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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宏:非物质劳动:一个似“马”非“马”的理论命题
基于对哈特和奈格里帝国理论的解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世界殖民体系瓦解以来,帝国主义问题一度淡出学术讨论中心。然而,“9·11”事件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国际冲突,使帝国、霸权、文化冲突等问题再度引起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左翼学者们的关注。其中对“当今的社会性质是否是‘帝国主义’”的研判更是成为热点问题。以戴维·哈维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至今没有改变,是一种“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帝国主义”。哈特和奈格里则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性质作出了迥异于哈维的回答。他们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劳动概念置换为“非物质劳动”,并以此作为“阿基米德点”,探索现代世界剥削与压迫的实质,追寻实现真正的社会民主的可行性路径,从而形成从《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以下简称《帝国》)到《大众》和《共有之物》的“帝国三部曲”,阐发了一个逻辑严整、内容充实的帝国理论体系。学术界基于学术立场和研究角度的不同,对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理论始终褒贬不一。笔者以为,要切实把握哈特和奈格里帝国理论的逻辑体系和真正内涵,弄清其理论的创建性及其局限所在,就必须回归到他们构建其帝国霸权理论的“阿基米德点”——非物质劳动理论,并将之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予以解读。

一、“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提出

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labor)是由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拉扎拉托率先提出并使用的一个概念,意指一种“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M.Lazzarato,ImmaterialLabor,inPaoloVirnoandMichaelHardt(eds)RadicalThoughtinItaly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6,p.133.)。学界对此的关注和评论不多,且较为负面。其中,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就认为,毛里齐奥的“非物质劳动”概念仅仅强调了劳动产品的非物质性,未能将“产生并操控情感”融汇于其中,因而“未能对生命权力所具有的生产动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仅仅是对其略有触及”(M.HardtandA.Negri,Empire,Cambridge:HardardUniversityPress,2000,p.32.)

尽管他们并不认同毛里齐奥的非物质劳动概念,但对其关于劳动范式转向的感知和确认却颇为赞赏。在他们看来,重新界定一种新劳动范式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现存的“传统的称谓如服务业、脑力劳动及认知劳动等概念都指向非物质劳动的某些方面,但都没有抓住其总体”(参见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页。)。他们沿用了“非物质劳动”这一术语,并在《狄俄尼索斯的劳动》中初次将其定义为“智能化的情感性劳动,以及技术—科学的劳动、靠机械装置维持生命的人的劳动”(Hardt,M.&Negri,A.,LaborofDionysus,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4,p.10.)。在《帝国》一书中,又将其界定为“提供特定服务、生产文化产品或知识、发起信息交流等非物质商品的劳动”(M.HardtandA.Negri,Empire,Cambridge:HardardUniversityPress,2000,p.294.),并划分出三种不同类型:一是融汇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活动,二是生产具有分析的创造性和象征性功能的符号和文化产品(包括生产思想、规范、语言、形象等)的非物质劳动,三是涉及情感的生产和控制的情感经济或服务业(M.HardtandA.Negri,Empire,Cambridge:HardardUniversityPress,2000,p.293.)。在《帝国和后社会主义政治》一文中,进而将其阐释为生产知识、信息、交际、社会关系以及情感反应等非物质性产品的活动,其“关键特征的确就是创造交际、社会关系和合作”(参见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页。)。非物质劳动后来在《大众》一书中最终被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是生产观念、符号、代码、文本、语言形象、景像及其他产品“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另一是“情感劳动”(M.HardtandA.Negri,Multitude,NewYorkThePenguinPress,2004,p.108.)

对于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学界也颇存争议。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就辩称:“正如马克思所坚持的,所有的劳动都是有目的地对物质进行某种程度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劳动都是物质的”(〔英〕肖恩·塞耶斯:《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塞耶斯的这一质疑无疑是有一定深度的,点中了他们不能回避并必须予以妥善解决的问题。不过,他们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诘难,并在《帝国》中指称,他们自己对“非物质劳动”这一叫法也不甚满意,因为它所生产的不仅有物质产品,而且还有社会关系乃至于社会生活本身,因而名之为“生命政治的劳动”可能更为恰当。只是考虑到“生命政治的劳动”概念可能引起更多歧义,也不能很好地彰显非物质劳动与传统的物质劳动的区别,以及二者霸权地位让渡和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M.HardtandA.Negri,Multitude,NewYorkThePenguinPress,2004,p.109.),因此,最终他们还是沿用了“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

然而,塞耶斯对哈特和奈格里劳动的生命政治性的说辞同样不予认同。在他看来,“所有的物质劳动都具有一种非物质的方面,因为它不仅改造了直接作用的物质对象,也改造了社会关系和主体性”。因而,“所有生产活动都在某种程度上是‘生态政治’的”(〔英〕肖恩·塞耶斯:《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不难看出,塞耶斯的这一批驳并没有击中要害,因为他所理解的物质劳动条件下社会关系及社会生活的再生产,只不过是财富生产或资本增值的手段,而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这种再生产则意指一个再生产社会主体本身的过程,在其中“生产者在生产的同时也会被生产出来”(M.HardtandA.Negri,Commonwealth,Cambridge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9,p.136.)。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再生产不需要资本来提供劳动资料及劳动合作关系就能够直接生产出知识、信息等等非物质产品,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资本的羁绊,蕴含着巨大的解放潜能。正如唐正东教授所言,哈特和奈格里借由对非物质劳动社会学意义的解读,将塞耶斯对他们的批评彻底地归于无效(唐正东:《非物质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基于对哈特、奈格里观点的解读》,《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但塞耶斯对他们批评的乏力,并不能说明这一概念就是完备的。最初,他们是从产品这个角度对非物质劳动进行定义的;其后,在具体的论述中,他们所着重强调的则是从事这种劳动所惯常或普遍使用的工具——计算机,所探讨的是计算机运用过程中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对生产者与生产过程产生的影响;在论及生命政治性时,他们又转回到从劳动产品或结果的方面来论述。这样的反复,不免有偷换概念之嫌。细究起来,他们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论述框架。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不仅包括“人以自身的活动为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7-208页。);而且还包括由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引起的人和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意即哈特与奈格里意义上的非物质生产劳动过程。在非物质劳动过程中所使用的劳动力,应“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5页。)。可见,马克思对劳动的考察,并没有仅限于其过程、工具或手段,同时还关注于其成果或产品,认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仅生产出劳动产品(物质和非物质的),而且还改变其自身及其生存环境,所以他强调的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页。)。也即,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既从过程的视角厘定了物质性劳动和非物质性劳动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又在产品的维度上涵括了物质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由此观之,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性的说辞并没有太大新意。而且,他们从劳动产品的非物质性转向劳动工具与劳动技术的非物质性,甚至可以说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学术倒退。

也许他们会辩称,他们并非从严格的马克思意义上去使用“非物质性”这一概念。的确如此,他们与马克思的侧重点不同:马克思意义上的“非物质性”强调的是与物质性相对的精神性或意识性,而哈特和奈格里则更强调与物质劳动的确定性相对的不确定性。然而,这样的辩解似乎更有问题: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精神生产劳动既是物质生产劳动的结果,又是它的能动性方面;而哈特和奈格里却认为非物质劳动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现代社会物质生产劳动的驱动力。就此而论,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背离得似乎更远了。

二、非物质劳动霸权及其经济影响

哈特和奈格里在研究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现代转向问题时强调,生产分工在世界范围内的变革与重组,使非物质劳动在现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日趋成为经济生产的核心,相应的,传统的物质劳动逐渐被非物质化的劳动所统领,并越来越受制于信息、智能、技术、交往等非物质因素。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工业劳动日渐丧失其霸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非物质性的劳动’”(参见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页。)。在他们看来,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的确立,引发了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

其一,转化了其他劳动形式。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当代社会,计算机成为人须臾不可离的工具,工人的各种具体劳动都规约到计算机操作上,减少了具体劳动的异质性。尤为重要的是,非物质劳动产业对新型通讯及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信息、知识、沟通、情感等要素被越来越多地引入生产过程,“已逐步趋于对劳动实践和关系以及所有的社会实践和关系进行重新定义……如今我们日益像计算机一样思考”(M.HardtandA.Negri,Empire,Cambridge:HardardUniversityPress,2000,p.284.)

其二,改变了劳动分工状况。一方面,模糊了体脑分工。非物质劳动是一种涉及新的信息技术运用的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范式,从事此种劳动的劳动者在运用新信息技术的过程中,已不再像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那样付出繁重的体力,而是像脑力劳动者那样付出一定的脑力。在非物质劳动霸权下,体脑劳动之间不再明确可分。另一方面,改变了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虽然非物质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去地域化特性,但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非物质劳动在不同区域经济中所占比例并不相同,这就必然导致生产形式在不同地区分布的不均衡。那些具有较高利润和附加值的非物质性生产形式会集中在全球经济强势地区,较低端的生产部门则被转移到经济从属地区。由此他们断言:“非物质劳动霸权的出现是与现有的全球性劳动及权力的分工相呼应的。”(M.HardtandA.Negri,Multitude,NewYorkThePenguinPress,2004,p.114.)

其三,消解了信息垄断。当今人类已进入自媒体时代,任何人都是潜在的信息生产者,同时也有机会接收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从而使得信息生产者与接收者之间不再明确可分,任何人都不可能垄断信息生产。这样,传统的从性质上将不同劳动者区分为不同阶级就不再充分有效了。随着信息垄断消解程度的日趋加深,非物质商品的重要性则日益加强,比如作为一种一般性的私有财产,目前专利、版权等非物质商品正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施以严格的法律进行保护。

其四,智能化意义上的非物质劳动霸权无益于劳动解放。在非物质劳动霸权下,财富的创造不再取决于直接劳动,而是取决于社会知识、科技等一般智力在生产中的应用和累积。在智能化意义上的非物质劳动霸权下,劳动所生产出来的新的主体性与资本的价值生产相一致,虽然对人类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本质上却是资本新的极权统治,是资本对劳动的深入剥削,对人的发展与制度的变革没有任何益处,反倒是作为“速度和流动的……方面更属于帝国控制的暴力”(M.HardtandA.Negri,Multitude,NewYorkThePenguinPress,2004,p.363.)

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霸权及其后果的确认虽有一定理据,但同样存在很大问题。

其一,他们对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的确认,比附了马克思关于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主导地位替代的相关论述。然而这种比附显然是不妥的,因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是基于迥异的生产关系而进行的两种性质迥异的生产;而这里的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却是同一劳动的不同层面,是劳动的一体两面,无论谁在质或量上有所偏重,都没有改变这种劳动是基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这一本质。

其二,关于劳动分工问题的论述与事实不符。应当承认,非物质劳动因其过程、手段或方式等智能化尤其是计算机的普遍使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动的同质化,但并不必然导致体脑分工的模糊与弥合。因为体脑分工主要不是指存在于劳动者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工,而是存在于“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区别与鸿沟。同时,他们对当前全球劳动分工重组的确认无疑有其深刻之处,但将之归因于所谓的非物质劳动霸权似有不妥;而且,这一言说与他们关于“当前已形成了一个资本的‘平滑世界’”(M.HardtandA.Negri,Multitude,NewYorkThePenguinPress,2004,p.217.)的观点又是相冲突的。

其三,非物质劳动霸权导致信息垄断消解的观点有待商榷。不可否认,非物质劳动据以开展并为其所推进的信息网络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信息垄断,但其消解的程度毕竟是有限的。在私有化背景下,大资本家控制着信息平台,完全意义上的信息自由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他们自己就列举了一个证伪其观点的反例:资产者借由资本投入对专利权、版权等共有之物的私有化,造成了信息垄断这一事实,这足以说明劳动的非物质化与智能化并不能有效免除信息垄断。

三、劳动的生命政治性及其政治潜能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霸权的确立不仅推动了全球经济的深度一体化,而且也导致传统民族国家主权的消解,进而衍生出全球一体化的政治结构,与此相应,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已在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替代传统民族国家主权之职能的“统治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新的主权形式”,“一个有效地控制全球交流的政治主体,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M.HardtandA.Negri,Empire,Cambridge:HardardUniversityPress,2000,p.xii.)。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非物质劳动的影响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更具宽泛的社会学意义,日益生产出交流互动的和更加密切的社会关系,以及更具情感性、混杂性和流动性的主体性,致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了生命政治的特征”(M.HardtandA.Negri,Multitude,NewYorkThePenguinPress,2004,p.115.),从而激发出革命的动机和潜能。

其一,促成了新型劳动关系。合作无疑是劳动过程得以开展的基本条件。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在非物质劳动霸权下,劳动者不再依赖于资本来规划、组织他们之间的合作,其自身直接就能够为生产过程的顺利开展提供不可或缺的交流与沟通。生产观念、景像及知识的劳动尤其体现了这种内在合作性,因为“观念、景像及知识的生产不仅基于公共性而被组织起来……而且每一种新的观念和景像还会引发和促成新的合作关系”。基于这一认识,他们断言:“非物质劳动条件下合作关系的生产已经变得内在于劳动而外在于资本。”(M.HardtandA.Negri,Multitude,NewYorkThePenguinPress,2004,p.147.)然而,资本并没有因自身在劳动合作关系构建中的缺场而放弃对劳动所创造价值的剥削。由此,他们指出,在非物质劳动霸权下,“资本剥削生命政治劳动力的最核心要素在于:即便资本未能为劳动过程提供合作关系,但它却没收了合作的成果”(M.HardtandA.Negri,Commonwealth,Cambridge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9,p.140.)

其二,模糊了生产与生活的界限。在非物质劳动霸权下,随着新型劳动关系的形成,非物质劳动以其生命政治性,不仅使传统意义上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得以汇合,而且还促进了经济生产与社会生产、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高度融合,劳动主要体现为想出一个主意、提出一种想法、创造一种关系,这种劳动不再仅限于工厂或办公室,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在这一情势下,劳动不仅涉及劳动主体更大程度地发挥主体性,而且还生成更多的新型主体性。同时,随着劳动的生命政治化的不断加深,资本为了对新型劳动进行有效剥削和高效控制,必须调整自己的策略,凭借生命政治权力对劳动进行全时空监控。此时,受资本盘剥的革命主体不再仅限于直接和具体的劳动者,而是扩及所有“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人”(M.HardtandA.Negri,Empire,Cambridge:HardardUniversityPress,2000,p.52.)。由这些受剥削者通过内在合作而构成的松散组织,就是他们所界定的“大众”。在这里,他们对“大众”的界定,无疑与对广义的“工人阶级”的界定——“不需要通过工作来养活自己的有产者之外的所有劳动者”(参见吴骏:《论哈特和奈格里的多众概念》,《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期。)——相等同。当然,就其结合形式而言,作为后现代主体的大众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存在着重大差别,但就其性质而言,仍不失为“一个阶级概念”(M.HardtandA.Negri,Multitude,NewYorkThePenguinPress,2004,p.103.)

其三,促进了劳动价值的公共性。从劳动产品的视角看,非物质劳动以其内在合作性,不仅生产出物质产品,而且还生产出与以往不同的、更加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同时,非物质劳动以其生命政治性,不仅生产出经济产品,而且还生产出作为社会产品新型主体性,乃至于作为新型政治主体的大众。尤为重要的是,与传统的具有鲜明排他性的劳动产品相比,非物质劳动的非物质性社会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具有排他性和专享性。这些呈现为公共知识、网络信息、情感互动、交流合作等可以由一般社会公众共享的共有之物的不断累积,导致了社会财富(尤指精神财富)的公共性持续增长,进而导致资本主义这一寄生于劳动的社会体制越来越难以对剩余价值进行榨取。然而,正如前面所言,资本并没有放弃对劳动所创造价值的剥削,也没有因劳动价值难以被盘剥而放弃自己对其吸榨的努力。相反,随着合作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网络流通中的扩散与转移,资本对劳动价值的盘剥与吸榨也愈趋普遍化。当然,资本的贪婪也必然会付出必要的代价,大众对其所进行的反抗也必然随着剥削的普遍化而遍布整个帝国机体。如此一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当代资本主义越发展,劳动合作的内在性就越增强,反抗帝国的大众的力量就越强大,社会公共财富就越丰富,其自我灭亡的条件就越充分。在此意义上,他们断言:非物质劳动霸权“为一种自发的、初级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能”(M.HardtandA.Negri,Empire,Cambridge:HardardUniversityPress,2000,p.294.)

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哈特和奈格里试图建构的生命政治理论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缺陷。

首先,内在合作性并非为“非物质劳动”所独有。根据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合作从来就不是外在于劳动,二者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合作是具体劳动的基础与条件,具体劳动是合作的生成机制与运作平台。换言之,内在合作性并非他们所指称的生命政治劳动所独有,而是所有劳动都具有的基本性质,没有也不可能产生新的劳动关系。

其次,“主体性”生产与“大众”的生成是尚待厘定的问题。此处,他们所指认的主体性并非马克思意义上的主体性。在马克思那里,“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页。),相应的,主体性就是指作为一个意识性的人在改造自然中所体现出来的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然而,他们所乐见的是借由“民众对约束的反抗——对归属于一个国家、一种身份和一个民族的奴役进行反抗的斗争,进而对主权及置于其上的限制的抛弃”,将“身体混合起来了,流浪者讲着共同的语言”(M.HardtandA.Negri,Empire,Cambridge:HardardUniversityPress,2000,p.361.)。可见,他们所谓的“主体”,是德勒兹意义上的“欲望”主体,而主体性则是类似于动物本能的非意识性的流动性。同时,他们由有着新型主体性的主体所构成的大众概念,也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页。),然而,根据哈特和奈格里的大众建构理论,无产阶级无须颠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直接可以消灭阶级。根据他们的“大众”定义,这一新型无产阶级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且还涵括了传统意义上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资产者,这样就将无产阶级所要与之斗争的对象仅限于无人格的资本,从而在实质上否认了现实存在的剥削关系,进而直接消解了阶级本身。

其三,劳动的内在合作性及其价值的公共性难以充当起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力。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霸权的确立与稳固会使资本日趋失去对劳动的有效控制:就过程而言,资本难以对劳动过程中的内在合作交流、情感互动等生产要素实施有效控制;就产品而言,非物质劳动不仅促成了新型主体性的产生进而形成新型政治主体,还导致难以被盘剥的共有之物的增长,资本终将因营养缺乏而消亡。这一论证虽貌似合理,却是倒置了本末。因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时,特定的生产关系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不仅表现为劳动过程中所结成的劳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且还表现为一定的分配关系。“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97页。)而哈特和奈格里不仅拒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的二元划分,没有从生产关系的视角审视体现为生产力发展的劳动工具的进步与生产手段的发展;还将意在彰显分配关系的“公有之物”的出现与累积直接等同于生产关系的进步乃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无疑是误认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们天真地认为,随着“公有之物”不断累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逻辑必将被打破,公有制的社会形态必将形成,这无异于幻想和空谈。

四、结 语

纵观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不乏深刻和独到之处,其理论创建性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他们志在“深化共产主义理论,或者是为《资本论》续写新的篇章”(〔美〕哈特、〔意〕内格里:《大众的历险》,陈飞扬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8期。)的政治旨趣难能可贵。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情况下,“共产主义破产论”等非/反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甚嚣尘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一度沉寂。在这种情势下,他们又重提了“革命”,并为此作出了一定理论探索与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恢复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自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就逐渐形成了如下共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劳动范式和交往范式之间不存在相互沟通的纽带和桥梁”(参见汪行福:《〈帝国〉:后现代革命的宏大叙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9页。)。基于这一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开始质疑甚至抛弃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乌托邦”,并致力于在劳动之外的非物质领域中去探寻政治革命的潜能和动力。由于这些理论努力背弃了政治经济学分析这一科学分析方法,其结果是无一不归于徒劳。哈特和奈格里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进而从非物质劳动这一特定劳动形式来探寻政治潜能与革命动力。

再次,丰富了政治潜能分析的微观视角。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阶级剥削与阶级斗争的辩证发展等宏观视角来进行分析的,未能深入分析直接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微观机制,因而是了无一用的“宏大叙事”(参见王刚:《帝国政治的逻辑建构——哈特、奈格里〈帝国〉论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客观地讲,限于社会历史演进的阶段性,经典作家的理论建构确实对个体的、微观的领域与视角鲜有涉及。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弥补经典作家理论建构的这一“缺陷”,哈特和奈格里强化了对个体心理机制、偶发性斗争等微观层面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

然而,通过对这一理论的深入研究不难发现,他们的这一努力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完美,原因在于:一方面,其理论阐发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和误读。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存在劳动与交往断裂的误认。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中,生产与交往并不存在割裂或鸿沟,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8页。)。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是‘宏大叙事’”的无端诘难。事实上,在经典作家的理论建构中,宏观和微观从来就不是断然二分的。以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为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中的人,而社会是交互活动着的人构成的。可见,哈特和奈格里——正如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一样——首先人为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制造出本来不存在的一些缺陷或不足,然后再对其进行改进或完善,无疑是犯了“稻草人”错误。另一方面,试图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两个性质迥异的理论体系。在理论谱系上,哈特和奈格里属于后现代主义者,主张碎片化、非组织化、不确定性等后现代语词,但却又摆脱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从而摇摆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两个性质迥异的理论体系之间。有时为了理论的自洽,甚至不惜以理论来裁剪事实。其中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对革命斗争方案的设置。他们为了突出非物质劳动的威力,认为其霸权促成了一个扁平状的帝国结构,既无内部和外部之分,亦无坚实和薄弱之别;要想颠覆这种政治结构,作为后现代政治主体的大众无须发起组织化的斗争链,只要在任何一点都能够“纵向跃起,直击帝国的核心”(M.HardtandA.Negri,Empire,Cambridge:HardardUniversityPress,2000,p.58.)。在这里,非物质劳动的非物质性、帝国结构内部与外部接线的模糊、大众的非组织化、政治斗争的不确定性,无一不带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在具体探讨对帝国的政治替代时,他们又主张民众的斗争应围绕着争取全球公民权、获得社会报酬的权利以及再占有的权利等而展开(M.HardtandA.Negri,Empire,Cambridge:HardardUniversityPress,2000,pp.397-407.)。暂不论其方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单就形式而言,他们无疑又回归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旨趣及其组织化的斗争策略。

可见,尽管哈特和奈格里从劳动领域探寻革命潜能和动因的努力不乏反抗精神和斗争情怀,并在一定程度上皈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传统和政治革命旨趣;但由于受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以及后现代主义诸多非/反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羁绊,过分夸大了非物质劳动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因而未能真正从经济视角着眼、从社会关系变革的层面入手对革命的潜能和动力进行考察,进而未能也不可能正确认识并科学把握推进社会变革与进步的真实动力与确当方式,“并不能为我们今天提供一种具体的行动方案”(参见〔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资本主义的内在限制》,蓝江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28页。)。就此而论,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充其量只能算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非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理论。

参考文献:

[1]唐正东:《非物质劳动条件下剥削及危机的新形式—基于马克思的立场对哈特和奈格里观点的解读》,《哲学研究》2013年第8期。

[2]李春建:《对安东尼奥·内格里“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学术考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3]徐世奥:《论“非物质劳动”与全球时代的资本权力》,《长白学刊》2015年第3期。

[4]冯琼:《非物质劳动与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兴》,《哲学动态》2015年第7期。

[5]〔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编辑:张晓敏)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2

发布时间:2017-07-07 17:2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