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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辰 高晓溪:空间批判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的逻辑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后现代话语的普遍介入不仅泛化了批判理论的谱系,也敞开了左翼激进思潮的多样性可能,其中,“空间转向”通过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结合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建构了新的解放政治学。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开始于列斐伏尔、福柯,经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哈维和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发扬光大。本文主要论述列斐伏尔和哈维的理论建构以及他们的解放政治学,并剖析其理论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

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而言,一方面存在着以文化价值批判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哲学的转向,另一方面则出现了由时间到空间的话语转换,这一转折开始于阿尔都塞,最终成型于列斐伏尔空间化的本体论重构。文化哲学的转向使得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历史、主体为原则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解读。阿尔都塞则明确反对这种历史主义的解读方式,强调马克思辩证法的结构性逻辑,这使得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阐释,代替了以历史、主体为原则的阐释框架,尤其是在多元决定论、结构因果性以及偶然唯物论的概念诠释层面,其鲜明的结构主义方法论不仅挖掘了法国启蒙思想资源中的社会结构理论,而且也奠定了被索亚称之为空间化之“前奏曲”(参见索亚,第63 ) 的方法论前提。列斐伏尔融合了全球化、都市分析以及日常生活的理论创造,直接引发了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之后现代境遇即“空间性”的视野中,我们既不能视空间为超乎身体感官并呈现为外部认知世界的一般性原理,也不能构想一种主体朝向世界及诸对象的观看方式本身,而是应赋予空间以社会生产的历史性结果及其本体论前提的双重角色。

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眼中的“生产”是将新的时空秩序加诸生产的社会关系,从而使其合理性首要地呈现为产品的生产组织形式,“空间”因此成为了能够与碎片化的日常生活相对抗的社会性中介。换言之,空间拓殖意味着生产关系的渗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日常表象及其物化意识已直接导致了抵抗意识的消弭,但马克思的《资本论》却只是“从交换价值和社会劳动,进而讲到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基于剩余价值学说( 未完成的) 关于生产的理论” ( Lefebvre2009p. 211) ,而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现自己有能力淡化自己一个世纪以来的种种内部矛盾的手段: 占有空间并生产空间”( Lefebvre1976p. 70) 。因此,列斐伏尔的符号拜物教批判指的是“生活世界”的殖民现象,但不同于鲍德里亚的知识恐怖主义的叙事风格,前者空间化的总体性辩证想象实际上是以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为核心的历史现象学还原,其所引申的空间生产的辩证法也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之于当代的意义合法性。但显然,列斐伏尔关注的是社会空间的生产,即被赋予了异质性面貌并能够纳入到生产和分工领域的实践活动本身,而非前康德意义上的先验空间或非批判哲学意义上的静力学空间,列斐伏尔指出,“生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存在,或者说是一种空间存在; 它们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在其中打上烙印,与此同时它们本身又生产着空间”。( Lefebvre1991p. 129) 列斐伏尔进一步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界,依据空间涉及的领域不同作出了区分。具体而言,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空间所涉及的“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领域多指一般性的生物-心理层面,而资本主义时期的空间则滋生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维度,即空间作为一种社会机体开始了社会关系的生产、存在与传承的表征,换言之,如果不变革空间性的社会机体,社会关系的更迭也只能陷入纯粹的抽象。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语境中,空间具体而微地展现了一个政治性的意识形态隐喻,一种发生在社会活动与空间、地理环境诸方面的、生产的经济方式同文化想象之间的过程辩证法。列斐伏尔认为,“统治阶级把空间当成了一种工具来使用,用作实现多个目标的工具; 分散工人阶级,把他们重新分配到指定的地点,组织各种各样的流动,让这些流动服从制度规章,让空间服从权力,控制空间,通过技术来管理整个社会,使其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勒菲弗,第9 ) 这种支配性的权力运作通过自我指涉的符号体系催生了一种空间性的社会存在: 作为社会关系重组的实践性过程,空间既不具象某种抽象权力体系,也不象征某种支配性的先验结构,而是呈现为一系列动态、异质性的过程集合,它由经验性的地理学范畴跃升为资本符号拜物教的核心理论资源,并通过感性的身体及其经验所凝结的辩证的反思瞬间推动着当代激进左翼的持续勃兴。

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尔将身体作为“空间生产”的开端,这里的身体并非派生于意识哲学的抽象实体,而是柔软、流动、可变的能量集合体,身体正是以这种能量的形式贯穿于空间生产的历史。在列斐伏尔看来,“掌控着能量的身体或生命体,创造或生产了它自己的空间; 反过来,空间的法则,即在空间中发生区分的法则,也控制着生命体对其能量的布展”。( Lefebvre1991p. 170) 但资本的拜物教逻辑却将身体剥离于上述历史进程。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生产同资本的拜物教统治须臾未曾分离,后者将主体的感性本质异化为宗教性的超感之物,并以虚幻的象征性关系取代了真实的生产关系,人们随之愈发依赖于异化消费来弥补单调乏味且缺乏创造力的劳动,它填补的只是躁动着欲望的媚俗心理,却将自由的指针通过能指符号的肆意编码转向了异化、欺骗与压抑。列斐伏尔指出,“因为空间带有消费主义的特征,所以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 如个人主义、商品化等) 的形式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 ibidp. 86) 应当看到,资本柔性的管理体制并不是要将特定的空间偶像化,而是要把整个空间体系符号化,将直接性的物质利益操纵替换为欲望的殖民,用具有身份建构和层次区分效用的消费符号僭越具体的使用价值本身。

实际上,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旨在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开启的后现代理路中探寻一条符号学层面的差异生成机制。在他看来,“日常生活”“都市”“重复与差异”“空间生产”是一些近似的问题,“其母体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法理论”。( Lefebvre1976p. 7) 但不论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包括阿尔都塞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的层面探索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他们要么囿于既有的制度框架功能主义地再现社会现实,要么非辩证地看待某些支配性的社会策略,而问题本身仍被悬置。列斐伏尔空间化的辩证认识论想象,不仅重新整合了现代社会各具独立性外观的若干社会子系统,而且凸显了都市空间之于日常生活的总体性意义,即让“日常生活变成其中的每个公民与共同体各显其能的创造( 诗化的而非实践的) 活动”。( Lefebvre1994p. 135) 但也应看到,对空间的过度诠释以及尼采主义的不当诉求足以让他陷入后现代的审美救赎,特别反映在理论结局层面,即列斐伏尔希冀的是融合了空间性的体验、感知与想象在内的三重辩证认识论想象,一种由空间化了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外化而成并蕴含着集体行动逻辑的诗性乌托邦。

列斐伏尔后期的空间转向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新变化,空间生产的提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持存缘由,也具体而微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某些必要环节。如果说列斐伏尔仅在结论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幸存的根源,那么哈维则从空间生产的运作逻辑入手,揭示了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与空间有限性的矛盾,并以历史- 地理唯物主义话语建构了一种激进的地理学政治。值得注意的是,哈维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理路,将社会再生产的物质过程定位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上,从资本积累的过程出发来分析资本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进而揭示了空间剥削背后的阶级根源,并得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解放工人阶级的最终结论。总体而言,哈维的历史- 地理唯物主义理论试图将时间与空间整合为总体性的解释框架,并在坚持时空之客观性的基础上将社会性的空间建构理解为权力的再生产过程,并对其展开一种历史- 地理的景观化的现象学还原。用哈维的话说,即“每个社会形构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 哈维,2003 年,第377 ) 换言之,空间的诠释不能剥离于具体的生产过程,因为空间并非一个孤立、僵死且非辩证的知识性容器,而是一种由具体的社会内容决定的社会进程的系统化表达,它跟随嬗变的生产方式展现出不同的历史风貌。资本主义也不例外,哈维用七个彼此关联且相互缠绕的领域概括出主导资本空间生产的运行逻辑,包括“技术和组织形式、社会关系、制度和行政框架、生产与劳动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日常生活和人类的再生产,以及人类对世界的感知”。( 哈维,2011 年,第123 )

表面上看,技术革新对空间的具体样态具有直接影响,例如,交通运输以及通讯方式的革新带来了被哈维称为“时空压缩”的全新体验。显然,时空压缩概念的引入并非旨在描述主体的主观感受及其内心世界,而是要将这种后现代的时空体验作为描述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变迁以及积累体制转型的中介环节,从而澄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特征及其存续动力。它正是伴随着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而出现的,在哈维看来,它“只是在分裂和混乱的变化潮流中游泳,甚至颠簸,似乎那就是存在的一切”。( 哈维,2002 年,第58 ) 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宏大的元叙事或元语言,将全部的体验浓缩为一系列纯粹且毫无关联的“现在”,并解构了一切事物的历时性秩序。时空压缩即表征了这样一种实然的过程: 时间与空间的一切客观品质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缩小, 这种“现在即为全部”的时空体验也必然在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中引发诸多反响,但哈维关注的是隐藏在主观感受背后的资本推力,换言之,我们必须从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出发来理解资本全部的空间过程。按照哈维的理解,资本主义必然生产大量的建成环境来维持资本的快速周转,这不仅展现了其地理学家的理论底色,也构成了资本积累必然导致资本过度积累危机之判断的新的回应。

哈维借鉴了马克思的有关理论提出了资本的三级循环理论。具体而言,哈维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工业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称为第一循环,在该环节中,单个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或延长劳动时间的方式追求超额利润,但无序的自由竞争往往滋生个体资本同整个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和过度积累的危机,即马克思揭示的“第一级危机理论”。但在哈维看来,前者并没有发现资本实际上已经通过“时间修复”将过剩资本消化于次级循环,即通过固定资本投资推迟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而资本对人造环境的生产性投资便是次级循环。在该循环中,由于时间上的推迟,过度积累的资本从满足当前的需要转移到探索未来的用途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过度积累的危机,但从长远来看,危机不仅没有消除反而会由于次级循环中的资本膨胀影响城市的建成环境。因此,资本不得不再次找寻安置过剩资本的场所以缓解固定资本的贬值危机,这便是被哈维称为科学技术研究以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相关支出的“第三级循环”。可见,资本对投资领域的转换依然采取“时间修复”的策略,但对于第三级循环的投资同样会因为生产性投资机会的枯竭而导致过度积累的危机,此时唯有资本通过“空间修复”方可维系自身的剥削性统治。

如果说“时空压缩”是资本运动的基本法则,“时间-空间压缩”是维系资本统治的主要手段, 那么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则构成了两者的具体机制和表现。在哈维看来,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是全球性的资本权力布展与地方性空间生产之间矛盾的产物,但其并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独有的,资本权力场域只是在结构性地强化了由于资源禀赋以及社会分工等导致的地理差异的基础上,将其重新变成具有剥夺性积累特征的新的不平衡性。具体而言,哈维在地方性的城市空间生产以及全球化的资本权力布展两个层面探讨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哈维将资本积累作为城市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因,城市的形成意味着建立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但这种建成环境在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和服务消费的同时,也束缚了资本积累的过程,因为沉淀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本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包含其中的交换价值转化为真实的物质财富。因此,当资本处于某一时段的利润诉求生产出特定的地理景观后,必然会在未来时段的贬值危机中寻求新的投机环境。但我们不能仅仅从资本积累和空间重组的层面来理解城市构型,它毕竟是身体的栖居之所,是人类身体的想象、欲望以及权力汇集之所,作为一种连接主体间差异性生活的空间关系网络,城市构型同道德秩序具有内在的时空共与性,但资本对空间生产的僭越剥夺了感性本质之于主体生存空间的灌注,冰冷的建成环境将城市主体嵌套于资本积累的宏观过程,充斥着阶级冲突、政治骚动与生态问题的城市空间隐藏着巨大且无形的道德鸿沟。

资本对全新的积累中心的诉求超出了地方性的时空节点。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是资本空间生产的逻辑必然。哈维将全球化理解为一个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过程,这种尺度的转换固然同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有关,但就理论逻辑而言,实际上是对第二国际以来所探讨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不平衡发展问题的再反思。我们在卢森堡、弗兰克、阿明、沃勒斯坦等人的理论中都看到了哈维的身影,只不过后者的出发点是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曾指出: “帝国主义的特征在于通过开拓非均衡性地理环境,并利用空间交换所必然产生的,我称之为‘非对称性’的关系来进行资本积累。”( 哈维,2009 年,第28 ) 所谓“非对称性”积累即剥夺性资本积累,这也是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中着力渲染的概念。在他看来,剥夺性积累作为当前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同原始积累具有同质性,即“任何社会形态或地域被拉入或者将自己融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都必须在原始积累的法则之下,经受马克思描述的那种广泛的结构、制度和法制上的改变”。( 同上,第124 ) 不同的是,剥夺性积累摘下了原始积累的血腥面具,中心地带国家对边缘地带国家的剥夺也实现了合法化、常态化与文明化,也就是说,资本的空间扩张始终是渗透着同质性( 全球性资本权力场域) 与断裂性( 凝结性中心和耗散性边缘共存) 的双重逻辑的历史进程。

我们要面对的真正问题,是如何摆脱以地方为囿的斗争,并在超越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特殊形式中使战斗的力量获得统一的方向,即“在理论和政治实践中,社会主义运动不许想法设法使易变的不平衡发展空间与当前资本主义阶段一样具有充足的灵活性”。( 哈维,2010 年,第493 ) 应当说, 在解放政治的规划层面,哈维明显受到了列斐伏尔的影响,即认同“社会主义的空间将会是一个差异的空间( a space of difference) ”。( 列斐伏尔,第55 ) 在哈维看来,差异不仅在结果层面反映着不同规模的阶级行动获得一致性的过程,同样也构造着这种一致性的过程本身,即它在为不同空间尺度中的阶级联合设置障碍的同时,也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地形学隐喻。因此,“需要把不断变化的规模和地理差异的生产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各种规模内外的差异、交互作用和关系”。( 哈维,2006 年,第75 ) 可见,不同于列斐伏尔之艺术审美化的理论结局,一种可操作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是哈维最终的理论诉求,尤其是在左翼激进势力持续衰退、无产阶级内部分化与竞争不断加剧的当前,哈维鲜明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形象则更显可贵。但他满足于观察空间化的资本逻辑所获取的自我调节能力,对不平衡的资本空间生产以及冲突性的地理学景观所隐现的社会关系悖论也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至于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理论资源的更新还是一种解放性政治话语的再挖掘,就更值得商榷了。

“空间”是实践活动的展开前提,但可利用的规律性阐释却以时间性的单向度求解模糊了历史嬗变的空间图景,以至于历史性的哲学演绎支配了自康德以降的批判理论的问题谱系。直到马克思那里,客观化的时间安排仍然是对抗资本物化逻辑的有效武器。较之而言,空间的隐而不彰则在被指认为“理论空场”的同时,敞开了左翼学者重返激进丛林的思想契机: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元哲学规划、福柯“空间化”的霸权解构以及哈维“历史- 地理唯物主义”等均以此跃升为后现代地理学政治的关键范畴。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有反历史性的结构主义背景,空间的谱系追踪却往往以“理论变迁”的断裂性视角游离于批判逻辑的总体性考察,不但遮蔽了自身的话语归属,也使得沉湎于后结构主义的空间理论剥离了唯物史观的叙事理路。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优势在马克思的时代已蜕变为空间化的意识形态统治,这种时刻“在场”的辩护在消解了传统左派理论家赖以维继的历史判决的同时,也充分挖掘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对于解放政治的策略影响。由此一来,唯物史观的“历时性偏好”与其说是黑格尔实体主义历史观的重申,倒不如说是剥削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资本地理学扩张的过程性统摄。马克思曾明确指出: “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下,第33 ) 显然,本体论层面的“自然空间”与生存论、价值论层面的“社会空间”构成了马克思空间批判的二重视域。

空间表征了事物的广延性,既可视为物质存续的具体样式,也可理解为内涵的特定属性。在本体论层面,实体性的空间范畴奠定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前提,但马克思并未拘泥于前者抽象的参照性内涵,而是在方法论层面构建了感性的实践空间观。早在《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已排除了本体世界的空间界划,并通过“感性知觉”扬弃了黑格尔形而上学的空间规定性,经过“感性”中介的空间不仅避免了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延续到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实体性的空间观因袭,也在本体论层面敞开了时空客观性的生存论视野,从而为世界历史的多维考察、资本的权力布展以及地理不平衡趋势预置了革命性的空间隐喻。可以说,从《博士论文》开始,空间就并列为历史性叙事的共同在场,这既是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逻辑使然,也是整个哲学方法论变革的理论印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表述或许更为直白: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55 ) 也就是说,黑格尔之于自我意识外化的止步,恰好构成了马克思扬弃近代知识论哲学的起点,而费尔巴哈之于感性主体的唯灵论的抽象标画,则敞开为新的感性存在论的触发契机。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青年马克思基于感性活动的哲学界划。因为在国民经济学着眼于财富积累的地方,马克思看到的是“生命的生产”与“直接生活的生产”; 在费尔巴哈之“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那里,马克思抓住的是客观世界如何历史地呈现为感性的自然空间并实践地表征为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过程。这一贯穿着“回归日常生活”之方法论原则的空间规定性,也在历史本体层面上呈现了新的解放性维度。

马克思主要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资本空间生产机制,即“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 同上,第390 ) 如果说“范围”的拓展还只是基于分工细密化的资本横向转移,那么“地点”的创造则是由空间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伦理所再现的实体性权力关系。马克思认为,“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 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 ,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第358 ) 这既是资本主义城市的起点,也是一个商品宰制、自律且相互指涉的物化空间的开始。膨胀的消费欲望不仅消解了主体间的交往本质,也使得感性的生存空间断裂为异己的人格化财产,人们所欲求的不再是空间的使用价值,而是具有身份建构与层次区分作用的象征性符号,资本逻辑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空间拜物教体验中变换着既有的统治策略,而“空间”也从再现性的社会结构静观蜕变为拓殖权力场域的生产过程本身,不仅泛化了资本的意识形态统治,也展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激进的地理学特质。在地方性层面,崛起的都市空间杂糅了复杂的城市现代性,使得关涉家园意识培育、日常交往实践以及主体性生成的“城市化”进程被僭越的物化逻辑降格为权力场域的拓殖手段,即当“空间”剥离了主体直观自身的能动的本质外化时,其便在资本强势的生产主义伦理中获取了生产关系的支持性内涵,以至于城乡的快速迁转、嬗变的城市格局,甚至具体的建筑形态等都会成为资本权力维系的空间手段; 与此同时,资本也不会局限于特定的地理尺度,其刚性的利润诉求必然引发全球性的空间生产,但该过程并非不同国家与地区间的利益均沾,而是嵌套着“中心- 边缘”的差异性地理学生产,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及交换体系不仅历史性地呈现出资本的现代性面孔,也空间性地折射出资本的剥削本质,二者的合辙、互相指涉与互相表征共同构成了马克思解放政治理论的时空维度。

马克思曾指出: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87 ) 言外之意,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时间- 空间辩证法的逻辑必然。或许马克思过于凸显了“历史性”的叙事选择,但这毕竟是为了揭露对“时间”更为敏感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本性以及打碎资本试图超越“历史”的意识形态幻象的理性选择; 退一步讲,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扩张还不足以构成全球性的霸权话语,故强调更多的是依附于时间逻辑的消极空间。但若是仅仅局限于此,倒是承认了后现代地理学政治的叙事前提,即“社会行为的空间偶然性主要被简化为拜物教化和虚妄的意识,从马克思那里从未得到过一种有效的唯物主义阐释”。( 索亚,第192 ) 这里暂不涉及“空间本体论”的评价问题,只是从解放政治的理论层面给出马克思的一个积极的空间规划,即经由物化时间的扬弃而通达的“自由王国”,不仅展现了“空间”之于目的本身的话语反转,也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特质,即“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第532 ) 可见,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论证作为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之基础的时间性逻辑,毋宁说,他的旨趣是空间的。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能够走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苑囿,并揭示出现代性的资本空间生产及其内在悖论。这股强势的话语势能虽然在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有所压抑,但并没有陷入停滞,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点,无论是阅读《资本论》的阿尔都塞、还是强调历史辩证法的空间化的列斐伏尔、亦或是主张历史- 地理唯物主义的哈维,其话语都是不可想象的。

总体而言,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的激进思潮已在事实层面走向衰微,但肇始于法国左翼理论界的“空间转向”却支撑着激进理论的勃兴。这种元理论层面的话语更新重申了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资源,并通过多学科的视域融合勾勒出一幅激进的空间理论图景。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国际和苏俄的马克思主义纠缠于自身的科学性问题,不仅将历史性的解放话语降贬为资本的命运裁决,也把能够与资本物化逻辑相对抗的客观性时间狭隘化为一种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表达的一种因无产阶级的空缺而呈现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焦虑,则形成了一条融汇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以及哲学人类学的稳定的文化批判理路。作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列斐伏尔,其鲜明的反本质主义的、以差异性为诉求的空间本体论与空间认识论以及去中心化的解放政治规划等,均体现了上述背景。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则视文化为资本主义的总体现象,他们基于后现代的理论视角,关注消费文化、地方性、符号、身体以及意识形态,作为代表人物的哈维构建的历史- 地理唯物主义即凸显了这种理论底色。不论具体的话语呈现如何,围绕马克思主义构建的解放政治理论始终焕发着现实的解释力与指导力; 而马克思本人在“空间转向”思潮中也并未失语,虽然历史唯物主义萌芽于资本主义尚未繁盛的19 世纪的欧洲,但其对资本的一般洞悉却预见了资本诸多的可能性过程与环节,并能够使后来者的批判话语集结为一种能够对抗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谱系图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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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哲学研究》2016年第11

发布时间:2017-02-28 23: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