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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欧:关于共产主义的理念

 

翻译 王逢振

今天我想说明一种概念如何发生作用,我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理念”( the Idea of Communism) ,由于多种原因,我希望具有说服力。毫无疑问,这种建构最复杂的部分也是最一般的部分,它包括对理念是什么的解释,而不仅仅是对政治的真理的尊重( 就此而言,理念是柏拉图那种“理想”的现代版本,确切地说,是“善的理念”)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共产主义理念,我基本上暂不明确论述这种一般性。

“共产主义理念”要发生作用必须有三个基本的因素——政治的、历史的和主体的。第一是政治因素。这关系到我所说的真理,政治的真理。关于我对中国文化革命的分析( 政治的真理,如果曾经有过的话) ,英国一家报纸的评论家说——只注意我对中国历史这一插曲肯定的解释( 他显然认为那段插曲是邪恶的、血腥的灾难) ——“很容易感到通常英国经验主义中的某种傲慢,它向我们[《观察家》的读者]灌输反对纯粹抽象暴政的思想。”他所谓的傲慢的基本依据是,今天世界的主要规则是“没有任何理念的生活”。因此,为了令他满意,我一开始会说,毕竟政治真理可以用纯经验的方式来说明: 它是一种具体的、特定时间的顺序,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集体解放的思想和实践,形成存在并最终消失。 可以举一些这样的例子: 1792 年到 1794 年的法国革命; 1927 年到 1949 年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1902 年到 1917 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运动; 以及从 1965 年到 1968 年的文化大革命。说过这些之后,我这里是从形式或哲学方面谈真理的过程,自《存在与事件》以来,我一直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我很快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但当下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每一个真理的过程都规定一个真理的主体,这种主体——即使在经验上——也不能归纳为个体。

现在谈历史因素。正如政治顺序的时间框架所清晰表明的,真理的过程刻写在整个人性的生成之中,采取由空间、时间和人类学支撑的地方形式。“法国人”或“中国人”这样的名称是这种地方化经验的标志。它们清楚地表明,为什么拉扎鲁斯谈论“政治的历史模式”而不只是谈论“模式”。事实上,真理也有一个历史维度,虽然真理终归是普遍性的( 按照我在《伦理学》或《圣保罗:普世主义的基础》中所用这个术语的意思) 或永恒的( 如我在《世界的逻辑》或《第二次哲学宣言》里所用的那样) 。具体而言,我们将会看到,在特定真理( 政治的,但也是爱情的、艺术的或科学的) 内部,其承载的历史包括各不相同的真理的相互作用,因此处于整个人类时间的不同节点。具体讲,一种真理对在它之前创建的真理产生反作用。所有这一切需要真理具有跨越时间的可能性。

最后是主体因素。这里的问题是,作为纯粹的人类动物,明显不同于其他主体的个体,如何能够决定变成一种政治真理过程的组成部分。一句话,如何变成这种真理的斗士。在《世界的逻辑》里,并以一种更简单的方式在《第二次哲学宣言》里,我把这种决定说成一种融合: 个人的身体,以及它在思想、情感和潜能方面发生作用所必需的一切,诸如此类都变成另一个身体,即真理的身体的因素,亦即在一个特定世界里真理形成过程中的物质存在。正是在这个时刻,他或她才可以超越个体主义( 或动物性——它们是一回事) 确立的范围( 自私、竞争、限定……) 。就他或她可以这样做的情形看,虽然他们仍然保持原来的样子,但通过融合却可能变成了一个新的主体的活跃部分。我把这种决定、这种意愿称作主观化。说得更普通一些,主观化永远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个人根据他们的生命存在及其生活经历决定真理的所在。

我把“理念”称作这三种基本因素的抽象的总体化: 真理的过程、历史的归属和个人的主观化。这里可以立刻对理念给以正式界定: 理念是对真理过程与历史再现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主观化。就这里与我们相关的情形而言,我们会说,理念是一种可能的理解,即个体可能认为他或她对单一政治进程的参与( 他或她成为一种真理的身体)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历史的决定。由于这种理念,作为新主体的一个因素的个人认识到他或她属于历史的运动。大约有两个世纪( 从巴贝夫的“平等社区”到 20 世纪 80 年代) ,“共产主义”这个词在解放或革命的政治领域是个最重要的理念名词。一个共产主义者无疑是一个特定国家的共产党的战士。但是,一个共产党的战士也是一切人类历史发展中千百万个代理人之一。在共产主义理念的语境里,主观化把政治进程的地方归属和人类走向集体解放的庞大的象征领域联系在一起。在市场上散发广告同样等于登上了历史舞台。

因此,十分明显,“共产主义”不可能完全是一个政治名词。因为对于它支持其主观化的个人,它有效地把政治进程与它本身不同的东西联系了起来。它也不可能完全是一个历史名词。这是因为,在缺少实际政治进程的情况下( 我们将会看到,政治进程包含一种不可或缺的偶然因素) ,历史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象征。最后,它也不可能完全是一个主观的或意识形态的名词。因为主观化在政治和历史之间、在单一性和把这种单一性变成一个象征整体之间进行运作,而没有这种象征形式的物质性,它不可能取得决定的地位。“共产主义”一词具有一种理念的地位,其意思是,一旦融合发生,此后在政治主观化的内部,这个术语就表示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综合。这就是为什么最好把它理解为一种运作而不是一个概念。

共产主义的理念只存在于个体和政治进程的边界,作为那种依据对政治的历史投射进行主观化的元素。共产主义理念使个体变成政治的主体,同时又构成他或她对历史的投射。如果只是为了走向我的朋友斯拉沃热·齐泽克的那种哲学境域,我想把一般理念和特定的共产主义理念的运作,以拉康的三种主体秩序——真实的、想象的和象征的——进行形式化的阐发,也许有助于说明问题。首先,我们假定真理的过程本身是真实的,理念以这种真实为基础。其次,我们允许历史只是以象征的方式存在。实际上,它不可能出现。为了出现,属于某个世界就成为历史必须的前提。不过,作为被断言是人类发展过程的总体性,历史没有任何能够确定它所属的实际存在的世界。历史是一种根据事实构成的叙事。最后,我们承认主体化只能是想象的,它把真实投射到某种历史的象征之中,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真实本身可以被象征化。在一个给定的世界里,真实是存在的,处于非常具体的条件之下,对此我在后面会返回来论述。但是,正如拉康一再申明的,真实可能被象征化。因此真理过程的真实性不可能“真正”被投射到叙事象征的历史之中。它只能以想象的方式这样做,但这并不是说——远远不是——这样做没有用途,也不是否定的和无效的。相反,它处于理念的运作之中,个人从中找到了“作为一个主体”的构成能力。因此我们会做出下面的断言: 理念在虚构的结构里揭示出真理。就共产主义理念的具体情况而言,当它阐发的真理是一种解放的政治后果时,它会发生作用,因此我们要求“共产主义”在历史的象征秩序里揭示这种后果。换言之,共产主义理念是想象的运作,据此个人的主体化把政治真实性的片段投射到历史的象征叙事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正当地说这种理念是( 如像可能预期的那样! ) 意识形态的。

当前,至关重要的是要明白“共产主义者”不再是表明一种政治的形容词。整整一个世纪的规模和力量具有史诗性质的经验,都需要用来理解这种真实和理念之间的短路所产生的某些短语,因为这些短语都被误解了,例如“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短语试图绕过去的一种矛盾修辞。马克思主义始于黑格尔的长期影响,在这种短路中十分明显。事实上,在黑格尔看来,对政治的历史揭示并非是一种想象性的主体化,而是真实性本身。这是因为,按照他对辩证的构想,辩证的关键原则是: “真实是它自己的变化过程”,或者——与此相似——“时间是概念在那里的存在”。结果,遵循黑格尔的哲学遗产,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对革命政治后果的历史书写,或对集体解放迥异的片段的历史书写,揭示了它们的真理: 即根据历史的意义向前发展。这种潜在的真理对其历史意义的屈服,必然使我们可以以共产主义政治、共产主义政党和共产主义战士的“真理”讲话。但显而易见的是,今天我们需要避免任何这样的说明。为了对抗这种做法,我多次不得不坚持历史并不存在,以便与我的真理概念保持一致,并坚持说它们没有意义,尤其没有历史的意义。但我必须澄清这种看法。当然,不存在任何历史的真实性,因此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超验的正确,它不可能存在。世界之间的不连续性是现象的规律,因此也是存在的规律。然而,在有组织的政治行动的实际条件下,真正存在的是共产主义的理念,它是一种与知识分子主体化相联系的运作,并在个体层面上把真实的、象征的和意识形态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必须回到这种理念,使它脱离任何表语的用途。

我们必须拯救这种理念,但也必须使真实摆脱任何与它的直接融合。只有最终被奇怪地标明是共产主义的那种政治后果,才能通过共产主义的理念恢复为个人主体变化的潜力。因此我们必须以真理开始,以政治的真实性开始,以便根据其运作的三重性来说明理念: 政治的真实性,历史的象征性,以及意识形态的想象性。让我先以非常抽象的、简单的形式提出几个我常用的概念。

我把一个“事件”称之为正常的身体和语言秩序的突然中断,例如它对任何特定境遇的存在( 参照《存在与事件》或《哲学宣言》) ,或它在任何特定世界里的出现( 参照《世界的逻辑》或《第二次哲学宣言》)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事件不是境遇所隐含的可能性的实现,它也不依赖世界的超验的规律。事件是新的可能性的创造。它不仅处于客观可能性的层面,而且处于可能的可能性的层面。对此另一种说法是: 对于某种境遇或某个世界,从这种境遇的虚构性或这个世界的合法性的有限的观点看,事件为本不可能实现的可能性铺平道路。如果我们这里记着拉康所说的真实等于不可能,那么事件固有的真实方面立刻会显现出来。我们也可以说,事件是真实作为其未来可能性的显现。

我把一个“国家”或“境遇的状态”称作强制的体系,它限制多种可能的可能性。由于相同的原因,我们会说,在一个特定的境遇里,根据对可能事物的正式规定来看,国家规定那种境遇特有的不可能性。国家永远是对可能性的限制,而事件是无限的。例如,关于政治可能性,今天的国家包括什么呢? 是的,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宪制政府,关于财产和继承的法律( 在司法意义上) ,军队,警察……。通过所有这些体系,所有这些机制,当然也包括阿尔都塞所说的那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些可以通过它们的一个共同目的( 即防止共产主义理念表明某种可能性) 加以限定——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如何经常以强制的方式组织和保持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区分。很明显,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事件只能在国家力量减少的程度上发生。

我把“真理过程”或“真理”称之为一种在特定境遇( 或世界) 里正在对事件后果进行组织的活动。人们立刻会注意到,一种基本的偶然性,事件起因的偶然性,参与到真理之中。我把“事实”称之为国家存在的后果。人们会注意到,内在的需要总是在国家一边。因此非常明显的是,真理不可能完全由事实构成。真理中的非事实因素是其导向的作用,这种情况被称作主观性。我们还会说,真理的物质“身体”,就其受主观导向而言,是一种特殊的“身体”。如果大胆使用一个宗教的隐喻,我会说,真理的身体由于涉及在其自身内部不可能归纳为事实,所以它可以被称作光荣的身体。关于这个身体,由于它属于政治里新的集体主体,属于由大量个体构成的一种组织,我们会说它分享政治真理的创造。就世界上的国家而言,我们会谈到历史的事实。由历史事实构成的历史本身,决不会被从国家的权力中削减。历史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光荣的。应该说,历史是国家的历史。

于是,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我们的主题: 共产主义理念。对个人而言,如果一种理念是主观的运作,由此一种具体真实的真理以想象的方式被投射到象征的历史运动之中,那么我们可以说一种理念呈现的真理就像是一种事实。换句话说,理念以真理的真实性的象征呈现某些事实。这就是共产主义理念如何使革命的政治及其政党刻写在历史意义的再现之中,而它的必然结果则是共产主义。或者,它如何变得能够谈论“社会主义的祖国”,即等于通过扩大权力把对可能性——明显脆弱——的创造象征化。理念是在真实与象征之间进行调解的运作,它总是为个体呈现某种处于事件与事实之间的东西。这就是关于共产主义理念真正地位的无休止的争论,为什么不可能解决的原因。按照康德对理念一词的用法,是否规定性的理念没有实际的效果,但能够为我们的理解设定适当的目标? 或者,是否它是一个必须通过新的后革命的国家对世界的行动在时间中实现的日程? 是否它是一个乌托邦,一个也许极其危险甚至罪恶的乌托邦? 或者,它是历史上理性的名称?

这类争论永远不会结束,其明显的原因是,对理念的主观运作并非那么简单,而是非常复杂的。它包含作为其实质条件的解放政治的后果,但它预设一系列适合象征化的历史事实的安排。它不要求事件以及它组织的政治后果可以归结为事实,因为这等于使真理的过程服从于国家的法律。但它也不要求事实不适合任何历史书写记录真理的明显特征( 这句话的修辞是拉康式的文字游戏) 。在真理形成过程中,理念是对一切难以捉摸的、不稳定的、短暂的事物的历史定位。但如果它承认这种偶然的、难以捉摸的、不稳定的、短暂的维度,那么它只能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理念有责任回答“正确的理念来自哪里?”的问题,按照毛泽东的做法,“正确的理念”( 指在某个境遇里构成真理的道路) 来自实践。很明显,“实践”应该理解为真实性的唯物主义名字。因此可以恰当地说,象征历史上正确( 政治) 理念的“真正”形成过程的理念,即共产主义理念,归根到底来自于实践的理念( 来自于真实的经验) ,然而又不能归纳为实践。这是因为,它不是关于存在的方案,而是对发生作用的真理的揭示。

所有前面的叙述表明并在一定程度上确证,为什么最终可能走向极端,揭示解放政治的真理被它们的对立面遮蔽,就是说,被国家遮蔽。既然它是真理过程和历史事实之间的一个( 想象的) 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为什么对于把这种关系推向它的极限犹豫不决? 为什么不说它是事件和国家之间的一个关系问题?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最著名著作的标题。在这本著作里,国家与事件确实至关重要。然而,在这一点上,列宁遵循马克思,而谨慎地说,革命成功之后,国家将不得不成为逐渐消失的国家,成为过渡到无国家的组织者。因此我们这样说: 共产主义理念可以把一种真正的政治,在削减国家权力的情况下,投射到“另一个国家”的修辞之中,条件是权力的削减在于这种主观化的运作之内,表明“另一个国家”也被削减国家的权力,削减它自身的权力,其实质是逐渐消亡的国家。

在这种语境里,必然会考虑和支持各种政治中一些专用名字的重要性。确实,它们的重要性既引人注目又自相矛盾。一方面,解放的政治其实本质是无名大众的政治; 它是没有名字的那些人的胜利,是那些国家极不重视的人的胜利。另一方面,它一直通过专用名字加以区分,这些名字在历史上限定它,再现它,而且比对其他类型的政治更有力量。为什么有这么一长串专用名字? 为什么有这种光荣的革命英雄的殿堂? 为什么有斯巴达克斯、托马斯、罗伯斯庇尔、杜桑 卢维图尔、布朗基、马克思、列宁、洛萨·卢森堡、毛泽东、切·格瓦拉,以及其他许多名字呢? 其原因是,所有这些名字——在个体的掩饰下,在完全是单一性的身体和思想的掩饰下——历史地象征着一个时期珍贵的、作为真理的政治后果的作用网。真理躯体的难以捉摸的形式主义,在这里很容易读作经验主义的存在。在这些名字里,普通的个人发现了光辉的、与众不同的个人,觉得他们是对他或她自己个体性的调解,可以证明他或她能够扩展个体性的局限。无名的千百万勇士、反叛者、战斗者的行动,虽然本身无法再现,但却被联合起来,在专用名字简单有力的象征里被看作一个整体。因此,专用名字包含在理念的运作当中,我前面刚刚提到的那些名字,都是共产主义理念在其不同阶段的构成因素。所以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谴责,确切地说是针对斯大林的,是使人误入歧途的做法,在民主的幌子下,它预示了共产主义理念的衰落,我们在后来几十年也看到了这点。事实上,赫鲁晓夫是在维护曾经领导斯大林主义国家的那个群体,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并没有触及任何要害,当谈到斯大林时期实施的恐怖时,他只是对专用名字在政治主观化中的作用进行了抽象的批判。结果他自己为后来十年出现的反革命人文主义的“新哲学家”铺平了道路,由此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教训:即使反思的政治行动可能需要清除某个特定专用名字的象征作用,这种作用本身也不可能被完全取消。因为理念——特别是共产主义理念,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大多数——需要这种限定的专用名字。

让我们尽可能简单地做个概括。真理是政治的真实性。历史是个象征的地方,即使作为保留专用名字的所在也是如此。共产主义理念的意识形态运作,是把政治的真实性以想象的方式投射到象征性的历史虚构之中,包括在它的掩饰下通过一个专用名字对无数大众的行动的再现。这种理念的作用就是要支持个人融入真理过程的训练,使个人有权以他或她自己的眼光,超越只是残存的国家主义的限制,从而变成真理身体的组成部分,或者可以进行主观化的身体。

现在我们要问: 为什么必须诉诸这种模糊的运作? 为什么事件及其后果也不得不在事实的掩饰下——常常是粗暴的——伴随着不同的“个人崇拜”被揭示出来? 对解放政治的这种历史挪用的原因是什么?

最简单的原因是: 普通的历史,个人生活的历史,被限制在国家的范围之内。一个生命的历史,既不能决定也不能选择,本身是国家历史的一个部分,其传统的参与方式是家庭、工作、故乡、财产、宗教、习俗,等等。对不同于上面所有这些的那种英勇但属于个人的特殊规划——作为真理的过程——其目的也在于与其他每个人分享; 它不仅想表明自身是个例外,而且还表明此后每个人都可能实现这种特殊的规划。这是理念的作用之一: 把例外投射到普通个人的生活之中,填充只以一定程度的特殊性存在的东西; 说服自己周围最近的人——丈夫或妻子,邻居或朋友,以及同事——相信,真理在形成过程中这种奇异的例外也是存在的,我们不是注定要生活在受国家限制的规划之中。当然,归根结底,只有真理过程中原始的或战斗的经验,才会迫使这个人或那个人进入真理的身体。但是,使他或她到达这种存在的地方就是要发现理念的介入——使他或她成为真理之重要事物的观察者,因此也是部分的参与者——共享理念,这几乎总是需要的。共产主义理念( 无论它被赋予什么其他名字都无关紧要: 没有理念可以由它的名字限定) 能够以不成熟的国家语言谈论真理的过程,因此根据各种力量的情况国家规定一个时期内什么可以改变或不可以改变。这样看,最平常的行动就是使人参加一个真正的政治集会,远离他们的家,远离他们事先确定的、存在的参照系,例如在一家来自马里的工人的旅店里,或者在一家工厂门口。一旦他们来到政治活动发生的地方,他们就会决定是参加进去还是撤退。但为了使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理念——有两个世纪,或许自柏拉图以降,一直是共产主义理念——一定已经改变了他们在再现、历史和国家中的秩序。象征必然以想象的方式支持从真实的创造性逃避。寓言的事实必然使真理的脆弱性意识形态化和历史化。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四个工人和一个学生所进行的平常而重要的讨论,必然被暂时扩大到共产主义的某些方面,于是它既是本来的样子,又是即将成为的样子,亦即局部真理构成的某个时刻。通过象征的扩展,一定可以看到“正确的理念”来自这种实际上看不见的实践。这一在偏僻郊区的五人集会,在对其危险的真正表达中一定是永恒的。所以真实必须在虚构里加以揭示。

第二个原因是,每一个事件都是令人惊讶的。假如不是这样,那就意味着它是可以预见的一个事实,因此会被写进国家的历史,而这是相互矛盾的。这个问题可以用下面的方式表示: 我们怎么能使自己为这种惊讶做好准备? 这一次问题确实存在,即使我们当前已经是过去事件造就的斗士,即使我们被纳入到某个真理的身体。承认了这点,我们就是在调配新的可能性。但是,即将发生的事件会把当下仍然不可能的东西——甚至我们也觉得不可能——变成某种可能。为了能够预见——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或思想上——新的可能性的创造,我们必须拥有一种理念。理念当然包含新的可能性,我们作为它的战士的真理过程已经表明了这种可能性,它们是真正的可能性,但理念也包含其他可能性的形式的可能性,我们尚未对此有什么怀疑。理念总是断言新的真理可能历史地出现。既然强使不可能成为可能通过削减国家的权力实现,那么可以说,理念会断言这种削减过程是无限的。形式上总有可能的是,国家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划分的界线可以再次转换,不论它以前的转换多么彻底——包括当前我们作为战士参与其中的转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共产主义理念的内容之一是国家的逐渐消亡,虽然在任何政治行动中它一定是个明确的原则,但它也是一个永恒的任务,因为创造新的政治真理总是会改变国家主义的( 因而也是历史的) 事实与事件的持久后果之间的分界线。

考虑到这点,现在我将通过转向共产主义理念的当代影响来结束。按照当前对共产主义理念的评价,这个词的功能不再是描述性的形容词,如在“共产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权”里那样。政党的形式,例如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不再适合为这一理念提供真正的支持。此外,在 20 世纪 60年代和 70 年代的两次重大事件中,这个问题第一次发现了否定的表达。这两次事件分别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 1968 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后来,对新的政治形式——全都属于没有政党的政治群体——也进行了试验并仍在进行试验。但总而言之,现代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国家形式——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是它的基石——可以吹嘘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再无对手。近 30 年来,“共产主义”一词要么被完全遗忘,要么实际上等同于罪恶的事业。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主体的境遇到处都变得缺少凝聚力。没有理念,广大群众必然陷于混乱。然而,有许多迹象表明,这一反动时期即将结束。历史的悖论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更接近 19世纪上半叶探讨过的问题,而不是从 20 世纪继承下来的问题,正如在大约 1840 年那样,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纯属愤世嫉俗的资本主义,可以肯定,这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组织的唯一可能的选择。到处隐蔽的情况是,穷人应该为他们的困境负责,非洲落后,未来属于西方世界“文明的”资产阶级,或者属于选择遵循相同道路人,例如日本。今天,与那时的情形正好相似,甚至在富裕国家也可以找到广泛的极端贫穷的地区。不仅在社会阶级而且在国家之间,存在着可怕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状况。在第三世界的农民、失业者以及所谓发达国家的贫穷工人与“西方的”中产阶级之间,主体的政治鸿沟并未消除,他们所受的教育是一种处于憎恨边缘的冷漠。正如当前的经济危机及其独特的口号“拯救银行”清楚地证明的,政治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只是资本主义的代理。革命发生了分裂,组织涣散,广大工人阶级青年成为虚无主义的绝望的牺牲品,而大多数知识分子奴性十足,缺乏独立精神。与所有这些明显相对的是,虽然像马克思和他的朋友在 1848 年发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那样孤立,但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在贫穷的工人大众当中正发展新型的政治进步组织,并努力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支持在现实中重新出现的不同形式的共产主义理念。正如在 19 世纪初期,共产主义理念的胜利一直延伸到整个 20世纪。最重要的是它的存在以及它被阐发的方式。首先,为共产主义假设提供一种有力的主体性存在,是我们今天要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完成的任务。我坚持认为,这是一项令人激动的任务。通过把知识构成( 总是全球性的、普遍性的) 与真理片段( 地方性的和单一性的,然而可以普遍传播) 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在个人的意识里复活共产主义假设,甚至复活共产主义理念。我们可以开创这种理念存在的第三个新纪元。我们可以做,所以我们必须做!(注释略

( A 巴迪欧: 法国著名哲学家,法国巴黎高师哲学系主任、教授,文章选自《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 A Pendakisetcedt Contemporary Marxist Theory A eader Bloomsbury Academic2014 ,已获该书编者授权。译者王逢振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6 年第 6

发布时间:2017-05-11 10: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