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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荣、吴波:当代西方社会阶级状况新变化评析

 

二战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诸如中产阶级的壮大、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之间的不一致以及微观政治的兴起等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正确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科学揭示否定或所谓超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思想观点的错误,是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科学性和当代价值的现实任务。

一、中间阶级与中产阶级

“中间阶级”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时使用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马克思也指出,“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中间阶级的地位与命运,马克思给出了三点结论:第一,中间阶级是对处于资本和劳动两极之间的社会阶级阶层的统称,阐明的是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的特质;第二,中间阶级是对垂直分布的社会结构中处于中间地位的所有社会阶级阶层的统称;第三,中间阶级具有使基本阶级之间界限模糊化的基本特性;第四,中间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将日趋没落和灭亡,阶级对立逐步简单化。

但是,旧中间阶级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在新的产业革命推动下,伴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和劳动分工精致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扩大以及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脑力劳动者的比重不断提升,构成当代西方社会新变化的典型表现。对于脑力劳动者阶层,西方学者将之称为“雇佣的中间阶层”、“新的城市中间阶层”,以示与传统的中间阶级相区别。这样,新中间阶级与旧中间阶级的共同存在成为当下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这个新中间阶级的出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两大基本阶级对立的中间地带,客观上发挥了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在二战以后很长历史时期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挥了稳定剂的意义。也正是这个新中间阶级的出现和发展,不仅将马克思中间阶级概念的特殊内涵近乎消解,还对马克思关于阶级对立两极化趋势的预判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巨大效力。“中产阶级”作为一个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也随之传播开来,为西方社会广泛认同和使用。

其实,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中产阶级都是一个模糊且混乱的概念,它与中间阶级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中产阶级与中间阶级不止于内涵存在着明显区别,更为重要的是,两个概念蕴涵了西方社会阶级结构变化趋势的根本不同的逻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西方一些学者“试图用这个新的‘中产阶级’概念去否定与颠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的论断,在充分认识辨析与澄清之于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必要性的同时,也应看到,尽管有学者不断做出这一努力,但是在中产阶级的强势话语下,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名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这说明,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仅以揭穿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并还原中间阶级的本真作为研究的目的,不能说明任务的完成。在中产阶级已经成为西方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中具有特殊意义群体的条件下,还需要对中产阶级做出更为深入的剖析。

尽管冠以阶级的名称,但按照马克思关于阶级的理解,中产阶级不是一个纯粹的阶级概念,它从来没有明晰的阶级界限。与旧中间阶级比较,就垂直分布的社会结构处于中间地位这一点而言,中产阶级与之具有一致性。同时,就具有使基本阶级之间界限模糊化的特性而言,中产阶级也表现出一致的功能。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旧中间阶级具有中间的和过渡性意义的话,那么,在当下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更为充分地展示出这一意义。但是,与旧中间阶级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的双重特性不同,两者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中所处的地位差异性明显。就其阶级归属而言,中产阶级既与工人阶级密切相关,又与资产阶级有所联系,是一个具有不同阶级归属的社会群体,这一点集中反映了该群体的复杂程度。具体而言,大多数中产阶级由于其劳动者的地位纳入工人阶级的框架,但与资本有着特殊联系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则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框架。

中产阶级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结构中具有典型两重性的社会群体。在关于旧中间阶级的分析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马克思这一论述辩证评价了旧中间阶级的斗争意义。中产阶级的特殊位置也决定了其性格特征秉持辩证评价的立场:在西方社会向上流动性状况较好的条件下,中产阶级主观上倾向维护制度稳定,诸多关于中产阶级的美好想象就这样升腾并传播开来。在资本主义遭遇危机重创、向上流动处于阻塞状态的条件下,中产阶级往往呈现出焦虑和不安的心态,担心地位跌落产生对现存制度的不满情绪。

中产阶级具有对资本主义制度运行质量和效果极其敏感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群体的状况可以作为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一个直观评价标尺。福山关于中产阶级的分析是一个典型验证。在他看来,在金融危机的重创下,美国大量中产阶级成员跌入低收入阶层,蓝领阶层的上升通道变得日益狭窄,不平等问题日愈严重。颇耐人寻味的是,福山在分析美国中产阶级衰落的原因时,起初“把中产阶级的困顿归结为非人为因素——技术革新和全球化,而对于美国制度的缺陷或者美国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却没有提出任何尖锐的批评。”但是,以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标志,福山承认“美国的政治体系事实上陷入严重的衰败。”在宣告“历史的终结”20多年后,福山也奏响了美国民主衰败的挽歌。2016年11月,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的稿件中,福山进一步指出,“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美国对世界各地的人们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征。”福山从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中最终发现了美国民主的危机,这在客观上验证了中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变化晴雨表的意义。

二、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

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级认同之间的不一致,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新变化中又一重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中,这种不一致也可以理解为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之间不一致,或者是阶级的形成与阶级的成熟之间不一致。

众所周知,在关于阶级形成的问题上,马克思始终坚持经济一元决定论的立场,并由此塑造出马克思主义阶级研究的传统。在马克思看来,划分阶级的基础性标准是经济因素,经济条件构成塑造阶级最为深刻的因素,只不过,这个形成了的阶级还处于自在状态。出于阶级政治的实践要求,阶级如何从自在转向自为、从形成转向成熟成为他们思考的重点。马克思指出:“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在马克思看来,是否具有阶级意识和形成政治组织,构成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之间、形成的阶级与成熟的阶级之间的分水岭。不过,在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并非思想的空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生活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客观阶级的主观转向现象。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具体地描述了这一转向: “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这个特殊的条件下,“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论著中,马克思还深入分析了阶级的政治代表等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马克思只有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两者之间一致性的认定,而对两者之间差异性存在严重的忽视。换言之,确认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的不一致,并非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质疑和否定。韦伯在论述关于阶级划分的问题时明确提出了阶级、身份和政党的多元决定论。可以认为,韦伯在通过引入身份和政党等因素试图限制经济因素之于阶级形成的一元决定作用的同时,已经蕴含了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之间不一致的认识和处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虽然高扬阶级意识的旗帜,但卢卡奇等人从总体上并没有将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的问题作为讨论对象。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虽然突出了阶级意识的意义,但他关注的是阶级形成的起点问题。在他看来,“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

很显然,汤普森将马克思关于阶级形成的起点推后至马克思所理解的阶级成熟时段。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汤普森专注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阶级形成途中的故事,而对于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在构成的一致性上并没有产生怀疑。

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之间的非对应状态虽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已经出现,但只是到资本主义成熟时期才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常态。这种不一致现象的凸显,是西方资本主义深度发展的一个标志。概括而言,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构成日益复杂化,由此导致两大基本阶级之间的分野不再鲜明而趋于模糊化。第二,社会流动带来身份认同的断裂,特别是中产阶级的稳定性削弱,导致认同模糊。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表明,流动性、变动性较大的社会阶层,成员的身份认同率较低。由于渴望进入社会的更高位置,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阶层内部身份认同较低。第三,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所提供的信息量增大,对受众的价值判断产生深刻影响,导致价值取向“个体化”、“碎片化”的趋向增强。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的共同作用,拉大了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级认同之间的距离,削弱了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和对应性,增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和矛盾性。

承认这种不一致状况为西方社会的常态是一回事情,而将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级认同彻底分离开来就是另一回事情。关键性的问题在于,这种不一致是否扩大为普遍性的状态?事实上,西方社会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之间虽非一一对应,但绝非一一对立。两者不一致的状况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却不是一种普遍化的现象,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断裂。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从理论上说即承认不承认经济的因素之于阶级形成的首要和基础性意义。拉克劳和莫菲认为,“在发达社会中,社会、阶级内阶层的分化使反资本主义大众一极的建立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如何适应这种社会多样化形式建立反资本主义斗争针线,已经是传统二元对立方法不能解决的了。”在回答“什么形成了阶级”的问题上,他们认为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因素塑造出了阶级。“疏离马克思阶级概念的经济基础必然将客观的阶级归属化为乌有”,很显然,与韦伯相比,后马克思主义距离马克思就更为遥远了。虽然声称自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然而,后马克思主义通过分解和倒置撇开生产关系的基础讨论阶级形成的问题,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彻底话语化的努力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来说也只存有话语上的意义而已。

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而言,这种不一致的客观性还说明,在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过程中,经济因素虽然具基础性意义,但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政治的、文化的因素不可忽视。这种非对应性也说明,在多种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从阶级的形成到阶级的成熟道路上,一系列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待深入讨论,这对于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研究空间,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具有重大意义。概括而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包括:第一,阶级意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的重要着力点。在相当长时期里,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研究,一直注重从经济视角对客观阶级的考察,随着认同阶级与客观阶级关系的复杂化,需要越来越多地注重对阶级意识的分析。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不一致的状况做出的分析说明了,剧烈的社会变革是导致两者不一致状况发生的重要原因。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阶级归属与主观认同的关联程度,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社会政治情境下有所不同。这就提出了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之间不一致的影响因素研究的必要性。第三,在社会冲突背后,不仅有客观阶级的影响,也有认同阶级的作用。在尊重客观阶级的基础上,注重认同阶级与社会冲突关系的思考,这对于正确把握西方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阶级政治与非阶级政治

非阶级政治或微观政治的兴起,是西方资本主义深度发展变化的结果。从阶级结构的角度看,微观政治与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有关;从统治方式的角度看,微观政治则与资本主义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无干系。“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编织得越来越精细的复杂的微观权力控制网络遮蔽了传统政治权力和阶级统治式的宏观控制,使资本主义制度的控制和统治更加精细并且具有‘合理化’的外衣;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方式也更多地由传统的宏观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转变为多维度的微观权力的多态化的反抗。”如果没有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壮大,没有统治方式从粗放式向精细式的调整,那么,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就不可能出现被遮蔽的状况,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微观政治的广泛展开。按照凯尔纳和贝斯特的解释,“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关注日常生活的反抗政治与资本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渗透相一致,由此不能否认微观政治“同样是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所不可忽视的力量和方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如果权力在社会领域中四处弥散,如果权力已经被编织进了日常生活这张无形的大网,那么,社会冲突和反抗就不可能集中于某一处。”

与此同时,微观政治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多维度的微观权力的多态化反抗,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和避免了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特殊内涵的想象和行动。宏大叙事在当下西方社会的式微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这一式微的状况伴随着人类理想性探索的弱化。长期以来,在西方社会中,关于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遮蔽了阶级话语,抵消了对阶级冲突的理解。在资本和权力的双重压制下,处于碎片化和个体化状态的社会成员的多维度的微观权力的多态化反抗,如果不与宏观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相联系的话,那么理想永远只能在彼岸。资本主义之所以依然存在,微观政治可谓功不可没。在当下西方社会,微观政治并非反抗政治的全貌。换言之,宏观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向多维度的微观权力的多态化反抗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宏观政治为微观政治完全替代。在当下西方思想界,阶级政治的研究非但没有退场,反而备受关注。这是全球化条件下西方社会不平等问题不断发展的必然反映,与分层研究的功能论立场相比,阶级分析的冲突论立场无疑更符合当前西方社会冲突强化的现实。正如有西方学者指出的,“全球化时代的阶级政治之所以仍然是主要理论关怀点,是因为阶级斗争依然是我们无可选择和无法逃避的生存条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发表了60余篇有关阶级问题的文章。从整体来看,“告别阶级概念”还是“重新接受阶级概念”、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等问题构成了讨论的主要议题,在此基础上深化了对阶级概念、阶级结构变化、阶级意识变化的认识,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现实意义与当代适用范围,以及当代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讨论。19世纪末,美国首席执行官和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曾经是25倍,在金融危机的重创下,现在则是惊人的400倍。伴随着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全球化条件下西方国家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层出不穷。2011年美国纽约爆发了名为“占领华尔街”的民众抗议活动,波及上千美国城市,并出现了向全球蔓延的趋势。“1%反对99%”的口号表达了美国民众对金融资本贪婪无度的强烈不满。同年11月30日,英国工会联盟行动日,20多个工会组织动员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走出来反对政府削减养老金的举措。这些抗争活动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提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主张,却是全球化条件下阶级斗争在场的有力证明。

面对当代西方社会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并存的实际状况,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深化这一问题研究的关键。宏大叙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折射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切把握。马克思从未承认首先发现了“阶级”,但是马克思第一次以阶级斗争为主线论述了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阶级与政治在马克思那里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了一起。马克思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宏观视野的同时,也明确了阶级政治的基本立场,昭示了阶级政治的实践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不仅具有历史发展“直接动力”的意义,更具有社会变革“巨大杠杆”的价值。概言之,一旦离开了阶级政治,也就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无产阶级也就失去彻底解放的可能。当我们指认宏大叙事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特殊性的一面,也同时承认微观视野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理解,需要基于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统一的立场。当代西方社会现实斗争在微观权力领域的多维度、多态化的展现,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开启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阈的必要性。显然,在宏观视野的基础上开拓和强化微观视野,是深化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这一努力充分体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深化与发展。

当然,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关于微观视野的理解,不是从阶级政治向非阶级政治的转变,不仅不拒斥阶级的主体,反而以之为基础。马克思论述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在某个工厂中,甚至在某个行业中试图用罢工等等来迫使个别资本家限制工时,这是纯粹的经济运动;而强迫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等等法律的运动则是政治运动。这样,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这一论述不仅阐明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而且蕴含了微观视野与宏观视野关系的说明:两者之间不仅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更为重要的是,微观视野中的问题最终解决需要借助宏观视的分析。同时,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对于微观视野的理解,是一个整体性范畴,不是从经济斗争向文化领域和文化批判的转换。汤普森认为,“阶级斗争的本质是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但它在现实性上却是具体的文化存在,因此,必须肯定和重视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相对于经济斗争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强调发掘日常生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形式是必要的,但文化批判必须沿着阶级斗争的展开和深化的轨道,既不能局限于纯粹的话语领域,更不能以此替代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确实存在与后马克思主义严格划清界限的现实要求。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在处于危机之中的是整个社会主义概念”,“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政治虚构的最后基础”,当代政治对抗运动已不再围绕阶级来组织和展开,政治斗争的关注点必须从“生产场所”转移到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之中。把阶级与政治分离开来,告别阶级政治,告别宏大叙事,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取向。尽管后马克思主义声称自身“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势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斗争形式从19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性、性别、民族、种族等等方面的特征。”,但是从阶级政治向非阶级政治的转变,不能不说是与阶级政治的彻底断裂,必然带来对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驱除,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否定。(注释略)

(作者魏荣,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研究)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7-05-11 10: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