅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从历史的角度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与发展规律, 而且还指出了资本主义体制与制度发展与变化的可能性, 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存在着发展与演变的趋势。鹤田满彦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理论基础与方法分析了二战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 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与历史资本主义的延续性、它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过程, 并进一步探讨了资本主义在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同时, 在国别或地域上所呈现出的多样性。他也指出,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存在着共性共通的经济规则, 如劳动价值规律、经济部门按比例与均衡发展的规律以及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这些共性共通的通则也是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对象, 使我们能够洞悉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而且, 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着各个阶段, 即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现代资本主义阶段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为现代资本主义。[8]

土耳其的埃玉普·欧兹维伦 (Eyüp9zveren) 、乌特库·哈乌斯 (Utku Havu) 和艾穆拉赫·卡劳祖兹 (Emrah Karao9uz) 在《从资本主义阶段到资本主义多样性:教训、局限和前景》一文中探讨了资本主义的阶段性, 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趋同与趋异问题, 并对资本主义的前景做出分析。他们认为, 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并不能代表全球的复杂情况, 即使是其已经存在趋同的发展趋势。我们需要超越以往仅仅关注资本主义的短视做法, 注意区分市场与资本主义, 重视更具包容性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他们认为, 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是杂质原则 (impurity principle) 。杂质原则产生多样性, 并通过多样性与竞争性的互动与演化推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变化。[9-10]

英国的米歇尔·马斯特罗尼 (Michele Mastroeni) 采用决定性制度和工具性制度的双层方法对资本主义多样性进行研究。他研究了爱尔兰和瑞典新兴企业, 认为由于深层的决定性制度作用, 两个国家在产业政策以及具体制度之上都会产生一定的差异, 并对国家、金融行业行为者和企业的共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了市场化行为, 政策上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爱尔兰则具有明显的国家主导的特征。[11-12]

三、对现代资本主义困境的解析与研判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石油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全球日益突出之时,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更显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日益成为西方国家乃至世界的意识形态之时, 这些学者注意到了资本化、全球化以及自由主义造成了经济与社会问题。特别是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 这些学者不断加强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困境解析以及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1. 资本主义社会的阶层固化与阶级对立问题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层固化与阶级对立问题的成因,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金融资本过度发展上。他们认为, 当今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的过度发展, 不仅对本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阻滞作用, 导致了社会阶层固化与阶级对立, 而且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财富转移效应。罗伯特·海尔布隆纳 (Robert L.Heilbrouer) 在《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1600 to the Present》中指出:现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利用金融资本过度发展经济使得其经济深陷于利益集团挟持之中, 社会的不平均程度日益增加。金融资本具有空间不固定性, 因此, 其资本之“锚”即房地产成为金融资本的“孪生兄弟”, 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与房地产业成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支柱产业, 也成为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固化与阶级对立问题的重要成因。美国的戴维·斯托克曼 (David Stockman) 在《资本主义大变形》中指出:当美国于1971815日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之后, 从此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便开始了金融化与房地产化进程, 至今长达近50年。

迈克尔·赫德森 (M.Hudson) 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三大资本形态即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以及生息资本进行了重新疏理与研究。他认为, 马克思注意到了虚拟资本过分膨胀产生的危害性。然而, 目前它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各个方面, 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消极作用。因此, 在国家政策上社会主义方法具有可行性, 应当把人们从地租、利息以及垄断租金的重压之中解放出来。[13]他的观点得到了日本学者高田太久吉的响应, 高田太久吉认为, 在过去的近20年间, 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产不断发展, 已经造成了“肥大化”的金融产业, 并同其他产业不能形成合理化与对称化的发展态势。资本主义国家依靠金融与虚拟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已经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与障碍。[14]

进一步地, 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认为,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当前资本主义世界还是有用的。在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作用下, 特别是金融资本过度发展的条件下, 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 另一方面是贫困的积累, 两者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目前, 美国产业工人的相对实际工资收入不断下降, 所承担的个人债务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资本阶级财富的不断增长。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与矛盾在起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作用下, 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的资本主义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资本两种途径, 一方面损害了母国中产阶级的利益, 另一方面也损害了投资所在国的劳动阶级的利益。因此, 资本主义造成的阶级对抗性不仅是在本国造成了阶级对立与对抗, 而且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阶级对立, 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造成的。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对立问题的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是阶级分析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 (SSA) 。这两个学派分别从阶级和社会结构积累的角度对社会阶级对立与社会结构问题愈趋尖锐与激化问题提供各自的见解与观点。阶级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史蒂芬·莱斯尼克 (Stephen Resnick) 和理查德·沃尔夫 (Richard Wolff) 引入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以及阶级分析的方法。从阶层与阶级入手, 他们两人提供了不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研究美国的债务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中达到巅峰。他们认为必须从转变阶级结构, 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危机。

美国学者大卫·戈登 (David Gordon) 、大卫·科茨 (David M.Kotz) 、里查德·爱德华 (Richard Edwards) 和米切尔·雷切 (Michael Reich) 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创建了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简称SSA) 。这个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激进派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对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制度性考察, 建构相关的理论框架, 试图对于严重而长期性经济危机的周期形成进行解释。[15]他们认为, 在资本主义的初期自由主义时期, 利润率较高, 投资回报的信心也较高, 生产不断扩张;随着中期阶段, 利润率不断下降, 投资信心也下降;在资本主义后期阶段, 随着利润率进一步下降, 投资信心几乎丧失, 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阶级对立进一步尖锐, 矛盾与对立不断积累与激化, 最终会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这是一种结构性危机, 它要求资本主义进行大的制度调整,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结构, 通过提高利润率的方法, 形成完善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16]进入21世纪以来, 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观点有所转变, 他们认为, 资本逐利是制度建构的动因, 劳资关系是其分析社会积累重构的核心。与此同时, 他们不再以国家或地区为分析的基本单位, 而是进一步提出全球进行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

2. 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与崩溃可能性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对立与发展的结果,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明显地分为两大阵营:倾向于调和的学者认为, 这些矛盾与对立可以通过调节与矛盾缓和的方法加以解决, 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继续生存下去或者获得新生;激进的学者则认为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会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认为, 通过“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保持系统的动态平衡, 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在过去500年时间保持运行正常的状态。[17]11但是, 在未来3040年里, 随着这两个周期重叠和到期, 资产阶级将无法继续无止境地积累资本, 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 这些体系最终将走向衰亡。[17]162他在其巨著《现代世界体系》对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世界体系进行了研究, 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1968年得到较为完全的体现。此后, 我们就处于全新的情势之中, “现代世界体系将见证它自身最终的结束, 让位于一个或多个迄今尚不为人知、也是不可能知的后继体系”。[18]

对资本主义最终崩溃持赞同观点还有兰德尔·柯林斯 (Randall Collins) , 他也认为, 资本主义体系存在内在的矛盾与对立, 这些矛盾与对立在机械化与高科技化的条件之下有所缓和, 但是, 历史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当大部分中产阶级都受到结构性失业的威胁时, 资本主义制度将走向崩溃。[17]2克雷格·卡尔霍恩认为, 资本主义不会立刻崩溃, 也不可能永久地持续下去。他认为, “认为资本主义会像苏联解体那样一下子土崩瓦解, 这种想法具有一定的误导性。”[17]134这是因为苏联是一个国家, 而资本主义是一套行为规则, 或者是把全球企业、市场、投资和劳动编织走来的经济体系。但是, “资本主义可能会被内部矛盾所击溃, 这包括其自身容易造成危机这个一般特征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过度金融化带来的特定风险加剧。”[17]162

对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研究高潮莫过于对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引发原因的研究。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过程当中及以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各种流派与理论发展尤为迅速。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让这些学者考虑这样的问题: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带来资本主义繁荣的新自由主义是否已经走向终结, 亦或仅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衰退?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上, 激进的经济学者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昭示着自由主义的危机和即将终结。有的学者甚至大胆提出资本主义已经是高度腐朽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论断。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 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临着金融化与金融危机、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危机、原有边缘地区出现新权力中心对原有的国际秩序挑战的危机以及社会不公平分配和难以持续的增长模式的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危机丛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实质上已经使得整个体系面临着崩溃的风险。美国洛仁·戈尔德纳 (Loren Goldner) 在《当前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衰落》一文中指出:当前资本主义已经处于高度腐朽阶段, 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衰落联系在一起, 危机表明资本试图螺旋式后退以解决自身危机, 资本正在牺牲人类发展来保存自己。并且认为, 美国通过发展金融经济与服务经济, 通过国际金融体系与组织转移过来了大量来自东亚国家的实际财富, 已经成为寄生性的国家。由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显出资本主义生产的低效、寄生和社会高层的混乱, 这给工人阶级的革命带来较大的历史机会。

另一方面, 倾向于调和的学者则认为, 通过危机的调节与缓和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来说可以通过调节和调和的方式, 来使资本主义获得新生。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在《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中认为:我们仍可以做些什么使得资本主义延续下去而不必使得社会系统崩溃并重建。在此之中, 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学派是调节学派 (Regulation School) 。调节学派的创始人米歇尔·阿格利埃塔 (Michel Aglietta) 、阿兰·利比兹 (Alain Lipietz) 和罗贝尔·布瓦耶 (Robert Boyer) 认为, 有必要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期来思考, 例如应在1929年危机之后的制度和政治社会转型的历史中进行思考, 可以通过综合与全面的监管, 发挥金融机构股东的作用, 渡过和抑制金融危机。

四、评论与借鉴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对资本主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新挖掘与新解释, 通过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机制的分析, 批判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问题。他们采用了现代的研究方法与手段, 根据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现实的观察, 对以美国和西欧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行深入剖析, 得到较为独到的见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与工具、分析的针对性以及对实际情况的应用性分析都有较大的提高。特别是, 这些学者在对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分析与批判之中, 鞭挞入理, 视角独到, 分析十分深入, 构成西方学术界近年来的重要学术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第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立场与分析方法在当今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依然具有应用价值。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其他经济学之处在于揭示经济运行背后的规律性问题以及生产力背后的生产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 解释和预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并提出解决之道。这些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不断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及其产生的经济危机, 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状况与新特征, 解释和预测未来的危机。虽然这些学者在不断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 但是却始终在寻找内在的同一规律性。这些学者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揭示与分析, 质疑资本主义生命力, 并提出解决之道。正如希特尔·提克丁 (Hillel Ticktin) 在《Marxism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一书中所指出那样, 更多学者越来越直面这样的问题:危机性是经济周期性上升或下降的正常表现?或是没有根本性解决之道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激进的学者认为, 资本主义从诞生开始, 由于其内部矛盾机制的作用, 不断地生产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 然而却是不可完全克服与消除的。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 这种制度产生的矛盾与困境进一步显现。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立场与分析方法, 揭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 进行理论的升华。

第二, 研究立足于实践, 着眼于时代新特征、新状况与新问题。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出现了新特征与新状况。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着眼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新特征, 从实践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的新问题。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过度发展与经济房地产化问题, 引发了一次又一次日趋严重的金融危机, 这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必须避免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使得社会发展出现两极分化的经济政策与工具, 一是要重视金融资本过度发展带来的危害, 防止经济的金融化与房地产化产生的负面效果;二是注意防止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还有, 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应当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与改革实践, 从复杂的社会实践与现象提炼规律性的东西, 以指导未来的实践。

第三, 总体性与一体化的研究方法正在成为当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趋势。面对资本主义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现实, 传统的学科分野方法已经在现实问题的综合性与一体化面前遇到了挑战。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甚至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内的总体性、一体化与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许多社会问题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意识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产物。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因此, 应当采用学科交叉的方法并将它们作为一个复合体来研究, 这样更能逼近现实与真实的存在, 不能纯粹分别地从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角度来进行研究。这不仅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如此, 对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发展的研究也是如此。

当然, 我们在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时应注意到:首先, 他们把资本主义概念外延扩大过大, 使其涵盖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社会形态, 导致资本主义概念的科学性与逻辑严密性有所下降, 使得抽象的逻辑推理变得较为困难, 因此受到其他学派的批判。其次, 还有一部分学者借用现代研究手段与工具之时, 过分强调定量分析与分析工具的作用, 从而陷入工具决定论的泥潭之中。最后,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缓和以及经济复苏, 倾向调和的观点与看法日趋上升,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生命力, 可以通过调节与调和的方法获得新生。这些都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并加以批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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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2017年第6

 

 

发布时间:2017-08-25 13: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