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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与时间

 

 

资本运动是一个螺旋上升过程

  我今天要谈是资本运动的空间与时间问题。首先我来谈谈资本,根据马克思的定义,资本是处于运动中的价值,而价值又是由投入到商品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资本的运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生产、实现、分配和价值增殖。

  第一个阶段是生产。在生产过程中,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由劳动力作用于生产资料而形成商品。这是《资本论》第一卷讨论的主要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价值实现——通过把商品销售出去,价值转化为货币。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认为价值实现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第二卷中,他考察了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人们对一个商品没有消费欲望和需求,或者没有足够的货币来购买这个商品,那它的价值就无法实现。因此,价值既取决于生产,又取决于实现;要理解价值,就要理解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就要阅读《资本论》第二卷。问题是很多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读第二卷,因为它比较枯燥。但如果不读第二卷的话,我们就不能理解马克思在做什么。

  第三个阶段是分配。在市场上实现的货币会通过多种政治权力结构进行分配,一部分成为工人的工资,一部分成为资本家的利润,一部分成为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等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一卷很难懂,因为它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而且比较混乱。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中有一个奇怪的缺失,即他从来没有讨论过税收问题,没有讨论过一些价值如何通过税收的形式流向国家。他批评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税收理论,却没有提出自己的理论。我提出这一点是因为它很重要。

  第四个阶段是价值增殖。当货币进入到不同的人群手里之后,这些人处理货币的方式是不同的——工人用它来购买维持生计的商品;富裕的商人不仅购买生活必需品,还购买奢侈品;剩下的货币则会继续移动,进入到再生产过程中。在再生产过程中,银行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把不同人手里的剩余货币集中起来,再通过不同渠道将这些货币重新投入生产领域。

  马克思所说的这四个阶段是一个循环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资本可以得到无限的再生产。这与其说是一个圆周运动,不如说是一个螺旋上升运动。在英语中有“螺旋失控”(spiraloutofcontrol)这样的说法,黑格尔也区分过“善的无限性”(thegoodinfinity)和“恶的无限性”(thebadinfinity),其中,“善的无限性”是一种圆周运动,它可以无限循环下去而不会失控;“恶的无限性”则是一种螺旋上升运动,它最终会失控。马克思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在他看来,资本的本性就是无限的积累,为了积累而积累,这决定了它是一种“恶的无限性”,最终必然会失控。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无限积累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商品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唯一没有限度的东西就是货币,货币发行量可以不断增加——这就是中央银行所做的事情。当前的所谓量化宽松政策就是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但这会导致一个难题,即在这种货币供应条件下如何完成增殖。这种积累方式被称为“复式增长”(compoundgrowth),它导致指数式增长的曲线。在18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商品生产的规模比较小,复式增长没有产生严重的问题,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复式增长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并导致了很多危机。

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不断追求加速运动

  资本是由利润驱动的,并且处于相互竞争之中。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不断追求加速运动,因为只有运转得更快,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纵观资本主义技术变革的历史可以发现,大约有一半的技术变革都是为了加快资本的运转速度。这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压力,使社会也不得不加速运动。要加速生产,就要加速价值的实现,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加速呢?这就是要让人们以更快的速度去消费。马克思认为,只要能够不断创造出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和欲望,资本就可以持续积累下去。因此,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造人类的需求和欲望的历史。但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人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因此,他对资本主义不断创造新的需求和欲望这一问题并没有太多论述。

  时至今日,与生产的不断加速相一致,资本主义对人类消费需求和欲望的生产也不断加速,使消费的周期越来越短。我现在还在使用我祖母用过的刀具,它们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了,如果资本生产这些能够用120多年的东西的话,那它就崩溃了。资本必须生产一些立即报废的商品,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各种电子产品就是这样。这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巨大,比如,在多年前我刚进入学术界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出版两本以上的书,就被认为是一种浪费,因为当时严肃的学者写一本书要花20年的时间。但现在你再这么做的话,可能就会被辞退。就我个人来说,如果两年不出新书,别人可能就会以为我已经死了。时尚也是资本主义促进消费的一种方式,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时尚在资产阶级中非常重要,如今它已经大众化了。如果消费的时间可以缩短为零的话,那是资本最乐意看到的,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的确有一些消费是可以立即进行的,比如景观消费,世界杯、奥运会、大型展览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此外,媒体消费也是这种可以立即进行的消费。消费的加速是生产加速的外在表现,它们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

应该考察生产和实现之间的对立统一

  当前有很多关于消费主义的社会斗争,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应该考察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关注生产过程中的斗争;今天我们应该对价值实现过程中的斗争予以更多关注。工人可以得到更多的工资,但如果房价增长过快的话,那他们实际上还是什么也没得到。现在的普遍趋势是,资本家会在生产领域有所妥协,但在价值实现领域再把钱赚回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此视为一种次要矛盾,这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状况有关,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很多政治运动关注的都不再是生产问题,而是价值实现问题。

  如今,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不断上涨的房价。在纽约,有将近一半的人年收入不到3万美元,他们很难过上体面的生活。因为,有些东西是你必须使用的,比如手机,但电信公司会收取很高的服务费,很多费用都是你不知道如何收取的。此外还有信用卡、房价等,在这些领域都存在政治斗争。在生产领域,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而在价值实现领域,则是那些有房人和所有其他人的对立,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失业者等都可以联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阶级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是不同的,但是很多人宁愿选择相信正统,也不愿面对现实。

  现在很多社会斗争都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斗争,比如,2013年土耳其因盖齐公园遭强拆而引发的抗议运动,巴西因交通费上涨而引发的抗议运动等,这些都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斗争,而是由普通人对生活质量的不满引发的。面对这些新的社会运动形式,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政治策略,把它们与传统的劳工运动整合起来。在我看来,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斗争和价值实现斗争的结合。我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很含糊,但在巴黎公社运动发生的时候,他还是很欢迎的。巴黎公社推出了两项方案:一是颁布了禁止面包坊工人加夜班的法令,这是一个劳动问题;二是免除了占领期间的所有房租,这是一个价值实现问题。因此,这是一次工人阶级的斗争,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斗争,而是生产和实现之间的对立统一。

资本以空间扩张和生产性消费的方式来化解自身危机

  随着资本运动的螺旋上升,它必然会遇到空间上的障碍,并寻求以“空间修复”的方式来化解自身的危机。当资本在一个空间内无法实现积累和增殖时,它就会寻找另外一个空间重新开始积累。它可以选择带走自己的劳动力,也可以选择在当地重新雇佣劳动力。19世纪中期,英国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消化过剩资本的,比如贷款给阿根廷修建铁路,作为条件,阿根廷用这些钱再来购买英国的钢铁、火车、轮船等,从而消化了英国的过剩产能。这是过剩资本从一个地方流向另一个地方的经典方式,后来的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也都是这么做的。

  我们常常假设这一螺旋上升过程不会出现问题,但其实它是充满内在矛盾的,当矛盾激化的时候就会出现危机。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07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危机,这个危机最初发生在美国,但在今天这个时代,一旦美国发生了危机,全世界也会跟着陷入危机。美国的危机起源于住房市场,当时很多人借钱买房,以为房子会升值,但突然之间房地产市场崩溃了,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住房。此时,一个理智的政府应该选择帮助那些失去住房的人,但美国政府没有这么做,他们选择的是帮助金融机构,而让普通百姓破产。当人们失去自己的住房后,他们也就失去了消费能力,美国的消费品市场也就崩溃了,受此影响,那些给美国提供消费品的生产者也陷入困难,比如当时很多中国的工厂都举步维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试图通过紧缩政策走出危机,这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但紧缩政策导致的后果是劫贫济富。

  当普通人消费乏力的时候,就需要靠生产性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就采取了这种方式,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进程。中国应对危机的方式很成功,也给世界带来重大影响,那些给中国提供原材料或高端技术的国家经济恢复得都很快,如智利、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德国等。中国目前的情况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很多先例,我在《巴黎城记》中描述了19世纪巴黎重建的情况,当时拿破仑三世委任豪斯曼重建巴黎,试图借此解决失业问题。“二战”以后,美国也有很多过剩产能,它也采取了很多化解方式:一个就是打冷战,另一个是郊区城市化。中国所做的与此类似,不过规模要大得多。从2011年到2013年,在这三年里中国消耗的水泥量是65亿吨,这比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的总量还要多(45亿吨)。身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水泥用到哪里去了——到处都是水泥。

  这对环境和政治产生一些非常严重的影响。不管是19世纪60年代的巴黎,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政府都是通过发行债务的方式来融资的,现在的中国也是这样。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报率非常低,债务和GDP的比例也是全世界最高的,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偿还这些债务。中国的最大优势就是,这些债务是以人民币的形式存在的,而不是美元或欧元,否则的话中国就会出现希腊那样的后果。

  现在,资本的螺旋运动已经失控,问题是如何重新控制它。中国也有很多过剩产能,现在也在走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老路,向海外输出劳动力和过剩产能。资本的螺旋运动要求把资本带向全世界,但问题是,中国当下发生的事情其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这种扩张遭遇到极限和危机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政治立场非常明确,那就是反资本主义。我反资本主义不是由我的基因决定的,也不是因为我的奶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到35岁的时候才开始阅读马克思。我反资本主义是因为,根据当前的形势,唯一理智的立场就是反资本主义。

我们是在为那些投资的人建设城市

  当前的城市化进程非常疯狂,在土耳其、海湾国家都是如此。越来越清楚的是,我们是在为那些投资的人建设城市,而不是为那些居住的人,城市是否宜居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空地,这些土地没有投入使用,人们购买它只是为了投资,而不是居住。因为人们想把自己的钱放在政府不能夺去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喜欢进行不动产投资。这其实是一个储值和增值的过程,而不是要建设一个宜居的城市。在纽约,有很多房子建好后都没有人居住,到了晚上只有三三两两的灯光,这是理性的吗?当然不是,这是疯狂的。但很多美国人反而认为我疯了,我当然没有疯,我会对这一行为做一个理性的解释,告诉人们必须停下来,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水泥淹没掉。

  另一个问题是少数人占有大量住房,或者像迪拜那样疯狂地城市化。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因就在于我所描述的资本的运转机制。很多政府不会选择挑战资本,而是支持资本,这会让少数社会精英获得更多财富。在20072008年危机发生后,美国有600万—800万人失去了自己的住房,大量住宅闲置。一些金融机构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下这些房子,然后把他们租出去,等待市场恢复,他们可以获得15%左右的利润。在这个过程中,大量财富从美国最穷的20%的人流向了最富有的1%,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我们常说政府不该干预社会,但现在是政府不仅干预了,而且还干预错了。因此,我们必须开展社会运动来抵制这种行为。

  现在的社会运动已不再是简单的劳工运动,它们常常还关注日常生活的条件,尤其是在城市里面。马克思曾经预言,那些数量庞大的被异化和剥夺的人,最终会起来反抗,从1%的富人那里夺回财富,但马克思的预言并没有实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异化的政治活动。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我现在所做的就是让大家认识到,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移民,也不是人们的愚蠢或懒惰,而是资本主义。当然,我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一无是处,它也有进步的一面,比如我很喜欢坐高铁,你们应该也是,但我们必须解决这一疯狂的失控的螺旋。那些社会精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自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

  (受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邀请,大卫·哈维于2016616日晚在首都师范大学发表题为“资本的空间与时间”的演讲。本文为陈国战根据录音整理与翻译,参考了王行坤的现场口译。)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76日第13

发布时间:2017-02-28 23:02:00