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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从《资本主义十讲》看西方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反思和批判的声音持续不断,其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米歇尔·于松的批判堪称最深刻也最尖锐。这主要体现在他2013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十讲》一书。虽然迄今已有四年之隔,其间,发生了诸如英国脱欧、欧盟内部分裂、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抬头等变化,但该书的基本观点依然能够切中西方的现实。

    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于松直言不讳地指出:“本书的一个中心论题是讲资本主义的活力正在枯竭,它将变得越来越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尤其是社会需求和生态需求。”即“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个‘收益递减’时代。”那么,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之后西方资本主义是否还能够重新回到二战结束至1980年代的“有调节的资本主义”呢?于松的回答也是干脆的:“更是不可能。”因为在于松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正在丧失。与人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相比,资本主义的效率原则今天看来已经过于狭隘,甚至是不合理的。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没有未来。

    于松虽然是一位资深、严谨的经济学家,但其著作却较为通俗易懂,更得到法国著名漫画家沙尔博的鼎力相助。全书以10个简明的章节和70多幅生动、犀利的漫画,图文并茂、条分缕析地讲述了资本主义的缘起、兴盛与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确立与当前危机的成因。

    一、《资本主义十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学者对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困境和资本主义固有弊端进行的反思与批判

    《资本主义十讲》一书的核心观点揭示:2008年以来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说源自资本主义的体制性缺陷,即劳动生产率无法持续提高成为资本主义的根本制约。于松在大量分析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数据后指出: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工资上涨,利润率较高。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劳动生产率增长渐趋放缓,一些矛盾开始显现。这主要是由于石油危机引发的19741975年的经济衰退,随后传统的刺激政策失灵。在这种情况下,至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出现,其利用大幅压低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等方法,一度令西方国家的利润率得以暂时恢复。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经济开始走向金融化。先是1979年美联储突然大幅提高了利率。于松认为这一杠杆的启动开始改变社会力量和全球力量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一些放松管制的措施为金融业的发展突破了障碍,之后市场又创造出了许多新的金融衍生品。新金融工具的出现,掩盖了工资和消费之间的剪刀差,工资下降初期,西方人生活水平表面上没有下降。然而,金融工具的泛滥导致西方国家出现负债式增长,并引发不平等加剧、债务负担加重、过度金融化以及全球化失衡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最终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老问题,只不过这一次披了件金融外衣罢了。一方面,资本一方的利润继续大幅上升,而另一方面,工资的比重却持续下降,那么谁来购买和消费产品呢?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再生产模式如何与这种(所谓的)新模式兼容?生产过多,消费却衰减,一个无法持续的模式自然会以经济危机来收场。

    在书中,于松提到了两个特殊的时代因素,一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让世界各地雇员处于同一竞争之下,资本更是可以在全球自由、迅速移动,股东也几乎可以随时收回自己的钱。但由于国界、语言和移动成本的限制,劳动力却不可能获得与资本同样的自由。如此一来,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博弈能力、议价能力迅速下降。如果说过去民众可以通过社会运动来改善自己不利的处境,那么现在则完全变成了几无还手之力的弱者。

    二是历史上,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主要是在几乎无偿使用资源的情况下实现的,如今这个条件受到环境保护约束。于是,资本主义为了提高竞争力和回报率不断要求社会作出更大牺牲,致使其在社会领域的合法性日益丧失。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于松没有提到。那就是,在殖民时代结束后,西方国家再也不能以掠夺和几乎零成本的方式从第三世界国家获得资源。这个因素比环境承受力更为直接。

    西方国家经济金融化持续了30多年,何以直到2008年才爆发全面的危机呢?于松对此也有合乎逻辑的分析。即家庭的收入虽然下降了,但消费却持续高增长。原因有二:一是家庭储蓄率下降,甚至走向借贷消费。二是非工资收入的消费增加,弥补了工资性消费的停滞或下降。也就是成为金融收入的食利者。这可以解释何以西方国家家庭负债过高以及贫富日益拉大的问题。

    虽然金融业在当今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但正如于松所指出的:“金融并不是一个健康肌体上的寄生虫,而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完成’的一种手段。危机是发端于金融行业,但危机只不过是使资本主义自身配置上的一些矛盾大白于天下而已,而这些矛盾迄今都是靠着金融才得以‘处理’。”

    在谈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时,人们往往认为,能够遏制资本贪婪的只有恐惧。那么当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制造出足够强的恐惧时,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变革呢?对此,于松也给予深刻回答: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原本可以使资本主义调节到一种更好状态,然而实际结果表明这一情形未能实现。“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新自由主义的受益者仍掌握控制权,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甚至是在欧洲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制定出一些旨在紧缩财政、确保更公平分配的新规则。二是资本主义发生重大转折所需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远未形成。”从这个判断出发,在书的结尾,于松提出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着四大矛盾:

    一是分配困境。是恢复赚取利润的能力还是优先解决就业?结论自然是在激烈的竞争之下,企业还是会通过要么裁人要么降低工资的方式追求利润。

    二是经济全球化困境。是消除不平衡还是解决全球经济增长问题?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曾如此建议:“美国经济的重建必须更多地依靠出口,并降低对消费的依赖。”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两个条件:一方面美元贬值以提高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还要看世界各国对此的反应。毕竟,美元下跌将拖累本来就虚弱的欧洲经济增长,美元贬值也将使新兴国家对自己的货币重新估价,从而导致货币战争发生。而在特朗普上台后,为拉动美国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美国的经济政策转向促进制造业回流,由此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倾向抬头。

    三是财政困境。是消化赤字还是降低社会福利开支?危机和经济振兴计划导致了赤字的增加,其后果只能是欧洲将注定陷入经济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后退之中。

    四是欧盟困境。是人人为己还是相互协调?由于欧盟不同国家经济禀性差异很大,危机对各国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要实行真正协调统一的经济政策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欧盟原本就无成立实施统一政策机构的计划。“自由而不失真的”的竞争之下的欧洲必然是从人为己,欧洲多年来为一体化建设所作的努力也必然功亏一篑。这从英国脱欧、欧盟内部分裂加剧中得到充分印证。

    于松的结论就是:“所有这些困境勾勒出了一种‘胡乱的调节’,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在两种不可能的选择之间为资本主义做着目测式的领航:一种不可能(它本身也是拒绝的)是回到‘辉煌三十年’时相对有更好调节的资本主义;另一种不可能是为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运行恢复条件,因为这种模式所依托的是一种已经完结的、孤注一掷的行为。当前的僵局可以总结为:资本主义要回到危机前的运行方式,但是这已经没有了可能。”

    阅读《资本主义十讲》一书,能够强烈感受到学者于松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深刻和精到。但有显不足的是,于松没有谈及机器人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的影响。这项技术造成的美国失业人数远远超过中国崛起对其的影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维·奥特等人的研究发现,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消失的因素中,贸易影响仅占20%左右;科技进步,尤其是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才是主要因素。这项技术使得工资的比重下降更为迅速,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二、《资本主义十讲》的局限性在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缺乏,这使得其批判的彻底性大为减弱

    我们看到,于松本书之所以有如此犀利的批判性,这与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身份密不可分。不过,相对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于松的批判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于松仅仅指出劳动力工资的下降,但却一字未提工资背后的剥削本质及其非正义性。事实上,今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非正义性一直都没有改变,资本家的寄生性也没有改变。在劳工工资下降的今天,这种非正义性应该更加突出论述,而不仅仅是在正当性与否的层面去观察。

    至于非常重要的人的“异化”问题,在于松那里变成了单纯的消费。马克思曾极为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工人服从于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的统治,从而因异化、物化、商品拜物教而丧失自身的自由。可见,“异化”问题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资本主义其实是某种被去魅化的“宗教”,商品替代了神的位置。消除“异化”,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不能不说,于松身为一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这样的“忽视”或者传承断裂是不应该的,这也是此书深刻性和批判力度有所减弱一个很大的原因。

    由《资本主义十讲》所揭示的问题出发,观察西方模式何以走衰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未来可能的走向,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同样不可忽视:

    一是中产阶级成为少数。中产阶级成为少数的原因,于松在书中做了深刻的经济学分析。比如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迫使资本通过降低工资的方式恢复利润率,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则助推了这种趋势。

    二是面对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庞大人口的压力,西方民主不但束手无策,甚至起到反向的作用。美国6%的人口却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这一问题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得到了极度的放大,而这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根本无法改变的。在地球还拥有充足资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弊端还不明显,甚至还能推动科技发展,但到了今天,已经难以持续。也就是说,从人类资源的有限性角度来看,也决定了西方民主制度难逃被淘汰的历史命运。

    于松在书中也提到了环境因素迫使资本主义不得不要求社会作出一定牺牲,但由于这本书出版于2013年,彼时离特朗普上台尚远,也没有发生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事件,所以他的结论当时来看并无不妥。但现在来看,于松对资本主义的贪婪和西方民主制度弊端的认知还是有一些偏差。

    三是西方的种族危机。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十讲》没有触及。巧合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漫画家沙尔博20151月就是死于针对《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虽然这场恐怖袭击被西方包装成对新闻自由的攻击,但真实的背景却是西方的种族危机。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数据,1950年欧洲和北美占世界总人口的28%,而到2050年,将下降至12%,而其他非传统族裔的出生率却迅速增长,在可见的未来将成为欧美的主体民族。在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制度下,主体民族成为少数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不言自明。

    综合所有因素来看,于松在书中所下的结论并不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他是这么说的:“尽管资本主义已经失去效率,但是它并不是一颗会自己掉下来的‘成熟果实’,因为它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更是一整套社会关系。因此,只有当社会力量采取行动将其克服的时候,问题的解决才会迎来转机。”或许,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但当这套制度继续按照自身逻辑走下去,无视环境承载力,无力解决贫富差距、社会分化、种族结构等一系列问题,它就终有一天难以维持下去,必然会成为一颗会自己掉下来的腐烂果实。

(作者:旅法学者)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红旗文稿》2017年第14期 

发布时间:2017-08-05 09: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